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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第十章 使命与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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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并不是机遇问题，而是选择问题；命运不能靠等待得来，而要靠努力去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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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詹宁斯·布赖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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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生活都是一种试验。即使不是每天，也是每年，我们都不得不把我们的解救寄托于某些以不完善的知识为基础的预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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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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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自己的前途以及对它与世界关系的看法，从来未曾摆脱过殖民初期的烙印。当时，清教徒“到蛮荒之地去”，并非由于受到英国君主或伦敦商人的派遣，他们是遵奉上帝的使命而去的。不论美国人后来怎样描绘他们历史的方向，不论是称之为“天意”还是“命运”，他们都始终保持着一种使命感。林肯曾告诫人们说：“我们如不能以崇高的气度拯救世界，就会卑鄙地失去世界，这是世界最后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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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使命（源于拉丁字“派遣”），不论是来自天意或命运，还是受命于这个希望之邦本身，任何一个美国人都是有权拒绝的。但是二十世纪美国的民主制度成功地使每一个人都成为整个社会的一部分，他们不再仅仅是从外部响应号召，他们己被卷入社会内部，成为社会神秘创造力的一部分。使命感，也即自愿感，已经被一种非自愿感所压倒：这就是趋势感。在物理学中，动量是物体的质量与它的线速度的乘积。但作为社会学术语，则所指的不是运动感，而是被动感，即不是推进，而是被推进。趋势使事物沿着它已经走的道路继续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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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社会中，趋势的力量同样取决于规模和速度。当然，这些正是使美国历史独具特色的一个层面。美国人夸耀这里的一切是多么庞大，一切事物变化的是多么迅速，而这些正是旧世界视为可笑之处。美国是一个领土辽阔、变化迅速的国家，美国人知道这一点，而且总的来说还热爱这一点。历史上那些推销土地的家伙、吹得神乎其神的家伙、用土地来设置骗局的家伙，以及雄心勃勃的开拓者，全部在为更大与更快而吹嘘。你可能行动迟缓，可能不愿成为这种趋势的拥护者，但你没法制止美国的发展与运动。如今，美国的使命似乎不再来自公民个人的自觉选择，而是来自一系列规模庞大、速度惊人的全国性项目。增长，更快更大的增长，似乎已经成为这个国家的全部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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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自决问题变得更加困惑难解了，因为地球上最民主的国家已使它的公民在他们释放出来的力量面前感到自己的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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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五十九 对外援助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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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利用传教精神来为爱国主义服务，这种情况在一八九九年波士顿举行的一次追思礼拜上达到了戏剧性的高峰。当时的妇女参政运动领袖、曾是废奴主义者的朱莉亚·沃德·豪夫人与前南方邦联将军、志愿在美西战争中服役的约瑟夫·惠勒同乘一辆马车，同声高唱豪夫人为“征讨”西班牙暴君而作的《共和国战歌》。半个世纪以后，艾森豪威尔将军把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题名为《远征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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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一开始就乐于相信他们的移民活动、他们的扩张、他们的外交和他们的战争带有崇高的目标。他们通常把这种目标称为“使命”。几个北美英属殖民地的建立就带有促使土著异教徒皈依的明确传教目标。但是，在大英帝国的其它地方，这种目标一点部不受人欢迎。例如，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就很敌视传教士，唯恐传教士会引起土著人的对抗情绪，阻碍他们赢利。最早的新教海外传教团体可能是由约翰·埃利奥特于一六四九年创建的，他以向印第安人传教为已任，建立教会的目的是在新英格兰宣传福音书。十八世纪，在英国和美国，由约翰·韦斯利、乔治·怀特菲尔德等人鼓动的宗教复兴孕育了一个新的传教运动。这一运动不同于早期的天主教或新教传教活动，它收到全国各地无数的小额自愿捐款，并从全国各地招诛了许多传教士。后期的新教传教运动无论在经费来源还是在传教方式上，都与早期的传教活动不同，就象现代巨大的、大众化的合股公司不同于其受到严密控制的前身一样。现在的对外援助、和平工作队以及其它各色各样美国外交和对外关系组织，均深深植根于十九世纪兴盛起来的美国传教传统之中。塞缨尔·约翰·米尔斯是美国海外传教活动的先驱。他于一七八三年生于康涅狄格，那正是美国与英国达成和约的一年。米尔斯与其他伟大的福音传教士和扩张主义者一样，并不是一个思想深遵或聪敏过人的天才，甚至他的朋友们也把他形容成“身材难看、举止笨拙、嗓音嘶哑”。但是他有明确的目标、丰富的想象力和无穷尽的精力，所有这些使他在短暂的三十五年生命中成为美国的一个奇才。米尔斯是一位乡村牧师之子，从小就相信宿命论，相信人之初性本恶，相信上帝的恩典是不可预测的，具有至高无上的威力。他十五岁时曾因自己仍没有皈归的经历而悲伤万分。“上帝为什么要创造我这个废物？”他看到了地狱的深渊。按照米尔斯自己的叙述，后来他十八岁时，有一次穿过树林，突然看到上帝的光环，感到自己皈依了上帝，于是便把自己的意志奉献给上帝，不再关心自己，变得“乐于为了上帝的光荣而献出一切”。米尔斯决心献身于“把救世的福音带给可怜的异教徒”这一事业。他进入威廉斯学院，并在那里第一次领导了宗教信仰复兴运动。一八○六年，也就是他入学第一年的八月里，有一天他召集四个同学在附近的小树林中做祷告。据传教士的传奇故事所传，这里就是美国大规模海外传教运动的神奇诞生地。为躲避雷雨，这五个人藏身在一座干草堆下。米尔斯受到不久前听过的关于亚洲地理课的启发，建议到印度去传教，他说：“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能做得到。”就从这些后来被称为“干草堆派”的人开始，米尔斯在四年级时又组织了兄弟会。它与其它许多高等学校里的兄弟会组织一样，也是一个秘密组织。它的章程是用密码写的，甚至它的存在也不能让人知道，因为即使“干草堆派”失败了，这种保密的做法也可使传教运动不致名誉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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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会把它们的运动扩展到其它高等院校。米尔斯在耶鲁大学研究了几个月神学，他在那里遇到一位名叫亨利·奥博基亚的夏威夷青年。奥博基亚当时只有十七岁，他在夏威夷的一次内战中成为孤儿，实际上已开始在那里接受一种夏威夷异教的教士训练，但后来又跑上从纽黑文开来的一艘轮船当水手，最后来到纽黑文，和年轻的耶鲁教师交上了朋友。米尔斯照顾奥博基亚，送他进利奇菲尔德学院念书，然后把他带到马萨诸塞的安多弗伸学院，那里已成为米尔斯及其兄弟会的大本营。一八一○年，年轻的米尔斯急于行动，致信马萨诸塞公理会会议，恳请他们组织到全世界的传教活动。当年，美国海外传教士理事会成立。一八一二年，该理事会派遣十名传教士去印度的加尔各答，还派遣另一些人去锡兰。这些人后来成为美国传教运动的核心。这个运动的规模和志愿支持者的人数都是前所未有的。到一八二○年，该理事会已派出八十一名传教士。十九世纪后期，从米尔斯的兄弟会秘密组织中又产生了学生海外传教志愿运动，招募了成千上万名年轻的传教士，成为和平工作队和其它青年运动的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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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斯本人并不在派往海外的第一批传教士之中，据说需要他在国内做招募工作。但是，一八一二年他从神学院毕业后，即被国内的传教团体派去调查美国西部的宗教情况，他两度长途跋涉，或步行或骑马，走过了许多人迹罕至的荒漠之地。他报告说，他看到的是触目惊心的“缺乏宗教信仰”的现象。由于他的报告，美国圣经学会成立了。他协助组织了向印第安人以及墨西哥和南美各族人的传教活动。然后，米尔斯调查了新的城市贫民区的宗教信仰情况，特别是纽约市的贫民窟。米尔斯一贯反对奴隶制，他在一八一六年协助成立了美国殖民协会（支持者包括托马斯·杰斐逊、亨利，克莱和安德鲁·杰克逊等人）。这个协会除了支持解放美国黑人外，还进行在非洲建立美国黑人移民地，以便“向非洲传播宗教和文明的福音”。米尔斯亲自到非洲帮助挑选移民地点，并与非洲部落的首领们实际谈判土地问题。这片土地后来成为利比里亚。一八一八年，他在乘船回国途中死于热病，葬在茫茫大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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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斯留下的遗产就是美国的传教活动有效地组织了起来，它的前景是不可估量的。他对国外传教活动所起的作用，就好象约翰·雅各布·阿斯特之于毛皮贸易一样，他们都是杰出的促进者和组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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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海外传教活动深入所有各个人洲，并在国内得到千百万人的支持。这些传教活动还获得其他一些令人难忘的干才的参与，其中包括才能卓越而引人注目的艾多奈拉姆·贾德森。此人在安多弗参加米尔斯的兄弟会，是美国海外传教士理事会一八一二年派往加尔各答的第一批传教士之一。他在船上潜心阅读了有关浸礼问题的神学著作，准备会见英国浸礼会传教士威廉·凯里。结果，贾德森和妻子皈依了浸礼会的教义。他辞去美国海外传教士理事会（信仰公理会教义）的传教工作，敦促成立浸礼会海外传教会，并成为该会的第一个海外传教士。贾德森夫妇来到他们自始至终最热爱的传教地区——缅甸。他在那里研究缅甸语言并在那里开始他的事业，这个事业主要是以物质生活艰苦和学术成就卓越而著称，并非以其改变人们信仰的活动而闻名。英缅战争爆发后，贾德森虽由于身患疟疾，体质虚弱，仍被囚禁在缅甸监狱，受到严刑拷打，并有一年多时间带着五副重镣。贾德森的妻子和两个襁褓中的女儿都在迫害中死去，但他却继续留在缅甸传教，直到一八五○年去世。贾德森在缅甸工作了二十年——用缅甸语布道，把圣经全部译成缅甸文，编纂博学的语法，并几乎完成浩瀚的缅英词典。尽管他花了五年时间才使第一个缅甸人皈依，但他去世前已领导着一百六十三个缅甸传教士，而缅甸教会则已拥有七千名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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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在世界各地，劝导人们皈依宗教的工作都进展得很慢。一位传教士在非洲工作了十一年，才使一个人皈依基督。教会在印度西部的马拉蒂传教二十一年，死去的传教士数目超过了皈依教会的印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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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仅仅宗教皈依并不足以衡量美国人在海外努力传教的意义。传教已成为神化美国民主和美国生活标准的一种手段。况且在整个十九世纪，海外传教活动实际上有助于使美国国内人民的生活蒙上一层真真实实的宗教色彩。教育在美国国内已成为一种世俗性质的宗教，而在海外则是传教的一种手段。美国的传教士把教育的福音带到世界最偏远的角落。他们用美国人的钱建起了各种各样的学校。捐献这些钱的美国人形形色色，钱数也有多有少。例如，约翰·富兰克林·古奇尔是宾夕法尼亚一个卫理公会的教士。他娶了马里兰一位富家闺秀为妻，便协助建立巴尔的摩女子学院（后称古奇尔女子学院），后来又率领教育传教团到远东。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他支助了印度当地的一百二十所小学，在朝鲜建立了第一所教会学校，还在中国和日本协助创立教会大学。到一九○四年时，他投入这些项目的资金已达二十五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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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最杰出、最老练的教育传教士中有一位叫赛勒斯·哈姆林。他出身缅因州一个农民家庭，开始时跟银匠当学徒，后来自学神学，并进入鲍登学院。随后到班戈神学院就学三年，准备做一名传教士。美国海外传教士理事会派他去土耳其办学。他于一八四○年在君士坦丁堡郊区的倍贝克开办了一所学校，并担任该校校长达二十年之久。据哈姆林说，在传教士进行工作的那些遥远地区的文化中，“几乎一切都象一团乱麻”。因此，他认为，传教士的世俗目标和宗教目标是不可分割的。在那里，一切都迫切需要“解决”，而只有美国基督教传教士才能办到。他带来全新生活方式的福音，目的不仅是使个人皈依基督，而且要把铁锹、铁犁介绍给“异教”徒，使他们学会使用汇票，学会“文明生活的整个组织方式”，以便加速“从异教过渡到文明：从彻头彻尾的、毫无指望的懒惰过渡到勤劳：从野蛮人过渡到基督徒。”哈姆林不顾其他传教士的讥笑嘲弄，坚持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训练他的亚美尼亚学生制造铁皮炉子和“大量美国式捕鼠夹子”。一八四七年，一位亚美尼亚教授到土耳其来帮助政府建立一所采矿学校，他试图架起一条电报线。哈姆林就在他那神学校的工场里制造电报设施的零部件，还帮助安排了一次在苏丹面前进行的示范表演（线路的一头架在苏丹接见宾客的房间里，另一头架在王宫远处的一个角落）。兴高彩烈的苏丹大声说“赞美真主！赞美真主！”然后，为了表示感谢，他授给塞缪尔·莫尔斯一份皇家证书和一个镶满宝石的勋章。这是莫尔斯得到的第一块勋章。六年以后，由于克里米亚战争的需要，土耳其人架起了他们的第一条电报线，把他们的国家和世界连在一起。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哈姆林看到成堆的英国士兵军服上满是虱子，他就利用空啤酒桶制成了原始的洗衣机。这既为土耳其妇女提供了就业机会，又为士兵们提供了比较清洁的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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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姆林希望他的学生能够自食其力，因此开了一家面包房，很快就因烘制“新教面包”而生意兴隆。和哈姆林一起工作的传教士恐怕他的面包房“会使传教工作失去宗教意义而世俗化”，但哈姆林不顾他们的反对，第一次向土耳其人介绍了用好蛇麻子酵母制造的面包，并附带为市场确定了一个新的标准，因为他的面包实际上比法定的重量多一点儿。一八五六年，纽约官商、铁路大王克里斯托弗·莱因兰德·罗伯特访问君士坦丁堡。一天，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的一艘小船上飘来的香味吸引了他的注意力。罗伯特知道船上运的是哈姆林的“新教面包”后，便去访晤他，后来两人开始合作，终于创立了罗伯特学院。这所新的教会学校一八六三年在倍贝克开办，一八七一年，学生们迁进可以俯瞰博斯普鲁斯海峡壮丽景色的新校址。这所学院直到二十世纪后期仍然享有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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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哈姆林筹办并在初期由罗伯特提供资金的罗伯特学院，遵照哈姆林改造奥托曼帝国的预言性方针：“和平、时间、教育”的方针，为整个中东培养了领袖人才。当哈姆林回到美国要求富裕的美国人为该校捐款时，他收到很多每笔为一百美元或数目更少的小额捐款，却未能得到他所需要的大笔赠款。他写道：“他们（富人）不喜欢解除负担。他们很富裕，但要他们慷慨解囊，就好象是抢劫他们一样。一个每年收入四万美元的人，由于习惯为生活花四万五千美元，又怎能指望他拿出钱来呢？他已经在生活费用中节约了五千美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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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还在各大洲建立了其它各种传教机构——中小学校、高等院校、医院、教堂。用当时委婉的说法来讲，许多施主“之所以闻名，并非由于他们为取得财富所做的工作，而是鉴于他们的财富分配方式。”南北战争之前，纽约一位商人为五十名去中国的传教士提供路费，然后又捐献一艘船运输一万八千卷基督教文献，以供他们分发。一位身为教友会教徒的企业家，死后为在利比里亚的一个圣公会传教团留下一万美元。一位前南部邦联的牧师因印刷主日学校的课本而发财，他捐献了十几万美元用于宗教活动，包括在墨西哥的科阿韦拉州建立一所女子学校。纽约巨富道奇家族捐钱在贝鲁特建立了美国大学。新伦敦一位银行家一八八九年捐了一大笔钱在日本京都的同治社大学建立了理科研究生部。这样做的人还有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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