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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暗时刻的反抗：辅佐丘吉尔并拯救英国的年轻人 第四章 “受追捧的独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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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月初的一个寒冷的日子，鲍勃·布思比走进了柏林一家大旅馆的房间，与一位要求结识他的德国政治人物会面。布思比进来时，那人正坐在桌旁。直到年轻的议员走到他身边，他才抬起头来。然后他站起身来，伸出右臂行了纳粹军礼，大声说道：“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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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的大部分地区的人们还沉浸在新年前夜的狂欢中，但是这位节制的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穿着一件装饰着纳粹十字的棕色衬衫，没有时间参与这种堕落的狂欢。他关注着未来。作为现在德国第二大政治组织纳粹党的领导人，他刚刚中断了与德国总理海因里希·布吕宁（Heinrich Brüning）就可能与政府合作的谈判。他告诉布思比：“我现在要一个人离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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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思比已经被公认为国际经济问题方面的专家，他来德国做了一系列关于世界经济危机的讲座。和大多数英国政客和大部分英国公众一样，这位31岁的议员强烈支持终止《凡尔赛条约》（Versailles Treaty）对德国的惩罚性赔偿。在汉堡和柏林向热情、拥挤的听众发表演讲时，他还呼吁取消德国的战争债务，加强德国与外国银行的合作，稳定物价，扩大信贷。但在与布思比的会晤中，希特勒断然拒绝了这些能为德国带来经济稳定的想法。他宣称拯救魏玛共和国为时已晚。希特勒告诉他的客人：“你太强调……经济问题了。这是一场政治危机。政治力量将把我推上权力的宝座。”[2]他认为，他将最终控制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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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会面的大部分时间里，希特勒坚持认为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遭受了不公正待遇：赔偿、债务、强制非军事化，以及盟军决定将波罗的海的但泽港变成一个“自由城市”，并割让给波兰一小块狭长的德国领土，即所谓的波兰走廊。他喊道：“如果殖民地和舰队被从你们手中夺走，如果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开辟了一条走廊，你们会怎么想？”布思比被希特勒的咆哮弄得很窘迫，他决定让谈话变得轻松些。“你忘了，希特勒先生，”布思比回答，“我是苏格兰人。我们应该高兴才对。”希特勒仍然板着脸，布思比决定不再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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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在相当阴郁的气氛中，他记下了与纳粹党魁的谈话。布思比热爱德国，曾多次到访。他德语流利，常来看望朋友，谈论政治和经济，听歌剧（他是拜罗伊特瓦格纳音乐节的常客）。他还体验了柏林颓废的夜生活，在那里，用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的话来说，“在库达姆一带，涂了粉和胭脂的年轻人在闲逛，在灯光昏暗的酒吧里，人们会看到金融界人士向喝醉的水手献殷勤”[3]。尽管布思比主要与女性发生性关系，但众所周知，他有过同性恋的越轨行为。布思比在回忆录中写道，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德国，“同性恋非常猖獗；因为我当时长得很帅，所以总有人追求我，我还挺享受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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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1932年1月的那个夜晚，布思比的思想与柏林所能提供的快乐相去甚远。他得出的结论是，希特勒的确已经接近夺取德国控制权的目标，一旦实现了这一目标，就会像他在《我的奋斗》中所承诺的那样，把注意力转向控制中欧和东欧。回到英国后，布思比在《旗帜晚报》的一篇文章中阐述了他的担忧：“不知怎么的，希特勒成功地把他的激情传达给了绝望的大众。这就是他的力量。‘希特勒万岁’在德国回响。我们不应低估政治运动的力量，他就是政治运动活生生的化身。”[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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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思比是英国最早呼吁人们关注希特勒威胁的政治家之一，但公众和政府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一点。1933年，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并且德国退出国际联盟之后，布思比回到德国，目睹了反犹太主义日益高涨，这让他感到震惊。当德国无视《凡尔赛条约》，开始狂热地重建陆军和空军时，布思比的警告变得更加频繁和紧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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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1月，他应邀在家乡爱丁堡为一群退伍军人发表一年一度的停战纪念日演讲。他的演讲并不是听众所期待的那种“美好、无害的布道”[6]，也没有关于神圣荣耀的陈词滥调。布思比宣称：“今天，暴政在欧洲重新占了上风，战争的危险性与1914年一样大。”他扫视了面前的两千人，他们大多数人戴着红色的罂粟花，纪念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的人。他接着说：“我告诉你们，他们正在重新武装。如果我们只是随波逐流……到那时，一切使生命有价值的东西都将被毁灭，到那时，我们将背弃那些躺在佛兰德战场上的人。”[7]一战时英国驻法国部队司令的遗孀海格夫人坐在布思比身后的讲台上，发出一声震惊的喊叫：“不！不！”除此之外，布思比的激烈言辞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后来，他独自站在讲台上，没有人上前和他说话，也没有人和他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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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多数英国人一样，布思比的听众没有心情去理会这些警告。当人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去的人仍满怀强烈的悲痛时，他怎么能唤起人们对另一场战争的恐惧呢？1934年距上次英国的年轻人走上战场不过20年，同胞的欢呼声还在他们的耳畔回响。距离他们开始成千上万地倒在法国的战壕里也不过20年，到1918年大屠杀结束的时候，已经有70多万人死亡。这些并不是来自遥远的冲突中、模糊记忆中的战士。如果他们还活着，那么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刚刚步入中年，也就是他们人生的黄金时期。许多人的父母还活着，为他们哀悼。他们的名字被刻在几乎每个英国村庄和城镇的纪念碑上，在伊顿公学、哈罗公学、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等学校的墙上，这些名字仍然清晰而刺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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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死去的年轻人为结束一切战争而战，现在活着的人必须维持和平。人们不允许这样的恐怖事件再发生。正如参加巴黎和平谈判的哈罗德·尼科尔森所指出的：“我们不仅在准备和平，而且在准备永久的和平。我们身上有某种神圣使命的光环。”[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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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和平的热切渴望不仅仅是出于确保所有生命不白白牺牲的决心。愤怒，尤其是年轻人的愤怒，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对从战争中获利的军火制造商的愤怒、对无能的将军和他们拙劣的作战计划的愤怒，以及对安然无恙待在伦敦却未能阻止屠杀的老政客们的愤怒。20世纪30年代，诺埃尔·安南在剑桥大学开始了他漫长的学术生涯，他回忆道：“我们下决心再也不被愚弄，我们中的一些人认为，肯定有一种方法可以让我们不被愚弄。那就是拥护和平主义。”[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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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公众还担心，尽管上次战争很可怕，但下一次战争会更可怕。事实上，他们认为这将是世界末日。随着现代空中力量的出现，远在战场上的士兵将不再是唯一的受害者，平民也会成为目标。斯坦利·鲍德温曾警告英国人民，“轰炸机总会通过的”[10]。高级军官告诉人们，大规模的轰炸袭击能在几天内摧毁这个国家。空军部估计，在战争的前两个月里，将有60万人死亡，100多万人受伤。如果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这次战争也有毒气袭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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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英国军事历史学家在20世纪20年代写道：“如果可以的话，想象一下，战争的结果会是怎样的。几天内，伦敦将陷入混乱，医院将被攻占，交通将瘫痪……威斯敏斯特的政府呢？它将被恐怖的‘雪崩’卷走。敌人会提出条件，而这些条件会像救命稻草一样，被快要淹死的人抓住。”[11]有了对即将到来的大灾难如此可怕的描述，难怪哈罗德·麦克米伦会在20世纪60年代写道：“我们当时对空战的看法，就像今天人们对核战争的看法一样。”[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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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乔治五世表达了他大多数下属的感受，他宣称：“我不会再参与一场战争，坚决不会。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我无关，如果还有另一场战争，我们面临被卷入其中的危险，我宁愿自己去特拉法尔加广场（进行反战争示威的场所），也不愿让这个国家卷入其中。”[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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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国王不喜欢的不仅仅是战争。人们认为，英国在下一次冲突中的敌人很可能还是德国。作为坚定的亲德派，乔治五世和他的家人坚信，一个强大的德国，不管是不是纳粹，都是抗衡共产主义苏联的必要力量。1917年俄国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杀害了国王乔治五世的第一堂兄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及其家人，对此国王仍然心有余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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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英国的上层阶级来说，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在20世纪30年代更为明显。当时，英国北部的失业工人对政府漠视他们的困境感到愤怒，他们决定让伦敦人睁开眼睛，看看他们长期忽视的东西。在过去的十年里，成千上万的工人到英国首都参加示威游行和集会。最著名的一次游行发生在1936年10月，一群群穷困的矿工和船员从英格兰东北部的贾罗步行近300英里到伦敦，因他们和其他英国数百万失业者陷入困境而抗议。首相鲍德温拒绝接见游行者，政府对他们的要求几乎不予理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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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上层社会的成员们紧张地意识到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们要么在萨沃伊酒店的大厅里，从一群“睡懒觉”的失业者的身旁走过；要么看警察在牛津街与示威者搏斗。英国的阶级制度使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所处的阶级，并一直待在相应的位置，它会分崩离析吗？英国也会发生革命吗？约克公爵（未来的乔治六世）造访伦敦东区，加剧了人们的恐惧。在那里，他被一群挥舞着拳头的伦敦人包围，他们高喊：“食物！给我们食物！我们不要皇家寄生虫！”[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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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索尔兹伯里侯爵夫人的姻亲内莉·塞西尔夫人（Lady Nelly Cecil）指出，几乎她所有的血亲都“对纳粹态度温和，对‘共产主义’的看法很愚蠢，对他们来说，共产主义的行动都得不到保守党中央政府的批准”[15]。有天晚上，哈罗德·尼科尔森在伦敦的一家叫普拉特的俱乐部遇到3个年轻的同僚，他们告诉他：“他们更愿意在伦敦看到希特勒，而不是（工党）政府。”[16]尼科尔森在日记中厌恶地写道：“我慢慢地躺在床上，思考着大英帝国的衰落和灭亡。”后来他写道：“统治阶级只考虑自己，并且仇恨红军。这使我们和希特勒建立了一种完全虚伪却最有效的秘密联系。”[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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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最直言不讳的支持者之一是威尔士亲王。1933年，他对一位德国王子说：“我们不应该干涉德国的内政，不管是（关于）犹太人还是（关于）其他任何事情。现在我们可能很快就会在英国找到一个受追捧的独裁者。”[18]事实上，亲王如此高调地支持纳粹，甚至有一次连他亲德的父亲都认为他做得太过分了，让他低调一点。支持绥靖政策的保守党议员亨利·钱农爵士（Sir Henry “Chips” Channon，别名为薯条）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未来的爱德华八世“将走上独裁者的道路……反对过度民主”[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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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王对德国及其政府的敬佩得到了英国建制派中相当一部分人的认同，其中包括许多著名的商人、政治家、前军事领导人、媒体大亨和贵族。1935年，德国驻伦敦大使馆鼓励一群德国社会和政府精英的纳粹仰慕者组成“英德联谊会”，加强英国与纳粹德国的关系。该组织标榜自己与政治无关，但根据历史学家伊恩·克肖（Ian Kershaw）的说法，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纳粹在高层进行直接宣传的工具，是德国在英国施加影响的工具”[20]。该组织的创始成员包括英国议会两院的50名议员，以及几位退役的将军和海军上将，其中包括加里波利英军司令伊恩·汉密尔顿（Ian Hamilton）将军，还有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前院长、海军上将巴里·多姆维尔（Barry Domvile）。英格兰银行的3名董事也在成员名单上，还有一些大型工业企业（如弗斯-维克斯、联合利华和邓洛普）的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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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组织的第一任主席是前保守党交通大臣，也是未来的蒙巴顿勋爵（Lord Mountbatten）的岳父坦普尔勋爵（Lord Mount Templ）。在一次团契晚宴上，就在餐后甜点（一种饰有纳粹十字和英国国旗的冰激凌甜点）上桌前，坦普尔勋爵在祝酒词中表示，希望英国能在下一场战争中与德国并肩作战。[21]许多贵族也支持坦普尔勋爵的亲德立场，包括德文郡公爵夫人的女儿多萝西的追求者巴克卢公爵、贝德福德公爵（Duke of Bedford）、洛锡安侯爵（Marquess of Lothian）、艾伦男爵（Baron Allen）、布罗基特男爵（Baron Brocket）、雷德斯代尔男爵（Baron Redesdale，米特福德姐妹的父亲）。米特福德姐妹是著名的纳粹同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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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另一位贵族拥护者是威斯敏斯特公爵（Duke of Westminster），他被认为是英国最富有的人，拥有梅菲尔区大部分的土地、贝尔格莱维亚区全部的土地，以及其他地区数十万英亩的土地。本多·威斯敏斯特（本多·威斯敏斯特的昵称来自他祖父的一匹获奖赛马的名字）是温斯顿·丘吉尔的朋友和远亲，温斯顿·丘吉尔是威斯敏斯特公爵第三次结婚时的伴郎，曾在法国的庄园和他一起猎杀野猪，被他的第三任妻子洛丽亚（Loelia）描述为“令人敬畏、反复无常的专横的人”[22]。公爵也是一个坚定的反犹太分子，他最珍视的财产之一是一本名为《犹太名人录》（The Jews’ Who’s Who）的书，他“严密”[23]地守护着这本书，声称它“准确记录了在英格兰贵族家庭的血脉中流淌着多少犹太人的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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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希特勒与英国保持密切关系的最著名的贵族代表是伦敦德里勋爵（Lord Londonderry），他是丘吉尔的另一位亲戚，于1931年至1935年担任英国空军部长。1933年11月，当希特勒的非官方特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ontrop）为促进英德同盟而来到英国时，他受到了伦敦德里夫妇的接待。伦敦德里夫人是伦敦社交界的知名人物，以在伦敦德里大厦举办奢华派对和招待会而闻名。里宾特洛甫还受到其他几位著名的社会名媛的奉承，包括埃默拉尔德·丘纳德和苏格兰一位百万富翁啤酒商的女儿玛吉·格雷维尔（Maggie Greville），她们毫不掩饰自己对希特勒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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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希特勒在英国的宣传运动显然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果。在某些上层社会圈子里，亲纳粹不仅被认为在政治上是合理的，而且被认为很合时宜。一位首次进入上流社交场合的富家女回忆道：“在英国，有很多非常有权势的人……仰慕希特勒及其政权，不遗余力地与纳粹分子交往，因为他们的思维方式很不同。”[24]她补充说，贵族和富商经常在女儿未入社会前，把她们送到德国待一两个夏天。“我认识的女孩几乎都是在16岁或17岁时去过慕尼黑，那时就是这个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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