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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暗时刻的反抗：辅佐丘吉尔并拯救英国的年轻人 第十三章 参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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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英国向德国宣战的消息传到波兰时，人们欣喜若狂。饱受轰炸之苦的华沙居民冲出家门，在满是瓦砾的街道上哭泣、呼喊、跳舞。他们游行到英国大使馆门前，成千上万的人挥舞着临时制作的英国国旗，唱波兰国歌，还试图唱《天佑国王》（God Save the King）。一位华沙居民后来说：“当然，没人知道这些，但我们都尽力了。”[1]当英国大使霍华德·肯纳德爵士（Sir Howard Kennard）出现在大使馆的阳台上时，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欢呼。在肯纳德高呼“波兰万岁！我们将并肩作战，反对侵略和不公正”[2]后，人们更加激动了。几个小时后，法国宣战的消息传到华沙时，成群结队的华沙人又冲到法国大使馆前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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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和法国花了3天才下定决心，已经有很多人死于战争。但现在，波兰人确信，盟友会拯救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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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到处都是参战的迹象。沙袋和带刺的铁丝网路障保护着政府大楼，拴在钢索上的阻塞气球飘浮在城市上空。士兵和警察守卫着桥梁和隧道，密切监视着破坏者。商店的窗户或用木板封住，或用牛皮纸条粘了起来，以防炸弹爆炸后碎裂。几天前还陈列着晚礼服的裁缝店橱窗里，如今满是军官的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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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英国已经参战，英国公民就确信随后会发生大规模爆炸袭击，并为此做好准备。与此同时，他们紧张地等待着与敌人发生小规模战斗的第一次报告。《纽约时报》预测，“一两天之内”[3]，英国和法国军队将与德国军队陷入激战，然而什么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是内维尔·张伯伦最不可能想到的事情。“他对战争深恶痛绝，决心尽可能少地发动战争。”[4]利奥·埃默里后来写道。虽然希特勒命令他在波兰的军事指挥官“摒弃怜悯”[5]并“野蛮行事”，但英国和法国政府宣布他们“强烈的愿望”是放过德国的平民和历史遗迹，并下令他们的武装部队只攻击“最狭隘意义上的军事目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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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摧毁了波兰大部分空军之后，德国飞机在波兰上空自由地盘旋，用机枪扫射在田地里挖土豆的妇女和女孩，轰炸教堂和医院，在幼儿园被炸毁后，流浪儿童被送到了安全的地方。一次突袭中，德国飞机在华沙墓地上空低空俯冲，用机枪扫射前来参加前几次空袭遇难者葬礼的悼念者。“这就像一个狩猎派对，”心烦意乱的爱德华·拉齐恩斯基告诉休·道尔顿，“我们是鹧鸪，他们是枪。”[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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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发给外交部的几封敦促英国立即采取军事行动的紧急电报中，肯纳德大使写道：“（德军）对平民使用机枪是家常便饭。”[8]一名在波兰执行军事任务的年轻英国军官回到伦敦，请求他的上级帮助波兰。英国政府对这些请求充耳不闻，外交次大臣拉布·巴特勒（Rub Butler）[9]告诉下议院，没有确凿证据表明德国人轰炸了波兰的非军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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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9年9月4日的战争内阁会议上，英国空军参谋长西里尔·纽瓦尔爵士（Sir Cyril Newall）反对任何让英国皇家空军协助波兰的提议。[10]他称，英国的飞机必须留着备用，以防法国或英国受到攻击。他的言论引起了新上任的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的强烈质疑，他认为内阁应该更关注眼下的袭击。丘吉尔敦促法国军队和英国皇家空军立即进攻齐格菲防线，这条防线是德国面对法国的一系列防御工事。然而，他的提议被忽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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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几个轰炸德国军舰的失败尝试外，在冲突的头几个月里，英国对波兰的所有防御是在德国上空投放了数百万的传单，告知德国人民他们“无法进行持久战”[11]，而且处于“濒临边缘”。据英国的《每日电讯报》报道，一名飞行员驾驶一架传单飞机提前两小时返回基地，报告说他已按命令飞越敌方领土，并空投了传单。他的指挥官问：“你的意思是说，你把它们扔出去的时候，还是捆成捆的？”[12]当飞行员说是的时候，高级军官吼道：“上帝啊，老兄，你可能已经杀人了！”不管是真是假，这个故事反映了大多数英国人对传单活动的嘲笑态度。莫莉·潘特-唐斯（Mollie Panter-Downes）在《纽约客》上称之为“第三帝国每月传单俱乐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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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议院，许多议员对政府的行动感到震惊。爱德华·斯皮尔斯怒气冲冲地对空军部长金斯利·伍德说，空投传单是“可耻的”[14]，只不过是一场“针对毁灭整个国家的残忍敌人发动的五彩纸屑之战”。英国“组织这样的‘狂欢节’是在自嘲”。这样的举动对希特勒的影响无异于“在一个杀人狂最疯狂的时候给他上了一堂关于行为举止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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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齐恩斯基给斯皮尔斯提供了一份被德国轰炸的波兰城镇和村庄名单，斯皮尔斯告诉伍德，他计划在下议院就英国对波兰人缺乏支持的问题公开发表意见。伍德建议他重新考虑，说他正在触及一个军事战略问题，因而涉及国家安全。英国的指挥官们认为，空袭对波兰人没有帮助，只会刺激德国人报复。斯皮尔斯回答说，他并不建议英国皇家空军飞到波兰。但是，攻击德国的机场和通信设施显然可以减轻波兰的压力。无论如何，斯皮尔斯厉声说道：“当我们连德国都没有轰炸的时候，怎么能证明首相说过我们会立刻全力以赴支援波兰呢？”[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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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受到伍德国家安全观点的影响，斯皮尔斯决定不在下议院发言。尽管他不接受不采取行动的理由，但他不想冒危及英国安全的风险，不管这种风险有多小。“现在我很后悔保持沉默，”斯皮尔斯后来写道，“不管怎样，如果我们做些什么，波兰人会觉得，有人愿意冒险帮助他们。”[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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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斯皮尔斯告诉利奥·埃默里他与伍德的谈话时，埃默里讲述了自己与空军部长会面时的遭遇。众所周知，德国著名的黑森林里藏有军工厂和军事设施，埃默里敦促伍德向该地区投掷燃烧弹。结果伍德惊恐地看着他。伍德喊道：“你知道这是私人财产吗？怎么，你是让我下一步就轰炸埃森（鲁尔的一个工业城市）！”[17]埃默里“生气地走了”，他说，至少“我们可以……让德国人民意识到他们在打仗，而不仅仅是平静地观望希特勒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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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同一时间，希特勒向他的将军们发出指令，宣布德国取得战争胜利的“最大危险”[18]是“脆弱的鲁尔地区。如果德国工业生产核心区受到打击，德国战时经济会崩溃，从而削弱军事抵抗能力”。然而，只要张伯伦继续掌权，鲁尔地区就不会受到英国轰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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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立无援的波兰人在德国空军和装甲部队的包围下，奋力抵抗德国的闪电战，尽其所能地对抗一场前所未有的残酷战争。1939年9月10日，波兰8个陆军师在华沙以西的布祖拉河对岸发起反攻。3天里，他们击退了德国第8集团军，仅用一个师就俘虏了1500多名德国人。波兰人一直努力坚持到9月17日，也就是法国的条约义务要求对德国进行报复性攻击的那一天。那一天到来了，苏联从东部入侵波兰，法国什么也没做。波兰武装部队知道自己的国家已经在劫难逃，于是向边境进发，决心重组，然后从外部继续战斗。在13个德国步兵师的包围下，华沙日夜遭受炸弹和炮弹的袭击，但华沙人民仍然坚持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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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英国，政府和媒体对波兰人民所承受的苦难表达了深深的敬意。《泰晤士报》宣称：“在波兰人殉国的痛苦中，他们也许会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安慰，因为他们知道，不仅他们在西欧的盟友，还有全世界所有文明人，都对他们表示同情和尊敬。”[19]1939年9月20日，英国广播公司向华沙人民播送了一则消息：“全世界人民都钦佩你们的勇气……我们——你们的盟友，打算继续为恢复你们的自由而斗争。如果可以，请回复这条消息。”[20]不屈不挠的华沙市长斯特凡·斯塔琴斯基（Stefan Starzynski）明确表示，华沙需要的是行动，而不是鼓励。“英法两国什么时候才能有效地帮助我们摆脱这种可怕的局面？”他问，“我们正等着呢。”[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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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华沙落入德国人手中，10月5日，希特勒控制了波兰全境。与此同时，英国国王陛下的政府宣布，完全有意让波兰重获自由，但这个承诺直到德国最终被击败都没有实现。在给英国驻外大使馆的电报中，英国政府解释道：“用数百架英国飞机来应对德国的空袭，意味着会取得巨大的成功，但（这也意味着）损失不可避免。这些飞机将更有效地应用于西部前线。”[22]对许多英国人来说，这是一个无法接受的理由。“这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可怕的事件，”《曼彻斯特卫报》社论称，“不管借口是什么。”[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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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于1939年9月10日被派往法国的英国远征军来说，也是一场虚假的冲突。由4个正规步兵师组成的英国远征军，在法国和比利时边境安营扎寨，阵地在马其诺防线以北，距离最近的德国部队有100多英里。英军指挥官没有任何进攻德军的计划。法国人也没有，他们指望马其诺防线——一个布满带刺铁丝网、碉堡和坦克陷阱的280英里长的地下堡垒，来阻止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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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什么样的战争，什么样的游戏？”[24]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威廉·L.夏伊勒在一次播自处于和平环境的德国的广播中逼问道。夏伊勒的问题有多种答案：对英国军队来说，这是一场“无聊的战争”；对法国人来说，这是一场奇怪的战争；在美国，这场战争被称为“虚假战争”。所谓的“西部战线”，到处是一派田园风光的和平景象：牛在地里吃草，法国农民在地里收割庄稼。在指挥英国第一批装甲部队的罗杰·埃文斯少将看来，这是一种不光彩的战争方式，“与东线的伟大战斗形成了不光彩的对比，在东线，波兰虽然拼死抵抗，但被大量德国的强大武器击溃了”[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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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英国军团的两名指挥官艾伦·布鲁克（Alan Brooke）和约翰·迪尔（John Dill）将军来说，缺少行动是天遂人愿，因为在他们看来英国军队完全不适合作战。英国军队自1930年以来就没有举行过大规模的军事演习，用一位观察员的话来说，“它纯粹是一支阅兵场上的军队”[26]。除了训练不足外，部队所需战略物资（卡车、野战炮、无线电、重型火炮牵引车、防空炮和弹药、反坦克炮、迫击炮、机枪和运载工具，尤其是坦克）严重短缺。当德国人用他们的坦克和机械化步兵横扫波兰时，英国还没有有效的中型或重型坦克，直到1941年才有了大量坦克。正如伯纳德·劳·蒙哥马利（Bernard Law Montgomery）少将指出的那样，缺乏现代坦克尤其令人愤怒，因为这种坦克是英国发明的，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用于对抗德国人。[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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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克将军在战争后期受命指挥整个英国军队，10月初，他在日记中写道，由于缺少装备且士兵训练不充分，他和迪尔“非常沮丧”[28]。布鲁克补充说，英国“正以三心二意的态度面对这场战争”。他的结论是，政府派远征军去法国并不是为了打仗，而是作为一种公关姿态，表明正在采取一些行动，尽管这些行动是那么微不足道。“最令人沮丧的是，盟军总司令部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些困难有多大！”[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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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哥马利在法国接管了陆军第三师的指挥权，他用更有力的语言描述了政府的无能，称其为“可耻的”[30]和“不道德的”。后来他写道：“我厌恶发生的一切。当德国吞并波兰时，法国和英国裹足不前；当德国军队向西挺进时，显然准备攻击我们，我们依旧按兵不动。我们耐心地等待着被攻击，在这段时间里，还不时地用传单‘轰炸’德国。如果这是一场战争，我就无法理解了。”[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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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英国陆军和英国皇家空军都没有参战，在战争开始的最初几个月里，只有英国皇家海军参加了真正的战斗。恰当地说，负责英国皇家海军的内阁大臣是唯一一位在战争中重组了军务的英国官员，他还要求所辖部队对敌人采取迅速而有力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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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接受海军大臣一职的那一刻起，温斯顿·丘吉尔就表现出一种特殊的紧迫感，与仍在上午11点到唐宁街开始工作的外交部官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约翰·科尔维尔抱怨说，他不得不在上午9点30分这个“让人讨厌的时间”[32]开始工作。他说，张伯伦的办公室的运转节奏与和平时期大体相同。“没有不适当的匆忙。一切工作都按照……例行程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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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丘吉尔的风格。他注意到“开战时间对海军来说可能是至关重要的”[33]，于是在宣战的当晚，他就履行了新职务。海军部图书馆立即变成了一个每天24小时运转的作战室，里面有地图和海图，标出了英国及其盟国所有军舰和商船的当前位置。丘吉尔精力充沛，每天工作长达16个小时，他的幕僚和军事指挥官被一大堆要求“今天采取行动”的备忘录淹没了。战争刚开始3天，他就命令海军舰艇护送商船，保护商船免受德军的袭击。当他发现没有一艘海军舰艇装有雷达时，立即下令部署安装雷达。他极力推动加快造船速度，宣称目前的进度“无法让人接受”[34]，还下令对行动迟缓的承包商处以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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