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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海洋帝国史：1581-1800 [:1706342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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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海洋帝国史：1581-1800 三、“新尼德兰”和“新阿姆斯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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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洲方面，从1609年以后，有一些有进取心的荷兰商人开始探索在北美的哈德逊河流域的皮毛市场，他们派出了一位英国舰长亨利·哈德逊（Henry Hudson）率领20多名荷兰人经北方海域去寻找前往亚洲的捷径，他们的船只抵达今天加拿大的东海岸。这一年的夏天，他的船只“半月号”沿着海岸南下，一直航行到现在的北卡罗来纳州，然后又折回向北返航。9月，他的船只进入现在的纽约海湾。他们发现，有一条大河从北方流下延伸下来，哈德逊希望这条大河能够载着他向西航行，带他前往亚洲，于是他逆行而上，把“半月号”驶往今天纽约州的首府奥尔巴尼（Albany），但是最后因为找不到前往亚洲的水上通道，不得不往南折回，离开了这条后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大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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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4年，荷兰人根据哈德逊以及后来的航海家的发现，在奥尔巴尼附近建立了一个贸易站，后来这个贸易站四周建立了要塞的围墙，他们将它命名为“奥伦治堡”（Fort Orange）。并且，他们很亲切地将要塞周围的地区称为“新尼德兰”（New Netherland）。1625年，荷兰的西印度公司派出30户家庭共110个大人与小孩来到哈德逊河口，其中一些人沿着河流北上，在“奥伦治堡”定居了下来。还有一些人则去了现在的康涅狄克和纽泽西，剩下的少数人就在曼哈顿岛（Manhattan）居住了下来，从此他们开始了荷兰人在北美洲的殖民事业。在以后的几年中，有更多的荷兰人乘船来到这里，他们带来了耕牛，在曼哈顿岛的南端建立了一座名叫“新阿姆斯特丹”的城镇。西印度公司决定以此地为中心，建立一个行政管理中心。第一任行政长官是由当地人推选出来的，名叫彼得·米纽特（Peter Minuit），他以微小的代价从当地的土著人手中“购买”了大片的土地，用一些布匹、刀子、闪闪发亮的小珠子（时值60荷兰盾）换取了整个曼哈顿岛。该岛只有20多平方英里，为了满足对于粮食的需求，米纽特要求在附近建立农庄，吸引本国的移民前来这里居住和垦殖。但是，那时荷兰正处于黄金时期，很少有人愿意来到这片荒凉的地方。米纽特只得将散居在各处的移民聚集到这里。到了1640年，来到这里的人数总共才500多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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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印度公司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来到这里，推广了一种名为“庄园制度”（patroon）的办法，凡是公司的股东只要愿意支付50个人到北美垦殖土地的费用，他就能够在当地拥有大片的土地，在这片土地里的所有的人、物品都任其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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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这样优渥的条件，愿意前来从事开发的人还是很少。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西印度公司就向别的国家的移民开放这片土地。于是，慢慢地有北欧人、英国人以及逃避旧大陆的犹太人漂洋过海来到这里，此地也就称为汇聚不同民族的熔炉了。17世纪40年代，一位在新阿姆斯特丹的法国传教士报告说，这里的居民操着18种不同的语言。新阿姆斯特丹的市政管理官员对于欧洲来的各国移民，不管是荷兰人或者外国人，都采取平等的办法，也不用缴纳人头税，他们的人数始终维持在几百人至1000多人。尽管如此，荷兰人还是建设了街道、商店以及教堂，甚至还有酒馆。荷兰的行政官员与他们的关系就是市政长官与平民的关系。荷兰的长官虽然是执法者，但是他们之间主要就是市政长官与一般市民的关系。当时，还有律师可以为市民伸张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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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荷兰人对于印第安原住民就采取了压迫、歧视甚至屠杀的政策。印第安人大约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居住在今天纽约州的地区。在荷兰人抵达这里以前，有一支印第安部族伊洛克人（Iroquois）已经占据了今天的宾夕法尼亚州向北一直到加拿大的广大区域。他们已经发展出简单的农业，伊洛克人的妇女用木头和鹿角做锄头翻土种植玉米。男人则从事狩猎，用弓箭、吹箭或者石槌袭击野鹿、水獭或者大熊。兽皮则被制成衣服保暖。在社会组织上，伊洛克人发展出五个部落的联盟，也称为“五族联盟”（League of Five Nations），还共同组织了一个评议会，每年集会一次，解决彼此之间的纷争。据说美国的开国先贤富兰克林曾经一定程度吸收了这种民主的管理方式，发展出美国的民主制度。在荷兰人占据当地的初期，他们想要谋求印第安人的兽皮特别是水獭皮，于是，就与他们保持较为良好的贸易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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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1638年西印度公司驻当地的第二任总督威廉·基福特（William Kieft）到任以后，荷兰人与原住民的关系就发生了改变。基福特先是要求印第安人交税，接着又以印第安人偷猪为名杀死附近小岛上的原住民。1644年，基福特又派兵屠杀散布在曼哈顿附近的印第安人居住的村庄，烧毁他们的房屋，杀害当地的印第安人。1655年9月，一名印第安小女孩在新阿姆斯特丹南端的现在的华尔街的地方采了几颗荷兰人种的桃子，被一个荷兰人用枪残忍地打死，引发印第安人的极端愤怒。破晓时分，500多名印第安人驾着独木舟沿着哈德逊河而下，袭击来自欧洲的白人居民，杀死100多人，抓走了150人，迫使居住在要塞外面的白人居民不得不挤入城堡里面避难。这场动乱后人称之为“桃子战争”（The Peach War）。就在纷乱之时，接替基福特的新的荷兰长官皮特·斯特文森（Peter Stuyvesant）正在南方的德拉瓦（Delware）处理荷兰人与瑞典移民的纠纷。他赶回来以后做了一个明智的决定，即放弃了对于印第安人的报复。当时，荷兰人的处境也非常困难，北方英国人正在扩大他们的殖民地，已经对荷兰人构成了威胁；另一方面，除了兽皮的贸易以外，荷兰人在北美几乎找不到什么新的利润来源，如果再与印第安人的关系恶化，就等于结束了西印度公司在北美的商业经营。尽管如此，荷兰人与印第安人在以后的五年时间里仍然处于激烈的对抗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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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660年，约有5000名欧洲居民居住在新阿姆斯特丹沿着哈德逊河向北150英里到奥伦治堡的河流两侧和新阿姆斯特丹东面现在被称为“长岛”（Long Island）的岛上，其中还有约1000人集中在新阿姆斯特丹的街市上，另外的4000人则居住在当时大约30个城镇和乡村里。1647年，荷兰派驻新阿姆斯特丹的最后一任长官皮特·斯特文森（Pietr Stuyvesant）抵达当地的时候，这里的治安和卫生都非常差，街市上堆满了垃圾，酒馆林立并且居民酗酒成风，城市里妓女、赌徒四处闲逛。他采取铁腕的手段治理城市，整顿卫生和治安。他建立了警察队伍、建造了医院和邮政局，在马路上铺石头以及安排和清理垃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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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台湾地区学者汤锦台先生在《大航海时代的台湾》一书中的介绍：荷兰人在社会风习方面给后来的北美洲留下了一些痕迹，如今天风行美国和全世界的“甜甜圈”（donuts）就是源于荷兰人的一种炸糕点（olykoeck），而搭配肯德基炸鸡吃的一种高丽菜沙拉（cole slaw）也是源于荷兰人的配醋高丽菜沙拉（koolsha）。圣诞节的习俗也是荷兰人带到美洲的。荷兰人的圣诞节原来是每年的12月6日，圣诞夜是12月5日。在圣诞夜的时候，有一位叫辛特克拉斯（Sinterklaas）的穿长袍的老人会造访每一个孩子的家庭，给他们礼物，放在长袜子里。后来这些习俗传到了邻近的英国人的殖民地，英国人将辛特克拉斯的发音速度加快，就变成了Santa Claus（圣诞老人）。后来英国人又将平安夜和圣诞节往后移到12月24日与25日，就变成了现在流行的圣诞节。美国人打保龄球的运动也与荷兰人有关：当时每年荷兰人都会在新阿姆斯特丹一个名叫包令·格林（Bowling Green，今华尔街纽约证券交易所附近）的地方举行展销会，远至康涅狄克和纽泽西，英国人以及荷兰人都会带着他们种植的作物以及养殖的牲口来到这里比赛。在这个节日里，荷兰人会玩一种从本国传来的滚球游戏，最先的时候是撞9个瓶子，后来因为当时法律禁止在星期天和节假日玩这种9个瓶子的游戏，有人取巧，改成了10个瓶子，于是就变成了今天10个瓶子的保龄球（取名Bowling Green）的游戏了。另外，荷兰人还给纽约留下了一些值得纪念的街名以及来自欧洲本国的建筑风格。著名的金融街“华尔街”（Wall Street）原来竖立着荷兰人隔离印第安人入侵的围墙（wall），从中国城中心穿过的“运河街”（Canal Street）原来就是荷兰人修建的运河，今天黑人聚集的哈勒姆区（Harlem）以及亚洲移民集中的社区法拉盛都是源于荷兰本国的地名。今天哈勒姆区还保留了一些荷兰建筑式样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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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640年所订的“新尼德兰”殖民地的有关章程，“新尼德兰”除了加尔文派的教会以外，荷兰当局不允许别的教会和教派公开进行其宗教崇拜活动，直到17世纪50年代初期，情况依然如此。1653年，在曼哈顿的新教各派中的一些赞成《奥古斯堡信纲》的人士请求总督斯特文森允许他们组织自己的教会并指定自己的牧师。斯特文森为此询问了西印度公司的“19绅士”，后者受到负责殖民地宗教事务的长老监督会的压力，没有同意这件事情。此举引起当地的路德派信徒的不满，他们便在殖民地举行秘密的宗教聚会。西印度公司命令斯特文森制止他们的活动，只允许他们“在自己的房子里举行崇拜”。在阿姆斯特丹的路德教会团体请求西印度公司允许他们不仅在“新尼德兰”而且在公司势力到达的所有地方都让路德派教会举行公开的宗教崇拜活动。在阿姆斯特丹的加尔文派教会极力阻止路德派教会这样做，不过没有成功。阿姆斯特丹的路德派教会向“新尼德兰”地区派遣了第一位牧师，然而，在西印度公司的命令之下，斯特文森还是在1659年将这位牧师驱逐出境。在1657年和1662年期间，斯特文森对于当地从英国受到排挤来到当地的贵格派教会则采取了严厉的压制措施，将在法拉盛街道上传教的两名贵格派妇女以及一名在长岛传教的男年轻信徒逮捕入狱，士兵几乎把后者鞭打致死。后来，居住在法拉盛地区的31名英国人以及荷兰人联名写信给斯特文森抗议，指出每一个个人都享有“爱、和平与自由”，而且这种“爱、和平与自由”应当扩大到“犹太人、土耳其人和埃及人”中间。这是北美洲殖民地的人们争取基本权利的较早的活动之一。以上这些殖民地人民争取基本权利以及宗教信仰自由大大小小的活动，日积月累，构成后来美国的立国精神的一部分。它们要比美洲13个殖民地人民反抗英国的统治还要早一百年的时间，并对于后来美国国家与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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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4年，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将荷兰人的势力范围赠送给了他的兄弟约克的公爵詹姆士（James，Dukes of York）。这一年的8月28日，4艘英国战舰驶抵新阿姆斯特丹的港口内，要求荷兰的指挥官斯特文森投降。斯特文森准备死守要塞，但是居民们不愿意与装备精良的敌人对抗，联名写信给斯特文森要求他向英国人投降，甚至他的17岁的儿子也在居民的签名信中署名。斯特文森被迫于9月8日签署了移交要塞和城市的文件。这样，英国人就不费一兵一卒拿下了新阿姆斯特丹并占有了所有荷兰人的属地，北美东部的大片土地归于英国人的手中，“新阿姆斯特丹”改名为“纽约”，“奥伦治堡”改名为“奥尔巴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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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年，有一支荷兰的舰队驶回纽约港口，在炮口之下收回了这个原先就是由他们占领的属地。但是在几个月以后，英国与荷兰签署了和平协议，英国人同意用他们在南美洲的殖民地苏里南交换纽约。从那时起，荷兰人结束了在北美洲殖民的历史。也是从那时起，英国人、荷兰人、犹太人以及其他民族在这片土地上继续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之间相互宽容的态度，和平地生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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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海洋帝国史：1581-1800 [:1706342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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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海洋帝国史：1581-1800 四、荷兰人在巴西的殖民统治（1630—1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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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人攻占伯南布哥 荷兰人与南美洲东北部巴西沿海地区贸易上的联系可以追溯至16世纪的上半叶，但是在1619年至1621年期间，尽管西班牙-葡萄牙王国严格并且反复重申禁止殖民地的贸易，荷兰在巴西的贸易还是大大地扩张了。自1594年西班牙-葡萄牙王国政府颁布第一次禁令以后，一些荷兰的商人就通过在葡萄牙维安纳（Vianna）以及波尔图两个港口的商人为中介进行贸易，一些葡萄牙人出于对于西班牙人的反感和利润的考虑，暗中支持和鼓励荷兰人这样做，这些葡萄牙人中还有许多是犹太人出身的“新基督徒”。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年，荷兰的商人估计他们可以掌握一半或者2/3的巴西与欧洲之间的转口贸易。在1621年的时候，荷兰每年要制造13艘船只专门从事跨越大西洋的巴西与欧洲之间的贸易，除了运输大量的巴西红木、棉花和兽皮以外，还有5万箱蔗糖，大部分的商品都是要通过葡萄牙的维安纳和波尔图港口转运的，因为这两个港口所征收的税比里斯本要低。荷兰人再从阿姆斯特丹将这些货物出口到法国、英国和波罗的海沿岸诸国。巴西还出产对于荷兰人极为有利可图的亚麻布和纺织品。那时，荷兰的商人已经对于巴西沿海地区的地貌和水文非常熟悉，在17世纪20年代，他们已经不需要葡萄牙方面的那些变节的犹太人当向导，尽管他们仍然需要本地的新基督徒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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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二年停战协定》终止以后，荷兰人产生了进攻巴西的想法。巴西东部沿海地区都在葡萄牙人的占领之下，由于当时是西班牙-葡萄牙王国合并时期，所以向巴西进攻也就是向西班牙宣战。1624年5月，西印度公司辖下的荷兰军队，在雅各布·威勒肯斯（Jacob Willekens）的率领之下拥有26艘战舰、450门大炮以及3300名士兵的远征军，横渡大西洋直接进攻葡属巴西的首府巴伊亚。荷兰的军队兵分两路，分别于1623年12月以及1624年1月出发，在这一年的3月在佛德角群岛会师。指挥官维勒肯斯原先是阿姆斯特丹的一名鱼贩子，副指挥官是鹿特丹人皮特·黑恩（Piet Heyn），他早年曾经在东印度公司服役，在以后的五年当中他在西印度公司有卓越的表现，陆军指挥官为简·凡·多特（Jan Van Dorth）则是一位富有经验的士兵。荷兰的军队在5月8日抵达当时葡萄牙人设在巴西的总督府巴伊亚的外海。当时，巴伊亚的总督迪奥戈·德·门多萨·富尔塔多（Diogo de Mendonça Furtado）事先已经得到马德里的通知：荷兰舰队将要进攻巴西，他判断荷兰人即将进攻巴伊亚。但是，巴伊亚的主教特谢拉（Dom Marcos Texeira）和附近的甘蔗种植园主却认为总督大惊小怪。5月9日早上，荷兰的军队开始炮击港口的要塞并登陆，在没有遇到抵抗的情况之下逼近城市。有一名耶稣会士目击者记载说，葡萄牙军队惊慌失措，老百姓也四处逃窜，不管是白人或是印第安人，大家东奔西跑，四处寻找安全的地方躲藏。到了夜幕降临时分，荷兰的军队已经抵达城市郊外的圣本笃会修道院。同时，荷兰海军的炮击也取得了威慑葡萄牙人的效果，他们不仅向城市发射炮弹，而且向停泊在港口中的所有的葡萄牙船只射击，葡萄牙守军难以抵挡，第二天的傍晚，守军撤退，整个城市形成不可遏制的出逃的洪流，只剩下了一些有犹太人血统的新基督徒以及一些黑人奴隶，几乎变成了一座空城。5月10日早上当荷兰军队冲进总督府的时候，富尔塔多拒绝投降，但是在黑恩出现并有礼貌地答应一些条件以后，前者宣布投降。一些逃到城外去的葡萄牙人坚持说巴伊亚的陷落是由于城中的新基督徒也就是犹太人策动里应外合，他们也怪罪于总督的怯懦。但是这并不完全符合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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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占巴伊亚的消息传到了联省共和国以后，举国欢腾。但是伊比利亚半岛却布满了愁云惨雾。由于巴伊亚在巴西举足轻重的地位，它的失守让伊比利亚举国震惊。西班牙人认为，荷兰人不仅关注巴西的蔗糖，而且更重要的是还要染指秘鲁的白银。葡萄牙人更加担心，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巴伊亚不能夺回，失去巴西则是早晚的事情。于是整个伊比利亚半岛社会各阶层都动员起来了，他们同仇敌忾，誓死要远征巴伊亚，夺回城池。荷兰人当然知道西班牙人的企图，因此也积极反应，企图增加新的强大的舰队以及武装人员以固守城池。但是，1624年至1625年大西洋上恶劣的气候阻止了荷兰人的军事行动，他们的舰队因为逆风而不能在海上航行，只得困守在荷兰母国的港口之中。1625年4月，当时西班牙-葡萄牙国王菲律普四世下令集结一支以52艘战舰、12566名士兵以及1185门大炮的庞大兵力组成的西班牙-葡萄牙联合舰队远征军（其中有葡萄牙海军的22艘战舰以及4000名士兵），以门多萨（Fadrique Álvares de Toledo y Mendoza）为统帅，横跨大西洋，这是当时穿过大西洋上的赤道的最大的一支舰队，它于1625年4月1日复活节兵临巴伊亚城下的外港，但西班牙的统帅发现他没有面对荷兰人的强大的兵力，因为荷兰增援的海军没有赶来。当时守卫城市的荷兰军官是一名经常醉酒的不称职的军人威廉·斯高藤（Willem Schouten），原先能干的陆军军官多斯在他抵达当地一个月以后遭遇伏击身亡。在斯高藤的统治之下，当地的行政机构普遍地低效率以及腐败，他无法安抚城市里的居民，另有11艘战舰在上一年7月在威廉肯斯的率领之下驶回了荷兰，8月，皮特·黑恩又被派往安哥拉，荷兰人的这些举动大大削弱了自己的兵力，并使得他们占领下的巴伊亚处于群龙无首的地位。在此次战役中，城里的葡萄牙人也克服了去年5月的恐惧，举行了人民起义，先是主教率领人们起来反抗（后来他死了），然后是在一名出生在巴西的贵族毛拉（Dom Francisco de Moura）的领导下，有效地阻止了荷兰卫戍部队在要塞上开炮，最后迫使荷兰人投降。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终于联手重新夺回了这座原来就是葡萄牙巴西殖民地最重要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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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荷兰人丢失了巴伊亚，他们并没有停止针对西班牙人在美洲的军事行动。他们在海上展开了攻击西班牙人从中美洲运输黄金和白银的“珍宝舰队”的行动。1626年5月，皮特·黑恩又率领一支拥有14艘战舰、1675名士兵和312门大炮的舰队在海上活动，其目标是增援荷兰在加勒比海的舰队，攻击西班牙的珍宝舰队。当黑恩的军队抵达尤卡坦海峡的时候，他发现在那里的荷兰舰队的司令已经死亡，舰队也已经回国了。尽管他在9月的时候也发现有40艘装备精良的运输白银的西班牙舰队，但是他觉得自己的舰队战斗力太弱无法攻击这些船只。他将舰队开往亚速尔海峡以及塞拉利昂，最后于1627年3月2日晚上至3日早上抵达巴伊亚。尽管葡萄牙的守军从岸上的炮台向荷兰舰队猛烈开炮，黑恩还是将舰队开进了巴伊亚的港湾，并且俘获了26艘武装的商船，大部分属于来自波罗的海的商人们。荷兰人缴获的战利品包括2565箱的蔗糖，还有大量的香料、烟草、兽皮、棉花以及巴西的红木。在许多人看来，西印度公司似乎重振雄风了。黑恩率领舰队再次巡航于巴伊亚至里约热内卢之间的沿海海域，于6月10日回到诸圣湾，并再度进入港口。最后，荷兰舰队于10月回国，带回大量的通过抢劫而来的蔗糖和烟草等货物。“17绅士”授予黑恩以金质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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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8年末至1629年初，荷兰西印度公司“19绅士”准备组织第二次对巴西的军事远征，目标是葡属巴西的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和最富庶的蔗糖产地伯南布哥。但是远征的动员因为在本国费吕沃（Veluwe）发生的西班牙人以及保皇者的反叛而推迟了一段时间。一部分远征军在1629年5月至6月间已经派遣出去了，还有一部分则在10月至11月才出发。荷兰的舰队由龙克（Hendrick Corneliszoon Loncq）指挥，他曾经随同黑恩在大西洋上拦截和攻击西班牙人的“珍宝舰队”。西印度公司还任命了3名文职人员作为将来在攻占巴西以后统治当地的官员。荷兰的舰队在6月27日出发，到了佛得角以后等待其余的舰队，其间还与西班牙的舰队发生了小规模的冲突。直到圣诞节期间，已经会合了的荷兰舰队才抵达圣维森特的外海。此次荷兰人的远征军非常强大，拥有67艘大大小小的战舰，有7000名士兵以及1170门大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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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荷兰人此次进攻巴西的准备时间较长，葡萄牙人已经风闻他们的攻击目标，他们已经加强了从巴伊亚至伯南布哥一带的炮台和要塞的守卫，但是马德里的政府所做的事情仍然不多。伯南布哥受封地的总督马萨亚斯·德·阿尔伯奎克（Mathias de Albuquerque）在两年以前就已经回到了马德里，在听到荷兰进攻的消息以后，他于1629年10月立即回来并且被任命为当地的总督和将军率领东北方四地即伯南布哥、伊塔玛拉卡、帕拉伊巴以及格兰德河的军队抵抗荷兰人的入侵。他率领的军队是从奥林达出发前往前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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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萨亚斯·德·阿尔伯奎克尽了最大的努力加强当地的防务，但是他发现当地的部队人数很少，军械不足，防备松懈，只有200名士兵以及650名民兵可供调动。居民对于荷兰人即将入侵的反应也无动于衷。但是，他最后还是聚集了2000名战斗人员，他们中大部分人是没有战斗经验的。他在累西腓港口还发现了65艘商船，他派出其中的18艘商船满载着蔗糖驶回葡萄牙，并将其中剩余的38艘中的16艘改建成为可以开炮的战舰。他还想在一些最暴露在外的海滩上建立炮台，但是发现既没有人员可以守卫，也没有大炮可供安置。1630年2月9日，阿尔伯奎克在累西腓港口得知大西洋上葡萄牙快船送来的消息说荷兰人即将来到，他还想再做准备，但是时间已经来不及了。荷兰舰队在2月15日抵达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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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的军队兵分两路发动攻击。龙克率领主要的舰队进攻累西腓港口；另一支陆军部队则在指挥官瓦登布格（Jonckheer Diederik van Waerdenburgh）率领之下在奥林达以北6英里的地方登陆。荷兰人在海上的攻击被击退了，但是他们在陆地上的进攻取得了进展，没有遭到任何抵抗。2月16日傍晚，荷兰人以伤亡50至60人的代价攻占了伯南布哥地区的奥林达。17日早上，葡萄牙人看到奥林达失守以后，下令烧毁船只以及堆放蔗糖的仓库。累西腓因为有要塞的保护，所以葡萄牙人据险抵抗了一段时间，3月3日失守。荷兰人终于渐次攻克了奥林达、累西腓以及毗邻的安东尼奥·瓦兹海滩，然后他们举行了感恩崇拜的仪式。马萨亚斯·德·阿尔伯奎曾经组建过一支游击队试图反攻，他将游击队的总部设在距离奥林达和累西腓3英里处的森林里，并将这座建有要塞的兵营以基督教化的名称命名为“好耶稣的兵营”（Arraial do Bom Jesus）。荷兰人很快地就知道了他们的计划，并从三个方向向它发动进攻，葡萄牙人则发起反击，一些葡萄牙人定居者也加入了收复失地的战斗，双方还因为食物以及弹药的缺乏陷入窘境。马德里政府在4月底得到奥林达失守的消息，它要求里斯本当局在5月组织一支舰队前往营救。这一次，葡萄牙当局的反应远远没有1624年的时候那样热情，因为葡萄牙人对于西班牙人征收的重税极为不满，所有的准备工作都拖拖拉拉，进展缓慢。荷兰方面则加强了对于刚刚攻下的巴西殖民地的增援，1630年11月至1631年4月，荷兰的舰队陆续抵达累西腓。5月，西班牙方面派出一支强大的舰队由安东尼奥·德·奥肯多（Antonio de Oquendo）指挥，从特茹河启航前往巴西，葡萄牙人则派出5艘战舰加入作战的行列。伊比利亚的舰队抵达巴西以后，有800人滞留在巴伊亚，1000人前往伯南布哥以及200人前往帕拉伊巴。但是伊比利亚人的反攻没有取得胜利，荷兰人损失了500名士兵，但是西班牙人阵亡者更多，仅奥肯多的旗舰“圣地亚哥号”就有250名士兵阵亡。两边都不想重新开战，荷兰军队退回到了累西腓，西班牙舰队不久索性离开巴西海岸线回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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