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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法国大革命史 [:1706331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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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法国大革命史 附录2 革命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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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历是在1793年10月颁布的，从每年9月22日算起，那是宣布成立了共和国的周年纪年。革命历直到1806年还在使用。法布尔·戴格朗蒂纳设计了每个月的名称，本意是想要和每个节气配合，但不好翻译。然而，当时的英国人对此不屑一顾，将这些月份戏称为：滑月（Slippy）、寒月（Dippy）、伤月（Drippy）、冻月（Freezy）、喘月（Wheezy）、喷嚏月（Sneezy）、雨月（Showery）、花月（Flowery）、凉月（Bowery）、热月（Heaty）、麦月（Wheaty）、糖月（Sweety）。共十二个月，每月三十日，剩下五天。起初这五天称之为无套裤汉日，但是在督政府时期又命名为余日。革命历和格里高里历法之间的对应表格参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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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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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法国大革命史 附录3 大革命及其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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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两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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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不可能对大革命做出中立的评价。对当代人来说，个中的原因再清楚不过了。雄心壮志都被释放了，利益受到了攻击或是威胁，毫无妥协可寻。因此早在1791年，对于这场要对整个国家、社会和文化做出突然的且是彻底的改革尝试的各种对立的立场和观点已经形成了，那时罗伯斯庇尔仅仅是一个唠叨鬼，断头台还是一个耸人听闻的玩笑，恐怖统治尚无从设想。但暴力推翻王权的经历，九月屠杀和共和二年的腥风血雨，让一切变得匪夷所思，并从此给革命贴上了恐惧的标签。以清洗屠杀为主的统治方式超出了革命敌人最坏的估计，也考验着革命同道的容忍限度。因此从1794年以来，存在着三种基本立场，而不是两种。大屠杀是引发敌视革命的主要原因，现在看来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革命的支持者则分成了两类：一类认为，为了保住革命，认为恐怖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恐怖是必须而且应当捍卫的；另一类既不捍卫恐怖，也不承认其必要性，但却认为恐怖是可以理解的。这三种态度的具体表达方式多种多样。用现代术语可以表达为“贵族”（或反革命）、“雅各宾派”和“温和派”三类，更晚近的术语则将其称作“反动派”“激进派”和“自由派”，或者简单地表述为“右派”“左派”和“中间派”。在200年之后，法国大革命的史学家依然可以如此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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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解释的所有基本要点都可以回溯到伯克。这种解释认为旧制度依旧是稳固的，而且根本上是可行的。言外之意就是这一体制必然是从外部被摧毁的。罪魁祸首就是启蒙运动，启蒙运动持续且不负责任地批判、腐化了对宗教、君主制和既定社会秩序的信念。巴吕埃尔（Barruel）在恐怖结束后阐发了一种更为极端的观点，将启蒙运动看成是一种秘密且周密布局的阴谋，目的是要宣传无神论和无政府主义，主要就是那些共济会员。这伙人就是在搞破坏，他们宣扬暴力和屠杀深深根植在这场运动中，如此野心勃勃的企图，是不可能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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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观点的早期史可以参考拜克（P. H. Beik）撰写的《右派眼中的法国大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 seen from the Right）（宾夕法尼亚，1956年出版，1970年再版）和麦克马洪（D. McMahon）撰写的《启蒙运动的敌人：法国的反启蒙者和现代性的形成》（纽约，2001年出版）。这种敌对的传统在19世纪最后四分之一时间里为一名不信教的一流作者十分合理地阐述，而且在19世纪的天主教圈子里流行，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他就是依波利特·泰纳（Hippolyte Taine）。他撰写的《现代法国的起源》（Les Origines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六卷，巴黎，1876—1893年出版）虽然没有天主教的痕迹，但同时却也充满了对血腥的民众激进的恐惧，这在1871年的巴黎公社时期反复出现，与先前的论辩相比，泰纳的观点有更多的受众。他的巨著影响深远，故而雅各宾传统中当代一流的史家阿尔丰斯·奥拉尔（Alphonse Aulard）用了整整一本书的篇幅（1907年出版）从学术研究的标准来攻击泰纳著作，而泰纳已经去世。1909年奥拉尔遭到了一名年轻的信仰天主教的档案馆员的回击，他就是奥古斯都·科尚（Augustin Cochin），1916年被害。科尚几乎没有出版过其他著作。但是在一系列死后才发表的论文中，科尚重建了革命前的思想社（包括共济会）和雅各宾主义之间的连续性。当时俄国革命的胜利和过激引发了一片恐慌的气氛，泰纳和科尚的分析被融进一种新的右派综合观点中，他就是皮埃尔·加克索特（Pierre Gaxotte）（1928年出版，1930年出版英译本《法国大革命》），加克索特是法国运动党（Action Française）的拥护者，这个党派梦想着复辟君主制。加克索特认为暴力和恐怖从一开始就内在于革命，而整个革命过程就是在革命前的思想社中已经酝酿好了。这种观点在1940年到1944年的维希时期成为正典；但是当这个可耻政权倒台以后的半个世纪里，这种观点再也没有追随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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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革命的历史编纂学大多是从外部来分析革命进程的，这和最早的雅各宾派的取向不同，他们也在忙于撰写大革命史。这些人不少是大革命的幸存者，他们写下了自己的回忆录，试图为其卷入的恐怖行为辩解，他们常常将恐怖怪罪到别人头上，而罗伯斯庇尔总是替罪羊。最顽固的前雅各宾派可能就是邦纳罗蒂（Buonarroti），他撰写了《为平等而密谋》［（Conspiracy for Equality）（布鲁塞尔，1847年出版，奥布赖恩（Bronterre O’Brien）于1836年译成英文出版）］，[1]就将1796年巴贝夫的阴谋解释为一种试图恢复并超越已丧失的共和二年的平等期待的努力。但是左派历史编纂学的连续的传统得从1847年才开始，那时他们面对着另一场革命。这一年朱尔·米什莱（Jules Micheles）大革命史的第一卷以及路易·勃朗（Louis Blanc）的数卷《大革命》都出版了。这两个人都颂扬在推翻压迫性的旧制度，建设共和平等的新体制中的人民所扮演的英雄角色。在他们撰写的历史中，看不到暴民：民众的干涉代表进步的力量，其动因还是对正义和团结博爱的日久的渴望。而且恐怖无论如何也不是人民的罪责。米什莱将恐怖推到罗伯斯庇尔头上；而社会主义者勃朗认为这是自私自利的艾贝尔派造成的。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两人都认为恐怖源于环境，无人能预见，无人能控制。这绝非是革命本身所致，也与革命的进程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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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二年那场人人向往的社会福利实验或者说“期待”却伴随着流血冲突，因此而困扰的历史学家一般都会像米什莱和勃朗那样思考。即便是保守而且不认同社会主义的共和主义者，也发现了杀戮是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头两年的特点，这种杀戮实在很难与他们认为的共和主义所代表的进步协调起来。这就是奥拉尔的观点，他是索邦大学第一位大革命史的教授，那时第三共和国正通过召唤第一共和国，来寻找自身合法性的根基。《法国大革命：一部政治史》（The French Revolution: A Political History）（1901年出版，1910年英译本出版）就认为大革命的历史使命便是创建一个民主共和国。当欧洲的各个君主国家联合起来，阻止这一事业的时候，这个国家就被迫投入战争，而恐怖和革命政府也是国家自卫的手段，而当共和国的存活有了保障时，恐怖和革命政府也终止了。奥拉尔不喜欢罗伯斯庇尔，因为他认为在已经不需要这样做的时候，罗伯斯庇尔还想要延长恐怖和革命政府。奥拉尔眼中的英雄是丹东，丹东反对延长恐怖和革命政府，并为此付出了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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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拉尔著作中最精彩的一章就是分析共和二年是否就预示着社会主义。他的结论是否定的。恰恰相反，这些看似带有社会主义痕迹的做法只不过是一种临时的权宜之计。同样在1901年问世的还有政治家尚·饶勒斯（Jean Jaurès）的《大革命社会主义史》第一卷。[2]到目前为止，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还很纠缠不清，即使马克思本人并没有直接论述过大革命。饶勒斯想要将马克思的理解更完全地整合进大革命的历史当中。因此他宣称“大革命间接地为无产阶级的到来准备了条件。大革命为社会主义的诞生准备了两个必要条件：民主和资本主义。但是从根本上说，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到来。”（1929年版，第一卷，第19页）。因此，仅仅是像奥拉尔那样撰写一部政治史是不够的。大革命应该有更深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维度上的反思，这些反思到那时还没有得到应有的研究。现在饶勒斯发挥他在议会的影响，寻求公共资金的资助，出版涉及大革命经济和社会史的材料。虽然到了20世纪20年代，饶勒斯又投身政治活动（他开始研究历史的时候还没有获得立法议会的席位），但是他创立的研究取向已然在法国的大革命历史编纂学里占据了主导地位。大概要过去60年后，阿尔贝·索布尔（Albert Soboul）作为最后一名伟大的饶勒斯信徒，才将这种研究取向称之为“经典”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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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在俄国取得了胜利，然而饶勒斯没有活到那一年，要是他活到了那一年，肯定是要后悔的。此外俄国革命的胜利也是“经典”解释取胜的原因之一。这场革命高举马克思主义的大旗，宣称自己是继承了罗伯斯庇尔和共和二年雅各宾派的遗产，激发了几代西方的同情者，在法国，所有那些想要继续1794年未竟事业的人，可能也都会认为这是一番光辉且可行的事业。在这些历史学家中，第一位表现出这种热情的就是阿贝尔·马蒂耶（Albert Mathiez）。马蒂耶授业恩师是奥拉尔，但是更多地受到饶勒斯的启发。1908年他已经和自己的导师奥拉尔分道扬镳，自创一个更激进的大革命阐释学派，这就是“罗伯斯庇尔研究协会”。这些协会现在还存在，协会发行的刊物《法国大革命史年鉴》（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依旧是这个领域中主要的法文期刊。马蒂耶和奥拉尔的论战主要围绕着对丹东历史名声的评价展开的。马蒂耶认为丹东是一个腐败的人，是个自私自利的人，甚至很可能是个叛徒。而马蒂耶想要恢复罗伯斯庇尔的名声。自邦纳罗蒂之后，没有人胆敢正面捍卫罗伯斯庇尔，尽管他是个理想主义者，尽管他是一名不可腐蚀者，但却与恐怖有着不可脱离的干系。然而，俄国革命早期的经历说明如果要打压反动分子的话，那么恐怖是必要的。马蒂耶从这样的角度出发，毫不费力就论证了恐怖的合理性。“大革命中的法国会接受恐怖，是因为它认为如果不暂时停止自由，胜利就是毫无希望的”，此外“罗伯斯庇尔和他的党派就是因为想要借着恐怖，彻底改变财产关系，才会牺牲”。罗伯斯庇尔倒台了，这种社会和民主革命的希望也随之落空。马蒂耶的名著《法国大革命》（1922—1927年出版，1928年出版英译本）[3]突然终结于热月9日。在此之后，仅仅就是“复辟”回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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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马蒂耶突然辞世，享年58岁。他的论战好辩的风格没有继承者。之后，左派史学家开始关注更细致的经济和社会分析。最杰出的是乔治·勒费弗尔，他其实是和马蒂耶同一年出生，但活到了1959年。勒费弗尔因研究农民而声名鹊起。1939年恰逢大革命150周年纪念，勒费弗尔出版了一本言简意赅的作品，分析了大革命起源，这就是《八九年》（Quatre Vingt Neuf）（1946年由普林斯顿出版英译本《法国大革命的降临》）[4]，本书的立论基础是当时的正统命题：“经济权力、能力以及关于未来的感觉，现在都掌握在资产阶级的手里……：1789年的革命恢复了事实和法律之间的协调。”关于恐怖，在1930年出版一部通史中（1962—1964年出版英译本两卷）[5]，勒费弗尔认为“尽管很多因素扩大或玷污了恐怖政策，但它仍旧堪称是革命的胜利，这是为了抵制‘贵族阴谋’而坚决采取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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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左派研究取向的学术血脉突然被维希政权阶段中断。但是在解放后，右派已经彻底遭人否弃，不少年轻的知识分子都加入了共产党，左派再次浮现，势头比以往更大。欧内斯特·拉布鲁斯（Ernest Labrousse）浩繁的研究《从旧制度末期到大革命初期法国的经济危机》（La crise de l’économie française àla fin de l’Ancien Régime et au début de la Révolution）（巴黎，1944年出版）就将大革命深深地扎根进经济背景中，阿贝尔·索布尔是新一代学者的代表，他在《共和二年巴黎的无套裤汉》（Les Sansculottes Parisiens en l’An Ⅱ）（巴黎，1958年；1964年出版英译本）集中对所谓的“民众运动”进行学术分析，这场民众运动一直都在推进革命的激进化。但是他的概论性的研究遵循正统解释。在1962年出版的《新概览》中（1989年出版英译本）[6]，他援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做支撑，认为“法国大革命代表了……漫长的经济和社会变迁的顶点，这让资产阶级成为世界的主宰。这个真理至今未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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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将大革命看成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并不只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实际上，马克思的这种观点可能就是从复辟时期的第一代大革命史家那里继承来的。这就是弗朗索瓦·米涅（François Mignet）于1824年出版[7]和阿道夫·梯也尔（Adolphe Thiers）于1823年到1827年出版的著作。他们出现的背景可以参考梅隆（S. Mellon）《历史的政治用途：法国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的研究》（The Political Uses of History: A Study of Historians of the French Restoration）（纽约，1958年）。这些历史学家勾画了自由主义的大革命研究取向。在他们眼里，革命是正义的，因为被推翻的旧制度有诸多弊端，而且十分不平等。资产阶级的发财致富、队伍的拓展以及受教育，都使资产阶级队伍中的成员对绝对君主制的角色以及世袭贵族的社会支配地位不满意。他们想要建立能体现代议制、平等的立宪君主制，能保障政治和公民权利；但是1791年以后整个进程就脱离了这个轨道，这是因为民众势力的介入，他们对稳定和政治秩序没有兴趣。自由派史家崇拜，也强调那些有勇气的人的重要性，这些人想要要让大革命稳定下来，最后失败了，比如米拉波，甚至还有丹东。面对像马拉这样的嗜血民粹分子，像罗伯斯庇尔这样的无情的独裁者以及恐怖的捍卫者就开始退缩了，更不用说那个更令人恐怖的圣茹斯特了。从这一角度撰写大革命史的历史学家遇到的根本问题总是为何这场革命会“出错”，何时出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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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世界中，许多大革命史家也都遇到同样的问题。19世纪史家的论战在本－伊斯雷尔（H. Ben-Israle）的《英国史家和法国大革命》（English Historian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剑桥，1968年）中得到了充分的阐述。但那时，盎格鲁世界对大革命的主流解释可能是来自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于1835年问世的著作，并通过仰慕他的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在其于1859年问世的《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中获得。很奇怪，伯克对大革命的全面诋毁在这片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上没有任何回声。在大多数英国人眼里，缺少代议制，没有自由言论，这就足以使推翻一个绝对君主制成为合理的，虽然暴力是不合理的，但却是可以接受的，至少卡莱尔早就从革命前群众的苦难和社会的腐化中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在20世纪中叶以前，英国和美国很少有历史学家长时间地待在法国，或是研读法语档案，他们的研究基本上是在阐释法国学者的观点，他们似乎对英国和平迈向自由整体很有好感。然而，最合英美学者品位的，就是亚力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托克维尔的第一部著作是分析大西洋对岸的民主体制，从那时开始，他就已经不同于法国的自由主义主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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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并没有按照计划写出专门分析的法国大革命的论著，但是他做的初步研究《旧制度与大革命》（The Ancien Régime and the Revolution，1856年出版）[8]是迄今为止关于这一主题的最重要的研究。这不仅仅是一部史书，更是一种试图从长时段来分析大革命的尝试。从一种长时段的历史视角出发，托克维尔将大革命看成是不可逆转的自由民主化进程中的关键环节，但是这两股力量并不能共存。在彻底摧毁旧制度后，推定大革命的民主和平等也粉碎了自由的保障，而这种保障曾阻碍了君主制威权化的倾向。结果这为拿破仑的上台铺平了道路，促使拿破仑一举推翻了大革命创立的更无根基的自由体制。从1789年开始，没有任何一种代议制能存活下来；托克维尔写下这些观点的时候，正值新的波拿巴摧毁了孕育其政治生涯的那个体制。因此这位自由主义者并不是将大革命看成一种解放的力量。大革命释放的民主完全有可能迈向独裁。托克维尔为此深感遗憾，因此他珍视自由观念，也发现自由在大西洋彼岸已经生根发芽。这真是对他们的恩宠；但是托克维尔的结论所依据的事实并不准确，而且误解也不少，尽管如此，在他去世（1859年）后的一个世纪里在英美都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另外，托克维尔去世仅仅几年后，第三共和国便宣告了一个全面自由制度的诞生，而且直到1940年才告以终结。这与他的预测不太吻合。所以在自己的国家，托克维尔很快就被遗忘了；在法国，广域大革命研究的自由主义传统是被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左派吸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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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定近代世界繁多的潮流与趋势基调的就是法国大革命，故而大革命的研究也从来不可能脱离当代政治。1945年以后，在这方面却出现了一些变化，然而也算不上是巧合，围绕大革命的新一番论战就是在“冷战”的阴影里开始的，然而这难说不是一种巧合。这些论战者就是后来所谓的修正派，这个称呼和那些共产党内部的不受欢迎的批判者是一样的。在英语世界里，这种批判开始于1954年阿尔弗雷德·科班（Alfred Cobban）在他就职伦敦大学的法国大革命教席的演讲。讲座的题目是“法国大革命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他认为大革命不是成长的代表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胜利，而是一种非资本主义的律师和持官者的胜利。十年后，科班在他的《法国大革命的社会阐释》拓展了他的批评，矛头指向了他称之为以勒费弗尔、拉布鲁斯和索布尔为代表的正统学派［剑桥，1964年，1999年重印，格温·刘易斯（Gwynne Lewis）写了一篇很有用的导言］。不仅大革命不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成就，而且大革命并没有摧毁所谓的封建制度，而且远没有实现所谓的开启自由职业，解放经济，相反大革命阻碍了经济扩张，代表了“保守的、有产的、地主阶级的胜利”。同时，在大西洋的另一端，乔治·泰勒（Georges V. Taylor）在1962年到1972年之间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他分析了大革命前的财产结构和商业活动。泰勒的结论是多数严格的资本主义模式都是在君主制国家下运作的，而不是反对君主制国家；此外法国国家财富中，资本主义所占的份额很少，因而不会对旧制度构成挑战。实际上，在位于社会顶层的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不存在经济上的竞争。从正面来看，他们同属一个精英群体。因此大革命不是阶级冲突的结果。这是一场带有社会影响的政治革命，而不是一场带有政治影响的社会革命。[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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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法国学者是带着怀疑和鄙视的态度看待这些观点的。去世前，勒费弗尔本人也不重视科班的观点，认为他只不过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西方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但是在1956年苏维埃入侵匈牙利之后，团结的法国左派也出现了裂痕，并且开始批评斯大林主义在莫斯科的所作所为。1965年两名幻灭的年轻的前共产党员，弗朗索瓦·孚雷（François Furet）和德尼·里歇（Denis Richet）出版了一本大革命的新作（1970年英译本《法国大革命》（French Revolution, London, 1970）出版），这本论著复兴了自由派的传统，认为1789年到1791年才代表真正的大革命，而此后便出现了“侧滑”，进入了恐怖，原因是王室的变节和民众想要控制巴黎。这两位新人立即遭到了谴责，说他们在学术上缺少说服力，这就像当年奥拉尔谴责泰纳一样。1971年孚雷回应了对他的批评。他猛烈地攻击被他称为“革命的教义问答”或是“雅各宾－马克思主义的圣经”的大革命史观。他说这种东西总在纪念大革命，而不是用一种学术超脱的态度分析它。这是第一次，一个法国人认识到英语世界的学者对这个问题所做的越来越多的贡献。孚雷认为法国学界的看门人总是念念不忘那种僵化的雅各宾正统，而这些英语世界的学者与他们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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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也鼓励了其他法国学者，他们也开始关注别国研究，其中诺加莱（Guy Chaussinand-Nogaret）最重要。1976年他出版了一部关于革命前贵族的研究，［英译本《十八世纪法国的贵族》（The French Nobili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剑桥，1984年］，认为革命前的贵族在很多方面和资产阶级类似，他们也接受大革命的很多观念。因此大革命与其说是资产阶级的胜利，不如说是一个新的有产精英群体的胜利，这个有产精英群体既包括贵族，也有资产阶级，他们必将在19世纪以显贵之名统治法国。由英国和美国学者发表的其他的关于贵族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弱化了阶级冲突作为大革命起因的解释。我本人是从研究旧制度涉足大革命研究领域的，1980年我出版了《法国大革命的起源》（第三版，牛津，1999年）[10]，在梳理了1939年之后的学术论战后，提出革命爆发更多的源于偶然性的和政治上的失策，而不是社会冲突，也就是说是大革命创造了革命者，而不是革命者发起了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