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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各种力量的合力把我挤到了十字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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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儿，朋友姚念庆告诉我：北平几家大学的教授们计划出一份刊物，内定由清华大学教授吴景超主编，钱端升主持政治栏，刘大中主持经济栏。那里正在物色一个编国际问题及文艺的。他认为我最合适不过了。我思忖，不妨走上一年半载再回沪。于是，就同意了。刊物后来定名《新路》。但是没等刊物问世，我由于受到复旦同学及杨刚的劝告，就坚决辞了。事实是：一、刊物封面上写明系吴景超主编。二、我最后并没去北平，仍留在上海《大公报》，也依然兼着复旦教职。这是当时有目共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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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已经去了香港的那位大权威以为抓到了把柄，就在港报上大喊大叫说：这个刊物是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出资办的（其实，没多久《新路》就被国民党查禁了），接受了多少多少金条，并一口咬定是我主编的。那是我第一次领略到不问事实真相、先把人搞臭再说这一策略的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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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颠倒黑白，无中生有竟出自我多年景仰的一位大作家之手，使我寒心透了。如果谣言是一般人所造，辟一辟，或干脆不予理睬，也就算了。然而这位权威是鲁迅的接班人，因而背上黑锅，跳到黄河也再洗不清了。更有甚者，大权威还在一首诗中用五颜六色把他看不顺眼的一批作家丑化了。有些作家因而就没敢从香港去北京。这首名诗在文学史上有它独特的作用及价值，它支配我的政治命运达三十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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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回沪不久，就在格温口口声声嚷着“这不是我的家！我要回英国！”的当儿，有一次胡老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南京当局同他商量，要借调我去伦敦，接替叶公超的文化专员职务，他征询我的意见。我坚决谢绝了，说：“我不是国民党员，生平也最怕做官。如今好不容易回来了，再也不想走了。”由于我这斩钉截铁的回绝，家庭内部还发生过一场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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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就更离奇了。上海金融界一位先生有一天突然请我去吃饭。他当时是孔祥熙的左右手，解放后，才知道他其实是地下党的重要成员。席间还有一位安徽大学校长。约我吃饭的用意原来是要我为陈诚将军去“讲学”，讲讲欧洲政局。我当即一口回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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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那位安徽大学校长接连到复旦找了我三趟，说如果不肯给陈总长一个人讲，可以成立个班，总长也在座听讲行不行？我还是坚决没有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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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件事促使我下决心立即离沪赴港，参加那里的《大公报》改版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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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口，我感谢杨刚和李纯青两位的指引。在那里，又一个十字路口在等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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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跋章 回家：一九四九年的命运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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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平没喂过鸽子，可从小就对鸽子——特别是信鸽——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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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没有什么可叫它们传递的，使我感兴趣的也不在它们那套神奇的本事；吸引我的，使我无限神往的，是它们对“家”的依恋——执拗的、什么山川都无从阻挡的依恋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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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家”，左不过是稻草铺成的小小的窝吧。窝里没有什么豪华的陈设，只有几只咕咕咕叫着的雏鸽。然而那个窝以及窝里的小生命却占据了它们的全部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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鸽子不会像传递鸡毛信的红小鬼那样意识到绑在它们腿上的纸条对军事或民用的重要性。它们脑子里只有一根弦：不论路有多么遥远，多么崎岖和险阻，反正它们得回家。家就是它们的指南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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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信鸽的人，利用的也正是它们那股恋家的执拗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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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看，从上海到洛阳，或者从武汉到北京，得飞越多少江河湖泊、崇山峻岭和广漠无际的平原啊！一路上，晴天得挨烈日暴晒，遇上暴风雨还得经受疾雷霍闪的折磨。必然会有个别信鸽归途不幸给雷击中，栽到林间山谷里丧生的，然而那改变不了它们的本能——它们那种“我要回家”的强烈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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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像苍鹰，鸽子并不以貌惊人。尺把长的身躯，圆圆的小眼睛，那咕——咕——咕得儿咕的啾声单调而且平淡。然而在那小身子儿里装着怎样的坚毅和果敢啊！它们的生活目标无比单纯：就是要回家。它们为之全力以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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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年前，一次春耕劳动中，我一锹下去刨出个老鼠窝。不论是四害还是五害，老鼠当然都跑不掉，它们偷吃谷物，十恶不赦。对于自然界的敌人，我向来没手软过。唯独刨出那个鼠窝之后，我并没举起锹把，立刻将它拍个粉碎。我被窝里井井有条的布置吸引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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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同旁处一样，也是黄中带黑，可没想到离地不到一米还有这么个“家”！细心的老鼠把窝分成几格，就像儿童玩“过家家”的那种雏形小房间。偷来的谷物并不乱堆，玉米呀，豆子呀，都分开放，而且好像还有间“婴儿室”（这时，大老鼠要么闻声吓跑了，要么外出找食去了）。称它“婴儿室”，是因为里边蜷卧着七八只初生的幼鼠：浑身光润，呈淡粉色，每只长仅寸许。我撂开锹把，蹲下来，忘情地端详着。心下不禁赞叹起老鼠的治家之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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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像是生命的定心砣。也不知“安居乐业”最早见于什么典籍，这四个字一针见血地点明了生活中的一个因果关系。世上也许有流亡者写出过了不起的作品，可我漂流在外的那七年，没写出什么像样的东西。不论徜徉在苏格兰的雷梦湖畔，还是眺望罩着积雪的阿尔卑斯山，我的心情都轻松不起来。俗话说相思使人消瘦，乡愁的滋味也苦不堪言哩。外在的景物越美，心里越是沉重，仿佛陷下个空洞，或有一只刺猬在里边滚爬。人家一过节，不管是圣诞还是复活，晶莹的彩色灯泡在枞树枝上闪亮着，个个穿起盛装跳舞，我却只能游离在那片欢乐气氛之外。对于游子，那不啻是火上浇油，越发勾起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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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年初，我曾站在生命的一个大十字路口上，需要做出决定自己以及一家人命运的选择。当时，我的母校剑桥大学要成立中文系，系主任何伦（Gustav Haloun）教授邀我去讲现代中国文学课。他不但函约，三月间还亲自来到香港。他从大公报馆打听到我的住址后，就气喘吁吁地来到九龙花墟道我家，苦口婆心地劝我接受大学的聘请。他说此行一则为新创办的中文系购置一批书籍，再就是促我去剑桥。这回和一九三九年那次大不相同。大学不但负担全家旅费，还答应给我终身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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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伦原是捷克人，三十年代中期他看到希特勒气势汹汹，估计凶多吉少，就入了英籍。他是位连鲁迅的名字也没听到过的《诗经》专家，夫人曾是柏林歌剧院的名演员。两天后，这位怕爬楼梯的老教授又来了。这回先声明不是代表大学，而是作为一位老朋友来规劝我。他提到战后捷克的玛萨里克死得不明不白，提到匈牙利出了红衣主教案之后，多少无辜的人受牵连。他伸出食指，颤巍巍地说：“知识分子同共产党的蜜月长不了，长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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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告辞，他说第二天早晨再来听回话，还逗了逗坐在婴儿车里吮着奶瓶的铁柱儿说：“为了他，你也不能不好好考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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