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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六十一 新的趋势：问题不在于能否做到而在于何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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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中叶，美国政府支持进行的一些规模最大的全国性项目都带有人们熟知的某种传教特色。这些庞大的事业甚至使对外援助的开支也相形见继。除用于军事冒险外，整个国家把人力、物力、财力集中用于如此耗费巨大的壮举还是首次。结果是产生了美国在技术上的两次最辉煌的胜利。一是成功地分裂了不可分的物质：使原子裂变并产生自持核链式反应。二是成功地到达了不可达到的地方：征服星际空间和登上月球。这两个胜利都表明美国人做到了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这两大成就比新世界文明的其它成就更为典型地象征着一个热爱民主的人为了他的成功作出何等重大的牺牲。因为，说来奇怪，整个国家的成功却会使个人有一种新的感觉——感到自己软弱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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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的这两项壮举表现出某些显著的共同特征。它们都是由国外的压力引起的，并且由于这种压力而提高了进行的速度。一是战争期间害怕纳粹德国先获得成功，一是“和平”时期害怕落后于苏俄。促成这两项壮举的是移民的智慧、想象力和精力：一种是因纳粹上台而流亡的难民；另一种是因纳粹倒台而流亡的难民，两项壮举追求的目标都很明确，尽管这些目标以前从未实现过。同时，两者都根据事先制定好的固定时间表进行。为了达到目的，这两项意义深远的工作都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达到预期的效果。但是美国民主的这两大胜利在某些方面也有其截然不同的特点：一个是在战争期间进行，另一是在“和平时期”进行。一个是在如此广泛、雇员如此众多的庞大事业中保密最好的项目；另一个是人类历史上宣传最广泛、目击者最多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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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这两项事业有多少明显的区别（探索原子内不可思议的微观世界和探索外层空间不可思议的广阔宇宙），它的效果都是加强了人的趋势感，使他进一步感觉到那种无上权威的、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新的力量。甚至在美国历史上也没有与此类似的先例。在美国人取得的成就中，最能与此相比较的或许要算修建第一条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了。南北战争前，政论家们就把这条铁路说成是“一件使全国人民欢欣若狂的艺术品，如同音乐、雕塑、绘画在其各自鼎盛时期达到的效果一样。”亨利·戴维·梭罗在《湖滨散记》（一八五四年）一书中警告人们：“我们并没有驾驭铁路，而是铁路驾驭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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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条横贯大陆的铁路本身只是在长度上不同凡响，但许多人对它所感到的敬畏和惊恐却不下于四分之三世纪后对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反应。当中央太平洋铁路和联合太平洋铁路即将接轨从而使北美大陆的铁路线连成一体时，新英格兰的铁路大王小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曾经指出（本书开篇卷首就引用过他的话）：“从公元前的远古时期到一八二九年，国内交通没有发生过任何根本的变化。”现在却“突然释放出一种不可估量的巨大力量……发挥着社会、道德和政治等方面的种种影响力：并把一些需要立即解决的新问题骤然抛到我们身上；新事物尚未成熟，而旧事物已在废弃；种族反感尚未消除，国家之间就出现了密切的联系：我们的历史因而充满了盛衰沉浮，也充满了戏剧性的插曲。”他认为，铁路很可能是“引起社会变革的最巨大、意义最深远的火车头，这种变革会给人类带来福利或祸患。”当时，铁路大王对北美大陆的征服是世界其它任何地区无法比拟的奇绩。直到一八九一年，横跨西伯利亚的铁路才开始修建；而柏林一巴格达铁路也是这个时代的产物。横跨北美大陆的铁路就象二十世纪美国科技取得的最惊人成就一样，都是在规定时间内成功地达到一定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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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前进行的各种最伟大的合作探索，其目标多少都有些模糊不清，如十五、十六、十七世纪发现美洲，十八世纪在大洋洲探险，十九世纪对尼罗河的考察和二十世纪对北极和南极的考察。从所有这些比较早的探索事业的性质来看，它们追求的目标能否实现一向没有把握，更不用说何年何月能够实现了。而美国人民在二十世纪中叶发现，他们国家的探索事业规模越大、越集中、意义越深远，这些事业的目标就越明确，日程表也规定得越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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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为建立帝国——原子帝国和外层空间帝国——进行的新竞赛，还有另一个显著的、前所未有的特征。当微观世界（原子人们看不见的内部）和宏观世界（宇宙——人们看不见的外界）都成为日程表上探索的目标时，所冒风险是难以想象的，失败是难以估量的，而一旦获得成功，则具有启示性的意义。为了建立这些新帝国，也象以前为了建立那些老帝国一样，出现了疯狂竞争的景象。但是在以往对土地和领土的争夺中，一国有所得，另一国就必然有所失。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一四九三年在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群岛以西一百里格处划了一道分界线（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间分配新发现的土地），是老殖民主义精神的体现。这是对地盘、对所要占领和开发的土地，对所要统治的人和领土的争夺。当十五、十六世纪世界向航海探险家敞开大门时，遥远的地域和民族成了神话、民间传说和乐观宣传的主题。当时旧世界知道有美洲这片土地的人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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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二十世纪供人类探索的新天地却无处不在。一切都是由原子组成的，从任何地方都可以进入太空。一个国家跨进那个新天地，并不意味着另一个国家不能跨进去。与到处都有社会群体这一现象相呼应，现在到处都可以成为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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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英国为了安全的原因，不允许因逃避希特勒统治而流亡英国的伟大德国核科学家进行军事方面的研究。由于不能从事雷达研究等“实际”工作，他们便有足够时间思考制造原子弹是否可行的问题。这个问题后来证明正是现代技术中最富爆炸性的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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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原子弹的概念而言，曾经存在着不可能攀登的高峰。“分裂”原子从同意上讲当然是自相矛盾的〔英文原子（atom）一词来自希腊文atomos，意为“不再可分的东西”〕。这些不可分的单位曾经是现代物理学的基础。十九世纪产生了原子理论后，人们普遍认为每一种“元素”确实是不能再分解的，原子是物质的最小公分母，一种元素的原子永远不可能转变为另一种元素的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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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八年末，柏林市威廉大帝研究所的两位德国物理学家奥托·哈恩和弗里茨·斯特拉斯曼发现，当他们用中子轰击重元素铀时，获得了一定分量截然不同的另一种较轻的元素钡。这种十分明显地把一种“元素”转化为另一种元素的过程，第一次公开暗示了“不可分”的原子毕竟可能是并非不可分的；因而完全可以设想，一种元素的原子可“分裂”成为另一种元素的原子。哈恩的合作者，奥地利物理学家莉泽·迈特纳及其外甥奥托·弗里希因为是犹太人而被驱赶出祖国，当时正在瑞典避难，他们大胆地接受了原子可分这个新的可能性，并把这种现象称为“裂变”（来自拉丁语findere，意为“分裂”），类似细菌藉分裂来繁殖的生物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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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多少世纪以来，炼金术士和骗徒一直梦想“点石成金”，把铅、铁之类的“贱”金属变质为金子或银子。现在他们的梦想终于要实现了，但结果却完全出人意料。因为在二十世纪，人们对能量的兴趣已远远超过对物质和金银这样的贵金属的兴趣。如果真的可以完成裂变，那么按照爱因斯坦的公式（E＝mc2），就会释放出极大的能量。即使一个原子的质量很小，它所释放出来的能量却是以“Cz”（光速的平方）乘出来的一个得数，这是一个增加一亿电子伏的巨大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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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与哈恩和斯特拉斯曼在柏林进行研究的同时，巴黎的一位法国物理学家弗雷德里克·约里奥一居里和意大利人恩里科·费米、匈牙利人利奥·西拉德（两人皆因逃避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统治而逃亡美国）都发现，铀的裂变会释放更多的中子。那么结论已很清楚：如果让这些中子分裂更多的铀，就可能释放更多更多的中子来分裂更多的铀，产生一种“链式反应”，在这个过程中，每一次裂变部会产生巨大的能量。这种能量既可以成为工业上的一种新能源，也可以成为一种新的爆炸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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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界，特别是理论科学界并无国界之分。希特勒和几百万德国纳粹分子把那些才华超群的物理学家驱赶出德国和德国占领的欧洲地区，认为他们“种族不纯”，但却充实了世界其它地区的科学界。正是这些男女科学家在构想和设计原子弹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一九三九年希特勒开始横扫欧洲时，美国的科学技术已经由于有了这些忠于盟国的流亡物理学家而大大加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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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的八月十一日，罗斯福总统收到艾伯特·爱因斯坦的一封信。（爱因斯坦一九三三年来到美国，一九三四年纳粹剥夺了他的德国公民资格，他很快就加入了美国籍。）爱因斯坦在信中告知罗斯福总统，“元素铀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一种新的、重要的能量来源，”因此需要“提高警惕，如果必要，还需要政府方面采取迅速的行动。”爱因斯坦预见原子弹的巨大威力，他提醒罗斯福总统说，美国铀矿石的储量很少，世界上最大的铀矿位于捷克斯洛伐克和比属刚果，而这两个地方目前都已在德国人手里。因此，他极力主张政府尽力取得铀并储存起来，支助研究和实验工作，并严密注意德国人在制造原子弹方面的一切动向。罗斯福总统收到爱因斯坦的信后，成立了一个关于铀问题的委员会。十一月一日，他批准了一项拨款六千美元的一年研究合同。同时，在几所大学里，欧洲流亡物理学家正与美国物理学家一起深入研究裂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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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实验物理学已成为美国大学研究生院的一个很活跃的学科。尽管美国人在物理学理论研究方面并不处于领先地位，他们在设计检验理论的设备方面却是相当出色的。一九三一年，伯克利加州大学的欧内斯特·劳伦斯已制成了第一台回旋加速器，它大大便利了对原子的研究和对放射现象的试验；同年，普林斯顿大学的罗伯特·范德格拉夫也设计出了产生亚原子粒子射束的高压静电发生器。美国的实验设备丝毫不亚于任何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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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原子研究的大规模支助直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才开始，但是此后的行动就非常迅速了。到一九四二年一月中旬，新成立的规划委员会的成员之一阿瑟·康普顿已经全面调查了最近的研究对制造原子弹的意义，并对他的物理学家同事们宣布了一个预定的时间表：（1）一九四二年七月一日以前确定产生链式反应是否可能；（2）一九四三年一月以前完成第一次链式反应；（3）一九四五年一月以前制造出一颗原子弹。这一宏大计划的另一个名称是“研究与发展”，它需要遍布整个美国大陆的全国性巨额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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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开始行动那天起，每个阶段的问题就不再是能否做到，而是何时做到了。理论和实践方面许多尚无把握的东西并没有冲淡对于原子弹定能制成的信念。但是战争的压力使得这项工作十分紧迫，需要采取一种代价十分巨大的工作方式。直到一九四二年年中，科学家们仍然无法肯定，在想象中的五种能产生裂变物质的方法中，究竟哪一种最为有效。在一般情况下，就会逐一试验每一种方法，从看来希望最大的方法开始，直到找到最佳方法为止。但康普顿反对这种做法，他说：“德国人目前可能已经远远超过我们。他们在一九三九年就开始大力实行他们的计划，而我们直到一九四一年才作同样的努力。”甚至只是几个月的耽搁也可能使德国人获得决定性的优势。因此，科学家规划委员会决心齐头并进，同时着手对五种方法进行试验，即使这意味着要为每一种试验修建一座耗资巨大的工厂，而且从长远来讲，预计这些工厂中只有一座是必要的，也在所不计。到一九四二年十二月，规划委员会已经可以将可能性的范围缩小。他们建议修建的四个工厂需要约四亿美元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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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工厂的规划与修建，以及政府对整个原子弹工程的管理都是由莱斯利·格罗夫斯准将负责的，他曾任陆军建筑工程部副部长，负责监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办公楼国防部五角大楼。格罗夫斯是一位随军牧师的儿子，是在军营中长大的。他进西点军校前，曾庄马萨诸塞理工学院就读一年半。一九一八年，他从西点军校毕业，成绩在全班名列第四。他对物理和原子并没有特殊的了解，但是作为陆军建筑工程部副部长，他要对每月支出的约六亿美元负责，而且还以能够迅速完成任务而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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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订原始计划（以及作出花费数以亿计美元的决定）时，试验尚未表明究竟是否会出现核链式反应。以前的实验只表明，铀原子以分裂为其它元素的原子，但并没有表明铀原子裂变后释放出来的中子可以被控制来分裂更多的铀原子，再释放更多的中子，以至不停地循环下去。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中子不可避免地丧失了，那么原子的裂变不论对物理学家来说是多么有趣，也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如果可以产生自持的链式反应，那就是发现了一个无可限量的新的能量来源。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日，在芝加哥大学斯塔格运动场看台下临时从墙球球场改建的秘密实验室里。恩里科·费米进行了第一次核裂变，证明反应确是可以自持的。规划者们决定在一个人口稠密的城市的中心，而不是在边远乡村的实验室进行这一危险的试验，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他们对自己的计算（以及费米所作的能够防止反应失控和爆炸的预言）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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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费米提出他的决定性证据之前，政府业已投入大笔贫金，并在田纳西州的橡树岭、华盛顿州的汉福德和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修建了新的城市。这些秘密的“荒野之城”就是二十世纪的“山巅之城”：在这些城市里进行的生产和试验对人类充满了威胁，又充满了希望。历史上这项意义最深远、耗资最巨大的技术性工作是为了完成人类对其能触及的范围之内最小物质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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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计划基本上是按预定的时间表进行的。为制造原子弹提供可用的原材料所需采取的所有各种措施，全都齐头并进，而且与此同时，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已开始对原子弹本身进行设计。生产足够的可裂变物质是一项巨大的工业任务。尽管总的来说，各种判断、猜测和预言最后证明都是正确的，但是风险最大的预言莫过于制造出一颗原子弹的可能性。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六日，也就是康普顿在一九四二年一月所指定的时间的六个月之内，第一个原子装置在新墨西哥州沙漠中的阿拉莫戈多爆炸了。《纽约时报》的威廉·劳伦斯从二十英里外的观察站目睹了这次爆炸，他写道：“就象一部宏大的元素交响曲壮丽的最后乐章，既迷人，又恐怖，既令入激奋，又令人压抑，险恶，毁灭，既充满巨大的希望，又充满灾难性的凶兆……在那一瞬间，永恒降临了，时间停止了，空间变得微乎其微，天崩地裂，人们似乎目睹了世界的诞生——见到那创造夭地的一刻，当时上帝说：‘出现光亮吧！’”仅仅三个星期后，也就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美国在广岛扔下了一颗原子弹，方圆四英里的市中心区夷为平地，伤亡超过十六万人。三天后，美国在长崎扔下了第二颗原子弹。次日（八月十日），日本人投降，至于美国物理学家的竞争对象德国人，早在三个月之前就投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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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可以再分的新世界既带来了新的灾难，也带来了新的知识层面。美国制造并由美国人首先使用的原子弹的摧毁力，使美国对人类社会有了一种新的认识。但是许多美国人却害怕，在笼罩广岛的蘑菇云中，他们召来了第五种灾难。难道除了《启示录》中的瘟疫、战争、饥馑和死亡外，现在科学也变成了灾难吗？整个世界将要灭亡的感觉超过了对新力量巨大威力的茫然心态。美国人能够制造原子弹，这意味着别人也能制造。铀弹是毁灭性的，那么氢弹或将来其它什么弹的威力必将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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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任何发展，甚至历次大移民和两次“世界”大战，都没有使美国人感到如此严重地卷入世界事务之中。四十年代末，陷入第五种灾难的恐怖也把那些制造原子弹的科学家带上了政治舞台。他们成立厂原子科学家联合会（后来扩大为美国科学家联合会），试图把人类从他们成功的恶果中拯救出来。在美国，他们促成了由文职人员控制原子能，并且组织了一个国际管制原子能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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