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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三、总统又由选民来直接选举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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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法国在戴高乐的领导下摆脱了阿尔及利亚问题的羁绊后，其政治生活立即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一方面，阿尔及利亚事件的解决以及戴高乐实行的内外政策所取得的成果进一步提高了戴高乐的威望。另一方面，阿尔及利亚问题解决后，议会觉得没有必要再完全受制于戴高乐，要求加强议会权力。于是，在议会中形成了一个政府反对派，政府与议会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为了加强行政权，特别是总统的权力，戴高乐在1962年4月8日罢免了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与自己有分歧的德勃雷总理，而让非议员出身的蓬皮杜接替他的职务。戴高乐的这一作法遭到议会的强烈反对。为了缓和这种局面，新总理广泛邀请议员担任部长。尽管如此，新政府在信任投票中仍遭到许多议员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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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总统能名正言顺地拥有更大的权力，戴高乐试图实行宪法改革，通过普选选出总统。1962年6月8日，戴高乐在广播演说中宣告：走普选的道路，我们就能确保共和国在未来的岁月不受人事变迁的影响，保持力量强大，秩序井然和绵延不断。8月22日，在巴黎近郊发生了一次谋杀戴高乐的事件——珀蒂—克拉玛尔谋杀案，首犯是一个名叫巴斯蒂安—蒂里的军事工程师。戴高乐奇迹般地幸免于难之后，利用这次谋杀事件加快了修改宪法的步伐。8月29日，他通知内阁：我准备建议修改宪法，以确保政权的持续性。9月12日，内阁发布文告宣称戴高乐将军已经表明有意通过公民投票的途径，向全国建议今后共和国总统将通过普选制选出。9月22日，戴高乐再次发表广播电视演说，宣称为了使总统能够有效地承担宪法规定的主要职权，他必须明确地得到全国的信任。需要选民的明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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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戴高乐派之外，戴高乐关于改变总统选举方式的主张遭到几乎所有政党的强烈反对。为此，在雷诺的创议下，后者的议员们在国民议会中以280票通过了对蓬皮杜政府的弹劾案，迫使该政府在10月6日集体辞职。面对来自各党的议员们的联合抵制，戴高乐毫不犹豫地援用宪法有关条款，解散了国民议会，并坚持把修改宪法、改变总统选举方式这一问题提交公民投票。由此，法国举国上下出现了两个齐头并进的运动：拥护公民投票与立法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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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非戴派的各个政党使出了浑身解数，但在10月28日举行的公民投票中，全国选民仍以1300万票赞成，800万票反对通过了由普选产生共和国总统的宪法修正案。在11月中下旬举行的议会选举中，“保卫新共和联盟”更是威风凛凛，轻而易举地在新议会中取得了多数派的地位。曾因受到弹劾被迫挂冠的蓬皮杜于是重新领衔组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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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自这次围绕着公民投票和新议会选举而展开的政治角逐，第五共和国政坛日益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趋势。具体而言就是，右翼政党力量稳步上升，左翼政党的影响回升较快，而在第四共和国时期起主导作用的中间派政党的力量却明显下降。由此，第五共和国以“左右对立的共和国”的面貌呈现在世人的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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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戴高乐7年总统任期届满。根据1962年修改后的宪法规定，新总统将由普选产生。这是自1848年以来第一次公民直接投票选举总统。由于总统权力和地位的提高，任期又长，因此各党派都围绕总统竞选展开积极活动。尤其引人瞩目的是，社会党、法共和激进党加快了左翼联合的步伐，共同推举密特朗为总统候选人，参与总统角逐。在12月5日举行的第一轮投票中，戴高乐在法国本土获得43.71％的有效选票，密特朗获得32.23％的有效选票，其余选票为另外3位候选人所获得。海外领地的投票结果和本土的投票结果大致相同。尽管戴高乐在首轮选举中遥遥领先，但由于没有获得绝对多数，使原先极为自信的戴高乐不得不面临再选一次的难堪局面。第二轮投票于12月19日举行，参与最后角逐的是在首轮投票中领先的两名候选人。结果，戴高乐以55.1％的选票再次当选为总统。在第二轮选举中，密特朗获得了44.9％的选票。密特朗此番虽未能登上总统宝座，但他能够在与在国内外均享有盛誉、其实力和地位在法国政坛无人堪与匹敌的现任总统戴高乐的较量中取得这么多的选票，仍可谓是虽败犹荣。从此，密特朗的个人威望也与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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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四、追求“法国的伟大”——戴高乐的对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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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乐在1946年之所以挂冠而去，除了他对战后法国新政治体制的构想与当时绝大多数政党大相径庭外，另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推行的独立自主的对美政策为战后初期法国的垄断资产阶级所不容。在后者看来，战争刚刚结束时的法国不仅军事力量薄弱，经济濒于绝境，而且，法共的上台与苏联的乘虚而入亦非空穴来风。在这种情况下，法国首先需要的是经济援助和军事保护。其次才是“大国地位”。然而，戴高乐当时为重建法国的“大国地位”而推行的外交政策恰恰得罪了惟一能够提供这种“援助”和“保护”的美国。鉴此，他们竭力主张尽快调整与缓和法美关系。并不惜去掉戴高乐这块会有损法美亲善的“绊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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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第四共和国时期，法国的对外政策基本上可以说是惟美国的马首是瞻。在飞扬跋扈、颐指气使的山姆大叔面前，“高卢雄鸡”因有求于美国不得不忍气吞声，俯首帖耳。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法国方面偶尔也会发出一些不谐之音，但这些不谐之音是如此的微弱，反而更助长了美国在两国关系领域内为所欲为。当戴高乐东山再起后，他自然不愿让法国继续处于这种屈辱的“小伙计”地位。为此，他在大权在握后即推行以全面抗美，维护民族独立，力争大国地位为核心的对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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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乐这种以抗美独立为特色的外交政策，首先表现在对北约的态度上。1958年7月5日，他在同访法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会谈时就改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问题首次同美国交锋。9月17日，戴高乐在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英国首相麦克米伦的备忘录中要求改组北约组织，提出组成美英法三国核心领导机构，共同领导新的西方联盟。在这份备忘录中，戴高乐还向美英两国发出这样的信息：若上述要求得不到满足，法国将不与北约组织进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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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戴高乐摆出的欲与自己平起平坐的架势，美国虽大感不快，但又不愿因表示反对而惹恼戴高乐，使北约由于法国的作梗而实力受损。因此，美国就采取了回避或拖延的对策。在摸清美国并无诚意建立美英法“三头政治”，让法国与其分享权力后，戴高乐开始把他的意图逐步付诸实施：1959年3月，法国宣布收回北约对法国地中海舰队的指挥权；6月，拒绝美国在法国领土储存核弹头和在法国建立中程导弹基地，迫使美国将运载核导弹的战斗机撤往驻英、德基地；1963年6月，法国又从北约撤回大西洋舰队，并不再参加北约联合军事演习。1966年3月，法国正式通知北约盟国，法国结束对北约组织一体化的从属关系，并限令美国在一年内撤除在法国领土上的驻军和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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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独立的国防观念，建立自己独立的核力量是戴高乐争取大国地位政策的重要基础。他毫不隐讳地说，没有独立的核力量，法国“将不再是一个欧洲的强国，不再是一个主权国家，而只是一个被一体化的卫星国。”戴高乐上台后加速了制造核武器的步伐。1960年2月13日，法国第一个原子装置在雷冈沙漠中心地带试验成功。1963年4月法国正式拒绝美国提出的“多边核力量”计划。此外法国还坚持抵制美苏炮制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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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乐抗美独立外交的另一突出表现就是不顾美国施加的巨大压力，于1964年1月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使法国成为第一个和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与此同时，他还力图改善同苏联以及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戴高乐也采取了积极合作的态度。1964年，戴高乐曾对美国的后院——拉丁美洲展开外交攻势，走访了11个国家，签订了许多经济、贸易和技术合作协定。在阿以冲突中，法国已改变过去一味偏袒以色列的政策，对以色列发动的侵略不时予以猛烈的抨击，并同不少阿拉伯国家重新建立了外交关系。对美国在印度支那的战争政策，戴高乐亦多次在演说中严辞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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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乐不仅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和美国分庭抗礼，而且还力图打破美国在经济上对西方世界的垄断。为此，他首先十分注意法国的经济独立，严格限制美国在法国关键工业部门的投资。其次，他多次要求改革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主张恢复以黄金为中心的金本位制，并辅以一种同黄金有联系的集体储备货币。在其要求被美国拒绝后，戴高乐即下令将法国的全部美元储备兑换成黄金，并鼓动其他西欧国家也这样做。此举使原已岌岌可危的美元地位进一步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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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联合是戴高乐抗美独立外交政策的重要环节。戴高乐主张“欧洲人的欧洲”，反对“大西洋的欧洲”，并把实现法德和解作为西欧联合的核心。戴高乐上台后不久，在阿登纳的共同努力下，法国与西德取得了谅解。1958年9月14日至9月15日，戴高乐与阿登纳在戴高乐的家乡科隆贝举行了第一次会谈。双方会谈时认为，在有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情况下，不能久远指望美国，因而加强法德合作，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是必要的。同年11月26日，戴高乐到西德同阿登纳进行了回访性会晤。巴黎—波恩轴心的建立为西欧联合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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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共同市场是第四共和国的遗产。戴高乐上台后为共同市场的巩固和发展提供了种种方便，并多次“踩踏油门”，使共同市场工业品关税同盟、共同农业政策得到“顺利实现”，进一步促进了西欧国家在经济上的联合。欧洲一体化是当时争论颇多的一个问题。对此，戴高乐主张“各个国家的欧洲”，反对建立超国家的欧洲。戴高乐虽然不要欧洲一体化，但他要欧洲合作。说穿了，戴高乐所希望的欧洲就是一个由法国取代美国来发挥作用的欧洲。为此，戴高乐极力提防英国，把英国视为美国在欧洲的特洛伊木马，先后两次断然拒绝英国参加共同市场，以防共同市场溶化在美国设计的“大西洋共同体”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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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戴高乐的对外政策，就不能不提及他在法属殖民地推行的“非殖民化”。众所周知，法国是一个老牌的殖民帝国主义国家。作为一名老帝国派军人，戴高乐曾一直主张要坚决维护法国殖民帝国的利益。二战结束之际，他曾派兵重新入侵已宣布独立的印度支那。1956年苏伊士事件爆发时，尚在野的他在抱怨政府过于软弱之余曾狂妄地宣称，如果是他执政的话，他就要派两个师去埃及，伞兵部队两小时之内就可占领开罗。在他东山再起后，戴高乐最初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也曾表现出强硬的态度，甚至为防止阿尔及利亚脱离法国，一度加强了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军事镇压。然而，难能可贵的是，面对包括法属殖民地在内的世界性的民族解放运动浪潮，戴高乐逐渐改变了对海外领地的态度并在60年代开始基本完成了他在法属殖民地的“非殖民化”。诚然，戴高乐以“合作”政策代替传统的殖民政策并非完全出于本意，他自己也曾坦陈：“就我来说，要在那些地方移交我们的权力，卷起我们的旗帜，合上这部伟大的历史，是一种多么痛苦的精神上的考验啊！”①但他的“非殖民化”政策毕竟既符合了殖民地人民的利益；也能使法国在新条件和新形式下，运用经济、政治乃至军事手段在这些地区尽可能保全尚能保全的利益。从这意义上说，“非殖民化”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明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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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五、经济起飞的实现与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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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最初十年，堪称法国战后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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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在第四共和国中后期，法国经济已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然而，由于政治体制弊端引发的政局不稳、阿尔及利亚问题的困扰和财政危机的时有发生，使人们期待已久的战后“经济起飞”最终未能在第四共和国时期实现。戴高乐东山再起后，即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妥善地解决了阿尔及利亚问题，适时地改善了财政状况。随着他的这些努力初见成效，法国不仅完全具备了经济起飞的条件，而且还很快以其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的骄人业绩使经济起飞的实现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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