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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三、圣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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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的巴黎人面临着严重的道德恐慌。乞丐和罪犯们组成带有军事性质的组织，在善良的巴黎人所固有的轻信与诚实氛围中得以生存。那些难以琢磨的人居住在城市中土地法不能执行的地方，并在那里为所欲为。17世纪末，巴黎历史学家亨利·索维尔声称曾经造访了城市中那些最著名的“自由区”——圣迹区，该地区靠近女修道院，现今巴黎第二区的列奥米尔街、达米埃塔街和铁匠铺街一带。他记录道：“那里是一个相当大的广场，一个臭气熏天、泥泞不堪、乱七八糟、没有修缮的死胡同，是巴黎最破旧、最肮脏的街区之一，到了那里就像是到了另一个世界。”那里是职业小偷、公路抢劫犯、卖淫女和乞讨者的老巢。所谓“奇迹”是指那些乞讨者把自己装扮成盲人、残疾、跛子或者疼痛难忍的样子，在经过一天的违法乞讨活动之后回到家中，“他们便脱掉装扮，清洗干净，瞬间变成健康而又愉快的人，所谓奇迹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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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不寻常的圣迹区具有行会和社团的某些特色，如乞讨者有他们自己的规矩、仪式、行动路线、培训程序和忠诚标准。圣迹区还模仿波旁王朝的王室宫殿，那里的居住者有他们自己的国王，即所谓“大王”。索维尔说：“他们有自己的法律、三级会议，甚至只有他们自己才听得懂的语言。”所不同的是，法国历代国王都强调自己权力的神圣性，而在圣迹区，“所有的人都放荡不羁，无法无天，没有洗礼仪式，没有婚姻，也没有人懂得什么是神圣”。更为惊人的是，那里有些人竟然是吉卜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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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圣迹区的所有故事基本上都鲜有事实依据，但却被有产阶级当成自我安慰的神话。不论警察和司法记录还是当时的城市地图，都无法证实在乞讨、卖淫和犯罪的世界里有如此规模的组织。因此，有关圣迹区的故事本身就是对正统文化的思想反叛，但是这种反正统文化的思想鼓励巴黎人在对穷人施仁慈的时候要小心谨慎，因为很可能会帮助了坏人和罪犯。这种想法也给路易十四在巴黎实施更严厉的社会控制措施提供了理由，因为投石党已经证实巴黎的骚乱需要治理。1656年至1670年巴黎总医院的建立是从消灭街头乞讨和关闭犯罪避难所的想法中得到的启示，因为该医院集贫民院和监狱于一身，那些贫民和违法乱纪者就是在那里受到限制的。1667年，路易十四设立新的警务官员警察总监。作为警察总监的尼古拉·德·拉雷尼上任第一件事就是在圣迹区实行大搜捕，清理了那里的居民，使那一地区恢复法纪。17世纪晚期修建的一条笔直街道从圣迹区穿过，在1789年大革命期间女修道院遭到破坏，在第二帝国时期奥斯曼建设巴黎的规划再一次使那里得到发展，圣迹区的最后痕迹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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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城市贫穷和乞讨问题的反正统文化思想引发了维克多·雨果的浪漫主义思想，他在1831年的小说《巴黎圣母院》中吸收了索维尔等作家的描写手法，像他们那样描述了自己笔下的吉卜赛人艾丝梅拉达、卡西莫多以及其他一些人物。雨果和其他一些赞同雨果的人反映了当时上层阶级对巴黎城市工人阶级组织的担忧。当然，这并不是说在雨果生活的时代巴黎没有路易十四时代那样的贫困和有组织的犯罪。恰恰相反，如同17世纪中期一样，19世纪初也是城市移民大规模出现的时期，所存在的社会控制结构处在相当高的压力之下。圣迹区的故事是个神话，它使更多的资产阶级对社会治安忧心忡忡。不幸的是，这种神话后来再次出现。例如，在20世纪末巴黎对移民团体的描述中，类似的故事层出不穷。圣迹区是一个真正的街头组织。更为重要的是，它是资产阶级虚构的产物，因此，它阴郁的意识形态内涵不应被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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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5年，巴黎的高级警察官员，沙特莱要塞司法总监雅克·塔迪厄和他的妻子在家中被杀，而要找到一个能够替代他的人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这说明治安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1666年，一个高级别的政府委员会开始审查首都的治安问题，警察队伍得到改革和扩充。更重要的是，路易十四在1667年设立警察总监一职，这是一个拥有更大权力的新职位，负责全巴黎的治安工作，尼古拉·德拉雷尼为首任，他在这个职位上一干就是三十年，直到1697年。他的继任者阿尔让松侯爵担任此职将近二十年。这两人将近半世纪的任期使该职位的工作十分有成效，成为巴黎人生活之中绝对关键的因素。1667年设立警察总监的法令赋予他们的权限是“清除可能引起巴黎城市混乱的所有因素，多多益善”。[169]在治安这个问题上，科尔贝吸取了罗马帝国的经验教训。他提出：“首先要防止巴黎城市发展得太大，历史上那些最大的古典城市最终都是自毁长城，因为那些大城市很难确保城市秩序井然，也难以做到各个方面都得到良好的管理。”[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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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4年，巴黎城内的非王室领主特权被取消，这意味着警察的权力开始扩展到所有城区。当然，也保留了少数“自由”地区。例如，马莱的圣殿管辖区就没有警察机关驻扎，那里的作家们也就可以不受官方新闻检查的困扰。但是，有这种自由的地区不仅数量很少，而且这些地区还经常有警察密探在活动。因为沿街乞讨的乞丐和扰乱治安的罪犯都被送到了巴黎总医院，据说圣迹区已经不复存在。从17世纪80年代起，随着年龄的增长，路易十四变得更加谨慎，更加笃信宗教，政府对卖淫和性变态的整治措施也更为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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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警察总监的权力对社会治安具有相当的抑制力，但他的工作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性，甚至有一些慈善特色。例如，对救济和援助穷人的关心，尤其是在发生饥荒和传染病的时期，表现得更为突出。警察总监采取了更为有效的街区清理、道路铺设和拓宽计划。马车是巴黎城市交通中一种比较晚才出现的方式。从前，巴黎人要么步行，要么骑马或者骡子。在亨利四世统治时期以前，巴黎人还根本不知道使用马车做交通工具。有一次，亨利四世以“我的妻子在用马车”为由逃避去见他的首相。[171]具有讽刺性的是，亨利本人就是在一次塞车中被杀死在他的马车上的。到17世纪中期为止，据说巴黎已经有三百辆马车，并有一个盈利性的马车出租公司。到18世纪初期，巴黎的马车数量已经超过一万辆。作为警察行动的一个结果，巴黎街头的照明设施也相当不错，许多外国参观者对此多有评论。因为火焰照明带来了失火的危险，1700年以后，巴黎引进了一种荷兰消防泵，这是一种技术先进的灭火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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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造业方面，国王和他的警察总监也同心协力。从亨利四世开始，波旁王朝的统治者都十分关注巴黎丝绸工业的发展，一种后来被称为“重商主义”的思想开始流行，从而刺激了法国奢侈品的生产并减少了对进口的依赖。科尔贝在这方面尤为积极，巴黎成为他最有效的试验地之一。在近郊圣马塞尔区的戈布兰，位于当今巴黎第十三区，建立了一个大型国家工场，该工场在国王的首席画师夏尔·勒布伦的艺术指导下，专门生产王宫所需商品，如挂毯、雕塑、各种花式的铁制品、精致家具以及其他一些类似商品。位于巴黎第十六区沙约的总医院有一个叫作萨伏纳的地毯房，那里专门制造地毯。在近郊圣安东区的罗伊，位于当今巴黎的第十二区，还建立了一个制镜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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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德·拉雷尼负责制定劳动法规。他制定的劳动法规不仅在国有工场实行，而且在全巴黎所有工场都有效。政府花费相当多的努力去镇压被称为手工业行会的秘密工人协会。16世纪的王家立法规定，所有的工匠和店主都必须加入合法的组织或行会。1673年，科尔贝对该法规进行了改革，并责成尼古拉·德·拉雷尼在巴黎实施。尽管国王本身也曾经怀疑这一法规能否得到实施，但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中，巴黎的合法行会在数量上还是增长了一倍。严格限制工人加入行会的问题由警察负责监督执行，从思想意识上来说，这是符合控制下层人民的策略的。政府的控制政策在城区管理方面也得以实施。1680年和1702年，巴黎进行了两次城市区域改革。新的管理系统取代了原来地方资产阶级固有的、难以管理的体制，原来的管理体制是从上至下由沙特莱要塞实行监护，新的体制则是由警察总监派人对各个地区进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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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几十年的努力就是要实现路易十四和科尔贝的美妙幻想，即完成他们计划的纪念碑式建筑，使巴黎无愧于“新罗马”的概念。但是，到了17世纪70年代初期，两个人都发现自己的目标并没有达到。科尔贝承认，路易十四厌恶在投石党叛乱时期锻造出来的巴黎人，这是他无法改变的。当住在卢浮宫的时候，国王对枫丹白露、圣日耳曼区的昂莱以及巴黎范围内的其他住宅从来没有忘记。路易十四最喜爱的地方是凡尔赛，而对其父亲路易十三来说，那里充其量是一个狩猎时的别墅。有一次，科尔贝对国王有感而发：“噢，多么悲惨，我们最伟大和最正直的国王……定将在凡尔赛遭到审判！”[172]历史事实证明，这一幕真的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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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世纪60至70年代，人们对路易十四在欧洲事务中的作用评价很高。但是他发现，巴黎人不仅不赏识他的努力，而且对此大肆批评，在国王扩大自己国际荣耀的过程中，巴黎人不愿意发挥任何促进作用。例如，在1661年亲政以后，路易十四首先罢免了财政总监尼古拉·富凯，并以贪污罪对他进行审判，接替他的是冷漠无情但十分务实的科尔贝。然而，审判的时间越长，巴黎人就越支持富凯而反对科尔贝。巴黎人民对前财政总监受到如此对待十分反感。如果说路易十四鄙视巴黎人民，那么他同时也藐视巴黎市政委员会，不信任巴黎高等法院。他罢免了自己的同谋莱兹的巴黎大主教职务，以同情之心任用了投石党低级教士。当时，法国的许多神父被詹森派教徒的苦行思想所吸引，路易也从来没有忘记那正是投石党运动期间莱兹所率领军队的思想。路易十四在17世纪80年代对王家港的詹森派修道院采取了强硬措施，这引起了该教会、巴黎高等法院和广大市民的批评。1685年，路易十四取消《南特敕令》，本期望能取得这座天主教城市的喝彩，但是没有得到一致好评。针对新教的各种非法暴力行径，包括毁坏胡格诺派在沙朗通的圣殿、以武力对付不同宗教信仰者，甚至引起了某些笃信宗教者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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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宗教热情已经开始抑制不守规矩的和拉伯雷式的街区文化，而这种文化向来是巴黎人引以为豪的。剧作家莫里哀在他1664年发表的《伪君子》中讽刺了笃信的偏见，特别是从17世纪80年代起，当路易转向炫耀笃信的时候，莫里哀却反其道而行之。此外，新桥协会和投石党分子的煽动使国王与他的密友开始疏远。过去，法国的统治者历来是每年一度的圣日耳曼区集市的热心游客。集市热闹非凡，人潮涌动。一个德意志参观者记录说，集市上无奇不有：长胡须的女子、没有手用脚写字的人、狮子、骆驼、长有两个头的海豚、水族馆、长有五只脚的母牛、洋娃娃表演、壮士举起大炮、走钢丝等等，真可谓应有尽有，[173]但是国王已经不再光顾这个集市了。他现在偏爱宫廷文化，包括化装舞会、戏剧、芭蕾舞（而且成了一个出色的芭蕾舞演员）、音乐会等。这种由亨利三世开拓的宫廷娱乐活动只有王家人士才能参加，而普通百姓则鲜有机会光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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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6年，路易十四的母亲奥地利的安娜在卢浮宫逝世，国王独居凡尔赛宫，认为“在那里我才是我自己”，[174]而且这种特殊的感觉越来越强烈。路易十四近两年没有回到卢浮宫，此后也只在那里待过两个月。1670年2月10日，路易十四在一个雨夜离开了卢浮宫——而且将被证明是永远离开了，在接下来的44年里，直到逝世，路易十四回到巴黎不超过24次，而且从没有在那里过夜。法国政府也转移到了凡尔赛宫，他开始在那里投入越来越多的资金。从1683年起，凡尔赛宫成为波旁王朝的永久驻地。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准备都很不充分：他的外交大臣在1672年不得不在一个动物园里过夜。在1683年以后，问题甚至更加明显，大臣们被迫来到凡尔赛居住，但是他们的办公室和档案室却在离凡尔赛三小时路程的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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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3年，与路易十四共同蕴酿巴黎美妙幻想的科尔贝去世，把巴黎建立成一个非凡之处的愿景也随之而去。事实上，在路易十四将宫廷迁到凡尔赛以前很久，他的心就已经离开了巴黎。在他统治期间，路易十四曾经在巴黎花费了大量资金从事建设，总数达2000万利弗尔，仅修缮卢浮宫和杜伊勒里宫就用去了其中的一半，修建戈布兰工场和荣军院也没少花钱，但是所有这些钱加在一起也不及修建凡尔赛宫所花费用的十分之一。尽管王室对东面紧挨着卢浮宫的佩罗特宫进行了巨额投资，但一直到18世纪该建筑还没有封顶，使用也就无从说起。巴黎确实面临着被这个新宫廷城市超越的危险。路易十四仍在问他的大臣：“巴黎人在说什么？”然而，当下人们普遍关心的是巴黎本身的命运，正如拉布吕耶尔所说，巴黎正在变成“宫廷的再版”。[175]在路易十四统治的最后几十年间，巴黎一直面临王室离开所带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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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曾经被路易十四这个罗马式的统治者所重塑，但是现在却不得不接受到处都只有其形象的处境。宫廷报纸、政府控制的其他报纸以及王家宣传品都对国王歌功颂德。路易十四的形象还以雕像的形式展现在巴黎人面前，特别是在胜利广场和旺多姆广场更为明显。这两个广场本来就是要设计成展现王朝传统的地方，如同亨利四世建在右岸西部的王家广场一样。位于当今巴黎第一区的胜利广场就在黎塞留街以东，是由弗朗索瓦·芒萨尔设计的，旁边就是老练的廷臣拉弗亚德公爵下令兴建的路易十四塑像。1687年，那里的建筑刚刚结束，国王就参观了自己的塑像。位于当今巴黎第一区的旺多姆广场上也有一座类似的路易十四塑像。旺多姆广场上的房屋建筑与王家广场上的房屋样式相同，但其中蕴含着更加优美和精致的色彩，而亨利四世当时更喜欢古老而又具有田园风格的建筑。如同胜利广场一样，在旺多姆广场一带居住的是法国最富有的金融家，国王正是依靠这些人才能够进行对外战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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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路易十四在各个方面都是巴黎的主宰，但他甚至不愿出席旺多姆广场的落成仪式，而是派奥尔良公爵派去代替自己。事实上，相对于王室形象的荣耀来说，胜利广场和旺多姆广场对随后出现的那些具有古典色彩的平民住宅更重要。1700年以后，路易十四最后几次光顾巴黎都与荣军院相关。但是，如果说他对军人健康问题格外关照，那么他对平民百姓的生活幸福与否则漠不关心。与平民百姓的居住条件相比，这些王家广场面积宽广，气势宏伟。1698年，英国来访者马丁·利斯特评论说：“那些宫殿和修道院已经吞噬了百姓住宅，使平民百姓几乎无容身之地。”[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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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7世纪80年代起，几乎是连年不断的战争使法国财政空虚，政府不得不增加税收，紧缩财政。1693年至1694年间，法国出现了近代早期最严重的人口大量死亡的危机，1709年至1710年间，这种危机再次出现。问题是由气候引起的。当时，由于恶劣气候而导致的农作物歉收席卷欧洲，口粮几乎断绝。在1693年至1694年间，十分之一以上的法国人被饿死。巴黎的一名目击者说：“在巴黎，每天死亡的人数都在1400至1500人之间，有些人死在主宫医院，有些死在街头。”[177]1709年至1710年间的死亡人数没有披露，但可以肯定也十分严重。当时，巴黎寒冷的冬季时间延长，寒冬过后又发生河水泛滥，严酷的条件导致巴黎人口急剧下降，估计巴黎人口减少了五分之一，从50万下降到4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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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法国政府为应对这一灾难做了一些努力，但是并不能阻止政府在灾难面前无能为力所引起的广泛不满。1709年，在要求为贫苦群众提供生计的人数急剧攀升的情况下，巴黎的抱怨发展成为暴动。尽管当时的警察总监阿尔让松为减轻灾难做出了积极努力，但为了防止遭到暴民的攻击，巴黎警察总监办公楼不得不派兵把守，时有卫兵开枪并打死了一些巴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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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作家古斯塔夫·福楼拜带有讽刺口吻地说：“开枪是使巴黎保持沉默的唯一手段。”[178]对于路易十四时代以来的巴黎历史来说，这样的评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巴黎的历史上，国王与巴黎人民对峙的事司空见惯，但是这次不同以往，因为这次是国王要控制巴黎，要使自己成为巴黎的主宰，这是一种政治谋略。反对派发动的公开暴力事件并不少见，但现在既然国王将国家的政治中心迁到凡尔赛，政府就不得不通过遏制、约束、限制、监督甚至最终诉诸武力等手段来控制巴黎人民。国王也曾经试图通过清除防御城墙的办法使巴黎人民更加依赖他，但是最终并没有实现。随着国王对巴黎的疏远，以及打消了建立一座新罗马城的想法，看起来，巴黎人民只能自己创造历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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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6 启蒙时代无国王状态的首都（1715—1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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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683年，巴黎就已经失去了它作为王室驻地的地位。1715年路易十四去世后，年方五岁的路易十五继位，将驻地从凡尔赛迁回到巴黎市内的杜伊勒里宫，他的叔叔、摄政奥尔良公爵则住到了罗亚尔宫。然而，年幼的国王被他伟大祖父的神圣光环弄得眼花缭乱，因此他再也不像孩童那样处理问题了，1722年，他将宫廷迁回凡尔赛，波旁王朝从此就在那里扎了根。路易十五的孙子和继位者路易十六也没有想把宫廷迁回巴黎。尽管1789年他曾住在巴黎城内，但那是在叛乱者的长矛和刺刀威迫下不得已而为之，那段经历我们留到后面再说。[179]在本章，我们所关注的是，巴黎围绕王国首都地位建立起的历史身份，当国王住在城内时享有的美好时光，以及如何应对国王不在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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