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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三十三 城市的解救剂：空想的计划，重建，郊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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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城市的界限模糊不清，一些老大难问题交织在一起了，因而美国人先是设法补救，继则求助于解救剂。有的人想引用旧世界乌托邦温情主义的空想计划。有的人则寄希望于重建，把原有的东西一古脑儿扫掉，一切从头做起。但是，到了本世纪中期，出路似乎在于避开城市，人们找到了把郊区建成居住区的新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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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英国或者欧洲大陆的典型工业城市相比，美国的工业城市迥然不同，它的特点是：城市规划简单、紧凑，管理方法是温情主义的，最初获得短期的成功，但从长远看则是失败的。十九世纪初期，新英格兰人，诸如弗朗西斯·卡博特·洛厄尔，为他们的工人修建了标准市镇，以振奋精神和维护伦理道德。十九世纪后期，在这方面成绩最为可观并且受人们大加宣扬的是伊利诺伊州的普尔曼市。它是芝加哥郊外的一个标准化的市镇，以它的创建者、规划者和治理者乔治·普尔曼的姓氏命名。到一八七六年费城建立一百周年的时候，“普尔曼车辆风格”已是对美国工业发展成果的一个通用的总称。一八八○年，发明并生产卧铺车厢的普尔曼本人，决定设法解决城市面临的犯罪、贫民窟、劳动纪律涣散等问题，在他看来，这些都不是美国工业发展应有的副产品。在城市里修建“标准经济公寓”的运动没有取得多大进展，这一运动的目的是提供房租低廉而又卫生的住所，当时正在计划修建一座新工厂的普尔曼利用这个机会建起一整座标准城，这样，他的工人就可以不必居住在“拥挤不堪而又不讲卫生的寓所和僻陋的街道，并且不再受大城市的各种诱惑和毒害”。普尔曼希望他的工人能为居住在标准城里而“感到振奋并且变得文雅”，从而防止他们酗酒或者茫茫然到处调换工作。当然，他还期望他们能就此不那么轻信工会组织者和其他的城市“鼓动家”。正如该公司的一本宣传小册子向参观一八九三年世界哥伦比亚博览会的人们解释的那样：“普尔曼的业绩自然而然地一分为三——建造车辆，建造运作系统和建造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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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尔曼雇用二十七岁的建筑师索伦·斯潘塞。贝曼（此人刚刚翻建了普尔曼在芝加哥的住宅）为他设计卡鲁迈特湖滨他那四千英亩的土地上的工厂以及所有其它建筑，这项任务是很了不起的，因为当时委托建筑师设计工厂还是少见的。年轻的贝曼证明自己完全胜任此项任务，普尔曼城这座“恰到好处”的全国第一座“全砖式建筑的城市”声名鹊起。街道全都是规划好的，铺过路面的，都有供水和排污系统。按照原来的规划，兴建了各种公用建筑——一座有拱顶走廊的购物中心，一家旅馆（以普尔曼女儿的名字命名），一家邮局，一家银行，一座图书馆，一所学校和一座教堂。据说，“歌剧院建筑的优美和艺术设计堪与全国最华丽的剧院相媲美。”小说家查尔斯·达德利·沃纳推崇普尔曼城是“现有的城市之中唯一根据科学和卫生原理兴建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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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普尔曼个人的城市，城市完全是为了使工人们感到普尔曼所期望的那种幸福而设计的。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个慈善家，他反复他说兴建这座城市“完全是为了事业的目的”。租金可以使公司收回百分之六的投资，长远的目的是为普尔曼工厂提供更稳定的、更听话的劳动力。然而实际上这座新建的普尔曼工厂却一再发生罢工，最后发展到一八九四年的暴力行动，那次事件使得携带格林式机枪的国民警备队开进这座标准城。后来，一八九八年，伊利诺伊州最高法院裁决说，公司没有兴建城市的法律权力。到一九一五年，这座城市里已出现了十五家酒吧，那座有拱顶走廊的商店被腾空了，原来的计划也放弃了。普尔曼市变成了与别处没有什么区别的另一个工业郊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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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公司在别的地方也曾试图按照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公司城的模式来医治城市的弊病，井以此提供一支具有满足感的劳动力队伍。例如，匹兹堡附近，建立了新的钢铁城市霍姆斯特德和范德格利夫特（旨在成为“工人的天堂”），以及乔治·威斯汀豪斯的威尔默jT（以生产气动制动器为主）。虽说这几座标准公司城没有象霍姆斯特德那样成为暴力行动的发生地，但它后来也变得乱七八糟，肮脏不堪，使得它们的创建者的本旨沦于夭折。公司城成了美国人辩论国家理想的一个中心议题，芝加哥《论坛报》的金融版编辑亨利·德马雷斯特·劳埃德当时由于抨击标准石油公司而成名，他于一八八一年受《哈泼》月刊编辑之托，撰写一一篇关于普尔曼市的文章。劳埃德文章的结论是，由于在这里“人的脑浆与从地基到房顶的灰浆混杂在一起，资本家的自身利益比一般自私心理有深度”，因此城市的”‘优美和便利”看来是可以实现公司防止劳工纠纷的愿望的。不过，劳埃德的文章不够尖锐，《哈泼》月刊编辑感到不满意而拒绝发表。其后，又转而邀请年轻的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利执笔；伊利的文章不仅使《哈泼》月刊大为满意，而且奠定了伊利本人作为社会评论家的生涯。伊利赞扬这座工厂一“充满了节俭、朴素的气氛”，没有酒吧，但是他说这个地方是不良主的。”如果要想保存美国的自由体制，我们不要把一些人培养成下属……普尔曼的想法是非美国人的……它是乐善好施、愿望良好的封建主义，它希望人们幸福，但是其方式须以取悦当权者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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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城市井清除贫民窟的想法井非美国人的发明。随着工业城市的发展，人们对贫民窟越来越感到关切。十八世纪时，伦敦和都伯林的街道管理官员们曾经力图从根割除城市里的贫民窟。一八五三年，乔治·豪斯曼男爵重建巴黎时，他规划了布洛涅树林，并且清理了周围的街道，使城市拥有开阔的景色（同时也是一种防止设立革命路障的措施）。自格拉斯哥市一八六六年拆毁了原来拥挤不堪的古老市中心的全部建筑以后，整个英国到处部进行规模较小的清理贫民窟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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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十九世纪后期进行的城市改建运动，把贫民窟作为重点目标。“贫民窟”成了贫困、犯罪、卖淫和疾病的渊薮的代名词。由于发明了照相术，中产阶级的公众得以见识到贫民窟生活的情景。一个来自丹麦的移民雅各布·里斯从一八六七年开始花了整整二十二年时间报道纽约市最为污浊的贫民窟——那些名叫强盗窝、酒瓶巷、煤油街以及窃贼巷的地方，他因拍摄和报道贫民窟实际情况而闻名。一八九○年他发表了《另一半人是怎样生活的》（旨在使这句古老的警句广为世人所知。一九○二年他又发表了《同贫民窟作斗争》，叙述在十二年中取得的进展。里斯的报道预示了一种愿望，而那种愿望曾经推动十九世纪中期“重建城市”的运动。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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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人类文明把贫民窟视为敌人的那一大起，就开始了同它的斗争。在良知的力量与恐惧和个人利益联手作战之前，这场斗争一直是失败的。当常识与法律成为人们行动的规范时，这场斗争将会结束……。从理论上说，秉公待人是唯一可靠的立国之本。在同贫民窟打交道时如能公平处理，很快就不会再有贫民窟。我们不需要等待一千年后再来消灭贫民窟。我们现在就可以行动起来。所需要的是不要听任不管。对它和对我们来说这才算公平，因为它所患的病症就是它无力解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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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南北战争爆发以来，贫民窟有三次“在纽约向我们进行挑战”。一次是导致一八六三年证兵暴乱的“群氓背叛”；另一次是从贫民窟“后巷”蔓延开来的霍乱时疫；第三次是特威德帮伙头目手下的“群氓”掠夺城市财富。因此，里斯指出：“要么是我们清除贫民窟，要么是贫民窟把我们搞掉，二者必居其一。”里斯接着警告说：“当我们不承认桑其街的人是兄弟时，那就别再指望在第五大街会看到良民的美德。……当你需要他们作为自由人投选票时，就不能计他们过猪狗一样的生活；这样做是不可靠的”。同贫民窟作斗争一直继续到本世纪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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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住房短缺，促使政府采取紧急措施为军火工业的工人提供住宅。一九二九年以后的大萧杀期间迫切需要一项建房计划，以减少建筑行业的失业人口并且刺激建筑材料市场；这项计划同时也是旨在提供更好的住宅。到了一九三三年，兴建住宅的工程几乎下降到零，房屋维修费用从每年五千万美元下降到五十万美元；取消赎取权的住宅达到每天一千处。为了帮助避免取消赎取权而建立的联邦房屋贷款机构，首先是资助有能力买房的人，对于消灭贫民窟的斗争却帮助甚少。到一九三四年，联邦政府由公共工程管理局出面，在亚特兰大、克利夫兰以及布鲁克林推行清除贫民窟的计划。起初，对于农村有亲近感并且想方设法使人们迁居城外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对于城市兴建住宅和清除贫民窟兴趣不大。他的顾问雷克斯隔德·特格韦尔以英国的花园城市为样板，在人口密集的中心城市外面，计划兴修“绿带城镇”。计划兴修这样的城镇三千座，实际上只修了三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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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激发出来的热情最终促成了《一九三七年瓦格纳—斯特加尔住宅法》。贫民窟纷纷被推倒，到一九○一年，为贫民修建了十六万多套住房。这样做的主要效果与其说是除掉贫民窟，倒不如说是整修贫民扈。由于中产阶级反对在其住宅附近兴建公寓，新的公寓往往建在黑人区：为了在这些地区以内尽可能多建往房，结果公寓楼就越建越高。这忡公寓大楼所提供的设施截然不同于美国人所喜欢的独家独户的庭院住宅。一度主张大规模兴建公寓楼的自由派人士，此时又攻击这些在黑人区为贫穷黑人兴建的大楼是“带有热自来水的贫民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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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贫民窟”同“城市重建”多少有些混为一谈，但前者依然是那些怀着希望的改革派的一大目标。大萧杀时期房屋的损坏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建房速度放慢，使住房短缺更趋严重。由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发起，两党共同支持的《一九四九年住宅法》通过一项旨在拆掉最糟糕的贫民窟的”‘重点清拆”计划，把清除贫民窟的工作惟向前进。这项计划最初委婉地叫做“城市再发展”计划。一九五四年扩大了的法案改称“城市重建”计划。此时的主要目的是“更新”城市——清除贫民窟，夷平城市中老朽的建筑，代之以经过重建的市中心。这时候整个城市都已包括进去了，不仅重建那些破败的住宅，还修建商业楼房和公用设施。这次计划从清除贫民窟着手，许诺“每个美国人的家庭都会在规划好的完整住宅区里有一所象样的住宅和适宜的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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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城市的热情是无止境的。一九六三年，宾夕法尼亚州的众议员威廉·穆尔海德引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关于“重修荒废了的城市和荒废了几代人的地方”的一段话，赞扬匹兹堡是“复兴的城市”。与此同时，小石城的第一国民银行董事长宣布了“使我们的城市再生的见解和目标”。他说：“先生们，我们要兴建这样一座城市，那里没有一个孩子是从贫民窟去上学的。上帝保佑，我们不久就会有这样的城市。”费城准备拍摄一部回忆十九世纪创业者文学的电影，宣传费城是“城市重建的橱窗”。普罗维登斯市长宣称，重建城市“决非普罗维登斯和我国其它许多城市的奢侈之举；如果人们打算保持健康，这是绝对必要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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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计划执行的结果是令人失望的。有证据表明，城市的贫民按理应当是城市重建计划的受益者，可是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困苦。由于清除贫民窟和其它重建工程（包括高速干道、征税公路、停车场、机场等等）而大批拆毁房屋，使得住房总数减少。一九五○年至一九五六年期间，每年减少二十多万套住房；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九年期间，减少的数字上升到每年四十七万五千套。仅仅在加利福尼亚州，到一九六○年时，由于执行重建计划而使一九五○年所有的全部住房减少百分之十，总共减少三十五万九千套。住房专家查尔斯·艾布拉姆斯指出，“强调拆迁使得许多家庭的生活成为无休止地从一处贫民窟或公寓搬到另一处去。在住所不固定的情况下要想建立稳定的生活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儿童离开了学校，大人脱离了朋友，住所不固定最终导致绝望情绪的产生。”穷人，特别是黑人、波多黎各人，墨西哥人以及其他社会地位低下的人遭受的损失最大。取代旧房而建立起来的新居过于昂贵，以致搬迁户无法受益。新建的住房据估计还不及拆掉的住房的四分之一。取代低房租往房而于一九六二年建起的私人公寓住房的中等月租金是一百九十五美元，相当一部分的住房租金超过每月三百六十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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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人为失误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城市重建计划对于它打算给予帮助的人说来，等于给了他们比疾病还糟糕的药——如果确实存在疾病的活。为了研究人类面临的问题，社会学家赫怕特·甘斯搬到波土顿西头一处在一九五三年被宣布为贫民区的地方去住。根据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年一项联邦重建城市计划，这是个要拆迁的地区，住户必须迅速疏散，两年之内新的房客将搬进取代贫民窟的、由政府资助的豪华公寓里去。甘斯发现扎根很深的美籍意大利人“贫民窟”的社会有着自己多姿多采的社区生活。那里的食品、宗教、教育、家庭生活以及政治都有其特点，居民对这一套已经习以为然。甘斯认为，“重建计划从头到底建立在这样一种看法上，即当地住户的生活需要远远不及清理并重建这块地方那么重要。”这种重建城市计划所造成的结果是破坏了现存社区，因而产生了个人无所适从的新问题。一位专门研究搬迁以后的波士顿西区住户的临床心理学家发现，几乎二分之一的女人和三分之一的男人都患有“严重的忧郁症或者更为严重的病”。两年以后，四分之一以上的女人依然由于搬离了原来的社区而感到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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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二十世纪后期，重建和振兴重要“城市”的努力造成的不良后果本身，就是美国生活方式衰败、各种差异越来越模糊以及拼命追求新颖的一个征兆。重建城市如同其它乌托邦运动一样，由于其含义模糊不清而遇到麻烦。什么叫“贫民窟”或者“城市生活中的阴影”？什么样的住房算是“标准以下的”？在一些地方，象样的住房的“标准”即使同瑞典这样的国家相比也是出奇的高，这是同美国技术迅速发展联系在一起的。美国经济的增长使人们对住房的期望超过了实现的可能性。一九六七年时，美国的一套住房除非具备热水、单间厕所和洗澡间，并且每人的卧室不能少于一间，否则按照官，方的标准不能算是“适宜的”。随着美国的发展，“适宜”一词含义的标准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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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重建计划的失败和乌托邦温情主义空想的受挫，只不过是波澜壮阔的大事中的一些小插曲而已，这件大事是历史上一次人口大流动。二十世纪头几十年里人口向郊区大举迁徙，就其流动速度而言，是美国人生活中史无前例的一种国内移民。从一九五○到一九六○的十年中，美国郊区人口增加了大约一千七百万人，其中一千二百多万人是从一些中心城市或从农场移居城市郊区的。一九一○年的统计数字表明，住在中心城市的人口（占百分之二十六）比住在郊区的人口（占百分之十二）多一倍多。一九六○年的统计数字却表明，住在郊区的人口（占百分之三十一）同住在中心城市的人口（占百分之三十二）几乎一样多；郊区人口的比例大大提高了，而住在中心城市和农场的人口则逐步减少。到六十年代后期，郊区人口所占比例已经超过了中心城市。除非这一趋势急剧改变，否则，到二十世纪末，大部分美国人将成为郊区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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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关于郊区生活的习俗、缺点、追求和失意的文学著作问世，描绘美国人的新居住区。辛克莱·刘易斯的《大街》（一九二○年）和《巴比特》（一九二二年）的主要内容是刻画小城镇里的伪善和创业者的蠢事，它们提供了不少离奇古怪的具体细节。到本世纪中期，社会科学家把郊区化作为美国中产阶级生活的缩影来加以剖析。戴维·里斯曼的《寂寞的人群》（一九五○年）、A.C. 斯佩克托斯基的《远郊区居民》（一九五五年）、小威廉·怀特的《组织中人》（一九五六年）、约翰·基茨的《风景窗上的裂纹》（一九五七年）、罗伯特·伍德的《郊区化》（一九五八年）、赫伯特·甘斯的《莱维镇人》（一九六七年）以及其它许许多多书籍，都从现代社会科学的角度来分析他们当时的主要社会现象，颇似他们的前人在十九世纪后期研究贫民窟、移民以及融合各个种族的“大熔炉”所出现的种种问题一样。出现了大量关于郊区生活中爱与憎、生与死的小说，例如斯隆·威尔逊的《穿着灰色法兰绒衣服的男人》（一九五五年）和约翰·奇弗的《韦普肖特记事》（一九五七年），但是郊区从未成为重大事件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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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城市骗子”和“农民女儿”的民间笑话已为郊区交换老婆的故事所取代。很少有人替郊区的风俗习惯辩护，更谈不上有说服力的辩护。美国中产阶级生活郊区化，成百万的美国人搬到郊区住，然而还没有出现成廉·艾伦·怀特、舍伍德·安德森、桑顿·怀尔德这样的作家来把新的习俗罗曼蒂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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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初期，一种新型美国人——“把地皮分成小块的经营者（Subdivider，这样的用字法是美国首创的）或称郊区“开拓者”，在城市边缘地区产生了。一个有气魄的开拓者会在前景可期的城市的边缘地区买下大量地皮，把它“分”成许多小块，修建街道，铺设下水道，安装电线和自来水，然后就大肆宣传，招徕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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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开拓者的手法越来越高明。这些人从层压式推销商变成了有长远打算的规划者，拥有新型社会科学家的全部专业知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退伍军人大批回国和出生率猛增使得住房需求量增加，闻风而动的住宅营建，使得经营房地产的企业扩大到类似十八世纪末期和十九世纪初期美国西部土地经营公司的规模。亚伯拉罕·莱维特是个贫穷俄国犹太移民的后裔，他带头大量建造郊区住宅。莱维特和他的儿子们利用战争期间为海军营造往房所取得的经验，开始兴建郊区市镇。一九四七年第一座莱维镇建成于纽约的长岛，这是个全新的社区，包括大部分设备的房子围成一圈，中间是公共草地，那里建有商店、运动场和游泳池。宾夕法尼亚州巴克斯县的第二座“莱维镇”，建于一九五一年，计划容纳一万七千户，附设学校、教堂（由开拓者捐赠土地）以及一个庞大的购物中心。由于所占土地跨越四个镇和其它几个政治单位，而它们又各有自己的规章制度和管理机构，因而实施这项计划遇到了复杂问题。新泽西州的第三个“莱维镇”在早先的项目尚未完成时就着手规计了，所占土地全都位于同一个镇境内，预计到一九六五年会有一万二千幢住宅。在这些新兴建的市镇中，不是全部住宅都一个样式，而是有三种式样，颜色不同（每套三至四间卧室，价格从一万一千五百美元到一万四千五百美元），各条街上三种住宅都混杂在一起。这些住宅没有地下室，而是建筑在水泥板上，所用材料都是按照组装系统预制的。类似的“新发展”城市（如芝加哥市郊的“公园树林”或者华盛顿市郊的“波维”），在全国各地纷纷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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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郊，一种新形式的新兴市镇，使得活跃的、小城镇的政治生活复苏。政治学家罗伯特·伍德就说过，“郊区城镇大量涌现出来，它们拥有的选民有限，且带有整齐划一性，具有同一种类型的市民态度和清闲情趣，这些特点使得更多的人和更多的各级政府得以实施小城镇的民主，这是百年来所从未有过的。”郊区（连同建立新的学校系统、新的娱乐设施和新的管理单位这一系列问题）使得许多美德所赖以产生的条件重现了，而这些美德是美国历史学家在“边疆”社会发现过的。正如历史学家斯坦利·埃尔金斯和埃里克·麦基特里克所说的，如果不是把美国民主特有的“边疆”起源追溯到偏僻边远地带，而只追溯到为社会目标而建立新体制这种不断出现的迫切需要的话，那么，城郊确实成了美国新的“边疆”。城郊的成倍增加和居民涌到城郊居住的趋势，使美国的联邦主义四处发枝生叶，并使公民参与政治的机会大为增多。如同十九世纪新的州、县和新兴城市为政治民主提供了新的角逐场所一样，成千上万的新郊区及其无数的地方性问题唤醒了二十世纪中期美国人的政治兴趣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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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它方面，城郊也使美国早期的精神复苏了。尽管离婚率上升并且还有其它大肆喧染的松弛婚姻纽带的力量，城郊作为单门独院的寓所的堡垒，巩固了家庭的联系。如果说，如同人们常见的那样，大都市诱使人们走出家庭，那么，以城郊形式再现的小城镇却是加强了家庭的核心作用。小城镇生活在其鼎盛时期所特有的划一性和一致性，如今在城郊再现了。总的来说，城郊生活是愉快舒适的。如果说城郊生活缺少大城市的刺激性或者农庄安居一隅、与世隔绝的特色，它却提惧了另一种柔和而纯厚的乐趣。社会学家赫伯特·付斯在新泽西州莱维镇建立时期居住过一段时间以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大多数新来的城郊居民都喜欢这正在发展中的社区；他们喜爱这里的住宅和户外生活；人们和睦相处也使他们感到愉快，很少有人对城郊生活的和谐划一感到厌倦或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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