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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法国大革命史 第四章 三级会议 1788.9—17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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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8年7月13日,强劲的风暴肆虐法国北部,在这惨淡年景中,一场冰雹不期而至,砸死了人和牲畜。上千平方英里的粮食在收获前夜惨遭摧残,即便没有受灾的地区,收获也寥寥,因为持续的春旱已使农田干涸。更异乎寻常的是,王国中几乎所有地区都是如此。夏季灾难之后,在1789年1月,等待人们的是有史以来最寒冷、最漫长的冬季。从11月到4月,法国北部都被冰雪覆盖,普罗旺斯和朗格多克的葡萄园和橄榄树林也未能幸免。自路易十六登基以来,经济极不景气,谷物、饲料和葡萄产量的大幅度波动多次造成社会混乱,而且好的收成也不一定能使社会重回稳定。1785年的粮食丰收使第二年的谷物便宜而充裕,但因为卡隆改革计划中的一条是取消谷物贸易控制,这也是其改革计划中少数没有遭到受教育阶层反对的项目,所有的余粮都在1787年消耗殆尽。内克在1788年8月官复原职,立即重新实施控制,但损失已经不可挽回。谷物价格已经开始上升,整个冬天涨势不减。在1789年7月14日的巴黎,粮价攀升到路易十四时代以来的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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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法国人靠工资吃饭,对他们来说,谷物、面粉和面包的价格陡升无异于一场灾难。在正常时期,一个普通城市工匠的面包支出大概占其收入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无地的农业劳动力花在面包上的钱可能更多。粮价一直涨到了1789年春天,情况最好的人都要支出三分之二的收入买面包,而最差的则要拿出十分之九。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拿不出更多的钱花在其他食物、取暖和照明上。所以,即便对于那些没有因为冻河、封路和磨坊工坊停业而完全失业的人来说,1788年的严冬也是非常难熬的。巴黎的多塞公爵在1789年1月8日写道:“在这个严酷的季节,穷人们所遭受的不幸简直难以用语言形容。”[1]人们没有闲钱来购置消费品,这大大降低了对工业品的需求。有些地区的产量降幅达50%,而在很多纺织业城镇如鲁昂、里昂和尼姆则出现了产品大量积压。在里昂,估计有2万到3万名丝绸工人失业。与此同时,本来纺线编织对于生活艰难的农村人来说是一项增加收入的副业,而现在产品卖不出去,这项副业也没人干了。传统方法成本较高,人们抱怨新技术抢了前者产品的市场。鲁昂的多轴纺织机完全落伍,用它生产的工坊全被淘汰了。最重要的是,人们还埋怨卡隆的另一项遗产,即1786年与英国签订的贸易协定,法国市场从此向英国制造商敞开了大门。这项协定付诸实施是在1787年中期,所以虽然英国进口产品更物美价廉,但它们还来不及造成1788年和1789年的所有损失。英国进口产品明显加重了业已严重的工业萧条,并和自由谷物贸易一道,让劳动人民又有了一条批评政府的理由。从1788年冬到1789年春,几乎没有人哀悼一个旧政治秩序的逝去,因为它辜负了太多人,或者说让太多人大失所望。每个人都认为只要变革,情况一定会更好。当时剧烈而且日趋严重的经济危机使气氛愈加紧张,变革就是在这种气氛中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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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民众举行了数周活动庆贺内克官复原职。人们点起篝火,把内克前任的塑像扔进火里。在新桥区,兴奋的群众拦住路过的马车,让车里人出来给著名的“贤君”亨利四世鞠躬。而诸如卫兵、哨卡和官员宅邸这样的权威象征处也遭到了袭击,军队几次被召来肃清街道。在9月第四周高等法院流放归来时,一系列骚乱达到高潮。内克清楚,没有什么比全盘废除前内阁大臣们的计划更能迎合民意,而要这么做,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完全恢复高等法院原有的权力。在更多的示威和杀戮中,巴黎高等法院于9月24日重新开庭,第一条法令就是禁止所有进一步恶化的骚乱,与此同时,它将开庭对政府当局的行为进行司法质询。法官们意识到,随着面包价格一涨再涨,公众的喧嚣很容易超出任何人的控制。不过,10月间外省高等法院的回归没有引起像巴黎一样的大骚动。庆贺受难“元老”们官复原职的篝火、烟花和游行在愉快的气氛中结束。高等法院恢复之后要注册的第一项法令就是召开三级会议,内克为了进一步树立民众信心,把该项议程提前到了178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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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高等法院都毫不犹豫地进行了注册,毕竟这是他们呼吁了一年多的事情。但巴黎法官们仍对政府的真正用意疑惑重重。他们记得,布里耶纳在7月份曾在确保国王地位的前提下,邀请所有人提出关于组织三级会议的意见,但现在摆在他们面前的法令对会议组织形式或选举方式只字未提。很多人怀疑,政府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像省议会一样温顺的架空机构。高等法院宣称,按照他们的注册规程,所有希望专制的愿望都应被扼杀在摇篮中,三级会议的组织形式应该和最近一次先例一致,应该“按照1614年所遵循的形式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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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4年那届并未取得多少成果的三级会议分别在三个人数相当的会议厅中举行,三个厅分别代表教士、贵族和第三等级。他们分别投票,并按等级计票。人们呼吁了18个月三级会议,但似乎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或者觉得这值得研究。几天之后,大多数人才知道三级会议的情况。而一旦人们知道了,如果确实按照1614年的形式,那么它的意味显而易见。不论是人数比例还是占国民财富比例,教士和贵族代表都大大超过其应有份额。他们联手一定能够胜过第三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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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78年或1787年建立的外省议会中,没有一个是按照1614年的组织形式召开的。在这些会议中,第三等级的人数翻倍,并且按照人头计票。即便是古老而活跃的朗格多克三级会议也将第三等级代表人数翻倍。而人们头脑中最鲜活的例证是夏季以来的多菲内三级会议。在几个省区,反对拉穆瓦尼翁政策的贵族们想要恢复失落已久的省三级会议。事实证明,面对专制主义,三级会议是比高等法院更有效的盾牌。“抛瓦日”之后,多菲内的106名贵族联名向国王递交请愿书,要求恢复省区代议机构,他们发现自己得到了格勒诺布尔市三个等级的支持。在这场城镇运动的非贵族领导人——穆尼耶法官和年轻的新教律师巴纳夫的推动下,人们同意召开一个全省代表大会。他们于7月21日在维吉尔的一个贵族公寓聚集,要求召开全国三级会议,让高等法院重新开放以及恢复省内的三级会议。维吉尔会议中,第三等级代表人数远远超过了另外两个等级人数总和。与会者都同意,在恢复后的三级会议中,第三等级代表的人数规模应该是其他两个等级的两倍,所有代表都应该由选举产生,并按照人头计票。8月2日,急于得到支持的布里耶纳同意恢复多菲内省的三级会议。可想而知,没有三级会议的省份也会提出希望得到相似的待遇。但布里耶纳在下台之前只有时间推进多菲内一省的进程,他宣布让该省三个等级召开会议,为重建后的三级会议起草一个章程。此次会议于9月5日在洛曼召开,到月末与会者拿出了一份计划,内容就是将维吉尔会议的全部原则变成现实。这显然就是全国三级会议的模板,而它旁边则是不合时宜的1614年模式。到了10月初,巴黎的小册子已经在竭尽全力指出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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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克没有阻挠它们,他在就职不久之后就释放了所有在押的记者,这些记者在布里耶纳时期因为撰写反对国家大臣的短文而被收监。内克还表示,自己不会对报刊出版业施加以前的控制。他坚定地相信,公共争论范围越广泛,他在最后决定三级会议形式时就越不受拘束。但他没有料到高等法院会横加干涉,并且他极不愿意高等法院在这个问题上占据主动。这就是为什么内克会在10月5日宣布重新召开显贵会议,让显贵们在相关问题上给国王提建议。但结果适得其反,公众热情变得更加狂躁,所有接受过教育的人都在关注同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方式能最好地代表国民?而自从高等法院极力支持1614年模式之后,这个问题就成了辩论的焦点。从一开始,非贵族群体就明显不能接受:适用于多菲内省的东西为什么会不适用于整个国家?高等法院真正的居心何在?它是不是想要确保前两个等级的不平等特权,同时让人数最多、最具活力的国民群体在政治上永远臣服呢?卡隆在1787年3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煽动不起来的敌视“特权等级”的情绪此时开始萌发,而11月6日显贵会议召开之时,很多显贵都保持着高度警惕。高等法院的法官们在前不久还是国民英雄,现在却备受敌视和怀疑,而且所有为1614年模式说话的人都遭到同样看待。现在,似乎出现了一种全国性的共识,那就是支持第三等级代表人数翻倍,按人头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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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所有的贵族都反对这一主张。事实上,在显贵会议召开期间,一个主要由贵族组成的群体就已经在努力促成这种共识。内克撤销的另一项布里耶纳禁令是对俱乐部的禁令。从9月到10月,巴黎俱乐部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在11月早期,一个极为高贵的俱乐部开始在阿德里安·迪波尔的官邸集会,主人迪波尔法官是高等法院激进派的领头人物之一。这就是后来的“三十人委员会”,但其实际成员人数接近60人。他们都是巴黎法律界、文学界和社会生活中的精英,其中包括5位大贵族,24位法官,还有诸如拉法耶特、数学家孔多塞和巴黎法庭著名律师塔尔热一类的名人。塔列朗也位列其中,他刚被任命为欧坦主教,还有米拉波,他将这个委员会称作“绅士的阴谋”。俱乐部中十分之九的成员都是贵族,但他们的目的不是维护贵族利益,而恰恰是反对1614年模式和各种各样的特权。米拉波在8月份写道:“向特权者和特权开战,这就是我的座右铭。特权在对付国王的时候很有用,但对于国家却是可鄙的,除非摆脱了特权,否则我们的意志将永远得不到任何公共精神的支持。”[2]于是委员会开始有意利用社会焦虑和资产阶级的愤懑,竭尽全力激起公共精神,富有的成员们出钱让人代为印刷小册子,在首都和外省分发。中等阶层的人们看了之后开始相信所谓1614年模式其实是特权等级压制他们的阴谋。最典型的是来自沙特尔的沙龙常客西耶斯修士的《论特权》一书,他在书中谴责特权是寄生物,造成社会分裂,给人带来不劳而获的幻象,其暗示则是特权被贵族和教士垄断了。实际上这本书造成了不小的误导。与此同时,三十人委员会还在省区周边散发请愿书范本,以便市镇以此为基础向内克提出申请,要求加倍第三等级代表人数和按人头计票,到11月一个全国性的请愿运动已经粗具规模。全国各城镇政府都感受到了来自资产阶级的巨大压力,因为后者常在当地的文学俱乐部和议事圈子里讨论问题以及协调行动,他们号召组织城镇会议向国王施压,呼吁第三等级的平等代表权。截至12月末,各地递交上了800多份请愿书。事实证明这类活动都是“自加速”运动,很快就会超出各类社团的控制能力,例如曾经耗费众多精力集中催化这些活动的迪波尔的社团。一个匿名的巴黎通信记者在11月24日发往波兰的信中写道:“人们只谈一个话题,那就是第三等级的要求;只写一种东西,那就是关于三级会议组织形式的小册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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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6日,第二届显贵会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预计会期本来不长,但在公众群情高涨之中,会议一直到12月12日才结束。相比1787年的显贵会议,本次会议新添了几个成员,但他们并不能改变该会议总体上的贵族特质。内克对其提出了54个有关三级会议形式的问题,但迄今为止公众只对两个问题感兴趣。在国王两位长兄普罗旺斯公爵和奥尔良公爵的领导下,一批迫切希望获得公众支持的会议成员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劝说显贵会议拒绝1614年模式。但大多数与会者似乎被9月份以来的民众激情吓坏了,他们担心如果废除了1614年模式,教士和贵族就会陷入困境。只有33名显贵投票支持加倍第三等级人数,另有111票反对。确实,公开反对按人头计票的只有50人,但没人投票表示支持。大多数人觉得三级会议召开之后会自行解决这个问题。第二届显贵会议中的每句话几乎都立刻传到了外界,而早在散会之前该会议就被谴责为特权等级的喉舌,即便显贵们一致重申1787年关于财税平等的承诺也无人为之感动。显贵们的会议会期如此之久,唯一的成果就是使来年1月份的三级会议无法召开。在人们怀疑三级会议是否真能召开的气氛中,三级会议被推迟到了4月或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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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太可能被说通的巴黎高等法院里,1614年模式的反对者们反而取得了更大的成功。迪波尔和德普雷梅尼在12月5日精心策划了一场游说活动,而法院在经历了一个夏天的流放后重回原位,也急于挽回自己的名望。最后在多数法官的劝说下,法院决定对自己在9月25日发表的灾难性宣言[4]做一些限定性的说明。它现在宣布,高等法院所说的1614年模式是指:选举区应该按照旧的司法管辖区——大法庭辖区(法国北方称为bailliages,南方称为sénéchaussées)来划分。但这项声明背后的“勉强”多数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人们注意到,高等法院也并未接受第三等级的要求。更有甚者,在显贵会议散会之后,7位亲王中的5位联名上书国王,请求他既不要批准加倍人数也不要批准按人头计票。即便之前高等法院宣言的推手们产生了一些弥合性效果,现在这种效果也都烟消云散了。亲王们认为,有了财税平等,第三等级就应该很满足了。如果面对公众强烈呼吁的压力,就满足他们其他的愿望,那就无异于打开了人们攻击财产、财富和特权的洪闸。这将使国王忠实可靠的贵族阶层完全崩溃。不过,国王还没忘记去年夏天的“贵族反叛”之痛,在他看来,自己的这群贵族完全靠不住。他无视亲王们的请愿书(这封请愿书印刷出版之后,又引起了新的一轮对贵族顽固立场的强烈抗议),毫不掩饰地告诉高等法院,自己对高等法院关于公共事务的看法不感兴趣,这是他和国民集体之间的事情。这在很多人眼中是一个提示,即国王的仁慈天性会使他站在第三等级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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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2月中旬,内克意识到此时必须做出关键性的决定了。与巴黎喧嚣的公众辩论以及满天飞的小册子不同,外省对于省三级会议的问题愈发糊涂。在这个问题上,内克明显没有前后一致的政策。大多数人希望在没有三级会议的地方迅速建立起像多菲内省那样的三级会议,而且大家普遍推测,全国三级会议的代表将由省区三级会议选出,因此省三级会议的形式就是极为重要的。但绝大多数贵族并没有准备放弃按等级计票,即便他们接受第三等级代表人数加倍,而已有三级会议的地区则没有放弃原有形式和程序的念头。布列塔尼的每个贵族都有资格参加三级会议,而如果他们总是成百上千地参加,那当地的第三等级代表人数怎么可能得到有效的加倍呢?所有现实的改革政策都意味着剥夺贵族们长期以来的政治权利。事实上,对于三级会议中自己代表不足的问题,除了贵族以外的其他布列塔尼人已经抱怨了很多年了。他们已经看到,如果其他省都采纳了维吉尔原则,那么明显的是,他们的处境将显得更加窘迫。所以,在当局宣布将于1月份召开布列塔尼三级会议时,人们在雷恩召开了市镇会议,要求废除省区中的一切税务特权,并扩大第三等级代表的范围。繁荣的商业城市南特走得更远。它在11月4日发出呼声,限制贵族和教士的人数,并要求前两个等级提前接受这些改变,否则就要面对第三等级代表的罢会。与此同时,政府已经批准了其他省份召开三级会议。多菲内遵循了9月洛曼会议制定的章程,因为只有在这个省没有严重的争执。其他地方有代表特权的人则表现出维持特权的决心,即便要和自己等级的人闹翻也在所不惜。在普罗旺斯、阿图瓦和弗朗什孔泰,按照传统只有特定类型的贵族能够参加三级会议,因此他们坚决阻止其他贵族参加,即使是为了选举全国三级会议代表也不行。与此同时,他们也鄙视第三等级增加代表人数和公开选举代表的要求。所以大失所望的群体不可避免地向政府投去了雪片般的请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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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内克做出了关于全国三级会议的第一个重大决定。圣诞节的前一周内克都和国王待在一起,12月27日他发表了一篇名为《御前咨议会的决议》的文件,终于对9月份以来公众辩论的核心问题做出了回答。全国三级会议中第三等级代表人数将会加倍。因此,显贵会议的建议被拒绝了,而秋天以来形成的公众压力取得了胜利。显贵会议还认为,某个等级的代表既不能被选入其他两个等级,也不能由其他两个等级选出,这一点也被内克略过了。一些第三等级的支持者对此表示担忧,过分顺从的平民会投票给高层贵族或教士候选人,使后者得以胜出。内克只在一件事上照着显贵会议的说法做了。他没有承认按人头计票,只是表达了如下期望:在三级会议召开之后,代表们会达成共识,协商投票决定,这个问题必须由他们自由决定。通过这种方法,内克试图既不疏离前两个等级,又保持和第三等级的良好关系。这样,对于他来说至关重要的名望就不会受损,但代价是留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根本问题。在来年春天,所有选举人投票的时候都很清楚,那些被他们选上的代表在考虑任何事情之前,必须首先面对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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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给选举之战的第一阶段画上了句号。在这段时间内,法国的政治氛围发生了急剧转型,其速度之快及规模之大让所有人为之震惊。自从1788年9月以来,公共舆论已经彻底分成了两个阵营。在布里耶纳和拉穆瓦尼翁下台以及把内克捧为公众至高偶像的过程中,反对专制主义的政治共识一度高涨,此时仍然存在。可是社会问题将宪政问题推到了幕后,在社会问题的层面,人们的共识瓦解了。一直以来,资产阶级是公共生活的旁观者,而现在他们突然意识到自己能在其中扮演固定的角色,通过努力还能起到主导性的作用。但在这个过程中,资产阶级心中暗藏的对所谓“特权等级”的不满与敌对情绪完全宣泄出来,并被煽动起来。并非所有参与这场运动的人都是第三等级,比如迪波尔社团中的大多数成员。但在他们自己的等级中,这样的人肯定是少数,而且在短时间内有这么多人表现出反贵族和反教士的情绪,也使他们不会进一步推进自己的立场。恰恰相反,警觉的贵族和教士们竭力捍卫惯例和特权,而这些惯例、特权正是受过教育的平民最反感的东西。面对特权等级的顽固态度,资产阶级的愤懑有增无减。在西耶斯1789年1月出版的小册子《第三等级是什么?》中,资产阶级的心理得到了最精彩的表达,书中论证:在一个组织结构合理的国家中,任何特权群体都没有一席之地。第三等级,迄今为止什么也不是,但实际上它应该是一切。西耶斯宣称,国家就是生活在一部普通法之下的人们的联合体,而按其定义,“特权”处于普通法之外。所谓的贵族阶层是一种无所助益的社会等级,压迫人民的篡权者,完全应该让贵族作为第三等级代表参加选举。西耶斯彻底拒绝相信贵族放弃财税特权所表达出的善意,并指出了一系列他们尚未放弃的特权。他还建议,第三等级的代表一旦当选,就应该省去一切麻烦,直接将自己确立为代表全国国民的议会,不用理会另外两个等级。确实,在当时将第三等级的事业形容为“国民的”是司空见惯的,而自从1771年危机以来,表示反对专制政府的“爱国主义”一词,也开始被越来越多地用作第三等级目标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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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冬天以来,出现了成百上千本控诉特权等级的言辞激烈的小册子,《第三等级是什么?》只是其中最具说服力的一本。某些省区的事态发展似乎正在证实这些小册子最糟糕的预测。当《决议》传到布列塔尼时,当地的第三等级代表正好赶来参加三级会议,他们迅速决定,除非另外两个等级接受三级会议改革方案,否则就不参加会议讨论任何问题。然而,以前所未有的人数参加此次重要会议的贵族阶层也拒绝任何让步与妥协。1月3日一道王室命令传来,宣布暂时休会一个月,以平息局面。无比愤怒的贵族恨得咬牙切齿,在布列塔尼省各个主要城市发出充满火药味的谴责,并继续进行之前三级会议的商议。由贵族主导的雷恩高等法院颁布命令,禁止不合法的市镇集会,但遭到无视。而它最坚定的传统支持者——城市中的法律学生,也抛弃了它,转而加入呼吁改革三级会议的活动之中。针对这场运动的领导者——富有的资产阶级,一些贵族做出不明智的尝试,为了煽起群众对前者的仇恨,他们让自己的轿夫、仆人和其他依附者组织示威游行,反对改革。1月26日,一大群人在市中心集会,要求维持布列塔尼的宪政,降低面包价格。他们遭到了一群爱国学生的攻击,双方争斗了数天。在战斗白热化时,贵族们被围困于会议厅中,不得不提起手中的剑,杀出一条血路,其中几人被杀。这场骚乱到2月初基本平息,但三级会议成果寥寥,调和布列塔尼贵族与资产阶级的希望荡然无存。全国人民都看到了,贵族已经准备好用武力捍卫自己的特权,绝不会束手就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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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几个月中,第三等级的领袖也已出现。不过这也是1788年11月以后的事情。最初,知名人物只有格勒诺布尔爱国者——穆尼耶和巴纳夫,而呼吁第三等级人数加倍和按人头计票的活动则是由迪波尔社团中的城市贵族发起安排的。这样的活动一旦放弃,就超出了社团的控制,平民们开始为自己说话。他们撰写小册子,沃尔尼的期刊《人民哨兵》就有力地表达和强调了布列塔尼资产阶级的不满。在南方,多年以来,因为被剥夺了民事能力,新教牧师拉博·德·圣一艾蒂安早已开始用笔作战。同时罗伯斯庇尔也首次涉足政治,发出了他的呼声——《告阿图瓦省人民书》,呼吁废除阿图瓦三级会议被特权控制的腐朽结构。他们组织城镇会议,向地方、省区和中央政府呈交请愿书。在布列塔尼、南特和其他城市的爱国者们组织志愿者队伍到雷恩与“残酷之剑”斗争。在各地组织运动的都是律师。贝桑松一位心怀怨恨的贵族在信中吐露了心声:“只要绞死10个律师,弗朗什孔泰就会平静下来。”[5]自第一届显贵会议以来,政府企图震慑高等法院一直是宪政危机的核心议题,没有一名律师会对此无动于衷。在三级会议的呼声被采纳之后,对于这些律师来说,三级会议的构成给了他们表述政见的良机。另外,第三等级中唯一有公共生活经验的群体就是低级法官和律师,也只有他们才能自信地大声表达第三等级的想法。这类人希望自己的才能得到认可,并能在新的政治秩序中发挥作用。对于这些低级法官和律师来说,那些固守政治特权的贵族无异于他们在自己的律师生涯中遇到的贵族法官。这伙人骄傲自负,把持开庭审案的权力,但这完全是凭借出身和财富,他们本身没有任何能力和学养。翻看18世纪后期的司法界记录,我们会发现里面充满了法官与律师之间、低级法庭和高级法庭之间的争执与倾轧。以前,对于争执所留下的怨念,当事人只能接受,因为这被认为是该职业不可避免的磨难,而现在,怨恨都浮出了水面。在1789年春天的选举中,这样的敌对情绪得到了释放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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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年代表的选举制度极为复杂。按照1月24日颁布的选举条例规定,最基本的选区应该是传统的大法官辖区。不过,为了确保各选区人数大致相当,一些稍小的(或次级)大法官辖区被并到一起。还有其他例外,8个主要城市,包括里昂、鲁昂和巴黎,被赋予了独立代表权。一些稍小的区本来没有独立代表权,但在经过请愿之后也被赋予了此权利。而最主要的特例就是对一些三级会议省区的处理。和人们之前的期待刚好相反,1月24日的条例规定,省三级会议不会被用于选举国民代表,这有效地平息了改革或恢复省三级会议带来的骚动。不过政府为了慎重起见,还是给予了最近成立的多菲内三级会议选举国民代表的权利,而严格意义上的另一个王国纳瓦尔[6]中的三级会议,也享受同样待遇。如果不是上次召开三级会议的尝试以激烈争斗告终的话,布列塔尼也本应如此。在那之后,政府决定布列塔尼的第三等级在大法官辖区内选举代表,贵族和教士则在代表全省一二等级的特别会议中选举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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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上各种例外地区,总共有234个选区,每个选区的每个等级都有自己的选举会。任何享有完全可世袭头衔的贵族都有资格参加贵族大会,每个持有有俸圣职的教士也是如此。不过修道院和圣堂参事会只被允许派出自己选出的大会代表。第三等级的人数众多,使间接代表成为了唯一的选择。按照规定,每个年满25岁的男性纳税人都有资格参加初选会。初选会以每100个家庭两人的比例选出代表,参加选举会,后者再选出最终的第三等级代表。每个选区要为全国三级会议输送两名教士代表,两名贵族代表和四名第三等级代表,而选举会的主要作用就是选出代表。但按照传统,选举会还有义务起草陈情书或“诉苦清单”,用以指引代表议事。在第三等级中,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城市行业协会和社团法人都有资格递交一份陈情书,并在当地选举会汇总为该等级的一份总陈情书。在这个过程中,国王贫穷臣民的很多要求被不可避免地删去了。在很多区,陈情书的最终版本显然是根据爱国积极分子精心组合与设计的模板写就的。但不管怎样,对于这个在20世纪前欧洲独一无二的民族而言,它的观念与关注,还是在陈情书中表现出来。而在这个紧要关头,对于每一个和当下严重问题命运相连的人来说,他们也得到了一个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期望的机会,而且他们也觉得自己得到了默许,这些问题必将被纠正,因此所有人都全力以赴,开动脑筋。1788年的群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情形前所未有,但仍仅限于几个主要城市,而起草陈情书吸引了全国人民。1789年选举是欧洲有史以来最民主的景象,能与其比肩的情况要到19世纪很晚期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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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法国政府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影响其结果。米拉波在1月出版了《柏林宫廷秘史》,有流言称,大臣们想利用这本书引起的外交尴尬阻止声名狼藉的作者赢得竞选。如果大臣们真是这么想的,那么他们显然没成功。不论如何,内克认为政府对选举的任何干预都弊大于利,将使本应建立于信任基础上的会议产生嫌隙。但他立下的规矩本身对结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们导致第一等级的选举会被教区神父把持,排斥其他教会团体的成员,而后者恰恰是迄今为止垄断着教会管理的人。所有的新贵族都无缘第二等级选举会,因为他们的贵族身份还未变成完全世袭的。另一方面,大量血统纯正的寒酸的小贵族们尽管缺乏政治经验,但他们的人数远远超过了先前的主导者,比如廷臣和高级法庭法官。而在第三等级采取的间接选举体制中,农民、手工艺人和其他没有闲暇时间的人都被排除在国民代表的选举舞台之外,也就把当选的可能性留给了另外两个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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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三级会议将于4月27日在凡尔赛召开,政府也命令选举在此之前结束。最后,三级会议在5月5日召开,而最晚的选举直到7月下旬才结束。巴黎的选举就是在5月结束的,稍晚结束的选举都是因为内部问题的干扰。不过,大多数选举都在3、4月间成功举行,而这段时间的背景是这样的:小册子的宣传攻势仍在继续,严冬尚未退去,去年夏季的粮食歉收不可避免地抬高了面包价格,人们的不满正缓慢上升,伴随而来的工业危机使失业人口数量剧增。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市集骚乱以及群众规定粮价的情况,一些被怀疑囤积谷物和面粉的粮仓、大商店、修道院和乡村别墅,也遭到了洗劫。普罗旺斯出现了拒交什一税和其他税款的情况,马赛的有产者也对当地政府的维稳不力极为忧虑,于是3月23日三个等级的选举人联手夺过城市管理权,建立了由富有居民组成的“爱国守卫者”组织。这个主意在未来产生了全国性的重大影响,不过在当时,很多人还是对推翻合法政府感到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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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如何,日常法律与秩序力量似乎还是能够防止民众彻底失控的,尽管时局已到了箭拔弩张的地步。4月下旬巴黎出现的骚乱便是当时局面的一个生动例证。4月21日,巴黎的60个区召开第一轮大会,选出首都第三等级选举会的成员。选举之后,人们兴奋不减,促成了这次骚乱。在4月23日,当圣玛格丽特区初选会正在讨论本区陈情书的时候,墙纸制造商雷韦永指出,面包价格应该降到日工资15苏的工薪阶层能支付的水平。雷韦永素以对失业者的慈悲之心闻名,但在当时高度紧张的气氛中,他的话反而被误传为呼吁下调工资。而在另一个初选会中一位硝酸钾制造商昂里奥类似的呼吁也产生了同样的效果。在接下来的几天中,降薪的谣言传遍了巴黎最东边的圣安托万产业区,27日昂里奥的宅邸被愤怒的群众洗劫一空。当局增加了驻军,但第二天他们就被数千暴民淹没了,后者洗劫了昂里奥的房子和工厂,并砸毁了所有东西。一支人数众多的法兰西近卫军分遣队来到现场并开枪示警,在近两个小时的骚乱之后群众散开了,这次事件造成25人死亡和几乎同样多的伤员。谣言将伤亡人数扩大到了成百上千人,还包括更阴暗的阴谋论。这就是三级会议代表们抵达凡尔赛时所面对的情形。闹事者为国王、内克和第三等级欢呼,但在洗劫富有市民的财产时也喊出了“打倒有钱人”的口号,政府阻止他们的各种力量部署得过晚了。对于代表们来说,首都巴黎肯定比他们的家乡省区更让人头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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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月激烈争论引发了人们的无限希望与期待,那么这些被寄予厚望的代表们到底都是什么人呢?这场选举产生出了怎样的代表?第一等级的代表情况显示,现有教会统治集团失败了。303名教士代表中有四分之三都是普通的教区神父,只有46个主教。事情显而易见,迄今为止控制着教会的贵族教士、大教堂教士和修士没有得到他们下属的信任。教士陈情书印证了这种情况,其要求包括提高津贴,废除什一税转交制度,放宽教区行政职务的任职资格,由选举产生的宗教大会管理大教士团、主教辖区和教会。这个结果让第三等级的宣传者们大为兴奋,因为他们觉得这意味着三级会议中的教士们将会同情“爱国事业”。而第三等级并没有注意到,教士等级在某些问题上还是很一致的,比如必须恢复并切实加强教会对教育事业的控制,继续对“所谓的哲学”中不敬神的思想进行审查,限制新教徒所享有的宗教宽容。而作为承认财税平等的回报,教会希望新体制能确立并加强天主教在法国的权威。相比教士内部关于教区神父地位的分歧,教士们对于上述问题的共识要重要得多,但在选举的兴奋氛围中,大多数观察者都没能看到这种深层的团结,只有随着事态的慢慢发展,这种团结的重要性才显现出来,这是之前人们未能预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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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阵营也是一样,选举结果排斥了该等级长期以来的领导群体。廷臣自认为能被自动选上。(多塞伯爵在2月19日报告说:“大多数离开首都的年轻贵族都野心勃勃地想成为伟大的全国议会的议员。”[7])但一旦他们置身于久违的外省,处在地方的三级会议中,就会发现当地乡绅对其高傲态度极为反感,总对他们提出尖刻的反对。他们通常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获胜,尽管他们最后的表现要比主教们好,保住了大概三分之一的代表席位,其中包括奥尔良公爵、三十人委员会的几名成员如拉法耶特。在另一方面,这场选举对于高级法庭的穿袍贵族而言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这个骄傲、能言并且自信满满的寡头集团只有23人成为代表,尽管像迪波尔、弗雷度和德普雷梅尼这样1788年斗争的英雄也当选了。不过,粗野的乡绅中被选上的人也很少,虽然他们在选举会上颇为突出。322名贵族代表中最大的团体由世系久远的外省家族子孙组成,他们居住在城市,并不贫穷,不过要说起政治经验,他们唯一可以算数的,也只限于参军的经历。和教区神父一样,他们发现自己获得了独一无二的机会,得以宣泄几代人的不满和沮丧,很多贵族选举会的争执极为激烈。很多选举会闹分裂,同一个选举会产生了分庭抗礼的代表名单,撰写不同的陈情书。例如布列塔尼的代表不能在该省三级会议进行选举,当地贵族对此极为愤慨,联合投票抵制选举,最终结果就是全国三级会议中没有一个布列塔尼的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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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贵族的陈情书能够看出,他们的内部意见杂乱无章,唯一的共识是放弃所有的财税特权。确实,只有8%的贵族陈情书呼吁三级会议按人头计票,但坚持要按等级计票的陈情书也才勉强超过40%,剩下的则做好了妥协的准备。接近40%的陈情书认为,应该按照贡献和才能授予贵族头衔,而不是财富。但在其他的问题上他们都没有共识。在三级会议召开之后,贵族代表会分成两派,一派是少数的“自由贵族”,人数大概在90人左右,他们准备寻求和第三等级达成协议的方法,剩下的则是顽固的多数。自由派贵族大多更年轻,更都市化,见多识广,也更有学问。但和他们的对手[8]一样,自由派也是从贵族阶层中直接产生的。因此,面对1789年的政治考验,法国的第二等级其实颇为踌躇。他们准备好了进行变革,也渴望多方面的变革,但对于自去年秋天扩散开来的敌意,贵族们还是感到很紧张。而且,贵族内部的矛盾不满与拉帮结派远比教士复杂,这导致了分裂,他们没有像第一等级那样可以依靠的共识与团结。尽管他们的财富、权力和地位总和极为可观,但相比其对手第三等级想象中的形象,法国贵族实际上是虚弱、缺乏组织和自信的。这种劣势在去往凡尔赛的代表们身上显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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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反,第三等级则明显更加和睦团结。没有农民或工匠能够进入第二级选举,而真正会去投票的少数(即便在巴黎,在大概5万选民中,只有四分之一的人行使了自己的权利)也都是接受过教育,有闲暇时间,并且偏爱自己同类的人。参加二级选举的人都要自付差旅费,更不用说最终被选往三级会议的人了。最重要的是,在竞选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不可避免地是进行过公共演说,主持过会议和起草过文件的人。在这其中,首当其冲的是律师和持官者,他们在1788年9月以来的公众运动中尤其引人注目。当选代表中有三分之二的人有这样或那样的法律职业资格,四分之一的人是律师或公证人,其中就包括巴纳夫和罗伯斯庇尔。45%的代表(294人)持有可买卖的官职,其中就有很多人是大法官辖区法院的高级法官,选举条例还赋予了他们组织选举会的权力。与之形成反差的是,只有99名代表从事贸易或工业。内克允许选举人选择自己等级以外的人作为代表,这一决定的获益者也只有9人,尽管其中包括教士西耶斯和贵族米拉波。虽然第三等级代表团中有这二人,以及在前两年的斗争中在公众面前崭露头角并使大众为之自豪的名人,比如多菲内爱国者的领袖穆尼耶,巴黎律师界的骄傲塔尔热和像天文学家巴伊这样的著名科学家,但是大部分代表在自己家乡之外还是不知名的,也没有经历过风浪。除了相似的社会、教育背景之外,他们都对按人头计票和民事、财税平等表示支持,这是最能使他们团结起来的东西。如果有人怀疑他们对以上原则的支持,那么等到三级会议召开后不久,这种怀疑一定会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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