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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二十一 统计学的目标：知道你的尺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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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统计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并非作为一种学术专业而兴起的，民主的一个副产品是统计学空前广泛的传播。二十世纪，在公众的头脑里产生了一种新的“数字意识”。美国人通过各种方式问：“多少”？“多大”？投票箱和人口普查不过是这些方式中的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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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展和加强这种“数字意识”的过程中，起最主要作用的莫过于美国的工业和美国的生活水平了。大工厂面临着日益增长的压力，要为所有的人生产所有各种商品，这使得美国人在日常生活中以千百种方式运用统计学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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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谁都看得出来的例子就是衣着大众化。前文已经提过，成衣工业的兴起使美国服装业的中心从家庭转向工厂。统计学一个新分支的发展为这个转变提供了条件。“人体测量学”（这是十九世纪中叶之前不久才出现在英文里的一个词）就是测量人的尺寸，以期找出那些最常反复出现的尺寸并确定由于年龄、阶层和种族的不同而造成的人体各部分比例的差异。一直到十九世纪中叶，人们普遍认为，每个人躯体的尺寸同另外任何一个人的尺寸都大不相同，这在当时是一种常识，而“每个灵魂部有自己的独特之处”这种宗教观点使人们对上述常识更加坚信不移。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大批量制造适合不同人穿的服装就会变得徒劳无益。一个人若想有一身合体的衣服，他要么自己动手，要么雇一个裁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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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战争促使人们突然需要大量的制服，同时也提供了人体一般尺寸的大量新资料。于是，人们发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某些配套的尺寸经常重复出现，并且有一定的规律。如果一个男人的腰围是三十八英寸，袖长三十四英寸，那么，他的肩宽十有八、九是某一固定的数字。由于这个简单的发现，为大量人口制造合体的衣服就成为可能了。这个发现虽然很简单，它对成衣工业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没有它，商店要得到能满足顾客需要的存货是根本不可能的。南北战争结束时，服装制造商们就开始利用这些常见尺寸为一个规模空前的市场提供大批成衣了。这一市场包括：成千上万退伍军人：蜂拥而至的新移民；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的城市（诸如：芝加时、奥马哈和丹佛）的居民们；还有许许多多新建工厂的工人。甚至美国的中产阶级也第一次可以在商店里买到现成的既漂亮又合身的衣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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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有关人体尺寸的资料越来越丰富，并且越来越为广大群众所了解。一八八○年，丹尼尔·爱德华·瑞安出版了一本划时代的重要书籍——《成长中的人体的比例：青少年成长时期各个年龄和各种身材的人体尺寸大全》。瑞安终于为人们提供了使男人、男孩和青少年成衣尺寸标准化的科学性指导。瑞安的体系包括一些实用图表，他可以根据人体周线和体高的统计数字推算出人体其它各个部分的比例尺寸来。到一八八九年，弗朗兹·博亚斯教授已经在克拉克大学开设人体测量学和人体统计学课程了。这些有关人体成长的统计数字在其它许多方面也很有用（例如，学校的桌椅就可以设计得更合理些），同时，还为一门正在蓬勃发展的新科学——教育心理学——提供了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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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二十世纪初，人们有史以来首次可以走进一家服装店，说明他是“四十二号”，然后穿上一件上衣，只需稍加修改，或根本不要任何修改，就可以使最爱挑剔的人也感到满意。人们开始知道自己属于某一个“尺寸”，鞋子、衬衣、长裤和帽子都有一定的尺寸——这是美国人进入统计社会的另一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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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想制造能满足顾客需要的标准化产品，就要有标准化的度量衡单位。现在，一提到一分钟、一英尺或一加仑，我们不加思索就知道是什么意思，竞至于忘记了这些简单的单位是在多久之前才被赋予明确定义的。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一八八七年曾经说过：“我们通常使用的度量衡制既混乱，又不科学，有时还明显地互相矛盾，以至于即使想简略地记录下来也难免错误百出。”举例而言，直到一八九二年，美国的“加仑”还有八种不同的“官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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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度量衡标准自由化”的毛病是，任何一个制造商都可能使用任何一种定义来满足他当时作广告的需要。在新的工业领域里，这种情况惹起了更多的麻烦。一九○○年，美国电气工程师协会的主席抱怨说，英国光学测量标准一点都不明确（美国度量衡局在海岸和大地普查中刚刚采用了英国的标准），因而美国的科学实验室采用了比较精确的德国标准。与此同时，电灯工业对英国和德国标准都不满意，结果不得不采用自己的一套标准。于是，一只电压为四十五伏、电流为十安培的电灯泡在广告中被说成是“二千烛光”，而如果使用英国或德国标准，同样一只灯泡实际上只有四百至五百烛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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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这种混乱状态，建筑业感到很难估算成本或遵守施工进度。一位专家一八九六年在《科学美国人》月刊中撰文写道：“一位慎重的承建商不得不比工程实际需要多订购百分之二十的材料，以应付不稳定的质量和粗糙的标准所造成的问题。到一九○○年，美国人已经完全可以生产各种工业用度量衡器具了，但他们还是常常把这些器具送到英国、更多的还是送到德国去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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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这种混乱的明显原因是美国幅员辽阔而多样化，工业发展迅速和令人目眩的变化。而混乱之所以能够长久持续，则是出于美国联邦制的政体，特别是由于在一般人观念里，警察权力和日常管理工作属于各州的神圣职权范围。但是，宪法第一条第八款规定国会有权””确定度量衡的标准”（同条同款还规定国会有权“征收直接税、关税、输入税和货物税”以及“铸造货币，厘定本国货币和外国钱币的价值”）。到了最后制订全国统一的度量衡标准时，为了保护州权，还不得不转弯抹角他说明这一措施的正确性，说是为了遵守宪法关于铸造货币以及“一切关税、输入税和货物税应全国统一”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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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世纪以来，国会通过各种办法力图建立一个充分统一的度量衡制度，同时又不至于冒犯州权或损害实业家的独立性。杰斐逊、麦迪逊和约翰·昆西·亚当斯都曾提出过建议，但是国会生怕联邦权力过大，因而没有接受。一八二八年，国会通过以英国一七五八年的金衡制英镑作为美国铸造货币的标准。前财政部长艾伯特·加勒廷在一八二七年担任驻英国公使时得到一个旧的金衡制英镑的黄铜复制品，并把它存放在费城铸造厂厂长处。随后又把复制品提供给所有铸造厂，作为一个金镑的重量依据。但是，一八三四年英国议会大厦遭受火灾，英国的原型件被焚毁，结果，不得不依据英国的常衡制英镑来间接确定费城黄铜镑的重量了。正如查尔斯·皮尔斯（一位多营博能但性格乖僻的哲学家，注定要成为美国实用主义的玄学家头头）担任度量衡办公室主任时于一八八四年所说的，以金衡制英镑作为精确重量的标准并不合适。他解释道，由于从来没有在真空条件下称过金衡制英镑的真正重量，而美国政府又没有能在真空中称重的设备，因此，美国镑的重量是“未知数”。然而，由于没有更好的标准，这种重量不确定的“镑”仍旧是美国造市的标准，并一直采用到一九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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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有人抱怨各口岸征收的关税不统一，于是，在财政部里 面设立了一个联邦度量衡局。海岸普查工作的第一任领导、刚从瑞士来到美国的移民费迪南德·鲁道夫·哈斯勒发现，没有任何两个海关使用的磅或蒲式耳的重量是一样的。所造成的结果当然是海关关税不统一。大约在一八三○年之后，哈斯勒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想建立统一的标准。但是由于国会仍然害怕联邦权力过大，哈斯勒不得不分别劝说各个州逐一采纳他的建议，企图通过这种办法达到目的。这与其说是一项科学事业，不如说是一项政治交易，因而工作进展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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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九八年美西战争之后，美国投身于世界政治。在此之前的十年里，美国制成品出口量几乎翻了一番。这个国家在世界贸易中跃居领导地位之后，就很难再拖着不建立统一的美国度量衡标准了。全世界的买主都希望美国产品的质量有保证。莱曼·盖奇领导了一场要求建立一个全国性标准化实验室的新运动。他是芝加哥一位自我奋斗取得成功的商人，担任过一八九三年芝加哥世界哥伦比亚博览会理事会的主席，以后作为威廉·麦金利总统的财政部长，曾拨款资助美西战争。一九○○年，盖奇规劝国会说，国家已不能再依靠别人来确定自己的标准了。美国制造商们急需一次全国性的行动来保证他们的产品达到“必要的统一性和精确性”。国会于一九○一年采纳了盖奇部长的建议，只是把盖奇的意思更为明确的“国家标准化局”改成“国家标准局”。一九○○年给原度量衡局的总拨款是九千四百一十美元。在国会就那项议案进行辩论时，一些议员对新局局长的年薪定为六千美元提出反对意见，说这几乎和财政部长本人的年薪一样高了。盖奇部长颇有见地地回答他们说：“几乎所有的人都可以当财政部长……但是要当这样一个局的局长则需要一个水平很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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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华盛顿来创建国家标准局的这个“水平很高的人”没有辜负盖奇部长的期望。塞缨尔·韦斯利·斯特拉顿是伊利诺伊州一个农民的儿子，靠半工半读在伊利诺伊大学毕业，以后又在那里开设了一门电子学新课程。一八九二年他转到新成立的芝加哥大学，和艾伯特·米切尔森一起从事光速实验，直到美西战争爆发，他参加了海军。应盖奇的要求，斯特拉顿在几乎一无所有的情况下一手起草了关于设立新局的议案，据一位目击者说，他所作的说明和论证使国会委员会的委员们全都“着了述”。作为第一任局长，他配备了各种装置，招聘了一批热心于研究和实验的优秀科学工作者。不到二十年，他使这个局在美国工业活动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九○三年，该局从财政部转归商务部，这就充分说明了它的新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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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拉顿一九二三年离开国家标准局的时候，美国已在检验、度量衡和标准化方面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国家标准局率先对各种材料进行试验；它为新的电业界制定了标准，其中包括公用事业这一庞杂和富于争论性的领域；它还研制了新的精密技术来计量光和气。该局编写的小册子向广大消费者普及关于家用材料和器具质量的知识。托马斯·爱迪生一九一九年指出，“通常，有关无线电通讯的书里充满了数学概念，读起来让人茫然不知所云。”但是，国家标准局出版的关于无线电的印刷品却是他所读过的“有关这个题目的最出色的书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家标准局试验了皮革、纸张和纺织品的代用品，还协助研制了水泥船。战时的需求为该局劝说制造商们实行标准化助了一臂之力，战后，该局又领导了一次“标准化的圣战”，成为商务部长赫伯特·胡佛反浪费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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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的年月里，在每一次全国性的危机中，国家标准局部起着重要的、而且往往是独特的作用。大萧条时期，国家标准局审查了全国（工业）复兴总署关于公布竞争和消费者标准的“规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探索节约石油的途径，并参加研制人造橡胶和其它稀有材料的代用品。在探索核能以及制造原子弹的过程中，国家标准局对铀进行了关键性的研究，研制了一种新型引爆装置，成为这整个庞大事业得以成功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在太空探索方面，国家标准局也在诸多方面提供了帮助，它研制并改进了各种仪器，以便在未知的新领域和在前所未有的极温条件下进行检验和测量。到一九七○年，位于首都边缘的国家标准局成了一个占地七十英亩大的中心，人们每遇有关数量以及用数量确定质量的问题，都要到这里来求助。在这里，度量衡的高级大师们不遗余力地巩固国民对数字语汇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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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二十二 决不比所需的性能好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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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美国生产体制，即美国人在十九世纪中叶发展起来的“通用制”或“零部件可互换的体制”。它起源于一个宏大而又简单的组织概念，而这个概念又为美国人其后的机遇开辟了道路。这个体制当初形成时，目的是要在缺少大批技术精湛的制枪匠的情况下大量生产枪支。因此，可以说是把新世界的局限性这件坏事转化成了一件好事。一个世纪之后，到了二十世纪中叶，新的统计学又为另一个典型的美国生产体制的形成提供了条件。美国人几乎没有意识到革命已经发生，但是革命确实正在进行，象征着从量的角度处理生活问题所碰到的风险与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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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美国生产体制是根据对制成品“质量”的新认识建立起来的。例如，一八三○年，一位苏格兰工程师在检查费城的鲍德温机车厂之后说，”比起英国制造的机车来，这个厂所造的外部零件，如连杆、曲柄、框架和轮子部很粗糙，但是机车的有些部件，如汽缸、活塞、阀门、轴颈和滑板，则精度非常高，而这些部件的良好配合和优秀工艺对于机器的正常运转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有些来参观的专家却认为，即使“最好”的美国机器也只能说是“最终加工还算过得去。在国内，我们会把它们称为二等机器。”他们的所见所闻更使他们坚信，技术熟练的手工操作对机制产品的最终加工是决不可少的。换句话说，他们预言，从长远角度看，美国的那种旨在让机器包揽一切的互换通用体制是不会成功的，因为产品质量必定不高。但是，美国人所说的“质量”有其新的含义。功效代替了完美。美国人是以其功效来评价一台机器、一支枪、一把锁或一个钟的，他们把最好的英国造机器上那些锦上添花的东西（诸如：刻有凹槽的圆柱、装饰性的圆拱、支柱、花体字及涡形镶饰等等）全部视作白费气力。比较有眼力的外国工程师认可了美国人的所做所为。曼彻斯特著名的机床制造商詹姆斯·内史密斯参观塞缪尔·科尔特的手枪制造厂后作了如下的评论：”美国的机床都有一种直截了当抓住要害的特点，而这在人们心目中却是理所当然的事。我对此具有很深刻的印象。所有的东西都大大地简化了，机器被赋予一种几乎象教友会教徒那样刻板的形式，没有装饰，边边角角并不磨掉或打光；但产品必须精密、准确和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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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早期，美国那种初期生产体制已经清楚地显示出对节约的关注，这也是二十世纪后期美国生产体制的特色。第一个美国生产体制旨在使产品恰能满足工作要求。那种没有效用的美学以及仅仅是传统性的装饰在美国生产体制中是没有用武之地的。对美国人来说，一台高质量的机器是指能够有效运转的机器，而不是指磨得光彩夺目和布满装饰的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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