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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九 衣着大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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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中叶，去美国旅行的欧洲人对美国人的新特点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在此以前（即十八世纪）的旅行者便已注意到，很难从谈吐说话的习惯来区分美国的社会阶级；同时也注意到，即使在美国南方，主人和仆人讲话的口音也很相似，这与英国的情况迥然不同。而现在，他们又注意到，美国人的衣着相似得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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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想从一个人的衣着看出他是属于哪一个社会阶级要比英国难得多。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英国驻波士顿的领事托马斯·科莱奇·格拉顿就对美国人的平等很不以为然。他说，他发现当仆人的少女“深受美国衣着过分考究这种坏毛病的影响，她们走在大街上，人们很难把她们同她们的主人区分开来。”匈牙利的政治家弗朗西斯·普尔斯基一八五二年在美国旅行，就看不见旧世界那种衣着上的千差万别。在欧洲，“农村姑娘用色彩炫丽得带几分俗气的绸带结扎她们的长发，穿颜色鲜艳的紧身衣和打了许多褶的衬裙；匈牙利农民穿白色亚麻衬衫和庄重的羊皮服装；斯洛伐克人穿十分紧身的上衣，配有金光闪闪的钮扣；农场主穿高筒靴子和匈式大衣；老年妇女戴样式古老的黑花边富有民族色彩的帽子；只有年轻妇女才戴法国无边小圆软帽，穿摩登的时装。”他悲叹说，在纽约，“没有富有特色的服装来标志人们的不同社会等级，而在东欧，古老国家不同职业人们的服装和生活习惯会立刻给外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难怪一八五三年至一八五四年，势利眼的英国商人W·E·巴克斯特用英国标准衡量，觉得普通美国工人穿得实在过分讲究，而对此大为恼火。他说：“你在火车车厢里，在汽船的甲板上，都可以见到身穿高级花呢服装和白背心的人们，仿佛是去参加一次舞会；你还可以看到普通工人穿着华丽发光的黑色衣服，而干的却是最脏的工作……农民是唯一穿粗布衣服的阶级……这里的老百姓应该懂得，衣着的选择应当实用而不是为了炫耀；破旧的花呢服装是最难看的；而穿的衣服同自己的收入和职业不相称乃是没有教养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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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十九世纪末，美国人衣着的大众化在外国人看来就更令人惊讶了，因为这时候衣着成了形成共同体的工具，也是把移民引进新生活的手段。这些人的祖先习惯于穿农民的破旧服装，或习惯于带工匠的皮革围裙。可是，现在他们可以通过衣着的大众化来表明他们同别人没有多大差别，同别人一样好。正如欧洲一句古老谚语所说，“人靠衣来装。”而新世界新的衣着方式是有助于塑造新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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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二十世纪，美国人大概是工业国中衣着最好的，也许还是衣着最均匀的民族。如果没有缝纫机，这一切的出现是很难设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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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缝纫机就象零配件互换通用系统一样，并非美国人首先设想出来的。早在一七七○年，英国的托马斯·圣就已经取得缝制皮革机器的专利。一八三○年，一位旱有造缝纫机念头名叫巴特勒米·蒂莫尼埃的法国裁缝，就造出了一台效率良好的缝纫机，并取得了专利。当他的八十台缝纫机为法国陆军缝制军服时，巴黎的裁缝大感不安，觉得这威胁到他们的职业，于是他们便把这些缝纫机给砸了，并把蒂莫尼埃赶出了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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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美国，缝纫机发明家也很多，其中最早的大概要算沃尔特·亨特。此人是一位纯粹的发明家，一心扑在发明上，而对利用发明成果这件乏味的工作却不胜其烦，结果，他的那分天才并未能使他名垂青史。他的创造发明不计其数，有亚麻纺纱机、磨刀机、捻线机、烧硬煤的火炉（有人说是他第一个发明的）、制钉机、扫冰机、早期脚踏车、左轮手枪、连射步枪、金属弹药筒、圆锥形子弹、蜡烛、扫街机、台灯、纸领子……等等。亨特有一位朋友，是制图员，经常为他的各项专利申请书绘图；据这位制图员说，亨特有一次迅速地设计出一种可以取得专利的安全别针，想用它换取金钱来偿还十五美元的债务。亨特只用三个小时就想出了方案，并用一截旧铁丝制成了样品，随后以四百美元的代价把专利权卖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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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亨特在纽约市阿莫斯街他的工作间里，就已经制造出几台实际上可以用来缝纫的机器。当然，这几台机器还相当原始，只能缝直线，而且每缝几英寸还要把布料重新摆正，但是，它们却具有后来使其他人发大财的缝纫机的基本特点。亨特所提出的具有革命意义的新设想，乃是以一枚针头上有针眼的针穿上面线用震动的曲柄来带动，再用一个来回摆动的摆梭带动底线，形成两线交错的针脚。这是一个伟大的、富有想象力的创见，它把缝纫机发明家们从单纯地模仿女缝工的手的设想中解放出来。然而，亨特虽有这么好的主意，却没有利用这主意来赚钱的资金和组织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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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特没有做到的，其他人却做到了。缝纫机是很赚钱的买卖，它使大批发明家、未来的发明家、律师、企业的创办人、推销员和商人等都发财致富。而在一八五○年左右达到高潮的缝纫机争霸战中的两名大亨则是小伊莱亚斯·豪和艾萨克·梅里特·辛格。他们争夺的不单单是金钱，还有“缝纫机主要发明者”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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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莱亚斯·豪生于一八一九年，是马萨诸塞州一位农场主的儿子。他二十岁的时候，在波士顿一家科学仪器制造厂当临时机修工。当时，有一位顾客刻苦钻研，力图改进其针织机，这一情况引起了他的强烈兴趣。几年之后，为了养活妻子和三个孩子，他绞尽脑汁千方百计想通过某种途径来增加每周九美元的工资收入，于是便决定以缝纫机为生财之道。开始时，他曾多次失败，一八四四年，他不约而同地也想出这个主意，即用一枚有针眼的针带面线，一只摆梭带底线，原理同织布机差不多。一八四五年四月，他用这台机器缝住了一道日子。一八四六年，他获得了专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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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说服公众，使人们相信他的机器确实顶用，豪把他的机器运到波士顿的昆西厅成衣工场，他本人就坐在这台机器面前，表示不论是谁拿来的任何缝纫活儿他都干。他表演了两个星期，使所有来访者都目瞪口呆，因为他的机器每分钟可缝二百五十针，相当于手缝的七倍。嗣后，他向五名缝纫速度最快的女缝工提出挑战，让她们同机器比赛。他请了一位有经验的裁缝当裁判，结果裁判宣布豪得胜，而且还指出“机器缝的活最匀整、最牢固”。即使看了这些表演，人们还未信服到要去购买豪制造的缝纫机。有些人之反对使用缝纫机，乃是因为这种机器还不够完善，不能完全替代手工来缝制整套衣服：另外一些人反对则是担心用了缝纫机会使男女裁缝失业。而且大家都对缝纫机的价格望而生畏，当时每台机器价值三百美元。于是豪遂决定转而去英国市场试销。豪的兄弟阿马萨带着缝纫机到了伦敦，引起了一位精明的女装胸衣制造商的兴趣。他以低廉的价格购买了缝纫机在英国销售的权利，然后说服伊莱亚斯·豪来伦敦改造其缝纫机，使之适应制作女装胸衣的需要。豪苦干了八个月，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可是他的老板（此人确实是狄更斯笔下描写的那种坏蛋）却把他解雇了。豪还经受了妻子亡故的巨大悲痛；（他穷困潦倒，连参加妻子葬礼的衣服都是借的！）与此同时，由于船在科德角失事，他又损失了自己的全部家当。一八四九年，豪回到纽约时已是身无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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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豪离开美国的期间，缝纫机已经成为人们所喜爱的珍品。一台缝纫机在纽约州西部进行了巡迴展览，展览的广告说，“杨基缝纫机，使你大开眼界！”展览的门票每张十二点五美分。妇女们还把缝纫机缝合的样品带回家给她们的朋友看。一些与豪素不相识的人们在大量制造和销售缝纫机，这些缝纫机的许多使用特点同豪取得专利权的缝纫机是一样的。豪决心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于是写信给英国要回了自己原来那台缝纫机，以及他业已典当了的专利局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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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向那些侵犯了他的专利权的人发出警告，提出要他们付专利费来购买许可证。那些人全都表示同意，只有一个反对，但是这个人又把其他人组织起来；于是豪不得不去法院打官司。为此，豪就需要钱，他东奔西跑，最后从马萨诸塞州的一位律师那里借到了钱来打这场侵犯专利权的官司，而且还是用豪父亲的农场作为借款的抵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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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准备就绪，十九世纪工业方面的一场决定性争讼就要展开。这场争讼可以说是很有典型意义的，因为后来同样的情况不断重现，涉及的都是同一类型人物：相互竞争的“最早的发明家”和从中渔利的律师。这种富有戏剧性的斗争导致了大批量生产的产品出现，从而终于形成了一个新的消费共同体。附带的是，缝纫机的发明家们在法庭上旷日持久而引人注目的斗争，实有助于充实那些大量发行的新报刊的版面；而在法庭上就缝纫机新的突出性能展开的公开辩论，也激起了广大消费者对缝纫机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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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的对头，艾萨克·梅里特·辛格也具有发明家的才干，但是他更目光敏锐，长于销售术，这就使他成为与豪完全不同类型的人物。辛格是一个水磨匠的儿子，在纽约州北部长大。他年轻时就获得了一种岩石钻孔机和一种雕刻机的专利；但他同时也是一名演员兼剧场经理。一八五○年，他有一次偶然见到一台缝纫机，就决心对它加以改进，使之具有更多种的功能。根据辛格本人的自述，他废寝忘膻地苦干了十一个昼夜，终于制出了一台经过改进的样机。他立即开始制造和销售——并且更重要的是大力宣传推广——这种机器。辛格的缝纫机至少在一个方面超过了豪的缝纫机，那就是前者能够连续不断地缝纫。然而，辛格成功的主要原因还在于他具有宣传和组织的天才，以及他向数百万消费者推销缝纫机的决心和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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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格声称，豪实际上并不是缝纫机的发明家，所以，他拒绝向豪支付专利权费。辛格在法庭上力图证明，早在豪于一八四六年取得专利权之前十四年，沃尔特·亨特实际上已经造成一台能够进行缝纫的缝纫机；而豪的机器只不过是亨特机器的仿制品而已。辛格和他的律师们经过长时间的寻找，居然找到了沃尔特·亨特的住处，并且最终在一个阁楼上发现了亨特早年的缝纫机的某些部件。辛格与豪花费了大笔金钱，打了三年官司，在一八五四年，法院判决豪胜诉。法院认为，尽管亨特研制缝纫机的路子是对的，但他从未为他的发明取得过专利权，也从未造出过一台可以使用并供出售的缝纫机。“公众使用缝纫机所得到的全部好处，都应归功于豪先生。”豪从此时来运转：他从辛格那里得到了一万五千美元；而且，此后美国每造一台缝纫机，他可获取二十五美元的专利权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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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好景不长。另外一些人在缝纫机上也有发明，迫使豪不得不妥协。为使自己的缝纫机能在市场竞争中继续畅销，他只好采用别人的专利来改进自己的机器。不久，另外有三家大的缝纫机制造商，每家都掌握某些重要部件的专利，也在法院相互告起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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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上述这些纠纷，以及另外一些把六、七家大缝纫机制造商都牵连进去的涉及面更广的官司，结果在一八五六年出现了缝纫机制造业大联合。这方面专利权的各个所有者都将其在缝纫机主要部件上的专利集中到一起，形成一笔总的专利权费，再由各专利权所有者分享。在签字前，豪又坚持至少要有二十四家缝纫机制造商参加进来。豪本人可从每一台具有美国国内销售许可证的缝纫机上得到五美元，每台出口的缝纫机则可得一美元，这样他一共得到大约二百万美元。许多愿意支付这笔昂贵的专利权费的制造商都参加这场竞赛，竞相制造和销售缝纫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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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八七一年之前仅仅二十年，缝纫机还是一种珍奇物品，拿在集市上展出，看一看得付十二点五美分的门票钱：然而到了一八七一年，缝纫机的年产量竞一跃而达七十万台；其质量也不断提高。在十九世纪末之前，大约有八千项关于缝纫机及其附件的专利。美国的制造商把缝纫机运往世界各地，竞相争夺市场，从而为建立一个新的、世界性的消费社会作出了贡献。I.M.辛格公司宣称，到一八七九年时，每销售四台缝纫机当中就有三台是辛格公司制造的。一八八○年，辛格公司的一本小册子大言不惭地题为：《天才的报酬》，副题是《缝纫机的故事》；该小册子扬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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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行于世界各大洋的轮船都载有辛格牌缝纫机；在文明人类足迹走过的每一条道路上，缝纫机——这位全球性姐妹大家庭不知疲倦的伙伴都向大家伸出援助之手。不论是德国健壮的主妇，还是日本纤弱的少女，她们都懂得缝纫机欢乐的音调；它的歌声清晰，响亮，不管是长着亚麻色头发的俄罗斯农村姑娘，还是黑眼睛的墨西哥小姐，都一听就能接受。不论是在白雪皑皑的加拿大，还是在一望无际的巴拉圭大草原，它的歌声都无需翻译就能理解；印度的大妈和芝加哥的女郎今夜缝出的都是一样的针脚：皮肤白晢的爱尔兰姑娘那双不知疲倦的双脚，和对外界了解不多的黄皮肤中国姑娘所踩动的都是同样的缝纫机踏板。就这样，美国的机器、美国的智慧、美国的金钱使全世界的妇女部成为相亲相爱的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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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原来设想新发明的缝纫机会减轻繁重的劳动。一八六○年《高迪妇女读物》曾经欣喜万分地指出：”过去慈善机构未能做到的，过去宗教、诗人、演说家和理论家想做而没有做到的……现在都由——缝纫机做到了。”然而，并没有什么证据证明缝纫机使女缝工的生活轻松了许多，或使家庭妇女实际上花在缝纫上的时间减少了。一八六七年，詹姆斯·帕顿在《大西洋月刊》上写道：“试问有哪一位妇女能够说，缝纫机的出现使她在时间和精力上的负担比过去轻了？……一旦可爱的妇女发现她缝十个针脚只需过去缝一个针脚的时间，她就会发狂似地在每一件衣服上比过去多缝十倍的针脚。”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衣服款式发生了变化。正如木雕机器的改进使人们生产出更为华美的家具一样，这时，缝纫机也生产出精致的打褶的罩裙，而这亦是显示缝纫花样、精细加工的机会。同时，缝纫机许多配件的作用也发挥出来，诸如：翻边装置、平缝装置、滚边装置、缝褶装置、打裥装置、抽褶装置、蓬松装置、镶边装置、缩缝装置、抽丝透花刺绣装置，甚至还有擅长“模仿肯辛顿手工缝纫的漂亮的机器刺绣”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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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纫机带来的变化不仅是跟审美观或者人之常情有关。在美国，缝纫机更有助于改变衣着的社会含意：从来没有象现在那样有这么多人能够穿着他们合意的衣服，并且穿得象生活最优裕的男男女女一样。帕顿指出：“终日劳碌的劳动者可以穿得同百万富翁一样好，做工的姑娘也可以毫无顾忌地满足自己爱好打扮的妇女本性，他们之所以能这样做原因之一应归功于缝纫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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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后半叶，美国经历了一场衣着革命，其意义恐怕要比自现代纺织技术诞生以来的任何其它各次革命意义要深远。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他一七九一年写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说，五分之四的美国人所穿的衣服都是自己家里做的；只有富人才能清得起裁缝。最初，裁缝是在农村各地流动，由顾客提供衣料他们做，后来，他们终于在城市里安顿了下来。成衣工业是十九世纪初叶才开始发展起来的。最初只有最便宜的衣服才能在商店里买到。例如，马萨诸塞州新贝德福德商店里卖的是海员穿的衣服，因为海员远航回来需要马上买衣服，或者是急着准备再出海航行。海员把这些从商店里买来的衣服放在他们的贮物箱里面，这种衣服一般称为“水手衫裤”（“Slop chests”，这个词是借用挪威语里的一个字，系指水手穿的宽大的罩衫或肥大的马裤）。海员把买来的衣服称为“水手服”，而卖这种衣服的商店则叫“水手服店”。“水手服”后来成为成衣的同义饲。南方的黑奴也需要廉价的成衣；此外，西部新兴城镇也需要成衣，因为新来的矿工没有家卷，无人替他们做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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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在欧洲各地都有一些更新下来供销售的旧衣服仓库。然而进入十九世纪很久后，几乎唯一供销售的成衣也只有旧衣服。在成衣工业大规模兴起之前，在用机器制造纺织品使其价格降低之前，富人定做的衣服穿旧了就卖给穷人穿，这是穷人成衣的主要来源。英国经济学家纳索·西尼尔在一八三六年写道：“在英国，穷人穿的衣服大部分是比他们地位高的人穿过的。”西尼尔并根据这一事实来提出一整套消费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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