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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1：前哥伦布时代美洲启示录 [:1706312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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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万廷苏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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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1年，印加人统治着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它大过中国的明王朝，大过在伊凡大帝治下大肆扩张的俄罗斯帝国，大过萨赫勒地区的桑海帝国和西非高原上强盛的大津巴布韦帝国，大过如日中天的奥斯曼帝国，大过三国同盟（这是阿兹特克帝国更为精确的名称），更远远大过任何欧洲国家。印加人的管辖区跨越了惊人的32个纬度，这就好像从圣彼得堡到开罗都在同一个势力的统治范围内一样。整个帝国的领域包含了每一种人们能想象到的地形，从亚马孙上游的雨林到秘鲁海岸的沙漠，再到二者之间，两万英尺（约6 100米）高的安第斯峰顶。牛津大学历史学家菲利佩·费尔南德斯–阿梅斯托（Felipe Fernándei-Armesto）写道，“如果可以用一个帝国的环境适应性来衡量其潜能的话，那么印加人就是那个时代里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帝国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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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加人的目标，是把南美洲西部大量不同的部族结合起来（这里面有的部族和印加人自己一样富庶，有的贫穷而无组织，每个部族都讲着不同的语言），纳入到皇帝直接管理的单一官僚体系内。这不仅仅是政治意义上的统一，印加人还想要整合区域内的宗教、经济和艺术资源。他们的方法既大胆又粗暴，还颇为有效：他们把全体居民直接迁出其故土，并利用全球最大的道路系统进行运送，这是一条长达25 000英里（约40 233.6公里）的石料路面的要道网络；他们还强迫迁出者和其他部族一起，投身于庞大而偏远的国家农场和建设项目之中，而且只能使用印加的通用语言Runa Simi[25]。为了监督这项巨大的事业，印加人发明了一种独特的文字，即按序列地在线上打结，这让人联想起如今的计算机语言。（见附录B：说话的结。）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已过世的考古学家约翰·H·罗（John H. Rowe）认为，印加人对其领域的重新整合是如此之成功，以至于安第斯地区的历史“并非始于（南美人）与西班牙征服者的独立战争，而是始于（帝国创立者）帕查库提在15世纪的天才组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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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高原和印加人一样卓越非凡。康奈尔大学的人类学家约翰·穆拉（John Murra）写道，这是地球上最特立独行的地方，“那里有数以百万计的（人们）违背了所有的表面逻辑，坚持居住在海平面10 000英尺（约3 048米）以上，甚或是14 000英尺（约4 267米）以上。任何别的地方都没有人能在如此明显脆弱的环境中居住几千年之久”。在任何别处，也都没有人能住在海拔这么高、多数农作物无法生长、地震和山体滑坡多发、极端天气是家常便饭的地方，而且还能反复地创造出拥有先进技术的持久文明。印加故土的地势最高，也最陡，其斜坡与水平面的夹角超过65度。（旧金山以其几乎无法驾驶的山丘而闻名，那里最陡的街道，斜坡与水平面呈31.5度。）况且这里还最狭窄：在多数地方，从太平洋沿岸到山顶之间的距离不到75英里（约120.7公里），在有些地方还不到50英里（约80.5公里）。按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贾里德·戴蒙德的说法，生态学家的假定是，最初的大规模人类社会往往诞生于那些“在短距离内，高度和地势变化各异的”地理环境中。新月沃地就是一例，伊朗西部的山岭与全球最低的死海，包围着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这两大水系。秘鲁是另外一例。在山峰与海洋之间的短暂旅途中，游客将经过全世界34种主要地理环境中的20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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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第斯原住民摄影家马丁·昌比（1891~1973）的这幅作品，拍摄的是秘鲁高地的印加遗迹Wiñay Wayna。人们在高度如此不适宜居住的地方生活，并反复创造出复杂的物质社会来，这是全球仅有的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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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这种陡峭狭窄的生态系统大杂烩中生存，安第斯地区的社群往往派代表和侨民到上坡或下坡去住，那里有着本地没有的资源。每处都有可取之物：海洋里的鱼类和贝类，沿岸河谷的豆子、南瓜和棉花，山麓地带的玉米、土豆和藜麦（一种安第斯粮食），高地的美洲驼和羊驼的毛和肉。这些卫星定居点的居民与中心区交换物品，把豆子送上山，得到美洲驼的肉干。虽然极少能够回到这片故土，但他们都始终保留了这里的公民身份。安第斯地区的人们结合了多种生态系统的产物，他们因此得到了高于每个单干社区的生活水平，也均摊了整个地带频发的自然灾害的风险。穆拉给这种生存模式起了个名字：“垂直式群岛”（vertical archipelago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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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管理有助于安第斯诸文化的生存，但也使其保持了狭小的形态。由于山体的存在阻碍了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由东向西来协调商品和服务的流向则方便得多。因此，在历史上大多数时候，该地区都处于一堆中小规模文明混杂、每个文明只与其近邻产生互动的状态。尽管如此，安第斯地区还是有三次大一统的时期，由兴起的单个文明将此前独立的群体在同一面大旗下团结起来。第一次霸权时代的领袖是查文文明（Chavín），它从公元前700年到基督纪元之初，长期控制着秘鲁的中部海岸和毗连的山地。在查文文明衰落之后，再度兴起的是两大强国：技术先进的瓦里帝国（Wari）统治着曾在查文治下的海岸地区，而蒂亚瓦纳科（Tiwanaku）则以的的喀喀湖为中心，该湖是秘鲁和玻利维亚边界上一座庞大的高山湖。（我此前对瓦里和蒂亚瓦纳科已做过简要叙述，在本书的第6章和第7章还会继续讲述其故事，以及印加文明兴起之前的大量其他传统。）瓦里和蒂亚瓦纳科崩溃后，在公元第一个千年的末期，安第斯地区分裂为各个碎片化的社会政治实体，在接下来的300多年里也一直如此，只是有一个重要的例外。之后，印加人就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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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加帝国是安第斯地区有史以来最大的国家，也是最短命的国家。它兴起于15世纪，持续了不到100年就毁于西班牙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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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加人不太像征服者。甚至到1350年的时候，他们还只是安第斯中部政坛上无关紧要的一股势力，而且还是新来者。在西班牙耶稣会传教士博纳布·科波（Bernabé Cobo）记录的一个口述传说中，印加人的始祖，是有着四兄弟和四姐妹的一家人，他们不知为何离开了的的喀喀湖，四处游荡，直到发现了后来成为印加首都的库斯科。为印第安人“极端的无知与残暴”而叹息的科波，将此斥为“可笑的”故事。尽管如此，考古研究已经在大体上证明了这种传说：印加人似乎的确是在1200年左右由别处（或许正是从的的喀喀湖一带）迁徙到库斯科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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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原住民对印加历史的记述最为相近的殖民者的说法，源自胡安·迪贝唐佐斯（Juan de Betanzos）。这个娶了印加公主的西班牙平民，后来成为了殖民政府最杰出的翻译。根据对其姻亲的采访，迪贝唐佐斯估算道，印加人出现于库斯科地区的时候，当地已经有“200多个”小规模部族了。而他们定居的库斯科，是一个“有大约30间狭小而简陋的草房”的小部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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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证据显示，印加人逐渐地强大起来。其命运的明显转折点出现于印加人不知何故，与一个名为昌卡（Chanka）的部族为敌之时。昌卡最终向印加发动了进攻。这次不起眼的省际争执，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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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16世纪神职人员米格尔·卡贝洛·巴尔博亚（Miguel Cabello Balboa）一部被广为引述的编年史的说法，昌卡人的这次攻势发动于1438年。当时的印加领袖是维拉科查·印卡（Wiraqocha Inka）[26]。据科波的记述，维拉科查作为“一名勇敢的王子”，在青年时代就显示出了“好战的”本质。即位后，他更是立誓说“将要征服半个世界”。或许如此吧。但在昌卡入侵时，他带着自己四个儿子中的三个，包括其指定继承人印卡·乌尔科（Inka Urqon），逃离了辖域。他年轻的儿子印卡·库西·尤潘基（Inka Cusi Yupanki）拒绝逃跑。相反地，他奋不顾身地与昌卡人作战，以至于（传说）连当地的石头也都加入了保卫战。印卡·尤潘基赢得了这场战斗，并俘获了很多昌卡的领导人。他随后剥了他们的皮，以示庆祝；皮萨罗就看到过这些展出的战利品。但是印卡·尤潘基先把俘虏们带到了他父亲那里，以便于维拉科查·印卡完成胜利仪式：在他们身上擦自己的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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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心印卡·尤潘基太过自我膨胀的维拉科查·印卡，选择用这一时刻来提醒这个小儿子，他依然是自己的从属者。他宣扬说，擦脚仪式的荣耀其实属于下一代印卡，即印卡·乌尔科。迪贝唐佐斯写道，“作为回应，印卡·尤潘基乞求其父去践踏这些囚徒，还说他取得这场胜利，可不是为了让诸如印卡·乌尔科和自己其余兄弟这样的娘儿们来干这事的。”激烈的争论导致了一场僵局。就好像一场莎士比亚戏剧似的，维拉科查·印卡决定杀掉这个烦人的小儿子。（维拉科查·印卡手下的一员将领后来解释说，这是“一个疯狂的冲动”。）但印卡·尤潘基事先听到了风声，于是这项阴谋失败了。感觉受辱的维拉科查·印卡下野流亡，而印卡·尤潘基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到了库斯科，把名字改为帕查库提（Pachakuti，意为“惊世之人”），同时宣称印加的统治家族是太阳神的后裔。此后，他东征西讨，所到之处，势如破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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嘿，等会儿！读者可能会这么说。这个家族故事简直是一部太棒的情节剧了，似乎可以理所应当地质疑一下它是否真实发生过。毕竟，关于印加史的全部已知文字记录都是在欧洲征服此地后完成的，而这时距离帕查库提的崛起已经过了一个多世纪了。而且这些记录彼此之间还各不相同，有些甚至大不相同。这不仅仅反映了作者的偏见和无知，还反映了其消息来源为了说某个家系的好话，能够随意践踏历史。出于这些原因，部分学者对现存的编年史全然不予理会。另一些学者则指出，做记录是印加人和西班牙人都有的悠久传统。总体来说，这些编年史家似乎意识到了其见证者的角色，也试图达到这一标准。他们对各个事件的版本在大体上是一致的。因此，多数学者都明智地利用了殖民时期的记录。我也在试着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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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执掌国家政权后的25年时间里，帕查库提开拓了帝国的疆土，从秘鲁中部的高原到的的喀喀湖及更远处的地方。他的方法比人们预料的要更为精妙而划算。对钦察（Chincha）这片沿岸山谷的缓慢接管就是一个范例。1450年前后，帕查库提派遣了一支以其养弟卡帕克·尤潘基（Qhapaq Yupanki，大意为“慷慨的贵人”）为首的军队前往钦察。卡帕克·尤潘基率领数千兵卒长驱直入河谷地带，却通知惊慌失措的地方名流说，他对钦察一无所求。曾于16世纪50年代调查了河谷历史的两名西班牙神父报告说，“他自称为太阳之子，而且说他是为了他们好和为了每个人好而来的，他并不想要他们的银子、金子或者是女儿。”这名印加将军远没有以武力平定这片土地。事实上，他把“他携带的全部物品”都留给了当地人。他几乎是把钦察的领导层都埋在了成堆的贵重物品下面。而作为其慷慨相助的回报，这名将军只是请对方表示一点点感激之意，最好是以一幢大房子的形式赠予己方。这样，印加人就能在屋里进行工作，而仆人们也就可以烹饪、清扫和置办这个前哨基地里需要的物什。当卡帕克·尤潘基离开时，他还请钦察人送工匠和货物到库斯科去，以此继续表示他们对印加的感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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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后，帕查库提又派遣了另一支部队赶赴该河谷。这一次，部队的指挥官是他的儿子和继承人托帕·印卡·尤潘基（Thupa Inka Yupanki，意为“尊贵的印卡皇室”）。托帕·印卡与当地领导层进行密谈，并对河谷生活的改善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的想法，这些想法都得到了对方由衷的支持。当地领导人按照印加的模板，把全部人口都列入征兵范围，依据性别和年龄把各家各户分为不同的序列，每个序列的首领向其上级序列的首领报告。“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人们知道谁在负责。”西班牙神父们写道。托帕·印卡向这些被组织起来的人们委派任务：在此地开路，把钦察与印加治下的其他区域连接起来，为印加人修建一座崭新的宫殿，并打理为其留出来的田地。托帕·印卡显然把钦察留给了其兄弟来继续管理和经营当地人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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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的拜访者是帕查库提之孙，他可能在15世纪90年代到访了此处。与他同时到来的，还有印加人对土地及服务的升格要求。互惠的外表正在褪色。到了那时候，钦察人除了屈服，已经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了。他们被印加辖区所包围；其经济与帝国组织牵绊难离，其成百上千的子民执行帝国的命令。钦察精英不敢与印加军队进行较量，总是顺从而不勇猛，在殖民政府中也获得了这样那样的美差。但他们作为独立实体的领地已经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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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如今就职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爱德华·N·勒特韦克（Edward N. Luttwak）出版了一本富有挑战意味的关于罗马帝国时期的小书。他在书中区分了领域式的（territorial）帝国和霸权式的（hegemonic）帝国。领域式的帝国用军队直接占领土地，赶走旧的统治者，将其领土并入己方。而在霸权式帝国中，被征服地区的内部事务仍归其原统治者处置，他们只是成了诸侯而已。领域式帝国控制严格，但其维持成本高昂；霸权式帝国的维持成本则很廉价，因为原地方首领承担着管理成本，不过君主与诸侯之间的松散联系促进了叛乱的形成。每一个意在开疆拓土的国家都是二者的混合体，但所有美洲原住民的帝国都偏向于霸权式经营。由于没有马匹，印第安士兵的行进速度不可避免地比欧洲或亚洲的士兵都慢。部队一旦用作占领军，就不能够被迅速地再行分配。因此，印加人只能几乎是被迫地指派地方首领，而不是将其替换。他们不遗余力地践行着这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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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查库提于1643年将军事指挥权转交其子托帕·印卡，自己则把注意力转移到以帝国风格完全重建库斯科上来。在此过程中，他跻身于历史上伟大的城市规划者之列。尽管他吸收了安第斯地区的美学传统，帕查库提还是在印加艺术与建筑史上刻下了自己的印记。苏美尔与亚述的建筑镶嵌着灿烂的马赛克和壮观的壁画，而印加风格却是冷峻、抽象的，简略到只剩下几何图形；事实上，这有着惊人的当代色彩。［按秘鲁评论家塞萨尔·帕特诺斯托（César Paternosto）的观点，诸如约瑟夫·亚伯斯（Josef Albers）、巴内特·纽曼（Barnett Newman）和马克·罗斯科（Mark Rothko）之类的20世纪油画家都受到了印加艺术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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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加的砖石建筑使西班牙征服者感到惊奇，后者不能理解他们在没有灰浆和役畜的情况下，是怎么把这么大的石头拼接到一起的，而且这些建筑还十分耐用。美国探险者海勒姆·宾厄姆于1913年拍下了马丘比丘要塞的照片。尽管沉寂了4个世纪，该要塞当时几乎还是完好如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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