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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时代 新海军：从告别木船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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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海军的两个起点性的关键年份，其实都是悲剧性的年份。1881年，加菲尔德总统遇刺，美国进入了“新海军”（New Navy）时代。1901年，麦金莱总统遇刺，美国进入老罗斯福式的海军“大跃进”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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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耻近乎勇。来自西班牙和智利的刺激，提升了美国政界和军界的海军意识，但由于当时的拉瑟福德·海斯(23)总统为国内事务所困，美国海军真正的勃兴出现在上任仅半年就遇刺身亡的加菲尔德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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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1年，加菲尔德上台后不久，他的海军部部长威廉·亨特便组建了一个“海军计划委员会”，海军部1881年的年度报告令人震惊地指出，140艘现役的海军战舰只有31艘具有战斗力(24)，这加深了美国海军的危机感。在此基础上，1882年，美国国会自内战结束后第一次投票赞成建造新的战舰。虽然建造计划显得十分温和，但这毕竟是一个重要的开始，也喻示着主张大力发展海军的力量逐渐占了上风。1882年也由此被看作美国“新海军”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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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海军拨款法案的通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海军教育”在全国展开，而最自觉的“受教育者”正是受海军建造业影响最大的舰船制造商、炼钢厂及武器生产商。1886年，国会通过了一项法令：任何新的美国军舰都应由美国的钢铁制成。这对美国的钢铁业无疑是一个福音，同时也使美国海军开始告别“木船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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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当初美国海军坚持“木船路线”也与国会有关，由于技术高速发展从而使得一些装备很快过时，出于经济的考虑，美国国会的一个委员会提议建造一支“一次性的海军队伍”，这支海军应当不用钢铁，而是依靠价格低廉的白橡木建造舰船，朽损时就卖掉，再建新舰。(25)国会的这种自以为是的精明之举，曾令主张大力发展海军的人士捶胸顿足，他们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个国家从美国这艘“大木船”旁超越而过，只能无奈地抱怨国会的短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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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海军与商业的“联姻”成为推动海军建设的重要原因。1883年，海军部制定了针对国内钢铁业的海军高标准，以应对19世纪末钢铁事业的高速发展。这其实也给了钢铁业等相关产业以更多的机会，造船运动客观上带动了一系列产业的发展，也让商人逐渐尝到甜头，而反对发展海军的人也就越来越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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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后军工集团与五角大楼、一个世纪后华尔街与白宫之间的旋转门，在此时体现在海军与制造业之间：许多从海军退役的将军或从海军部退下来的高官都被利益关联公司所雇用，而造船、钢铁等行业的大公司也乐得引进海军人才，尤其是那些看上去将来很可能会在海军部门拥有话语权的人。(26)这种利益攸关方的形成，对此后海军的发展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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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建设带来的就业机会也不可不提。在美国，提供就业机会是非常具有号召力的说法，而随着海军建设的全面展开，越来越多的民众意识到，海军建设及扩编会带来一系列不可小视的就业机会，这使得海军建设不仅得到商界的认同，也调动了民众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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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海军、海防要塞的建设与私有、国有企业之间形成了一种互利关系，并解决了工人的就业问题。制造装甲钢板及军械需要工厂有昂贵的设备和熟练的工人，如果停止建造就会使工厂无事可做，造成工人失业及一系列社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1893年开始的经济危机不再像以往那样意味着政府减少开支，而是要政府增加开支来维持工厂开工和工人就业，国会批准的1895—1896年的战列舰建造计划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获利者不仅有钢铁大王卡内基及其同行，还有制造业的工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武装力量的现代化如同一根纽带，将公共福利、私人利益以及国家安全连在了一起。”(27)这种连带关系在其后的一个多世纪里都是深刻影响美国社会的重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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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不断扩展的海外商业利益也激励着海军的发展。事实上，早在海军成立之初，美国的船主和进出口公司就曾申请海军保护并确实得到了大量的保护。尽管“保卫领土完整”被视为海军第一要务，但“保护美国的自然商业”似乎更被美国人看重，尤其是在1812年后对外长期无战事的背景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海军的任务被看作是“充当美国商业在大海上任何海域的看门狗”，或者说是“海外贸易白天的警察和晚上的哨兵”(28)。海军的这种为商业保驾护航的使命带来了两种看似矛盾的结果：为避免影响商业发展而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为赢得更大的海外市场和海外利益不惜短兵相接。而起决定作用的，是海军自身实力的变化。简而言之，估计打不赢，就妥协避让，自信能战而胜之，就大胆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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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的崛起也是重要的推手。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美国最大的几家跨国公司业已形成并得到了充分发展，如联合水果公司、美国铝业公司、美国烟草公司、杜邦公司等，它们都倾向于支持侵略性的外交政策，因而也成了发展美国海军及发动1898年美西战争的重要支持者。1898年，美国国务院的一份备忘录进一步指出：“现在我们再也不能漠视国际竞争，我们自己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为贸易而奋斗的竞争者。”(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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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时代 海军梦圆，思想不能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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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评声中，美国海军赶上了世界其他国家，舰队和人民的情绪同时发生了变化和跃进，完全做好了战争准备。(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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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豪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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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告别海军的黑暗年代，一些新海军的倡导者开始高调造势，并相信“一个国家要想发展和进步，需要向国外进行贸易扩展以及保证国外商业安全，而建立一支有能力组织进攻的强大的海军部队则是先决条件”(31)。其主要的代表观点有(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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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84年，杰拉尔德·凯利提出：商业优势和海军力量历来在所有国家都是密不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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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82年，戴维·波特提出：哪国海军在世界上拥有统治地位，受其保护的那国商业就会相应地具备发展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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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84年，杰拉尔德·凯利提出：海军力量决定了国家能否健康发展，陆地繁荣是为海上力量服务的，后者以海洋为依托，前者的主体则是围绕和环抱着海洋的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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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87年，约翰·梅格斯提出：历史证明，赢得海洋控制权大大有助于赢得大型战争的胜利从而影响民族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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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84年，杰拉尔德·凯利提出：现在需要的是行动、行动、行动，广大民众共同来完成摆在眼前的伟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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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思想准备是阿尔弗雷德·马汉(33)的理论。1885年1月24日，对马汉和美国海军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日子。这一天，海军部颁发了由马汉出任海军军事学院院长的任命书，马汉的机会来了，海权论的“春天”也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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