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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的形成：1500年以来的社会变迁 第二章 理性、革命及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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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8—1648年三十年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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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7年笛卡尔出版《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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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9年处决英格兰国王查理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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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6年委拉斯凯兹完成作品《宫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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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7年艾萨克·牛顿出版《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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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年彼得大帝兴建圣彼得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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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2年曼斯菲尔德勋爵判决奴隶制在英国为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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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6年美国宣告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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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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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年攻占巴士底狱；法国大革命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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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0年埃德蒙·伯克出版《法国革命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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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2年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出版《女权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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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8年玛丽·雪莱出版《弗兰肯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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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兼牧师约翰·邓恩[1]（John Donne，1572—1631）在16世纪末曾写道：“啊！我的美洲！我的新大陆！”邓恩是在歌颂情爱，但该诗行往往被认为暗示了贯穿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早期的一种精神，即探索和变革的精神。新世界和新人种的“发现”大大满足了人们对世界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是亘古不变的。17世纪早期，人们认识到世界是圆的，不仅旧世界之外还存在新的世界（人们一直以来就抱有这种猜想，还将其纳入神话体系），而且这些新世界正迅速成为欧洲国家社会现实和政治现实的一部分。到16世纪中叶，西班牙、英格兰和葡萄牙的航海家都已经抵达美洲。西班牙占据了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大片地区，英格兰在现在的美国东海岸建立了殖民地。在此之前，欧洲国家也在海外或是其他国家建立过殖民地（英格兰本身就曾处于罗马的殖民统治下长达近500年），但新的技术形式和新的社会态度正在改变殖民地和宗主国之间的关系。然而这些变化并没有立即显现出来。例如，16世纪时，西班牙在拉丁美洲的行径是赤裸裸的掠夺和征服。满载财宝的船只从美洲出发，沿瓜达尔基维尔河[2]（the Guadalquivir）北上抵达塞维利亚，这些财宝被用来建造教堂以及资助西班牙同欧洲其他国家的战争。但到18世纪末（本章关注的是18世纪），某个殖民地的人民——即美国人民——已经重新思考他们同宗主国的关系，绘制了一幅新型民主宪制政府的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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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自16世纪末至1776年［是年，美国在费城发表《独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的近200年时间里，欧洲在思想上经历了同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一样剧烈的变革，这一变革通常被称作启蒙运动，其大致起止的标志分别为勒内·笛卡尔（1596-1650）——出生于法国，但成年后大部分时间居住在荷兰——和伊曼努尔·康德[3]（Immanuel Kant，1724—1804）——18世纪下半叶生活在德国——的著作。到康德的创作时期，知识界已经开始区分我们在21世纪所划分的不同学科。相比之下，在笛卡尔的创作时期，这种学科划分还没有出现，17世纪的众多重要人物很难将自己划归某一特定的知识领域。笛卡尔最初研究的是数学，后来又在1637年出版了《方法论》（Discourse on Method），这一著作被普遍视为现代哲学的开山之作。众多哲学家认为笛卡尔在这部著作中确立了现代知识理论必须回答的两个问题，即“我是如何知道的？”以及“我能确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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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尔的《方法论》的意义并不在于他通过作品否认了上帝的存在或宗教信仰的意义，而在于他主张对信仰进行理性的分析。笛卡尔并没有说我们能够最终证实上帝的存在，但他认为我们可以审视论证上帝存在的过程。这种思维方式在启蒙时期的历史中占据了核心位置。但至关重要的是，上帝仍对世界具有至高无上的决定权。上帝的中心地位在法国思想家布莱士·帕斯卡[4]（Blaise Pascal，1623—1662）的著作中表现得非常明确。布莱士·帕斯卡与笛卡尔同时，著有《思想录》。他在《思想录》（Pensées）中强调人类在这个由上帝统治的世界里具有理性思维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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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笛卡尔［启蒙时期三大理性主义者之一，另外两位是本尼迪克特·斯宾诺莎[5]（Benedict de Spinoza，1632—1677）和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6]（Gottfried Leibniz，1646—1716）］的著作视为欧洲启蒙运动开始的标志，可能会令21世纪世俗社会的读者不解，因为上帝及对上帝的信仰在很大程度上仍是现代哲学的一部分。上帝没有“死”，直到19世纪前都一直是哲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19世纪以前绝大多数关注哲学和政治问题的人而言，上帝一直存在。但这些人的基本信念发生了显著变化，对上帝的信仰不再体现于恪守教义，而是体现在思维及理性的认识过程。这种变化使得人们形成一种传统看法，认为启蒙运动的一大特征是它是人类迈向理性思维的运动。但这种观念否定了此前数个世纪思想界就上帝、创世及宇宙展开的意义深远的学术争论。指出这一点是为了说明17、18世纪出现的不是欧洲思想界突然萌生的好奇心，而是权力（尤其是政治权力和教会权力）同知识之间关系的转变。这一转变为社会组织方式的讨论［例如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的作品］和自然世界的研究开辟了世俗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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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的欧洲充斥着这些争辩，对于生活在其中的众多市民而言，这是一个危机四伏、混乱动荡的欧洲。德国、法国及英格兰都经历了各种形式的内乱，瘟疫时常爆发（1666年的瘟疫夺走了伦敦大部分人的生命），基督教各教会之间的争斗一如既往，它们同信徒中的叛逆分子或是破坏分子的对抗持续不断。知识探索同教会权威之间最有名的“走过场的”审判当属1634年对伽利略（1564—1642）进行的审判，他被传唤至罗马宗教裁判所，为自己坚信的日心说辩护。伽利略利用自己研制的折射望远镜证明了哥白尼（Copernicus，1473—1543）的日心说，即太阳是天体系统中心的学说。伽利略还提出，银河是一个巨大星系的一部分。伽利略做出这些推断的初衷并非是要威胁或是颠覆天主教会，尽管如此，这些推断还是被视为极其危险的思想。幸亏有人从中干预，伽利略才得以免受意大利宗教裁判所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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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利略同教宗的争论令21世纪的人费解的是，伽利略本质上只是希望——除了提出一套天体理论之外——提高航海的安全性。在我们看来，教宗（或是任何有可能登上船只的人）即便是出于最基本的自我利益，也应该竭尽全力保障精确的航海装置的研究。鉴于在16、17世纪航海一直是一个危险重重的行业，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有人还愿意打压一种有可能挽救自己和他人性命的研究。但这种想法忽视了权力和知识之间存在着两种可能的关系，这一点非常重要。其一，所有社会——20、21世纪的各种社会也不例外——并非一直毫无保留地鼓励对知识的追求。其二，众多社会在本质上认为，维护权威远比取得思想进步重要。斯大林时期苏联科学界的荒诞例子［最典型的当属1948年李森科[7]（Lysenko）的遗传理论取代正统的遗传学］以及当代美国创世论同进化论之间的较量都说明，做出启蒙运动的理念取得绝对胜利的定论，即使在今天也未免有些言之过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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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17世纪和其他大多数时期一样，既有高度创新的思想，又存在各种同样强大的抵制形式。与此同时，我们还有必要指出，人类取得的知识进步不单只是出于人类的好奇心或是推动知识进步的愿望，还出于解决人类生存和日常生活问题的目的。伽利略的例子恰好可以说明上文提到的科学探索和社会需求的关系。伽利略想要解决经度的问题[8]，并打算领取西班牙国王腓力三世（Philip III）的奖赏。腓力三世在1598年宣布奖励能够解决经度问题的人，为其提供终生抚恤。尽管伽利略最终没有获得奖赏，但这个例子很好地反映出社会压力、宗教和求知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一个公认的天主教君主提出要奖励科学进步，主要目的是为了确保来自美洲的载满财宝的船只能够安全抵达西班牙。但是，正如我们所见，腓力三世接受教宗的宗教权威，而教宗并不希望看到自己对宇宙的诠释被推翻，也不能支持其他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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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利略的例子在研究17世纪以及启蒙时期历史和科学史的诸多作品中被引用，来说明16世纪新教的兴起不仅在宗教意义上打破了欧洲的统一，而且在对待知识探索态度的层面也使欧洲产生了分化。这些作品中最著名的是罗伯特·默顿[9]（Robert Merton）的著作。他认同马克斯·韦伯的观点，主张新教和科学探索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二者的关系同天主教和科学探索的关系迥异1。但默顿和韦伯都认为，17世纪时在新教欧洲或是统治者采用相对宽容的宗教态度的国家。尤其当中央政府在制度上认可并给予支持，科学取得的进步更迅速，也更显著。但这种将欧洲一分为二的做法——大体上分为科学／理性的北方和反科学／天主教的南方——忽视了文学或视觉艺术的发展。它们不属于科学探索的范畴，体现了人类的境况。西班牙诞生了欧洲第一部小说（塞万提斯于1605年出版了《堂吉诃德》）和可以称得上是最早具有极强自我意识的画作，即委拉斯凯兹的《宫娥》（绘于1656年）。既然我们将叙事体小说和自我意识视为“现代”的两个基本要素，那么将欧洲划分为所谓的进步的欧洲和阻碍进步的欧洲未免有些操之过急。同样重要的是，默顿和韦伯在阐述科学和宗教的关系时，并没有提出新教直接或间接地引发了科学的进步，而是认为新教和科学之间存在一种紧密联系，即进行实验和研究的意愿。这种紧密联系因特定形势的具体要求而得到加强和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新教就催生了人类的好奇心或是探索自然世界的愿望。默顿如此写道：“但这不足以证明新教伦理催生了社会对科学的支持态度……也不足以说明以现代科学——结合了经验主义、理性主义和认识自然规律的基本信念——为特征的思维模式同新教态度之间存在必然的一致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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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默顿和韦伯有关科学的论断还有一点需要强调，即二者都认为每个个体的人和社会都有各自对上帝的信仰。但正是在17世纪，我们开始看到，对上帝（不管是天主教的上帝，还是犹太教的上帝，或是新教的上帝）的信仰可有可无的现代观念开始萌芽。伽利略和笛卡尔都没有走出以信仰上帝为中心的世界观。17世纪其他威望极高的思想家（例如霍布斯）和群体［例如英国的贵格会（Quakers）］对这种世界观的信念有所动摇，开始怀疑宗教，尽管他们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无神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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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同时存在三种有关宗教和知识的传统。第一种是“旧”欧洲的传统，绝对接受天主教教义和一套可能带有大量迷信和巫术色彩的信仰。第二种可以被定义为“世俗的”或是进步的信仰，继续接受上帝的信仰，信奉特定的教派，但拒绝迷信，维护个人质疑和审视宗教的权利。第三种最激进、最富革新精神，完全拒绝上帝的存在。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对推动这一传统所做的贡献可谓首屈一指。他是17世纪欧洲诸多重要研究领域的集大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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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尼迪克特·斯宾诺莎出生于阿姆斯特丹，他的祖国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奋争，脱离了西班牙和西班牙天主教的控制，赢得了独立。斯宾诺莎出生于一个葡萄牙犹太家庭，他因犹太出身而被禁止进入传统大学接受教育。然而，他成功地自学了当时的哲学基本理论（包括笛卡尔的思想）。他的努力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两部主要哲学著作［1670年出版的《神学政治论》（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和《伦理学》（Ethics）］被视为上帝怀疑论的奠基之作。这些著作对荷兰而言太过激进。尽管这个国家有着奋力争取宗教自由的传统，但是斯宾诺莎的著作简直就是对荷兰当局的直接挑衅，因此最后被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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