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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作者评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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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统自麦克马洪以后通常由政界二、三流的政治家担任。如果说普恩加莱在一战爆发前不久入主爱丽舍宫打破了这一惯例的话，那么，一旦战争威胁解除，这一惯例又重新显示出它的巨大的魔力。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发生在20年代初。在1920年1月参众两院选举总统时，自认为稳操胜券的“胜利之父”克雷孟梭竟惨败在平庸无奇的德夏内尔的手下。虽然克氏自己也曾坦白承认，他在选举共和国总统的国民议会上总是投票选举最愚笨的候选人，而且他也深知，其在议会中的同道也大多如此。但当事情真的落到自己头上，仍使这位老虎总理痛苦不堪。于是，他愤然退出了政界，并在不久以怨恨和沮丧兼而有之的口吻说道：“我所做过的一切，都已被糟蹋殆尽了。20年后法国必将灭亡。”也许，更让克氏难以忍受的是，战胜他的人竟然还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后者在当选后不久即神经错乱，并在同年9月被迫交出权柄。类似的悲剧也发生在享有世界声誉的白里安身上。他在1931年问鼎总统宝座时同样败在了温和而迟钝的保罗·杜梅的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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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阿泽马等：前引书，第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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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夏斯特内：《第三共和国史》，巴黎，1974年，第3卷，第3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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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参见楼均信主编：前引书，第5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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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第十五章 危机笼罩下的3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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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大危机——虽姗姗来迟，但终难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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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0月华尔街股票暴跌引发了一场资本主义世界前所未有的最深重、最持久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令人瞩目的是，在这场危机爆发的初期，当美、德、英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危机漩涡中竭力挣扎的时候，法国不但仍能置身事外，反而使1929年、1930年成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繁荣时期”的最好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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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被危机弄得焦头烂额形成巨大反差的是，这两年间，法国财政预算基本平衡，财政状况良好，法兰西银行的黄金储备雄厚；除农业外，绝大多数经济部门仍在持续发展。煤、铁矿和铝的产量分别创造了两次大战之间的最好记录；法国产品在1928年法郎大幅度贬值后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大大增强。外贸方面传统的逆差虽仍然存在，但通过旅游业的发展和海外投资的利润得到了极大补偿；失业问题也不严重。当1930年美、德、英诸国为严重的失业问题所困扰之际，法国登记在册的失业救济金领取者仅为1700人。外籍劳工的继续增加也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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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此种种，导致法国朝野盲目乐观。1929年11月7日，在白里安挂冠后首次出任政府总理的塔迪厄在议院大胆地提出了为期5年的“国民装备计划”，要求国库拨款50亿法郎。在世界经济危机已然爆发后仍提出这一耗费巨大的“繁荣政策”，足以反映塔迪厄及其政府的乐观情绪。有人甚至在报刊上得意地宣称：我们国家的相对平衡证明，法国的方式虽然是折衷的，但始终是审慎的，它是最佳良策，是民族智慧的反映。类似的乐观情绪在广大平民百姓中也普遍存在，他们深信，法国是“危机的世界中的繁荣之岛”。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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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是一种盲目的乐观。法国受这次经济大危机的影响虽然要晚于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但它最终也同样难逃厄运。只是由于法国传统的历史条件，特别是一战结束之后其社会经济发展的特殊条件，才使得危机在法国姗姗来迟。导致法国受危机冲击要晚于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原因大致如下：法国工业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相对落后，使工业、农业得以相对平衡，并由此构成法国经济总体上的平衡性；外贸在法国经济中所占比重有限，法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较小，因而国际市场的变化对法国经济的冲击也相对较弱；法国仍然是一个手工业工人和小生产者众多的国家，1/3以上靠工资收入生活的人仍然是受雇于不足5人的企业，而在商业领域，87％的商店只雇用5人甚至不足5人。②这些家庭式的小企业或商店贷款规模往往极小，因而也较容易依靠自己的积蓄对付一段时间。此外，大战中受破坏地区的重建、各种规模浩大的公共工程、1928年普恩加莱大幅度贬值法郎后带来的法郎稳定和法国产品竞争力的加强、农村人口仍然众多及政府对农业的保护主义政策、世界经济大危机爆发前夕和初期大量黄金从国外流入等因素都有利于推迟危机在法国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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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1930年底，法国终于也卷进了这场大危机的漩涡：大批银行与企业倒闭破产，生产下降，失业人数激增，物价暴跌，资本输出锐减，对外贸易萎缩。进入1931年后，经济危机已波及到整个工业部门，该年工业生产下降17.5％，其中钢铁生产下降达29％，破产的企业增加了60％。③1931年3月，失业人数达45万多人，到1936年3月上升到82万多人。④与一些新兴的工业部门相比，传统工业部门受危机冲击更大。据估计，这次危机大约使法国的工业倒退到1911年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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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的到来对长期处于慢性危机的法国农业来说更是雪上加霜。法国农业长期来系小农占优势，在两次大战之间，占地不到10公顷的小农仍占总户数的73％。这些小农由于耕种面积小，加之资金不足，很难而且无力在农业经营的现代化方面迈出较大的步子，法国农产品的成本始终居高不下，这就使得法国农产品长期来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经济危机不仅使法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更无出路，甚至对其国内市场也冲击颇大。农产品大量过剩导致价格暴跌。下跌最厉害的是法国主要农产品小麦与葡萄酒的价格：1931—1935年，小麦的价格由每公担184法郎降为74法郎，葡萄酒由每百升154法郎降为64法郎。⑤更有甚者，危机期间，工农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愈益扩大，致使农民的实际收入进一步减少。如1929年农民用一公担小麦可换回一吨煤，而在1935年则只能换500公斤煤。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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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28年法郎贬值后曾一度出现良好势头的法国对外贸易在危机的影响下又陷于困境。尽管法国商品的批发价从1929年到1934年下降了46％，但由于政府固守金本位的货币政策，使法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又重新处于劣势。法国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贸易中所占比重连年减少。及至1937年，法国的出口几乎比1929年减少了3/4。由此，法国传统的外贸逆差更为严重。与此同时，法国的资本输出也明显下降，对外投资的收入也由于外国债务人的破产而锐减。这样一来，法国国际收支亦出现了严重的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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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使普恩加莱“国民联盟”内阁执政后一度稳定的法国财政再次处于混乱状况。仅在1931年，破产的银行就有118家之多。胡佛延债令、德国停止支付赔款、英国放弃金本位后对法郎的冲击、对外投资收入的锐减、外贸逆差的扩大和旅游业的衰落使法国财政收支严重地失去平衡。1931年，财政预算出现了50亿法郎的赤字。两年后，赤字的数额已增至110亿法郎。为了应急，政府被迫大量抛售黄金，一度充实的国库再次空虚。同样，或许更令人不安的是，此时不但那些在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前夕和初期从国外流入法国的资金重新流出了法国，甚至连不少法国本国的资金也流到了国外，从而造成了法国财政的“大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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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卷入经济危机的漩涡起，法国经济不景气的状况一直要延续到1935年春天，而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则从1932年起就开始复苏。由此，法国在这次世界性经济大危机中呈现出这样的特点：爆发较迟而持续时间较长。法国这次经济危机之所以持续时间较长，固然与政府坚持奉行紧缩通货、保卫法郎等政策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得从法国的经济结构中去寻找。法国经济结构中诸多使法国较迟卷入经济危机漩涡的因素同样也不利于法国更早地走出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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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猛烈地冲击着法国社会，并引起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其中最主要的大致有三：首先，危机引起广大人民群众和中小资产阶级经济状况严重恶化和生活水平普遍降低；其次，为数极少的垄断资本家利用危机加强了自己的实力和地位。他们用低价收买，兼并破产或濒于破产的中小企业，从而加强了生产和资本的集中，特别是银行资本的集中和它在国家经济中的作用明显增强；再次，持续的经济危机激化了法国社会的阶级矛盾，使政治斗争更趋激烈。由于政局动荡不安，此期的内阁有如走马灯似地频频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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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二、“三十年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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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睹着资本主义在史无前例的大危机的打击下奄奄待毙，更由于对三十年代初被揭露的乌斯特里克事件和斯塔维斯基事件等一系列政治舞弊与财政丑闻的极度反感，使三十年代的不少法国青年知识分子心中产生了这样一个想法：旧社会正在崩溃，新世界有待建设。与此同时，青年知识分子们对自己不得不受制于年长者与旧制度也深为不满。他们厌恶赫里欧所称的“中等法国人”的法国的庸常与乏味，渴望重新找到强烈生活的气息。德里厄、拉罗歇尔在《吉尔》一书中的一段话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对我们这些不说是从战火归来，至少是永远同一种震荡人心的强烈生活紧密相连的人来说，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因为我们只是少数年轻人，而且立刻就陷入了一堆老于世故的人当中。转眼间，他们就把他们的旧制度强加于我们。”⑦为了寻找出路，这些青年知识分子有的走上了参加共产党的道路，有的乞灵于法西斯主义，为数不少的人在不满于自由资本主义的同时，既敌视共产党，也敌视法西斯主义，试图另辟专家治国论之类的蹊径。尽管如此，这些青年知识分子身上都具有一种共同的违拗精神。对此，法国著名现代思想史专家让·杜沙尔称为“三十年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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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苏联计划经济的开始，法西斯主义的产生和当时的经济危机，所有这一切自大战以来震撼世界的事件使法国的自由资本主义显得极为陈旧与过时。在被视为西方文明的总危机中，人们对法国的政党政治制度进行了指责。如1932年10月创办了《精神》杂志的埃马纽埃尔·穆尼埃在答复天主教民主主义者保尔·阿尚波尔的公开信中写道：“资本主义自由把自由民主交给了富人的寡头政治，这是通过使用民主的方式，并使用自由给予民主的武器而实现的。……然后，资本主义自由在最后阶段，把自由民主交给了大银行和大企业控制的国家干涉主义，这些大银行和大企业不仅神秘地操纵着政治机构，而且还控制了新闻、舆论、文化，有时还控制了教权代表人物，把一个阶级的意志强加于人，甚至于按照这个阶级的形象培养群众的愿望，却又拒不给予群众以实现这些愿望的方法。”让·米斯特莱则更为形象生动地比喻道：“这台（政治）机器陈旧不堪，它使人想到村镇的古老时钟，在指针指着12点的时候，时钟却只敲十下。”⑧随着危机的加强，许多政治色彩不同或没有什么政治色彩的青年知识分子结成了小组，想探索一条出路，把国家从已陷入的道德、政治、社会、经济困境中解救出来。但是这些小组之间及其内部成员之间的意见都不一致，找不到一个合理的行动方向。他们在全国各地办的杂志反映了他们的彷徨苦闷，其五花八门的刊名就颇能说明这一点：《新人》、《新秩序》、《计划》、《反应》、《精神》、《战斗》、《新备忘录》等等。这些青年知识分子的各种纲领和宣言是一堆矛盾的杂拌。由阿尔诺·丹迪厄、罗贝尔·阿隆、达尼埃尔·罗普斯、德尼德·鲁热蒙、亚历山大·马克等人创办的《新秩序》的宣言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该宣言声称，它正在准备“一种革命的秩序，既反对资本主义的混乱，又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压迫；既反对软弱无力的资本主义，又反对屠杀人民的帝国主义；既反对议会，又反对独裁”。⑨由多产的小说家儒勒·罗曼纠集19个来自右翼集团或左派工会的青年知识分子在1934年夏季制定的“七月九日计划”也同样如此，这一在当年曾被大力宣扬的计划和别的计划一样含糊不清，它既敌视自由主义、议会主义，又反对“极权主义的崇拜论者”，既要求在宪法上进行改革，又要求在经济上、社会上和道德上进行改革。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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