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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时代 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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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在与既得利益集团的斗争中，领导人的决心起着关键作用。“当想到一位美国总统铁下心来实施法律的时候，”一家报纸讥讽道，“华尔街就瘫痪了。”(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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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的反垄断决心是不容置疑的。在给1906—1909年在任的司法部部长查理·波拿巴的信中，罗斯福坚定地表示：“法律是可以用来对付最有钱的大公司以及该公司中最有权有势的经理或者操纵者的……司法部是名副其实的正义之部……是时候对为富不仁的人说点什么了，他们以奴役他人为手段，以邪恶的方法积聚大规模财富，以多种多样的不道德行为获得财富，以十足的诈骗手段，以压榨劳动者工资，以操纵股票，以不公平的、龌龊的竞争，以投机的方式获得财富……为了达到目的，这些财大气粗的利益阶层的代表们是愿意花钱的……”(41)在这封信中，罗斯福代表民众对这些为富不仁者提出了指控，表达了坚决反垄断和打击经济犯罪的决心，而“司法部是名副其实的正义之部”的说法，更是鼓舞了反垄断团队的士气，也是给司法部门最好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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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的反托拉斯政策十分理性且目的明确。用他的话说，“我们既不维护富人，也不维护穷人；我们维护正直的人，不管他是富还是穷。”(42)在他看来，并不是所有的富人因为富就恶，托拉斯因为大就坏，一切都有善恶之分，要区别对待。想积累财富的人只有在其经营活动也为其他人奉献巨大利益的时候，才有资格积累这种财富，反之就要受到规制。事实上，在进步时代，企业的并购也如硬币的两面，虽然导致垄断，但其积极意义是“使大规模制造业获得了像19世纪中期铁路公司那样的进入全国资本市场的机会”(43)。这种大发展，至少在初期起到了激活全国市场、推动美国经济迅速发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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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罗斯福反垄断有针对性，也能保持客观的立场，这对支持美国的经济发展非常必要。在自传中，罗斯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的职责是与每一个人站在一起——当他正确的时候。同时，我的职责也是反对每一个人——当他错误的时候。不论是针对个人还是针对群体，我都是这么做的，无论是一个商人还是一个劳工领袖，无论是一个政客还是一个改革家，当他对的时候，我就支持他，当他错的时候，我就背弃他。”(44)这一点与一个世纪后普京总统对俄罗斯寡头的规制非常相似，普京采取的也是区别对待，争取大多数、打击极少数的做法，因而减少了行动的阻力，也赢得了较大范围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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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说，反垄断调整的是财富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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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的反垄断似乎还有心理治疗的意义。罗斯福一生中目睹美国的迅速壮大和工业飞速发展激化了社会各方面的矛盾，产生了很多后遗症，人们迷惑、愤怒、恐惧。19世纪90年代的萧条一下子把这些都推到表面上来，在这种背景下，罗斯福希望通过“突然采取令人兴奋的行动在心理上消除人们的焦虑，并以权威的口吻谴责使人们感到恐惧的恶魔，从而消除人们的恐惧心理。因为长期处于与不安全感的斗争中，他受到了训练并变得坚强起来，因而成了中产阶级最理想的精神治疗家”(45)。这种理论看上去有些令人意外，但事实上，很多社会变革都具有心理意义，即使人从不安和恐惧的状态中解脱出来，感到踏实和富有希望。在这方面，罗斯福无疑是一位大师，既懂得传播心理，也懂得社会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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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比打击大公司更重要的是，在罗斯福任职期间，反托拉斯还形成了制度化。这种制度化不仅使得反垄断成为了系统工程，不因白宫人事的变迁而人走茶凉，也使得大公司始终有一种戒备心理，担心大棒随时会挥向它们的头顶，从而在扩张经营和剥削劳工等问题上有所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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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斯福之后，伍德罗·威尔逊将反垄断事业推向了新的高度，反垄断在威尔逊的任期内有了更大进展，这与他更积极的反垄断意识有关。威尔逊不仅担心垄断企业对民主政府构成直接威胁，而且担心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对美国人的道德和公民品质造成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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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垄断不仅造成社会不公，而且会伤害民众的创新精神和进取心。威尔逊认为，在由有权势的少数人制定的政策中，“公司的仆人”是“没有发言权”的，而这些政策往往与公共利益是不一致的。(46)威尔逊和进步时代的许多人都相信，一个只有雇工而没有“自己命运的主人”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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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的一大立法贡献是通过了于1914年5月6日生效的《克莱顿法案》，这是对《谢尔曼法案》的补充。《克莱顿法案》主要起到一种预防垄断的作用，即凡是那些可以合理地预见可能会对竞争产生损害的行为，即使其实际未产生损害，也都是违法的。《克莱顿法案》所确定的“早期原则”显然比《谢尔曼法案》更有利于打击垄断行为。但是由于《克莱顿法案》第七条只涉及对于竞争对手股票的并购，对资产并购未做任何规定，而使得资产收购处于反托拉斯法的管制之外。为了弥补不足，美国国会此后相继通过了若干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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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的根源，不仅在那些垄断公司，还在于政府的高关税制度，正是由于高额的关税阻止了外国商品进入美国，使得大型企业垄断了美国市场，并为自己的商品定出高昂的价格。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垄断的罪魁祸首是保护性的高关税，使大公司能够盘剥美国的消费者”(47)。围绕关税问题的斗争持续了很多年，甚至海关官员的任命都曾经是总统与国会激烈斗法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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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步时代到来之前，围绕关税的斗争愈演愈烈，甚至影响到白宫主人的更迭。1884年，克利夫兰赢得了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上任后将关税改革作为重要的政治纲领，但这引起了共和党人和相关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1888年哈里森战胜克利夫兰入主白宫后，不仅要维持保护性关税，而且还要提高关税。他在1890年还促使国会通过了《麦金莱关税法》，将工业制成品关税提高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并赤裸裸地表现出对相关利益集团和垄断企业的保护：（1）为拉拢农场主，贸易保护主义者提高了农产品进口关税；（2）提出关税对等措施，授权总统提高糖、茶、咖啡和皮革等的关税。这一关税法引起了选民的反感，共和党也由此输掉了1890年的中期选举。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克利夫兰赢得了1892年大选，从而第二次入主白宫。但遗憾的是，克利夫兰甫一上任便遭遇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1893年经济萧条，支持率大降。尽管1894年通过的《威尔逊—戈尔曼法》力图适度降低关税，但却在1895年被联邦最高法院宣布为违宪，并于1897年被《丁利关税法》代替。麦金莱1896年再次赢得大选，其重要原因正是恢复高额关税保护的承诺，他上任后立刻提高关税，使关税达到美国有史以来的最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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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从1884到1896年的总统大选体现出“成也关税，败也关税”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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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突破出现在威尔逊时期。威尔逊经常宣称“关税导致托拉斯”，坚信关税促进了垄断的增长。他抨击高关税，希望保护消费者，建立公正的政府。(48)他上台后第一件事就是促使国会通过了《安德伍德—西蒙斯关税法》，降低了大多数商品的进口税，将整体平均税率从大约37％降至大约29％，这对于刺激消费起到了很大作用，同时也有效地压缩了垄断公司的获利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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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时代 反对追求特殊利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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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垄断与树立联邦政府的经济权威有关。在19世纪后期，随着工业和铁路的融合以及必要的金融调整，经济领域的权力中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从企业创办人的手中转移到金融家的手中。(49)与此同时，金融寡头们也开始将大手伸向工业和铁路，利用一些公司经营不善或周旋不力的机会参股或并购。依靠金融的控制，管理的权力已经从工业和铁路经营者的手中转到拥有资本的董事们手中——最显著的一个事实是，摩根实现了15家大铁路公司的联合，建立了一个轮船托拉斯、一个收割机托拉斯、美国钢铁公司，以及无数在规模上较小的联合体。简而言之，企业帝国的最高指挥权已经落入大银行企业手中。(50)一个经济上或者说金融上的罗马帝国正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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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菲勒是一个“坏榜样”。1867年，老洛克菲勒召集一群合伙人组成了美孚石油公司，到1870年已经能提炼全国大约1/10的原油，而到了1880年则控制了全国石油提炼量的90％。进入19世纪80年代，洛克菲勒开始将这个盘子越做越大，囊括了全方位石油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并且获利丰厚。在他的示范之下，其他有野心的企业家纷纷效仿，肉类加工和销售、糖类加工和销售，不久都被垄断了。这种经济权力的集中化，对联邦政府的权威造成了极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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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时期的反垄断重点就是打击金融垄断。从1911年春到1912年总统竞选期间，威尔逊在多个场合谈到了反垄断问题，在他看来，“美国的巨大垄断是金融集团的垄断……我们必须做的事情就是打散这个巨大的共同利益集团……把它们分开，温和地但是坚定而且坚持不懈地把它们分割开来……政府的职责就在于把为共同利益奋斗的人们组织起来反对追求特殊利益的人们。”(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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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1911年8月号的《麦克卢尔》杂志还推出了约翰·穆迪的“七人论”：“华尔街的七个人目前控制了美国一大部分的基础实业和资源，其中三个人，J. P. 摩根、詹姆斯·希尔和乔治·贝克（纽约第一国民银行总裁）属于所谓的摩根集团；其余四人，包括约翰·洛克菲勒、威廉·洛克菲勒、詹姆斯·斯蒂尔曼（国民城市银行总裁）和雅各布·希夫（来自库恩雷波公司旗下的私人银行）属于所谓的标准石油城市银行集团……他们所构成的资本中枢把控制面扩展到整个美国。”(52)有趣的是，后来美联储的委员设置也恰好是七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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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追求特殊利益的人”的说法很能赢得民众的共鸣。令美国投资者厌恶的是，一些公司在股票市场中兴风作浪，作假圈钱，“在股票中掺水，也就是超过实际价值发行证券，这很早就已成为那些企业大亨最喜欢采用的手法。”(53)当时，发行和售出的证券超过财产价值两倍以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这种掺水不仅让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受损，而且让那些作假公司迅速做大，反过来对市场施加更大的影响。而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正是后来成立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54)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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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储备银行的建立也有反金融垄断之意。1911年，威尔逊作为新泽西州州长时曾说：“国内主要的垄断便是金融垄断。只要这种垄断存在一天，我们旧有的多样化和自由以及个人的发展活力便完全不可能了。”(55)1913年2月28日，众议院由阿尔塞纳·皮若主持的委员会发布了一个惊人的报告，披露出：摩根公司在39个公司中把持了63个董事职位，纽约第一国民银行在49个公司中把持了89个，纽约保证信托公司在76个公司中把持了160个，纽约花旗银行在47个公司中把持了86个，纽约国民商业银行在82个公司中把持了149个……(56)数据可谓触目惊心。此后不久，路易·布兰代斯出版了《别人的钱》，对这种严重金融垄断的现象和后果进行了深入剖析，也为美联储的设立进行了很好的舆论铺垫。而此时，反对金融垄断的威尔逊已经入主白宫并站稳脚跟。事实证明，美联储的设立对于防范金融危机、避免私人银行垄断公司对国家的商业生活及政府的财政政策施加更大影响，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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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美联储的建立进一步强化了联邦政府的权威和经济管控力。联邦储备银行是由联邦储备委员会进行管理的，这个七人委员会包括了美国的财政部部长和通货检察局局长在内，其他几位委员也都是由总统提名、参议院批准产生的，这就决定了美联储的央行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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