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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暗时刻的反抗：辅佐丘吉尔并拯救英国的年轻人 第五章 “我缺乏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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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安东尼·艾登对英国人来说，就像约翰·肯尼迪（John F.Kennedy）在20世纪60年代初对美国人一样。艾登是一位英俊、迷人的战争英雄，在动荡的年代，他似乎是希望和理想主义的化身。艾登是近150年来最年轻的外交大臣，在他35岁之前已是国际知名人物，是他那一代人中最耀眼的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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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个有冲劲和风度的人，以戴着柔软丝绸边的黑色洪堡帽而闻名，他总是以轻松活泼的角度戴帽子。这顶帽子突出了他的年轻，也暴露了他在内阁中与跟他共事的那些年长得多的人之间的隔阂。艾登的洪堡帽确立了男性帽子的风格。直到1977年，圣詹姆斯的高档帽商洛克的一名销售人员还说：“我们仍然需要安东尼·艾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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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登的政治事业发展得非常顺利。从议会开始，他就被视为未来的首相。国家美术馆馆长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说，他是“众神的宠儿”[2]。多年后，维奥莉特·博纳姆·卡特说：“矛盾的是，今天看来，（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他拥有的追随者比温斯顿所能指挥的都多，而且没有政敌。艾登受到自由党和工党的钦佩和信任。在联盟的支持者看来，他是盟约的骑士（他看起来像是盟约的一部分）。对于那些没有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广大群众来说，他是一个受女性喜爱的男演员。我相信……他，只有他能把张伯伦打倒。”[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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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艾登对公众和一些议员同僚很有吸引力，但他一想到要当领导就感到不安。艾登一生多少有点不合群。他在英格兰北部一座8000英亩大的庄园里长大，是一位准男爵的次子。他沉默寡言，书生气十足，对3个兄弟的玩闹和游戏不太感兴趣，在伊顿公学几乎没有朋友。他敏感、易怒，这些特征伴随他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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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许多其他英国年轻人一样，童年刚结束艾登就参加了战争。从伊顿公学毕业后，他加入了约曼步枪队，并于1916年5月被派往法国。一年后，他因在索姆河战役中从无人区救出受伤的排长而被授予战功十字勋章。1918年，年仅20岁的他成为陆军中最年轻的少校，被部下亲切地称为“男孩”[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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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登是为数不多的在前线服役一年以上、毫发无损回来的年轻军官之一。然而，他在大屠杀中留下了无形的伤疤。他的两个兄弟在日德兰战役中被杀，一个在伊普尔附近遇害，另一个被杀时年仅16岁。艾登的母亲指出，他在法国战壕里的经历“剥夺了他所有年轻的想法，使他过早地成熟”[5]。1919年，他上牛津大学的时候，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研究中，拒绝参加牛津大学著名的辩论社牛津联盟和其他受欢迎的学生组织，也没有时间和鲍勃·布思比这样的年轻学生狂欢。然而，他将毕生热情倾注在艺术上，开始收藏大量绘画作品，包括柯罗（Corot）、莫奈（Monet）、安德烈·德朗（André Derain）、埃德加·德加（Edgar Degas）、毕加索（Picasso）和乔治·布拉克（Georges Braque）的作品。1922年，他获得了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一级荣誉学位，一年后，26岁的他被选为下议院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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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登在下议院待了30多年，但他在那里从来没有感到自在过。作为一个重视文明与宽容品德的人，他讨厌这个地方的党派之争、不断的尔虞我诈和明争暗斗。尽管在竞选活动中，在伦敦的晚宴上，他是一个善于交际、魅力十足的人，但艾登本质上是“不爱交际”的。与议会的大多数同僚不同，他对伦敦男性俱乐部的友情感到不舒服。令丘吉尔极为气愤的是，他甚至拒绝接受别人俱乐部的邀请。在下议院的吸烟室里很少见到他，在他看来，吸烟室甚至比牛排俱乐部、普拉特俱乐部或怀特俱乐部还要糟糕。尽管有棕色的皮椅和沙发，还能看到泰晤士河的全景，但吸烟室往往更像是一家酒吧，而不是俱乐部，议员们随时都可以在那里喝上一杯。当议会开会时，这是一个非常嘈杂的地方，充满了喊叫声、喧闹的笑声，偶尔还有激烈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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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登断定，这不是他想要的舒适避难所。他更喜欢外交部那种文雅、高贵的环境。在他进入议会后的几年里，他在外交事务上占据了一席之地。1931年，他被任命为议会的外交次大臣，这使他成为外交大臣在下议院的代表。第二年，他作为英国出席由国际联盟主办的世界裁军会议的首席代表被派往日内瓦。运转两年后，世界裁军会议以失败告终。德国撤回了代表，加强了重整军备运动。国际联盟不是第一次表现出善意，但无法控制迅速加剧的战争威胁。然而，尽管这次裁军会议以失败告终，但是安东尼·艾登备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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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内瓦，艾登赢得了其他代表的尊重。他工作勤奋，深谙裁军问题的神秘复杂性，是一位老练的谈判者。但是英国的报社把他变成了更重要的人物。它们把他吹捧为这次会议的“成功者”[6]，他是英国迷惘一代中的幸存者，正在努力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决心确保其他年轻人不会白白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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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满是单调、呆板的老人家的政府里，艾登是光彩夺目的。报纸上对他电影偶像般的形象，还有他在萨维尔街剪裁完美的西装津津乐道。女人们为他神魂颠倒。在美国，一项民意调查评选他为“欧洲最佳着装男士第四名”[7]。照片上，他与美丽的妻子——约克郡乡绅的女儿碧翠丝，还有两个同样上镜的儿子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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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被打动了。艾登的一些同僚，无疑有一部分出于嫉妒，抱怨艾登因外表而成功，他的外表远胜于实力。他们从艾登对头发和衣服的精心打理中看到了虚荣心，还从他拒绝在公共场合戴眼镜中看到了虚荣心，尽管他几乎总是私下戴眼镜。艾登的演讲被批评者嘲笑为枯燥乏味，充满陈词滥调。一名议员曾对艾登嗤之以鼻：“安东尼·艾登被请来给我们讲外交事务，他做了一个简短的演讲，都是老生常谈。”[8]这是“一项非常平常的工作，但是，当然啦，它被当作神谕传递给我们”。据说，在艾登的另一次演讲后，丘吉尔曾打趣道：“天哪，这孩子除了‘愿上帝赐福于你’和‘绅士们请在离开前调整好自己的着装’之外，还会使用一切众所周知的陈词滥调。”[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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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所有的失败都没能阻止艾登的迅速崛起。1935年6月，他进入内阁担任国际联盟事务大臣。6个月后，在霍尔因霍尔-拉瓦尔事件的惨败而辞职后，他被任命为外交大臣。未来，艾登将与丘吉尔紧密结盟。当时，丘吉尔担心年轻的艾登没有足够的资历胜任这份工作。“艾登的任命没有给我带来信心，”丘吉尔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想，官职太高会让他成为出头鸟。”[10]他又补充道：“我想你现在会明白轻量级的艾登是什么样的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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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登在外交部任职两年，大部分时间里，他对于英国外交政策的总体方向，与首相以及内阁同僚们的观点相差无几。他对墨索里尼的敌意比其他大多数英国官员都大，但他同意与德国达成协议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这一普遍共识。1934年，他去柏林见希特勒，会面结束后，他向伦敦报告说，他认为希特勒不想打仗。“我敢承认吗？”他写信给妻子，“我相当喜欢他。”[12]在给拉姆齐·麦克唐纳的信中，艾登写道：“我认为我们可以相信德国总理不会食言。”[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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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希特勒出兵莱茵兰时，艾登开始改变“希特勒是可信赖的”的看法，并向内阁表达了对日益加剧的战争威胁的不安。但在公开场合，他没有发出这样的警告。在对议会的一次演讲中，他宣称没有理由“假定德国目前的行动意味着敌对的威胁”[14]。当法国外长主张对德国进行军事和经济干预时，艾登拒绝帮助法国把德国人赶出去。[15][16]莱茵兰危机后的几个月里，他继续支持与希特勒谈判的想法，同时主张加速重整军备。他向朋友和下属透露，自己对斯坦利·鲍德温对独裁者摇摆不定、极为懒散的态度越来越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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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5月，当内维尔·张伯伦接替鲍德温时，艾登松了一口气，许多保守党人也松了一口气，不管他们对绥靖政策的立场如何。哈罗德·麦克米伦在1936年6月辞去了党鞭的职务后，再次成为声誉良好的保守党人，他希望张伯伦能够调整国家政策。这里终于出现了一位精力充沛、目标明确的首相，这是唐宁街10号十多年来一直缺少的两种品质。作为财政大臣，强硬的张伯伦曾是麦克唐纳和鲍德温内阁中最有效率的大臣。尽管麦克米伦、布思比和卡特兰等进步人士指责他不愿采取更多措施解决失业和贫困问题，但是1931年经济崩溃后，他在重振经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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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他们也承认张伯伦在成为首相之前，作为内阁中的社会改革家创下的优秀纪录。作为20世纪20年代的卫生大臣，张伯伦曾负责立法改革《济贫法》（Pool Laws），重组地方政府，并为寡妇和孤儿提供养老金，清理贫民窟，为贫困人口提供更好的医疗条件和更多的住房。丘吉尔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写道：“在今天的英国，有许多家庭没有母亲，但这是一种动力……张伯伦为反孕产妇死亡率运动做出了贡献。”[17]他引用张伯伦的话说：“我自己的母亲死于难产。我知道失去母亲对家庭的伤害有多大。”多年后，麦克米伦宣称如果张伯伦没有成为首相，“人们也会记住他………他是自己那个时代，或者可以说几乎任何时代，最具前瞻性、最有效的社会改革家之一”[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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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维尔·张伯伦是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的小儿子。约瑟夫·张伯伦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的主要政治家之一，以致力于社会改革而闻名。作为一个富有的实业家和伯明翰的前任市长，张伯伦创造了一个家族机器，掌握了伯明翰这个中部城市近50年的政治生活。内维尔追随父亲的脚步，在1918年当选议员之前，还担任过伯明翰市的改革派市长。作为市长，他领导创建了伯明翰交响乐团和伯明翰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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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伦成为首相时68岁，他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典型代表人物——维多利亚女王去世时他30多岁，所以总是对现代的发明和思想感到不安。在1938年9月戏剧性地访问希特勒之前，他从未坐过飞机。他也不喜欢汽车和电话，从不使用自来水笔，更喜欢用普通的钢笔写信和演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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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父亲和同父异母的哥哥奥斯汀不同，内维尔不是一个天生的政治家。他腼腆、害羞、孤僻，几乎没有朋友。他的演讲虽然清晰而有逻辑，但也枯燥无味，没有激发想象力的雄辩火花。在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内维尔生活在父亲和同父异母的哥哥的阴影之下。他父亲有着令人生畏的坚强性格。他同父异母的哥哥，是一位著名的外交事务专家，曾任鲍德温政府的外交次大臣。当约瑟夫·张伯伦把奥斯汀培养成为政治明星的时候，却把小儿子推向了商业道路。在这条路上内维尔顺从地走了20年，然后转向伯明翰的政坛。内维尔·张伯伦第一次当选议员时4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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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斯顿·丘吉尔推测，张伯伦5岁时，他的母亲去世，“这给他披上了一件冰封的斗篷，有时，他似乎被包裹在里面”[19]。他最喜欢的消遣方式是钓鱼、观鸟、园艺、阅读莎士比亚和康拉德的作品、听贝多芬的音乐。这些都是一个人的娱乐活动。在家人和亲密的朋友面前，他可能是敏感、深情和迷人的，有时甚至是顽皮的。但是没有多少人看到过张伯伦的这一面。艾登曾经的密友和政治盟友利奥·埃默里说：“我们当中只有少数几个最了解他的人能欣赏他的优秀品质，即使我们在政治立场上与他存在很深的分歧。”[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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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像艾登和麦克米伦这样为张伯伦成为首相拍手叫好的人失望的是，当他入主唐宁街时，那些优秀的品质并没有表现出来。作为家中唯一登上首相宝座的人，张伯伦似乎从一开始就下定决心证明，在制定外交政策方面，他比父亲强硬，比同父异母的哥哥更出色，尽管他缺乏外交方面的专业知识。鲍德温可能是个过于和气的人，但张伯伦对与任何跟自己意见相左的人相处都毫无兴趣。工党报纸《每日先驱报》（Daily Herald）的编辑弗朗西斯·威廉姆斯（Francis Williams）回忆道：“他的脸上似乎总有一副嘲讽的表情，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有时并没有讥笑的意思。他的态度冷冰冰的，居高临下……他是没有魅力的人。”[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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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伦不赞成文明应该引导政治话语的观点。与鲍德温不同的是，他不经常去下议院的吸烟室，只是偶尔喝杯威士忌，或与后座议员聊聊天。哈罗德·尼科尔森说，当他去吸烟室时，房间里会呈现尴尬的寂静气氛，仿佛校长“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宴饮交际（方式）”[22]闯进了“六年级茶会”。在下议院，张伯伦带来了一种新的分裂感，一种“我们”对抗“他们”的感觉。他在辩论中使用“我尖刻的言辞”[23]和“我讨厌的讽刺方式”，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想从对手那里得分，无论对手是工党分子、自由党徒还是保守党的“反叛分子”。一名保守党议员说：“他总能通过一些尖刻的话引起支持者的欢呼，比如‘你对这个问题了解多少？我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只有我才能做出正确的决定’。”[24]但与此同时，张伯伦对针对他的攻击非常敏感。约翰·科尔维尔说：“他的虚荣心表现为憎恨任何形式的批评或嘲笑。要使他满意，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暗示他的地位是多么重要。换言之，他喜欢高高在上，以适当的谦逊态度受到仰慕者的崇拜。”[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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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守派中，张伯伦坚持完全忠于他和他的信仰。他曾经听到传言，保守党研究部的年轻工人弗兰克·帕克纳姆（Frank Pakenham）即将加入工党。当帕克纳姆要娶一位名叫伊丽莎白·哈曼（Elizabeth Harman）的年轻女子时，张伯伦拒绝参加婚礼，尽管哈曼是他的表妹，他自己的女儿是伴娘。[26]张伯伦还指示帕克纳姆的保守党同僚不要出席招待会。[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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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伦决心将英国和其他地区从另一场冲突中解救出来，他不会听取任何与他相左的意见。他的两位亲密的同僚——财政大臣约翰·西蒙爵士和霍尔-拉瓦尔事件后被起用、任内政大臣的塞缪尔·霍尔爵士——都是绥靖政策的拥护者。张伯伦避免战争的决心部分源于对战争及其后果的恐惧和仇恨。“在我的灵魂深入，我是一个渴望和平的人，”他后来说，“国家之间的武装冲突对我来说是一场噩梦。”[28]但在张伯伦看来，和平环境有利于经济发展。受英国的经济萧条的困扰，他拒绝像丘吉尔和其他保守党“反叛分子”所要求的那样，全力以赴地重整军备，而危及英国脆弱的经济复苏。尽管鲍德温从1934年开始加强国家薄弱的防御工事，但他并没有付出全部努力，部分原因是时任财政大臣张伯伦决心严格限制军事预算。张伯伦认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太多预算需求，包括维持庞大的帝国，所以政府不能大幅增加国防开支。他一当上首相，就继续限制重整军备。约翰·F.肯尼迪在1940年研究英国绥靖政策的著作《为什么英格兰沉睡了》（Why England Slept）中写道：“一个拳击手不能把自己的心理和身体调整到适当的状态，而进行一场他认为永远不会胜利的战斗。英国也一样。”[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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