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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第四章 城市扩展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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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兴建新城市和占有新土地时，首先焚毁树林，迫不及待地夷平山坡，并且不论地形如何，都按照万变不离其宗的计划在当地开辟笔直的街道和十字交叉路口，简而言之，他从狂热地破坏自然景色着手，来开拓新的居住区，他之所以这样做绝非由于他是个纯粹的唯物主义者，而是由于……原来的自然条件不合他的心意，现成的东西从来不能使人满意……因此，第一个愿望就是变革，重起炉灶，兴建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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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西亚·罗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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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处为家的男男女女并不确知他们生活在何处，被紧紧束缚在自己土地上的旧世界的农民害怕搬到新的地方，他们对于祖先留下的土地，对于教堂墓地埋葬着他们父母、祖父母的村庄，传统上怀有眷恋之情。然而，一旦来到北美，移民们都乐于迁徙。他们刚来时不可避免地会先到一个城市，大批移民中的很多人会在该市定居下来。他们在那里学会改变由大洋彼岸带来的风俗习惯。在这侨居城市的最初阶段，他们对于长期居住表现出来的适应性在旧世界的人们来说是相当了不起的。他们保持了老的生活方式而又从中塑造出某些美国式的东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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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城市是消费社会的销售中心和统计社会的信息中心，它们成了移民定居下来并且改变生活方式的特殊场所。大多数人以前曾经眷恋土地，沉醉于地球某个角落的阳光、蓝天、树木和小鸟。此时，美国人试图在混凝土人行道的角落里，在笔直的碎石马路上以及呈几何图形的摩天大楼里重新寻找那种乡土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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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了二十世纪，移民们力图在那里扎根的城市多少有些解体了，财富、组织和发明已把美国人推入前所未见的社会，同时也使他们摆脱了原来各地的羁绊。随着美国人越来越多都市化，美国的城市不再是在地理、经济、管理乃至外观上界限分明的单元。随着城市界限日益模糊，每个城市大大丧失了自己的特点。每个公民与其说是纽约人、芝加哥人或旧金山人，不如说是城市居民，一个美国的城市居民。然而，当美国人日益感到为自己的城市所困，为城市问题所烦恼而力图医治城市的弊病或者逃避这些弊病时，他们对于自己到底丢失了什么（除了犯罪和污染）感到困惑，他们不知在哪里可以重新发现城市社会。难道现代的美国城市要变成二十世纪的美国西部，充满其特有的迷离景象、神秘感、虚假的憧憬以及创业者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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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二十九 美国人四处散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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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历史上一次大迁徙中，旧世界向美国扩散人口。一八一五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一个世纪里，从欧洲迁来了大批移民，移居国外的五千万人当中，有三千五百万人来到美国。如果不是出现这一情况的话，新大陆到何时才能有人居住呢？一八二○年以前有关移民的统计是很粗略的，一八二○年联邦政府才开始登记移民的原籍。在美国独立革命结束到一八一九年的三十五年期间，大约只有二十五万人来到这里。自此之后，尽管人数有所起伏，但每年移民的流入量增长得相当可观。一八三二年时全年移民总数超过六万；一八五○年则超过三十五万。直到一八五八年，全年移民总数才又降到二十万人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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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能把这些各式各样的人全部融化于一个国家。由于这些人来自农村占极大比重的旧世界，其中大多数人是一直靠土地生活的农民、农场主或村民，这一点就显得更为突出。当这些人在南北战争以后的一个世纪里陆续跻身于美国社会生活时，这个国家正年复一年地城市化，他们中间的多数人不得不在举目无亲的城市里寻找一席栖身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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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历史上曾多次有大批人从世界的一地迁徒它处。杰斐逊等人在独立革命时期就提醒过英国人，告诉他们英国自身也曾充斥着外来移民。从长远来说，大多数国家里的外来移民早晚会同早期居民同化起来，在美国也是如此。然而，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美国移民的经历最为突出之点并不在于到美国来的移民能够融合成为一个国家，而在于如此众多的人居然还多少保留了各自的特性。美国从未完全丧失不同民族各自聚居的味道。其它国家把不同民族的人融合成为一体；而美国则容许不同民族的人依然故我地成为一体。美国把拉丁语中的“合众为一”作为座右铭，其实更为恰当的座右铭应当是“合众为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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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政治是地区政治，也是来自不同地方的移民集团的政治。”归化的美国人”，诸如意大利裔美国人、德裔美国人、爱尔兰裔美国人等等，占了全国人口中很大一部分。成功地控制这些移民集团是美国政客在全国政治舞台上获得成功的一项重要先决条件。移民集团在美国所起的作用犹如宗教派别、经济阶级或社会阶级在欧洲所起的作用一样重要。但是，殖民时期的移民同美国立国后的第一个世纪里大量涌入的移民之间有着重大差别。殖民时期的大批移民是由向往建立某种类型社会的人领导的。其他人来到这里则是为了建立简单字面意义上的“殖民地”，即“一群人离乡背井跑到一块新地方建立起附属于母国或者同母国密切联结在一起的定居点。”对于怀着建立“山巅之城”、“心灵深处的种植园”、”慈善殖民地”、“移植过来的英国农村生活”或者其它某种类型社会的理想而奔向这里的人们来说，缅怀往昔不如实现今日愿望那么紧迫。各种不同的见解至少凝成十三种各不相同的忠忱，而这就形成了美国的联邦制——美利坚合众国。在这之后是移民时期，这个词最初见于独立革命时期，通常用以指那些离开别的国家来此定居的人。“移民”逐渐为“外来移民”（强调移入而非移出）或者“难民”（强调逃亡和寻求庇护）的提法所取代。殖民时期来到美国的人多数是抱有某种目标而来的，以后来的人多数是由于某种原因并为了追求某种具体目标而离开家乡的。在殖民者心目中，目的地占据重要地位；而在移民者心目中，原籍占据重要地位。殖民者是被吸引而来的，难民是被排挤而来的。这并不是说前一时期很多殖民者不是被迫害和贫困驱赶而来的，也不是说后一时期很多移民不是怀着憧憬“黄金国度”的理想而来的。但是，早期来的人主要是为了追求，后期来的人主要是为了逃避。清教徒先驱者确定了第一个移民时期的基调；移民先驱者确定了第二个移民时期的基调。第一个时期创建了各个州，第二个时期创建了一个国家。第一个时期建立了美国的联邦制，第二个时期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全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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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世纪，再也没有别的人数雷同的民族对其原籍如此眷念了。十九世纪来自欧洲的人们直到二十世纪还由于家庭观念以及对他们故土的怀念而维系在一起。他们来美国后的经历，他们在美国生活和政治中的地位，主要取决于其移民时的具体情况。虽然爱尔兰、德国、意大利、犹太、波兰以及其他各类移民在旧世界的经历各不相同，但是新世界提供给他们的机会却很相似。每一类人都以其自己的方式保持了自己的特点，并且通过保持自己的特点而在这个国家占有一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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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没有哪一类人是典型的。然而，爱尔兰移民是南北战争以前半个世纪里来美国人数最多的一类人。南北成争以后，他们的经历继续显示，这个新国家是如何为那些既保留本身特性同时又多少参与探索美国民族性的人们提供了机会。在一八二○年以后的一个世纪里来到美国的数百万人当中，大约四分之一来自爱尔兰。从一八二○年到一八四○年，爱尔兰移民总共近七十五万人，平均每年来三万五千人。这个数字在随后的四十年代猛增，于一八五一年达到大约每年二十五万的高峰。部分由于向美国移民的结果，爱尔兰的全部人口在南北战争以前的二十年里减少了二百五十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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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发觉他们居住的地方变了，而经济地位未变。爱尔兰贫民变成美国贫民。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长期受压迫的人有很多实际上是在一个陌生的国家里赢得了权力和尊重的。对于幸运的。朝气蓬勃和胸怀大志的人来说，美国确实先是向少数领导人、继则向芸芸众生提供了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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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伊斯自传性小说的主人公斯蒂芬·德达洛斯说，“历史是一场恶梦，我竭力想从中醒来。”他是在总结爱尔兰的历史，而美国则是他醒来的地方。爱尔兰人在爱尔兰的历史和在美国的历史形成一种绝妙的对照。美国是一块移民的土地，而爱尔兰则是遭受侵略的对象。从十二世纪英王亨利二世及其诺曼人追随者开始，英格兰一直千方百计想强使爱尔兰人同化于入侵者。然而，尽管这块地方屡遭入侵，但是人民却从未真正被征服过。英格兰人管他们叫“野蛮人”，因为他们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例如拒绝皈依新教。十六世纪时，爱尔兰人的苦难达到了顶峰。仅在德洛杰达的一次事件中，克伦威尔就屠杀了包括牧师、平民以及士兵在内的二千八百个爱尔兰人，并称之为“绝妙而伟大的仁慈”。一六五二年以前的十年里，六十万以上的爱尔兰人（占全部人口的三分之一）死于瘟疫、战祸和饥荒。克伦威尔把大部分土地分给了他的追随者，并且把成千上万的爱尔兰人卖到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当奴隶。英国加紧了对爱尔兰岛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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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时，爱尔兰人与其说生活在一个政府统治之下，莫如说在一部刑法的统治下。爱尔兰天主教徒在自己国内毫无权利可言，甚至不能拥有价值超过五个畿尼的一匹马，他们不能参加选举、参加陪审团、携带枪支、教书、参军、从事法律工作或者担任政府官员。如果他们经商，不能拥有两个以上的学徒。天主教堂不能有尖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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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初期，地主为了“提高”地产的价值并把占有的土地合并在一些，从成千上万佃户手里抽田。一位美国传教士，阿塞纳斯·尼科尔森夫人这样描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在高尔韦的普遍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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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一群人聚集在广场上，以为那里发生了什么新鲜事情；可是走近一看才发现是一群来自远方的穷苦农民，冀图翌日找到一点工作。每个人只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全都默默地、腹内空空、且疲惫不堪地站在那里等着。据说很多人没吃没喝走了十五英里，而且也没指望当天能吃上东西。他们一天顶多能挣到六个便士，如果找不到工作，则连安息日也没饭吃。他们褴褛的衣衫和沮丧的目光十分清楚地表达了他们的苦况。接着又遇上土豆霉烂，结果有更多的佃户被赶出，挨饿受冻。一八四五年和一八四六年农业失收，使得千百户人家在乡下到处徘徊，徒劳地寻找食物果腹。贫病交加者死于沟壑，其他人听天由命地坐在簧火旁，直到死神降临以解除他们的饥谨。爱尔兰大饥荒整整延续了五年，在此期间全国人口从八百五十万左右下降到六百五十万左右。无人确切知道究竟有多少人饿死，然而，营养不良，“饥馑热”（一种由于缺乏营养而引起的恶性斑疹伤寒）、痢疾（由于吃腐烂食品和生食品而引起）以及坏血病加在一起，造成成千上万的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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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的罗伯特·福伯斯从爱尔兰的科克写信说，那实在是一种“令人心碎”的情景。《波士顿向导报》恳求说：”以上帝的名义，把爱尔兰死亡线上的这一代人交给我们吧，让我们喂养他们，以便他们能够活下来而不致死绝！”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涌进美国。他们来到从波士顿到新奥尔良的所有各个港口，使得来自欧洲的移民在南北战争前的十五年里达到前所未有的数目。从一八四七年五月纽约移民局首次进行详细记载到一八六○年底，仅仅通过纽约港进入美国的移民就有二百五十万人。其中人数最多的一类是爱尔兰人，达一百多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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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要求去美国的人数激增，从爱尔兰出境的费用也上涨了。不过，在美国慈善机关的帮助下和爱尔兰地主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贫困的爱尔兰人总可以找到前来美国的办法。有的利用在美国的亲属寄来的汇款。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这种汇款每年达到一百万美元左右，这证实了历史学家马库斯·李·汉森的原理：“移民招致更多的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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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游各地的法国经济学家米歇尔·薛瓦利埃说过这样一件事，一个刚来此地的爱尔兰人给他的雇主看一封他写给爱尔兰老家的信。雇主问，“不过，帕特利克，你一天三餐有肉，为什么要说每周吃三次肉呢？”帕特利克回答说，“因为如果我照实说，他们反而不会相信。”无怪乎《波士顿向导报》主编约翰·罗丹神父吹嘘说，爱尔兰人如同犹太人一样，是无法消灭的，他们有着“比被杀死多次以至敌人不屑于再去杀它的黑猫更强的生命力……上帝使爱尔兰需要美国，使美国成为爱尔兰人的避难所。”罗丹神父预言，美国得到的回报将是改变信仰：”到一九五○年，多数美国人将是天主教徒。”移民者的思想情况使他们特别容易接受新的机会。清教徒讲求实际是由于他们坚信自己走的路是对的。他们的主要问题不是去发现一个目标或者发展一种意识形态，而是在美国贯彻并实现他们的正统观念，爱尔兰人的讲求实际和善于适应却源自截然相反的原因。由于决意逃离他们所熟悉的旧世界，他们渴望发现新世界的任何一个机会。因而他们准备从事任何需要做的事情。简而言之，清教徒是殖民者，而爱尔兰人是移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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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所以朝气蓬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如此大量的外来者怀有这样一种移民者意识。爱尔兰人和十九世纪来的其他移民的特殊力量，在于他们没有局限于一个明确而有限的目标。对往事的回忆（有时是并不存在的往事）使他们聚集在一起。爱尔兰人“记起”他们那绿宝石岛的乡村情趣，正如犹太人”’记起”犹太人聚居区那种融洽的社会，意大利人“记起”地中海蔚蓝晴空下意大利村落的音乐和佳肴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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