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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1：前哥伦布时代美洲启示录 4. 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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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不满扬基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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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9年5月30日，埃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率领私人武装在佛罗里达的坦帕湾附近登陆。德·索托是个新奇的人物：他一半是战士，一半是风险投资者。他在西班牙治下的美洲长大，很早就成为了新生奴隶贸易的市场领袖之一，少年致富。这些利润为德·索托资助西班牙人征服印加提供了资金，在此过程中他的财富也继续增加。他陪同皮萨罗前往塔万廷苏尤，并为自己打下了残暴的名声；阿塔瓦尔帕帐下主将查尔库奇马被处死前，他就曾亲自拷问此人。在开拓秘鲁之后，德·索托回到了西班牙，继续寻找能够一举征服的新大陆。在查理五世的宫廷里，他说服了这名百无聊赖的君主，让自己在北美洲拉出一支探险队来。他率领600名士兵、200匹马和300头猪，起航前往佛罗里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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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如今的观点来看，很难想象有什么伦理体系能够合理地解释德·索托接下来的行为。在四年里，他率部辗转于如今的佛罗里达、佐治亚、南北卡罗来纳、田纳西、阿拉巴马、密西西比、阿肯色、得克萨斯和路易斯安那各地，四处找寻黄金，所到之处，片瓦不存。当地居民通常会发起强烈抵抗，但他们对西班牙人的动机感到困惑，也被马蹄声和枪声震慑。德·索托死于高烧，其探险队也归于尘土。可他还是在沿途奸淫、折磨、奴役和杀害了难以计数的印第安人。但是一些研究人员说，他犯下的最大罪孽是把猪带来了，而这并非他蓄意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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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佐治亚大学的人类学家查尔斯·哈德逊（他花了15年时间，复原了德·索托当年的路线）说，探险队在如今孟菲斯所在地下游数英里处修建驳船，并跨越了密西西比河。这是一段令人焦虑的时间：德·索托的一名手下后来回忆道，每天下午，都会有几千名印第安士兵乘着独木舟来到与西班牙人只有“一箭之隔”的地方停下，并在后者工作的时候嘲笑他们。印第安人“涂着赭石”，穿着“多色的羽饰，手持饰有羽毛的盾牌，划手护卫两侧，从船头到船尾都有战士端弓搭箭，笔直挺立”。全无畏惧的德·索托无视对手的嘲弄和间或的箭雨，把船撑到了如今的阿肯色东部。这里当时是一片“大型城镇密布”之地，据一名士兵的说法，“在一座城镇里就可以看到另两三座城”。每座城市都用土墙、巨大的护城河与神射手来自卫。而德·索托总是厚颜无耻地率军径直闯入，要求对方提供食物，然后又大摇大摆地列队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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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索托离开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密西西比峡谷的这一区域都没有欧洲人到访。1682年初，外国人再度现身。这回出现的是划着独木舟的法国人。在其中一个座位上，坐着热内–罗贝·卡瓦利尔（René-Robert Cavelier）。卡瓦利尔经过了当年德·索托发现有多座城市紧密相连的地方，它已经被遗弃了，法国人在200英里的范围内都没有看见一个印第安村落。而据新墨西哥大学考古学家安妮·拉梅诺夫斯基（Anne Ramenofsky）的观点，德·索托到访时，密西西比的这一狭长地域有大约50个聚居地。到了卡瓦利尔的时代，这个数字或许已经减少到了10个左右，其中可能还有几个是近期移民居住的场所。哈德逊对我说，印第安世界给德·索托“留下了极珍贵的惊鸿一瞥”。“那扇窗打开了，又砰的一声关上了。当法国人来到此地，记录也再次开放的时候，它已经是一种变形的现实了。一个文明崩溃了。问题是，这是怎么发生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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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多数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相信，病毒是一切的起因。按拉梅诺夫斯基与得克萨斯大学人类学家帕特丽夏·加洛维（Patricia Galloway）的观点，传染病的源头很有可能不是德·索托的军队，而是其流动的储肉冷藏室：他那300头猪。德·索托的随同人员数量太少，不足以成为一件有效的生化武器。麻疹和天花这一类的疾病，在他手下的600人抵达密西西比之前很久就会把他们都感染致死了。但他带来的猪就不会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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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班牙征服者而言，猪猡与马匹同等重要。西班牙军队行进在猪猡的阴影之中。这些精瘦而饥饿的牲畜由食槽牵引着，像飞奔的犬类一样环绕着部队。这种安排对人对畜都不是什么新鲜事，它们在欧洲已经共处了1 000年之久。当人类与驯养动物共同居住的时候，二者都经常接触到对方的细菌。久而久之，变异把动物传染病传染给了人类：于是，禽流感就成了人流感，牛瘟就成了人类的麻疹，马痘就成了人类的天花。与欧洲人不同的是，印第安人在生活中没有经常和很多牲畜发生接触。他们只驯化了狗、火鸡（在中美洲）、美洲驼、羊驼、美洲家鸭和豚鼠（在安第斯地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并不足为奇：和“旧大陆”[33]相比，“新大陆”[34]没有那么多可供驯养的动物。此外，只有少数印第安人身上携带着能让成年人吸收乳糖（一种牛奶中富含的糖分）的基因。人们或许认为，不喝牛奶的人会更难驯化哺乳动物。但这只不过是臆测。事实上，科学家所谓的动物传染病在美洲默默无闻。而与此相反，作为欧洲农业的中流砥柱，猪传播炭疽病、布鲁氏菌病、钩端螺旋体病、旋毛虫病和肺结核。猪大量繁殖，还能把病毒传染给野鹿和火鸡，而后两者又能传染人类。德·索托手下几头猪到处撒欢，就足以感染森林里的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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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梅诺夫斯基和加洛维认为，德·索托探险队造成的灾难延伸到了整个美国东南部。得克萨斯–阿肯色边界地带的喀多文化与乔治亚西部的库萨文化，其后不久都烟消云散了。喀多人喜爱纪念碑式的建筑：公共广场、仪式平台和陵墓。在德·索托率部离开后，喀多人就不再树立社区中心，转而开始挖掘社区墓地了。据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市的考古顾问蒂莫西·K·佩尔图拉（Timothy K. Perttula）的观点，在德·索托与卡瓦利尔的两次到访之间，喀多人口从大约20万下降到了8 500人左右，跌幅将近96%。在今天，相同程度的损失意味着纽约市的人口会剧减至56 000人[35]，连扬基球场（Yankee Stadium）[36]都坐不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人类学家拉塞尔·桑顿对我说：“白人之所以把印第安人视为游牧猎人，这是原因之一。其他一切，那些人口稠密的都市社会，都被消灭殆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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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头猪真的就能造成这么大规模的破坏吗？自从多宾斯使之引发广泛关注以来，这种世界末日似的场景就招致了怀疑。毕竟，此次浩劫没有存世的目击记载，因为美国东南部的土著民族都没有任何已知的文字。西班牙人和法国人的叙事难以当真，而且无论如何，它们都缺乏与疾病相关的实质性内容。（传染病横扫美国东南部的观点，更多是源于欧洲人对该地区各种记载之间的诸多差异，而非源于这些记载本身。）尽管考古记录有着一定的暗示性，但令人沮丧的是，这些记录也是不完整的；在西班牙人到访后不久，大规模墓地在美国东南部就变得更为常见了，但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在这其中有任何一名印第安人死于猪传播的疾病。一味强调德·索托的到访导致了喀多与库萨文明的崩溃，可能只不过是古代逻辑谬论“后发者因之而发”[37]的现代版本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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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宾斯、佩尔图拉和拉梅诺夫斯基等考古学家不仅认为没有记录在案的流行病曾席卷了美洲大陆，他们还认定这些病毒本身有着空前的致命性。一般来说，病毒、细菌和寄生虫并不会使多数患者致死；消灭了其寄主的害虫，其进化前景势必黯淡。在艾滋病出现之前，当代最为严重的一次传染病是1918年爆发的大流感疫情。那次疫情在全球感染了数千万人，但是致死率只有不到5%。甚至作为毒力象征之一的黑死病，其死亡率也低于这些美洲流行病的认定标准。1347年至1351年期间黑死病首次侵入欧洲，就是一次典型的处女地流行病[38]；变异刚刚生成鼠疫耶尔森氏杆菌的肺部版本。但即便是在那个时候，疫情死亡率或许也只有三分之一。而如果研究人员的数据确实，那么德·索托探险队沿途居住的印第安人的死亡率与之相比，高得反常。这怎么可能是真的呢？怀疑论者如此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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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应考虑到的，是多宾斯恢复初始人口数据的流程：他把一个假定的死亡率，通常是95%，应用于所观察到的人口最低值。据史密森尼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人类学家道格拉斯·H·尤贝拉克（Douglas H. Ubelaker）的测算，格兰德河以北印第安人口的最低点是在1900年左右，那时其人口数量降到了大约50万。如果假定有95%的死亡率（作为一名怀疑论者，尤贝拉克并不做这样的估算），那么与外界接触前的北美人口就是1 000万。如果把死亡率上调一个百分点，即调到96%，则人口数字一跃增至1 250万；死亡率的一个微幅提升，就用算术造出了两百多万人。若提高到98%，人口值则会激增至2 500万。对基本假定的微小调整，都会得到差异极大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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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糟的是，这些数据的误差幅度极大。英国北斯塔福德郡工业大学的统计学家鲁道夫·赞巴尔迪诺（Rudolph Zambardino）指出，直接数据的缺失，迫使研究人员只能求助于推算。例如，为了得出16世纪墨西哥人口的近似值，历史学家掌握的只有对某些地区户主（casados）[39]的官方统计。若要算出总人口，他们就必须根据每户的预计平均人数、预计未有户主（也因此未被计算在内）的户数、预计被人口调查员漏掉的户主数量等等因素，对这一数字进行调整。每一个因素都有一定的误差幅度。正如赞巴尔迪诺评论的那样，不幸的是，“这些误差彼此叠加，很快就会达到不可接受的规模”。他说，如果研究学者用适当的误差界限来呈现他们的估值，他们就会看到，误差幅度之大，根本难以构成“一个有意义的定量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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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说，不寻常的说法需要不寻常的证据。其他造成大量死亡的事件都有极多的翔实文件做证，如欧洲的黑色病、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后的饥荒，甚至于非洲奴隶的走私。而针对“旧大陆的细菌和病毒把新大陆变成了屠宰场”这一观念，支持数据就少得多了[40]。能找得到的证据，都被潦草地涂写在欧洲人记载的角落里；正如克罗斯比承认的那样，这些证据“充其量也就是写意性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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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贝拉克对我说：“那些认为存在极大数字的论点，多数都只是理论上的。但当你想要把这些理论论据和不同区域内个别群体的现有数据结合起来的时候会发现，这些数字的依据是很难找到的。”他说，考古学家仍在继续寻找这些据信曾有数百万人居住过的聚居地。“随着越来越多挖掘工作的完成，人们本应该见到比现在更多的（密集人口存在）证据。”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迪安·R·斯诺（Dean R. Snow）反复检测了纽约东部的接触前遗址，结果未能发现可支持“无处不在的流行病曾席卷整个地区”这一观点的证据。在怀疑论者看来，多宾斯与其他计数偏高者（人们如此称呼那些认为前哥伦布时代美洲存在大量人口的学者）就像有人发现了一个空空如也的银行户头，于是就以该户头分文皆无作为依据，声称这个户头上曾有过几百万美元。这些计数偏低的批评人士认为，那些预测曾有大量印第安人口存在的历史学家都犯下了空口无凭的学术重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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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这些反驳都很有力，为什么大多数研究人员还是成了计数偏高者呢？既然这些研究人员论证的是印第安人患欧洲疾病后的死亡率高得反常，那么他们是不是也主张印第安人不知怎地就是特别容易受到冲击呢？可为什么要去假定与历史记载中其他任何东西都不相同的、致死性奇高的大规模传染病的存在呢？据达特茅斯学院历史学家科林·G·卡洛维（Colin G. Calloway）的观察，这些预测损失的速度与规模“是不可思议的”；他认为，其原因之一是研究人员长期以来一直不愿接受这些假定。诚然，人们怎么能够理解规模如此空前的损失呢？另外，如果5个世纪以前欧洲人进军美洲是人口损失的成因，这在今天又会带来什么样的道德震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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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性的遗传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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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8月，在巴西与委内瑞拉边境附近，图托托比河（Toototobi River）上的一个村落里，一名传教士两岁的女儿染上了麻疹。她和家人才从亚马孙河流域的玛瑙斯返回，并在出发前请巴西医生做了检查，结果一切正常。尽管如此，这家人在抵达图托托比几天后，还是发现她长出了麻疹病人特有的斑点。和当地很多其他村子一样，这个村落的主要居民是雅诺马马（Yanomami）人。这个在巴西与委内瑞拉边境地带居住的森林民族，是全球受西化影响最小的民族之一。他们此前从未接触过麻疹病毒。当时村里有150多名雅诺马马人。所有人或大部分人都染上了麻疹。惊恐的传教士们尽其所能救治，但还是有17人死去了。病毒随即流窜，并在雅诺马马文明的心脏地带扩散，其携带者往往不知自己已经接触到了病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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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爆发期间，美国遗传学家詹姆斯·尼尔（James Neel）和美国人类学家拿破仑·查冈（Napoleon Chagnon）在一定程度上是碰巧地正好飞赴雅诺马马农村。长久以来一直对麻疹深感忧虑的尼尔，随身带着数千针疫苗。不幸的是，疾病赶在了他们的前面。他们拼命给村民接种疫苗，想在疫情爆发之前先构筑起一道流行病的“防火墙”。尽管他们进行了这样的努力，受感染村庄的平均死亡率还是达到了8.8%。这个在西方社会不过是有点恼人的儿童疾病，在这里每10名患者中就会有一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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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尔后来断定，高死亡率的一部分原因是患者的悲痛和绝望，而不是病毒本身。虽然乍一看很不合情理，但这种观点的含义是，维持处女地状态[41]的印第安人，比处女地欧洲人更易受到欧洲疾病的侵袭。或许令人惊奇的是，有一些科学证据表明，美洲原住民由于基因的关系，极其易受外来细菌和病毒的侵害；研究人员之所以相信多宾斯所述之规模和杀伤力的流行病确有可能发生过，这也是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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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必须把两种易感性区分开来。第一种是获得性免疫，即在病原体感染后获得的免疫能力。从未得过水痘的人极易受到水痘病毒的感染，而人们一旦感染上疾病，其免疫系统就可谓是进行了一次抵抗该病毒的自我培训。此后，他们无论有多么经常地接触到这种病毒，也不会感染上了。当时的欧洲人多数都在孩童时期接触过天花，那些没有因此病致死的人就有了免疫力。而天花和其他的欧洲疾病并不曾见于美洲，因此每一个印第安人都易受其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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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没有获得性免疫（即第一种易感性）之外，一些研究人员相信，美洲居民的免疫系统比欧洲人的免疫系统要有限得多。如果这些科学家的观点无误，那么就是说，作为一个整体，印第安人抵抗流行病的固有能力（即第二种易感性）较低。二者的结合是致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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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易感性源于一段奇妙的历史。考古学家争执于印第安人抵达美洲的时间和方式，但几乎所有的研究人员都相信，最初的移民人口必定极少。他们的基因库也相应地受限，而这意味着印第安人的生物化学结构有着极高的同质性。例如，在每10个美洲原住民里面，就有超过9人是O型血（几乎全体南美印第安人也都是如此），而欧洲人O型血和A型血的比例分布就平均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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