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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二十七 从“顽皮”到“行为越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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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十九世纪末期,美国社会才开始普遍把“儿童”视为一个应当并且必须得到特殊对待的特殊社会群体。在近代大部分时期内,“童年”这个词的社会及心理含义是模糊不清的;从实际意义上讲,儿童只是未长大的成年人而已。直到“儿童”人数降到不足美国人口总数的一半,人们才改变了对儿童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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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美国人健康水平的提高和寿命的延长,二十岁以下的美国人的绝对数字从一八六○年的一千七百万增至一九三○年的四千七百六十万,但同时,这些最年轻的人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却从一八六○年的百分之五十一降到一九○○年的百分之四十三,一九三○年又降到百分之三十八。正如罗伯特·市伦纳所说,“儿童”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从超过一半降到三分之一左右,这使他们“变得比较引人注目,而且他们的特殊需要也比较容易得到承认。这样,年轻人也变得更加具有自我意识,相互间也更容易产生认同感,更要求社会把他们作为总人口中一个独立的类型加以注意。”作为社会群众的儿童要求社会给以特殊注意,其原因只是由于他们成了人口中的少数。与此同时,其它种种力量也出了一臂之力,赋予“儿童”以新的现实性。各式各样的人道主义运动——改革监狱,改善奴隶生活状况,帮助罪犯获得新生(詹姆斯·奥格尔索普将军和佐治亚的创建者们也投身于这个运动)等等,都在独立革命之后加强了势头。十九世纪初,多萝西娅·迪克斯等人致力于以人道主义对待精神病患者、盲人和聋哑人。与此同时,有些人则想方设法把救济院中的孤儿转送到专门根据他们应享受的福利和教育而筹办起来的机构。费城和纽约为聋哑儿童建立了专设的收容院。一八二五年,纽约建了一所“庇护所”,这是美国第一所主要为少年罪犯而设的机构,随后其它一些地方也纷起仿效。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美国有了照顾贫苦移民儿童的机构;一八五五年,费城儿童医院成立了,这很可能是美国第一家专为儿童治病的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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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养院”(reform school)是个美国创用语,意味着一种对待年轻罪犯的特殊方式,这个创用语于一八五九年纳入美国语言,从此便出现了犯罪学的一个新分支、一种新的体制和大量描写“少年犯罪”的文学新体裁。一八九九年,伊刊诺伊州制定了美国第一部“少年法庭”法(这又是一种美国独有的事物),及至一九一二年,已有二十二个州成立了少年法庭。一九○九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召集白宫会议,讨论如何照顾受赡养及被忽视的儿童,这是第一次讨论此类问题的白宫会议。一九一二年,商务及劳工部下面设立了儿童事务局,负责“调查和报告有关儿童福利及生活的一切事项”。虽然有关童工的联邦立法被裁为违宪(哈默对达根哈特诉讼案),但各州却制定了大量此类法律。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把儿童看作一个有着自己的特殊需求和利益的特殊社会群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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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些人道主义运动把注意力集中在穷孩子、少年犯和成年罪犯身上的同时,另一种植根于深奥哲学的“儿童问题研究运动”的成果已经呈现于数以千计的学校教室和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家庭中了。这个运动的发起人是G.斯坦利·霍尔,此人称得上是牧师、预言家、诗人和实验科学家的奇妙结合。他生于马萨诸塞州西部的一个农场,父亲是严厉、专断的公理会教士,决心把儿子塑造成和自己一样的人。为了将来当教士,斯坦利上了威廉斯学院。他和那些学习文学的同班同学们组成了一个团体,以便一道修身养性,正如他对父母所说的那样,“读神的语言、茶点、吸烟、饮酒、粗鲁的举止,都在严禁之列。”毕业后,霍尔在纽约市联邦神学院学习了一个短时期,课程包括向“堕落”的妇女们传教,这使他了解到这座大城市的大量罪恶现象,他说,在传教过程中,他看到一些丑恶现象,比如“污秽的把戏”,这是一种“舞剧”,演出时一百位衣着很少的女演员首次出现在美国舞台上。霍尔第二次看了这种表演后,诚心诚意地告诉父母,他“这次坐得很近,禁不住产生厌恶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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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霍尔的兴趣从神学和哲学转向了心理学,这时亨利. 沃德·比彻把他介绍给一位纽约富商,这位商人送他五百美元,资助他去德国学习一年。霍尔于一八六九年到达柏林,发现德国哲学界正盛行新黑格尔学派思潮,而他则对科学研究发生了兴趣;他观摩外科手术,并且亲自动手解剖人体。回到美国后,他先在安蒂奥克学院任教一段短时间,不久便转到哈佛大学,在那里结识了刚刚开始教授生理心理学的威廉·詹姆斯。霍尔第二次在德国学习期间,转向了迷人的新学科——实验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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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八三年,霍尔在新成立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当上了心理学教授。出于妒忌,他先后拒绝约翰·杜威和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来这所大学任教,甚至连热情、宽容的威廉。詹姆斯都对他产生了敌意。一八八九年,霍尔离开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到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创建克拉克大学,专门探索科学新领域。他决心使克拉克大学成为心理学这门新学科的研究以及探索心理学对教育所起作用的主要阵地。在这里,霍尔对美国未来两股最强大的潮流——心理学(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大众化新学科)和教育(一种新的大众化宗教),显示出不可思议的预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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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的所见所闻使霍尔认识到,教育改革可能是美国规模宏大的精神改革的关键。他看到,在艰苦的拿破仑战争之后,经过改革的教育制度如何促进了新德意志的建成。或许,教育将成为新的美国式宗教,霍尔则将成为这种宗教的一名教士。果真如此,这个新宗教的神学将是具有科学性的。心理学同时作为科学信仰和宗教科学,就可以改变美国风气,重新确定美国的道德规范,刚刚开始发展起来的各个学派——实验心理学、生理心理学、行为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等——将提出多不胜数的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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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提出的新科学信仰具有某种带感染力的民主性质。基督教依靠传播福音的牧师和权威的圣经,让人们信仰上帝父亲般的权威和仁慈。然而;心理学——按照霍尔的说法——不把人们交给什么崇高权威(也许只有心理学这这个权威不在此例)。心理学的圣经就是经验,它使人们得以自己支配自己。你想知道人应当怎样行事吗?那就得率先去发现人究竟是什么。《十诫》开篇即告诫人们不得做这做那,心理学开宗明义的问题则是:“人是什么?他怎样行事?”心理学把“人是什么”和“人应当怎样行事”结合了起来,成为最民主的科学;它之所以最民主,是因为它没有把关于人类行为的所有问题委之于崇高权威或传统经典,而是用人的行为准则判断这些问题。心理学家作为这一新福音的教长,只是帮助人们发现自己的真实面目以及自己实际上是如何行事的。过去,路德和新教教士们致力于把人们从教士和罗马教皇的权威之下解放出来,如今心理学家则努力帮助人们摆脱恐惧、各种禁忌和专断的新教道德的清规戒律。他们要以准则取代道德的条条框框。G. 斯坦利·霍尔力图使道德民主化,从而预示出未来将出现的新机会和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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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研究”(霍尔是这门学科的倡导者,乍看上去是一个单纯、鲜明的课题。在美国的各类机构中,灵活性最大的难道不是学校吗?假如要使道德规范民主化,岂不当然要从学校入手?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正如历史学者劳伦斯·克雷明所说),霍尔及其追随者将在美国教育领域完成一场新的“哥白尼地动说革命”教育世界的中心将从“课题”和教师转向学童。霍尔解释说,在此之前,教育一直是以学校为中心(即一切围绕着学校及其要求),如今必须改变为以儿童为中心(即一切围绕着儿童及其需求和愿望)。在发动这场革命前,心理学家必须首先搞清儿童自己的想法、感受和愿望。霍尔在《儿童的想法》这部开拓性研究著作(一八八三年)中,试图搞清儿童知道的是什么、不知道的又是什么(而对后者的研究还是破天荒第一次)。他指出,自从城市兴起后,学童们的经历与他们那生长在农场的祖辈不一样,而且从很多方面来说都更为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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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所采取的研究手段同他研究的课题一样新颖。在四位受过训练的幼儿园教师的协助下,霍尔设计并主持了二百次问卷调查,到一八九四年为止,霍尔又搞了十五次此类调查,各次都针对一个不同的题目,如玩玩偶,或是儿童害怕的事。在那个学年结束时,他收集到了两万份填好的调查问卷;翌年,他又通过八百名工作人员收集到六万份调查问卷。此后十五年里,“问卷调查(questiOnnaire)这个用语通过儿童研究和教育心理学,主要是通过霍尔的研究工作,进入了美国语言。就获取“人”的知识而言,从柏拉图到康德等伟大哲学家采用的是自省方式,教授和学校工作人员采用的是辩论方式,美国人则另辟蹊径,采用霍尔的方法,让人们表白自己,从而摸透他们的想法,增加对“人”的了解。问卷调查可算是某种形式的投票,利用民主投票的方式就心理学问题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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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资料为霍尔的“儿童心理学”——或称“研究儿童意向的科学”——提供了原始材料。仅是这些资料的数量,就使他忍不住去探索一种定量性更强、自认为更具“科学性”的观点。霍尔着手确立智力及体能发育的“标准”。他在克拉克大学时,鼓励弗朗兹·博亚斯搜集有关伍斯特学童发育的统计数字,以确定“正常”发育的标准,并以此来辨别不正常和病态的儿童,由于博亚斯发现儿童的教育速度差别极大,他的这种期望未能得到实现,但霍尔探索“标准”的劲头丝毫没有减弱。通过测验儿童的视力、听觉以及完成体力工作的能力,霍尔继续研究儿童体能标准的课程,试图最后确定“健康”和正常的定量标准。这样一来,他的反对者们便抨击儿童研究是一种威胁,从根本上来说是反民主的,因为他支持了这样的观点,即“某些儿童是特殊的或反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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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对统计资料很热衷,而他又在其中加进了过多的浪漫色彩,他宣传说:“由于儿童刚被上帝塑造出来不久,还未经玷污,体现着这个世界幸存的最完美的东西。”因此,“年轻人的保护者们应当首先尽量让其自然发育。”霍尔的“遗传”心理学是从进化论观念演变而来的,按照他的说法,每个儿童的发育过程都是人类发展过程的再现。达尔文认为个体发育是种系发育的再现,霍尔将其引伸为一种实用的观点:心理学可以再现历史。各种年龄的“正常”儿童的行为都有着某种神圣的合理性。儿童发育的每种表现形式都是走向更高阶段的一个阶梯,因而无所谓“好”与“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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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霍尔在《论儿童的撒谎现象》(一八九○年)一书中,表示不赞成校长们对待诚实问题的那种传统态度。他认为,不应简单地把撒谎视为一种恶行,而应把它看做一种复杂的行为方式,其含义随儿童发育阶段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大多数情况下,“撒谎”的儿童需要的不是惩罚,而是理解。霍尔在书中通俗地表述了儿童那种被低估的“创造神话”的能力,以及儿童如何寻求“摆脱那种必须每时每地、不折不扣地保持诚实的令人讨厌的责任感”。儿童的撒谎同玩耍很相近,这态度体现着人类进化早期阶段那种可爱的纯真。霍尔对儿童恐惧心理和发泄怒气的方式进行研究之后,再次断定人们应当对这些恐惧心理和泄怒方式予以重视和理解。发怒“在正常发育过程中有着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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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所说的儿童发育“阶段”完全改变了传统的道德观念。家长和老师都要做好思想准备,准备接受对“顽皮”的新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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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霍尔预言的那样,儿童研究也将改变学校的课题。他说:“我们必须克服对字母表、乘法表、语法、天平和书籍的盲目崇拜,必须记住这一事实:仅在几代人之前,我们的祖先还全都是文盲……科妮莉亚、奥菲莉亚、比阿特丽斯,甚至连我们的圣母,都目不识丁。”此外,霍尔还预言语法和口语规则在二十世纪的美国将趋衰落。语法、修辞学和句法将被更民主的“语言艺术”和演说术所取代。他认为,绝不应该把语言作为一套刻板的规则来讲授。应当鼓励儿童讲话,道出他们的真实情感,而且最好是用他们自己那种生动的俚语。儿童必须“生活在充满响亮话语的世界里”。在他们受到攻击时,要允许他们还手,因为这是顺乎自然的。简言之,绝不能用成人道德的紧身衣把孩子束缚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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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一九○二年,美国的免费公立中学已经开始普及起来,这时,霍尔从儿童研究转入对青年期的研究,用一种新的心理学观点描述中学生的发育状况。在《论作为人民学院的中学》一文中,霍尔呼吁减少对操练、纪律、技巧以及准确性的注意力,要更多地注意“自由和兴趣”。他说:“心灵的基本法则——它们是本能和直觉的,而不是纯理智的——在青年期正处于蓬勃发展的阶段。”霍尔把自己的观点建立在刚刚确立定义的一个发育阶段上,他把这一阶段称做“青春期”。到二十世纪中期,霍尔这种观点已广泛流行,正如历史学者F 马斯格罗夫所说,这种观点从本质上说是美国学术领域的一项新发展。这个生理变化时期——从发身期开始至完全成熟——正是霍尔一九○四年发表的洋洋大观两卷集学术著作《青春期:青春期心理学及青春期同生理学、人类学、社会学、性、犯罪、宗教和教育之关系》所论述的主题。一如霍尔以往的著作,这部书也是融统计资料与诗意于一体,读来令人心醉神述。作者利用图解、图表、无数调查问卷、计量和实验,确定了十八岁或二十岁——发育过程看上去到此为止一以下每个年龄组青少年精神各方面和各种能力的不同发育速度。他充满激情地写道:”青春期始于发育过程中一次生命力的两勃发……这是一次生理上的新生遗传的闸门似乎打开了,我们听到了远祖的声音,获得了终生享用的活力,”按统计数字归纳出来的青少年社会群体必须受到尊重,获得自主权,并掌握其它社会集团所拥有的自我发展和自治的各种权力。“处于这个年龄的青少年可塑性最大,最富于青春活力,等待着播种、发芽、从苗圃移人大田……这段既非儿童、也非成人的发育需要更长的时间……把这段时期说成仅仅是童年的延续,或是从大学的年龄单纯减去几年,正是导致了许多大弊病的根本性错误,我们如今仍在身受其害。”因此,“中学不应去适应任何东西,而应致力于最大限度地挖掘和发展青少年的各种能力,唯其如此,才称得上是通才教育。”中学应当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它不服从于大学的“需要”,而要“保护青少年免遭侵犯”,其使命应是“最好地为处于这一独特年龄的人服务,从而使社会和学生们得到最大的好处。”通过中学教育,美国将能不仅在政治意义上,而且在心理意义上成为一个联邦合众国:处于各种年龄、各个发育阶段的人(包括容易被忽视的儿童和青少年)都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并能实现各自的愿望。二十世纪初期“提出的青春期概念”,是美国环境的产物,义务公共教育延长到十六岁是有许多原因的,其中一项是工厂厂主发现雇用童工不再那么有利可图了。随后,专门收容“少年犯”的机构设立了起来。美国把青春期理想化了,新的趋势是把“青少年”看作享有权利的单独实体、联邦内的一个新社会群体。也许,美国永远不能从这些观念中恢复过来了。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一些青少年在教师和家长的鼓励下,组织起来反对“学校”的基本概念。他们把所有制度化的教育(实际上是所有制度)全都说成是压制性的。学生们以不友好的态度,夸张地把所有美国学校称做监狱,而且还写出“学生就象黑奴”之类的话,一九七○年,华盛顿出现了奇特的青少年院外活动集团,专门反对学校,每半月出版一本名为《FPS》(这几个字母没有任何含义)的通讯刊物。有那多几个严肃的学者甚至认为,这种运动可能是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合乎逻辑的表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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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统计数字把年轻人归纳成社会群体,这种影响超越了学校的范围,进入家庭和其它领域。已促使美国学校大为改观的“儿童研究”,此时又开始改变美国家庭了。二十世纪中叶之前,“儿童自主”这种新的民主观念破坏着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传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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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诺德·格塞尔是霍尔在克拉克大学的信徒,他在这方面是个先驱。他着眼于“学龄前儿童”,力图改变家长们的态度,就象霍尔等人力图改变教师的态度那样。格塞尔当过小学教师,又在贫民区的福利团体工作过,他对弱智儿童的问题产生了兴趣,于是在纽黑文各所小学进行了智力测验调查。他调查后写的论文题为《异常儿童和公立学校政策》(一九二一年),在美国,这是较早一次使用“异常”这个带有民主色彩的委婉用语来称呼那些智力差的人。早在一九一一年,他设立了一家儿童心理诊所,即“耶鲁儿童发育诊所”,并领导这家诊所的工作一直到一九四八年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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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塞尔把注意力集中在婴幼儿身上,而他们既不会填写调查表,也不能接受采访。在当时的心理学家眼里,这个领域是一片无人区,几乎没有任何可靠的第一手资料。然而,格塞尔利用一种双向镜装置,发明了具有独创性的摄影技法。他和助手们设计出一种新颖的观察用圆屋顶,形状与天文台相似,用经过精细打孔的材料制成,里面涂上白颜色;这屋顶能够转动,上面有一个狭孔,可供一架三十五毫米巴戴电影摄影机横放或竖放。屋内用新发明出来的库珀一休伊特灯进行冷光照明,屋内的儿童看不到自己在被人观察。用这种方式,可以把受测儿童的行为记录下来,以便与其他同年龄儿童的行为讲行仔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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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塞尔的目的在于把婴幼儿发育的“规范性”过程记录下来,然后加以分析。除圆顶观察室外,格塞尔又布置了一间家庭式工作室,由母亲照顾着婴幼儿,以便拍摄下婴幼儿一天生活中更接近自然的镜头供研究之用。此时,格塞尔注意到婴幼儿的每个动作——睡眠,醒来,进食,洗澡,玩耍,社会行为,以及所有其它身体动作。经过两年观察,他发表了《幼儿行为图片集》(一九三四年),共收入三千二百张照片,首次为人们提供了各种年龄婴幼儿一天中每个小时的行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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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四年,格塞尔和助手弗朗西斯·伊尔克发表了《生活在当今文化中的婴幼儿,家庭和幼儿园婴幼儿发育状况手册》,从此,一般公众开始认识到格塞尔的研究对美国家庭的意义。“生活在当今文化中”这句话绝不多余。这部著作写于第二世界大战期间,书中反复论述民主与儿童发育研究之间的关系。婴幼儿同所有美国其他公民一样,应当免受“极权”政府统治,而且最终应得到自主权。作者在第一章“民主文化中的家庭”中解释说:“民主的概念……对儿童的养育具有深远影响。即便对年龄很小的儿童,也必须给予培养生活目标和责任感的机会,这将增强他们的个性。体贴地尊重儿童的特点是最重要的……只有在能够自由发表见解的民主气氛中,才可能对有关儿童发育的心理学给予充分的尊重。的确,随着民主制度的继续发展,对婴幼儿和学龄前儿童需要有比现在更精细入微的了解。”接着,这部书便以主要篇幅“描述五岁以下儿童的智力发育特点”。书中收集的关于四个星期至五岁儿童的“年龄规范”和“波节年龄”(即”成熟过程中相对稳定”的阶段)的事实,展示了一个“行为轮廓”及典型的“每日行为”。在格塞尔之前,美国的。家长们没有了解婴幼儿行为的可靠办法。当然,人们能凭相传的经验知道婴幼儿大约什么时候学爬、走路、说话。爷爷奶奶们都有些经验可循,此外还可以把自己的孩子同邻居的孩子作比较。而现在格塞尔为家长们提供了一个婴幼儿行为目录和行为规范时间表,其中列举了所有可能出现的行为,包括醒来和睡眠的时辰,哭和吃的型式,甚至还有手指和脚趾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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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都要经历相似的发育阶段,但并非遵循同一个时间表,婴儿行为最常见的差异表现在姿态上。例如,我们曾观察过五个健康的婴儿,如今他们都已是十多岁的聪明伶俐的学生了。他们出生四十个星期后,其中一个在运动方面发育迟缓,另一个则发育较快,其余三个近于正常。第一个婴儿只会趴着“游泳”,不能向前移动。第二个婴儿贴着地面爬。第三个婴儿稍欠着身体爬。第四个婴儿用双手和膝盖爬。第五个婴儿手脚并用地爬。至于为什么第一个婴儿的这项动作发育程度低于标准,是有着特殊原周的,而她在语言、适应性、交际行为等方面的发育总状况相当不错。如果她的母亲不必要地为这一点发育迟缓感到忧虑,那就令人遗憾了。同样,第五个婴儿的母亲也没有理由过于高兴,因为这个婴儿的行为总状况同一般预料差不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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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个例子清楚地表明,总要用批判性的眼光看待年龄规范和规范性行为。这些规范不仅可以用来判断一个幼儿的行为是否接近一般预料,还可以用来判断其行为在四个主要方面(运动、适应性、语言、交际)是否发育均衡。对于幼儿来说,最重要的是交际行为上没有出现差离现象。假如幼儿某一方面的行为有严重缺陷或离差现象,就要请教家庭医生和专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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