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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1706323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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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三、蒙马特圣心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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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人常常把位于蒙马特山上的圣心教堂与近乎同时期修建的埃菲尔铁塔看成相竞而立的建筑。然而这种竞争似乎并不友好。埃菲尔铁塔建于左岸，1889年博览会的开幕式在此举行，以此纪念法国革命一百周年，因此同时展示出技术进步和共和价值。圣心教堂则完全相反，它是1870年那恐怖岁月的宗教产物，是教权主义者的纪念性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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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于圣心的狂热崇拜是从蒙马特修道院开始的，当时正值反宗教改革后期。18世纪90年代在旺代爆发的农民反宗教改革起义也使用了圣心的标志。在教堂修建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到1919年建成，它都被看成一个赎罪性的、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纪念性建筑。用第三共和国的一位政治家的话来说，那里是宗教迷信的大本营。然而，正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国民议会于1871年1月做出决定，树立这座纪念性建筑以慰藉恐怖岁月的死难者。这种宗教立誓的方式并不新鲜。例如，早在1815年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就出现了许多这样的赎罪姿态。然而，就在保守派提出要在蒙马特山上视野开阔之处建立此教堂的时候，巴黎公社革命的序幕就已经拉开了。于是，大多数激进的共和派认为，对这么一座赎罪纪念碑的支持是在玩弄教权主义的把戏。不久，巴黎大主教被巴黎公社社员扣押，并在“五月流血周”的可怕事件中被杀。蒙马特是第一个被巴黎公社占领的地方，也是起义战士坚守的最后阵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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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圣心教堂的项目最初是由立法机关批准的，那么它的建设可不能依赖国家资金。事实上，修建教堂所需的4000万利弗尔都出自法国广大天主教信徒的捐赠，这使该教堂成为法国人树立公众生活道德规范的标志性建筑。没有政府的支持和干预，组委会在选拔设计方案时有了更大的自由空间。他们尽可能地在投标设计中选取最宏大、最有特色的作品。建筑设计师保罗·拉巴迪曾经花很多时间修复了位于佩里格的罗马式风格的圣方济教堂。他在罗马式风格的基础上融入对法国人来说同样新鲜的新拜占庭式风格。巴黎市内圆顶众多，如意大利风格的荣军院和法兰西学院等，新古典风格的著名的万神殿等，然而没有一处可以与圣心教堂的穹顶相比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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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世纪以来，巴黎的建筑大多都是用石灰石和采自市郊（包括蒙马特山下洞窟）的石膏建成的。早在19世纪中期，这些原料就几近枯竭，于是人们决定到塞纳马恩区的兰登堡采集石头修建圣心教堂。那里的石头比巴黎的石头要白，且随着时间推移会变得更白。这样，圣心教堂不仅外形不同于巴黎式建筑，其颜色也别具一格，它的这种白色是不可能被仿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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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无与伦比的非巴黎式纪念性建筑却如同它的世俗伙伴埃菲尔铁塔一样，成为完完全全的巴黎建筑。造成这一完全意义转变的主要原因在于旅游业和现代的营销手段。通信革命把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吸引到埃菲尔铁塔，那场革命也带来了一场“精神旅游”的热潮。卢尔德在这一时期取得的巨大成功向人们展示了这样一个事实：步行的个人朝圣行为已经被集体乘火车朝圣的浪潮所取代。圣心教堂的组织者们巧妙地运用媒体进行宣传，制定每月的全国告示版，更新信徒们的活动内容，吸引游客，同时也为自己制造商机。朝圣者必须留下一块个性化的石头以备教堂建筑之用，这也是他们奉上的谢恩奉献物。有营业执照的小商贩们也在这里为游客们提供具有宗教意义的纪念品，如奖章、项链和祈祷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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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心教堂建设的组织者们利欲熏心，这使人们无法预料未来教堂周围的环境氛围会怎样。在1859年至1860年间并入巴黎以前，蒙马特是一个独立的小村庄。19世纪80年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里以其淳朴和低廉的住房租金吸引了许多艺术家，休闲产业也在其周围发展起来。1851年时，这里仅住有6000人多一点，而到1886年的时候这里的人口就上升到20多万。来到圣心教堂的精神旅游者们纵欲在酒吧、夜总会和咖啡厅里。教堂不远的山下就是名声狼藉、罪犯猖獗的毕加尔红灯区。在该教堂附近的特雷尔艺术广场成为文化旅游者青睐的地方。另外，位于拉维格纳街上被称作“洗衣船”的旧钢琴生产厂所在地变成了艺术家们的聚居地，这里成为诞生立体主义的熔炉。毕加索在这里创作了他的名画《阿维尼翁少女》，范·唐吉、苏珊·瓦拉东、布拉克、莫迪里阿尼、弗拉曼克和杜菲等都曾经在这里居住过。他们中的许多艺术家，包括在蒙马特居住过的于特里约，把这个宁静的山村变成了他们画布上的主题。尽管那里鸡和羊的数量仍然比住在那里的艺术家人数多，但不久后云集的艺术家人数就超出了。那里的老式风车依然在转，但是作为当地主要产品的葡萄种植已经悄然退去了。1932年，“老蒙马特的朋友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现在巴黎第十八区的圣维克多街上重新建起了现在的葡萄园。“老蒙马特”这个主题是圣心教堂、风车、葡萄、艺术、纪念品以及休闲场所的悄然结合，这一主题与“老巴黎”这个概念一起促进了巴黎历史遗迹旅游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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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马特艺术风景的活力显示出世纪之交巴黎文化生活的多样性及其深远意义。我们已经看到，1889年和1900年博览会是法兰西民族团结的特殊象征，它使人们将社会、文化和政治焦虑放在一旁。这一阶段休闲娱乐业的发展也具有异曲同工的作用，为人们展示了一个被分裂了的社会短暂的和谐场景。然而，从1914年开始，巴黎社会面临着另一种考验，那就是大规模的战争，而非全民娱乐。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建立“美好时代”的繁荣经济基础。世纪末那所有纷争的思想和紧张、焦虑的情绪也随之消逝殆尽，将成为永久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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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拉开反德之战序幕的目的似乎是为了解除人们的焦虑情绪，努力实现社会政治与文化的和谐。宣战前夜，杰出的社会主义者让·饶勒斯由于宣扬反战思想而在巴黎的咖啡馆被暗杀。反战派痛失一位领导人。人们放弃了分裂思想宣告成立“神圣同盟”以应对战争。正如世博会一样，这次伟大的战争与其说驱散了人们的焦虑，不如说是突出并加剧了紧张情绪，并使之更加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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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的首府城市中，巴黎距前线最近，几乎立即就遭到了敌人的攻击。德国人占领比利时后迅速向巴黎进军。1914年9月2日，法国政府关闭了证券交易场所，迁址到波尔多，并带走了法兰西银行保险库中的所有黄金。大约35000名适龄巴黎男子应征入伍，另有大约相同甚至更多数量的居民逃离了这座城市。从敌占区逃出的难民大量涌入法国北方地区，这更加剧了混乱状态。整个城市由加列尼将军指挥，他是参加过非洲各种战役的老兵。在9月4日至10日的马恩河战役距离首都仅50英里以外的地方开始的时候，加列尼将军面临着被德军包围的危险。在巴黎就可以听到战场上的炮声。9月7日至8日，霞飞将军向德军薄弱的侧翼展开了强有力的猛攻。当时由于军车都在各地执行任务，加列尼将军征用巴黎的出租车向前线运送了大约4000名士兵助战，据说出租车的司机们还要求付车钱。结果那场战役以法国军队的胜利和德国军队的后退而告结束。1914年圣诞节期间，战争从激烈到平息，限于胶着状态，双方挖掘大量堑壕，由英吉利海峡一直到瑞士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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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12月，法国政府又急速地撤回到巴黎。生活恢复到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虽然战争没有结束，但还大体可以承受，并没有糟糕到1940年至1944年间的状态。但这很显然不能算是“美好时代”。政府原本想保持士气进行斗争，但又不免徘徊于两种选择之间：既希望全民总动员进行战斗，同时又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想要保持士气，生活就必须沿着类似正常的路线继续下去。在三分之一的劳动力都已征召入伍的情况下，这一任务并不轻松。许多工匠的商店和小店铺都已关门停业。同时，巴黎的资金大量外流，城市内众多民众外逃，结果使许多制成品的需求量大为减少。大多数博物馆也都关了门，大艺术宫成为军队医院。在战争初期，通货膨胀十分严重，由于战争费用的增加，对主要商品价格的上涨不是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抑制，而是一味地任其发展。好在人们还没有失业，尤其是1915年以后工业转向为战争服务，政府在这一转变中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巴黎实际上占据了绝佳的战略位置，可以很好地对西方前线给予支持。它在地理位置上距离主战场最近，这是一种巨大的优势，因为它可以迅速地为前线运送人员和物资。另外，公路系统和铁路网都集中在巴黎，这也是战略性胜利的关键。在郊区崛起的重工业的发展也意味着巴黎的工业家们处于一个最佳位置，时刻准备应战。此时，法国东部和北部有竞争力的企业都已经落入敌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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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巴黎地区的工业布局变化起到了某种推动作用。在巴黎20个区中，轻工业尤其是纺织业的滑坡趋势已成定局，同时，建在郊区的大规模重工业项目越来越兴盛。汽车工业几乎全部转为军工生产。位于布洛涅—比扬古的雷诺制造厂由4000名工人增加到22000名工人。他们不仅生产军用汽车，同时还生产炸弹、大炮，从1917年起还生产坦克。1915年，企业家安德烈·雪铁龙与政府签订一项生产100万枚炮弹的合同。到战争结束的时候，他的工厂已经生产了2400多万枚炮弹。值得注意的是，扩大生产任务都是由女性劳动者完成的，这使战前就已经出现的妇女参加工作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由于许多男人都在前线，女人们现在被允许做公共汽车售票员或者地铁职员。她们能承担的工作与日俱增，在重工业领域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雷诺制造厂的工人大约有四分之一是女性，在其他许多军用品生产厂中女性比例还会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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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就业，而且人数越来越多，这种局面对巴黎那些因家中主要劳动力应征入伍而受到影响的家庭来说未尝不是好事，使她们的家庭能渡过通货膨胀的难关，政府对福利和家庭补贴的承诺也在不断增加，虽然仍旧相当有限。在这一时期政府提早做出的冻结租金的决定是相当重要的。主要商品的缺乏是由于经济混乱造成的，这是当时的主要问题。政府的决策是实行食物限量供应和配给制（特别是从1917年开始）。糖和煤是首批配给的物资，紧接着在1918年实行面包配给。实际上在整个战争期间，面包的价格都控制在人们可接受的范围内，部分原因是禁止烘制花色繁多的高档面包。巴黎人不得不在吃不到羊角面包的情况下度过战争。咖啡厅也必须经营不加牛奶的咖啡，餐馆则每周只有两天可以提供肉类，并且用人造黄油来代替黄油。在这次灾难中，每年一度的狂欢节被迫停止。在冬天最艰难的月份，市政府竭力为急需者提供免费的煤和土豆。但是，不仅是有钱的人参与了泛滥成灾的黑市贸易，任何一个有农村亲戚并能提供配额以外的供给品的巴黎人都会立刻被当成朋友。许多巴黎的家庭为了增加自己的食品，都开始开垦小块土地。在1918年，巴黎大约有一万个花园被允许种植可食用植物。事实上，在战争期间，巴黎人的健康水平并没有严重下降，这说明按照当时状况采取的措施起到了一定作用。公共卫生部门以极大的热情迎接战争提出的挑战，他们掀起了天花疫苗接种的战役。尽管1914年至1915年间出现了伤寒病，1915年出现了猩红热，但这几年间并没有出现天花等严重的传染病，这意味着儿童死亡率仍然是可以接受的。那些年中最严重的传染病是1918年至1919年间的西班牙流感，它在停战协议签订之后才开始流行，人们在流感到来时如此脆弱并不是因为营养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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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时的法国士兵，191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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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困难必然会带来一些社会问题。起初罢工并不多见，因为当时巴黎人的“神圣同盟”力量依然存在。但是到了1917年，市民的士气不仅受到食物匮乏和价格昂贵等因素的影响，而且也与战争向更坏的方向发展有一定关系。在东线，法国的盟友俄国正值革命年代，那场革命使俄国退出了国际冲突；而在西线，法国军队内部的兵变时有发生，反叛的军人反对这样毫无意义的大规模杀戮。这些都被贝当将军有效而又残忍地镇压了。贝当因在1916年的凡尔登战役中表现出色而成为民族英雄。然而此时政府的新闻管制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导致人们对政府的不信任。政府往往过分强调媒体的审查制度。例如，1915年4月，政府正式发文禁止算命者对未来进行负面的预测。另一方面，政府的宣传则被认为是一种洗脑的工具。这一切都自然地成为政治讽刺的温床。1916年法国的第一家讽刺性报纸《鸭鸣报》问世了——近一个世纪后，它仍然是法国最重要的讽刺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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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状况的恶化，民众士气低落。女人也像战场上的男人一样在劳工斗争中发挥作用。1917年1月，巴黎的缝纫女工举行罢工，继之而来的是军火工厂女工的罢工。到了1917年晚春时节，罢工已经蔓延到男工及其他一些企业的员工；建筑业、邮政业、市政工程以及燃气企业都受到了影响。1918年春季，罢工大规模扩大，有20万工人参与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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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其他方面的发展状况也考验着巴黎人的能力。除了1914年至1915年的几次空袭和1916年的齐柏林飞艇轰炸外，巴黎并没有遭到大规模轰炸。然而1918年初期，敌人对巴黎的轰炸开始加剧，德国人使用了远程大炮“大贝莎”，这也暴露了梯也尔防御城墙是何等不堪一击。1918年的受难节那天，一枚“大贝莎”的炮弹击中了位于马莱区的圣热尔韦教堂，导致屋顶坍塌，造成50多人死亡。轰炸并没有削弱法国人的士气，相反却增强了他们与德国佬做斗争的决心。总理克列孟梭此时巩固了自己的领导地位，这将被证明是实现全面和平的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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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城内直接死于战争的人数量并不很多：266人死于炮火轰炸，633人死于其他灾难，与前线阵亡人数相比，这些数字是微不足道的。与死于传染病的人数相比，这也是个小数。1918年至1919年的流感导致巴黎地区3万人死亡，整个法国则有40万人未能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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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春天，德国与俄国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签订了俄德和平协议之后，将兵力由东部前线调往西部，获得了胜利。这造成了一定的恐慌，人们担心1914年的侵略行径会重新上演。因此又出现了一次逃亡的高峰，很多人聚集在火车站内。但是整体的士气并没有受到影响。随着美军的到来，西线战况日趋好转（在巴黎也是如此，美国人喜欢上了这个地方，也很受当地人欢迎）。1918年11月，德军接受了法国及其盟国提出的和平条款。于是大规模的庆祝活动迅速展开，整个城市沸腾起来；这也让人们回想起巴黎“神圣同盟”缔结的日子，街上洋溢着一片千辛万苦过后的欢腾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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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神圣同盟”的目标终于实现了。不过，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签订国际和平条约之前，巴黎就已重陷紧张和焦虑的旋涡之中，那些早在1918年冲突乍起之时被搁置的问题又死灰复燃，而且战争期间出现的某些糟糕状况还要延续一段时间。虽然战争结束了，但是食物配给还必须继续到1919年。紧接着，战后退伍军人充斥了劳动市场，威胁着战争期间由女性承担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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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共和国的政客们似乎不愿意接受他们在法国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的事实，随后几十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将证明这一点。巴黎已经不再是从前的样子。这座现代都市有许多方面看起来显然地不现代。1900年世博会的“光之城”在1918年不乏黑暗之处。尽管战争造成的直接损失不大，人们的居住条件却很糟糕。没有任何措施治理那些所谓不卫生地区，住房危机在悄然增长。削减资源进行住房改革的政府自然不会在城市标准性建筑上大量投入，虽然这些建筑令巴黎誉满世界。在接下来的50年中将不会再有奥斯曼式的林荫大道，也没有什么重要的纪念建筑。战后巴黎人对战前巴黎作为“美好时代”繁荣中心的热衷就像风中的小草一样随之而去。巴黎更愿意把它的现代性放在过去而非未来。逝去的梦幻将成为接下来三四十年对首都历史的经典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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