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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二、棘手的阿尔及利亚问题终获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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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讳言，戴高乐此番之所以能够东山再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深受阿尔及利亚问题困扰的法国人对由他来解决这一棘手的问题寄予厚望。戴高乐在临危受命之后，面对错综复杂、微妙异常的局势，就像是走钢丝般地采取了非常谨慎的做法，并花了整整4年时间才使阿尔及利亚问题得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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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8年6月至1959年夏天，戴高乐这个被国人视为最有权威解决阿尔及利亚危机的人首先花了一年多时间试探各方面态度。1958年6月4日，他首次视察阿尔及利亚，发表了著名的演说：“我理解你们”，6月6日在莫斯塔加内姆甚至高呼“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万岁”。与此同时，戴高乐还提出关于在军事方面实现和平的“短期政策”和关于阿实行和平以后的前途问题的所谓“长期政策”。1958年9月18日，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拒绝了以同化为基础的一切和解建议，成立了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抵制了关于第五共和国宪法的公民投票。在这种情况下，戴高乐在同年10月初提出了著名的“君士坦丁计划”，试图以许诺进行大规模经济改革来换取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放下武器。由于“利诱”不成，戴高乐一度转向“威逼”。从1958年底到1959年初，法国加强了在阿尔及利亚的军事镇压活动。然而，阿尔及利亚人民在“威逼”之下并未屈服。之后，戴高乐又试图在阿尔及利亚培植能够分化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第三种力量”，但也奏效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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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9月16日，戴高乐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发表声明，宣称在首先实现停火的前提下，阿尔及利亚人民可在下列三种方案中自由选择其中的一种：一是阿尔及利亚与法国完全分离；二是成为法兰西共和国的组成部分；三是成为同法国密切合作的自治共和国。这是戴高乐第一次公开表态可在阿尔及利亚实行自治或独立。声明发表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拒绝以停火为谈判的先决条件，继续坚持武装斗争。而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极端殖民主义者则更是对戴高乐同意阿尔及利亚自决，并将独立作为解决方案之一极为不满。1960年1月，驻阿尔及利亚伞兵部队司令马絮在向《南德意志报》记者发表谈话时宣称，“我们再也无法理解戴高乐的政策了”，“军队将永远不撤离阿尔及利亚”。戴高乐闻讯后在1月24日撤换了马絮在阿尔及利亚的职务并召他回国。极端殖民主义者在得悉此事后立即在阿尔及利亚发动了称为“街垒周”的叛乱，一些叛乱者还咬牙切齿地狂呼“绞死戴高乐”。1月29日，戴高乐身穿准将军服，胸佩洛林十字章，出现在电视荧光屏上。他以严厉的言辞宣布阿尔及利亚处于非常状态，强令叛乱者放下武器。慑于戴高乐的权威，叛乱者于2月1日宣布投降。戴高乐与阿临时政府代表团在6月25—29日于默伦会谈。戴高乐坚持停火是谈判的前提，阿临时政府则认为不提供实现自决的保证就不停火。谈判在维持了四天以后宣告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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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法国公众对于戴高乐这种优柔寡断的政策日渐不满，出现了由知识分子和工会领导的争取阿尔及利亚和平运动。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是，1960年8月，以萨特为首的121名法国著名知识分子共同签署了《121人宣言》，要求立即停止战争，并呼吁在阿的法军士兵拒绝作战。在法国人民的压力下，戴高乐又于11月4日在电视讲话中再次提出自决政策，并要求举行公民投票。1961年1月18日公民投票的结果表明，大多数法国人拥护戴高乐的自决政策。2月27日，戴高乐和布尔吉巴进行会谈。随着戴高乐自决政策的重新提出和法阿双方的初步接触，极端殖民主义者也加紧活动，并成立了从事暗杀活动的恐怖组织“秘密军队”。4月22日，曾担任过驻阿殖民军队统帅的夏尔、萨朗、儒奥、泽勒四将军发动军事政变。戴高乐对此采取强硬政策，决定执行宪法第十六条。迫于戴高乐的威望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压力，叛乱者在4月25日宣布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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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日，法阿代表在埃维昂正式谈判。由于阿方坚持只有承认撒哈拉为阿尔及利亚所有才能进行真正的谈判，法方曾两度中断谈判，双方的僵持局面一直延续到1962年初。这一时期，极端殖民主义分子和左派组织也都加强活动，各自对戴高乐施加压力。“秘密军队”加紧在阿尔及利亚和法国本土的暗杀活动。1961年9月9日，在塞纳河桥附近还发生了一起企图炸毁戴高乐座车的事件。左派组织，特别是工会组织也发动了一系列群众示威游行。面对这种局势，戴高乐决定采取果断措施，尽快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1962年3月7日—18日，双方在埃维昂进行了长达11天的正式谈判，最后签订《埃维昂协定》。根据协定，阿尔及利亚将在7月1日举行公民投票，如果选民投赞成票，那就说明他们赞成阿尔及利亚独立并且根据《埃维昂协定》与法国进行合作。4月8日，法国举行关于是否同意《埃维昂协定》的公民投票，90％的人投票赞成。7月1日，阿尔及利亚举行公民投票，绝大多数选民投票赞成阿尔及利亚独立。至此，法国在阿132年的殖民统治和持续了7年半的阿尔及利亚战争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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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及利亚问题的解决，为阿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同时，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结束也消除了法国政局动荡不安和财政经济危机的一大根源，对于法国政局的稳定、社会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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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三、总统又由选民来直接选举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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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法国在戴高乐的领导下摆脱了阿尔及利亚问题的羁绊后，其政治生活立即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一方面，阿尔及利亚事件的解决以及戴高乐实行的内外政策所取得的成果进一步提高了戴高乐的威望。另一方面，阿尔及利亚问题解决后，议会觉得没有必要再完全受制于戴高乐，要求加强议会权力。于是，在议会中形成了一个政府反对派，政府与议会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为了加强行政权，特别是总统的权力，戴高乐在1962年4月8日罢免了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与自己有分歧的德勃雷总理，而让非议员出身的蓬皮杜接替他的职务。戴高乐的这一作法遭到议会的强烈反对。为了缓和这种局面，新总理广泛邀请议员担任部长。尽管如此，新政府在信任投票中仍遭到许多议员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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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总统能名正言顺地拥有更大的权力，戴高乐试图实行宪法改革，通过普选选出总统。1962年6月8日，戴高乐在广播演说中宣告：走普选的道路，我们就能确保共和国在未来的岁月不受人事变迁的影响，保持力量强大，秩序井然和绵延不断。8月22日，在巴黎近郊发生了一次谋杀戴高乐的事件——珀蒂—克拉玛尔谋杀案，首犯是一个名叫巴斯蒂安—蒂里的军事工程师。戴高乐奇迹般地幸免于难之后，利用这次谋杀事件加快了修改宪法的步伐。8月29日，他通知内阁：我准备建议修改宪法，以确保政权的持续性。9月12日，内阁发布文告宣称戴高乐将军已经表明有意通过公民投票的途径，向全国建议今后共和国总统将通过普选制选出。9月22日，戴高乐再次发表广播电视演说，宣称为了使总统能够有效地承担宪法规定的主要职权，他必须明确地得到全国的信任。需要选民的明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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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戴高乐派之外，戴高乐关于改变总统选举方式的主张遭到几乎所有政党的强烈反对。为此，在雷诺的创议下，后者的议员们在国民议会中以280票通过了对蓬皮杜政府的弹劾案，迫使该政府在10月6日集体辞职。面对来自各党的议员们的联合抵制，戴高乐毫不犹豫地援用宪法有关条款，解散了国民议会，并坚持把修改宪法、改变总统选举方式这一问题提交公民投票。由此，法国举国上下出现了两个齐头并进的运动：拥护公民投票与立法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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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非戴派的各个政党使出了浑身解数，但在10月28日举行的公民投票中，全国选民仍以1300万票赞成，800万票反对通过了由普选产生共和国总统的宪法修正案。在11月中下旬举行的议会选举中，“保卫新共和联盟”更是威风凛凛，轻而易举地在新议会中取得了多数派的地位。曾因受到弹劾被迫挂冠的蓬皮杜于是重新领衔组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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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自这次围绕着公民投票和新议会选举而展开的政治角逐，第五共和国政坛日益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趋势。具体而言就是，右翼政党力量稳步上升，左翼政党的影响回升较快，而在第四共和国时期起主导作用的中间派政党的力量却明显下降。由此，第五共和国以“左右对立的共和国”的面貌呈现在世人的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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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戴高乐7年总统任期届满。根据1962年修改后的宪法规定，新总统将由普选产生。这是自1848年以来第一次公民直接投票选举总统。由于总统权力和地位的提高，任期又长，因此各党派都围绕总统竞选展开积极活动。尤其引人瞩目的是，社会党、法共和激进党加快了左翼联合的步伐，共同推举密特朗为总统候选人，参与总统角逐。在12月5日举行的第一轮投票中，戴高乐在法国本土获得43.71％的有效选票，密特朗获得32.23％的有效选票，其余选票为另外3位候选人所获得。海外领地的投票结果和本土的投票结果大致相同。尽管戴高乐在首轮选举中遥遥领先，但由于没有获得绝对多数，使原先极为自信的戴高乐不得不面临再选一次的难堪局面。第二轮投票于12月19日举行，参与最后角逐的是在首轮投票中领先的两名候选人。结果，戴高乐以55.1％的选票再次当选为总统。在第二轮选举中，密特朗获得了44.9％的选票。密特朗此番虽未能登上总统宝座，但他能够在与在国内外均享有盛誉、其实力和地位在法国政坛无人堪与匹敌的现任总统戴高乐的较量中取得这么多的选票，仍可谓是虽败犹荣。从此，密特朗的个人威望也与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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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四、追求“法国的伟大”——戴高乐的对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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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乐在1946年之所以挂冠而去，除了他对战后法国新政治体制的构想与当时绝大多数政党大相径庭外，另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推行的独立自主的对美政策为战后初期法国的垄断资产阶级所不容。在后者看来，战争刚刚结束时的法国不仅军事力量薄弱，经济濒于绝境，而且，法共的上台与苏联的乘虚而入亦非空穴来风。在这种情况下，法国首先需要的是经济援助和军事保护。其次才是“大国地位”。然而，戴高乐当时为重建法国的“大国地位”而推行的外交政策恰恰得罪了惟一能够提供这种“援助”和“保护”的美国。鉴此，他们竭力主张尽快调整与缓和法美关系。并不惜去掉戴高乐这块会有损法美亲善的“绊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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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第四共和国时期，法国的对外政策基本上可以说是惟美国的马首是瞻。在飞扬跋扈、颐指气使的山姆大叔面前，“高卢雄鸡”因有求于美国不得不忍气吞声，俯首帖耳。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法国方面偶尔也会发出一些不谐之音，但这些不谐之音是如此的微弱，反而更助长了美国在两国关系领域内为所欲为。当戴高乐东山再起后，他自然不愿让法国继续处于这种屈辱的“小伙计”地位。为此，他在大权在握后即推行以全面抗美，维护民族独立，力争大国地位为核心的对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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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乐这种以抗美独立为特色的外交政策，首先表现在对北约的态度上。1958年7月5日，他在同访法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会谈时就改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问题首次同美国交锋。9月17日，戴高乐在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英国首相麦克米伦的备忘录中要求改组北约组织，提出组成美英法三国核心领导机构，共同领导新的西方联盟。在这份备忘录中，戴高乐还向美英两国发出这样的信息：若上述要求得不到满足，法国将不与北约组织进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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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戴高乐摆出的欲与自己平起平坐的架势，美国虽大感不快，但又不愿因表示反对而惹恼戴高乐，使北约由于法国的作梗而实力受损。因此，美国就采取了回避或拖延的对策。在摸清美国并无诚意建立美英法“三头政治”，让法国与其分享权力后，戴高乐开始把他的意图逐步付诸实施：1959年3月，法国宣布收回北约对法国地中海舰队的指挥权；6月，拒绝美国在法国领土储存核弹头和在法国建立中程导弹基地，迫使美国将运载核导弹的战斗机撤往驻英、德基地；1963年6月，法国又从北约撤回大西洋舰队，并不再参加北约联合军事演习。1966年3月，法国正式通知北约盟国，法国结束对北约组织一体化的从属关系，并限令美国在一年内撤除在法国领土上的驻军和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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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独立的国防观念，建立自己独立的核力量是戴高乐争取大国地位政策的重要基础。他毫不隐讳地说，没有独立的核力量，法国“将不再是一个欧洲的强国，不再是一个主权国家，而只是一个被一体化的卫星国。”戴高乐上台后加速了制造核武器的步伐。1960年2月13日，法国第一个原子装置在雷冈沙漠中心地带试验成功。1963年4月法国正式拒绝美国提出的“多边核力量”计划。此外法国还坚持抵制美苏炮制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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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乐抗美独立外交的另一突出表现就是不顾美国施加的巨大压力，于1964年1月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使法国成为第一个和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与此同时，他还力图改善同苏联以及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戴高乐也采取了积极合作的态度。1964年，戴高乐曾对美国的后院——拉丁美洲展开外交攻势，走访了11个国家，签订了许多经济、贸易和技术合作协定。在阿以冲突中，法国已改变过去一味偏袒以色列的政策，对以色列发动的侵略不时予以猛烈的抨击，并同不少阿拉伯国家重新建立了外交关系。对美国在印度支那的战争政策，戴高乐亦多次在演说中严辞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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