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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暗时刻的反抗：辅佐丘吉尔并拯救英国的年轻人 第十四章 “无所事事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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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或许是在玩战争游戏，但它发出的参战宣言给人民的生活带来的巨大动荡是实实在在的。在数以百万计的城市居民中，有许多是儿童，他们于1939年9月离开家园，这是自1665年大瘟疫以来英国最大规模的移民。[1]房屋被弃，家人分离，事业被毁，学校和企业被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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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国家的大部分人来说，这是一个充满创伤的时期。父母因失去了孩子而感到很失落，孩子们则努力适应农村的陌生人和环境，非常想念他们的亲人和家园。备受宠爱的宠物被惊慌失措的主人扑杀——主人要么将被疏散，要么担心这些动物会被炸弹攻击，不得不出此下策——在兽医办公室外，狗和猫的尸体堆得老高。为了给不存在的空袭所造成的伤亡腾出空间，医院里的病人，包括8000多名结核病患者，都被送回了家。[2]住在海边旅馆的客人被政府人员赶了出来，随后政府人员没收了这些设施供政府使用。虽然议会没有迁址，但一些政府部门就没那么幸运了。数以千计的公务员被迫离开伦敦的家人，因为他们供职的机构被迁到了其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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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对那些生活没有被彻底颠覆的人来说，心理落差也很大。加拿大外交官查尔斯·里奇评论道：“朋友们要么入伍，要么躲到了乡下，要么坐船去了美国，要么在疏散学生。如果你看到一个朋友，你会紧紧抓住他。因为当他离开的时候，就会一去无踪，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他。”[3]《纽约时报》的记者弗雷德里克·T.伯查尔（Frederick T.Birchall）发现，一个没有孩子和狗的伦敦令人感到沮丧。他说：“你必须在一个没有孩子和宠物的小镇上生活一段时间，才能意识到这会给环境带来多大的改变。即使对一个没有孩子的男人来说，这里也成了最沉闷的地方。”[4]另一名记者看着一长串孩子列队走向火车站，若有所思地说：“人们觉得他们未来的日子随孩子们一起进入冬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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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这些混乱令人痛苦，但在战争的最初几天，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值得的，英国重新获得了荣誉，终于站起来对付希特勒。虽然不想打仗，但这个国家还是硬着心肠接受了必要的战争，相信保卫波兰是正确而光荣的事情。正如哈罗德·尼科尔森所说，恐惧“变为决心，忧郁的期待变为欢乐的勇气”[6]。面对长期以来令他们恐惧的挑战，英国人放下了一些矜持，阶级差别消失了。“我们所有人都在一起”的想法扎下了脆弱的根。《国家》（Nation）杂志的所有者兼编辑奥斯瓦尔德·加里森·维拉德（Oswald Garrison Villard）在战争初期写道：“这种合作精神真的很棒。每个人都想尽自己的一份力，每个人都很有礼貌，似乎没有必要在防空洞里张贴布告，说明什么是礼貌。”[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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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团结与合作并没有比9月初阳光灿烂的日子持续得更久。大雨很快就来了，随之而来的还有幻灭。人们想知道，如果英国不打算保卫波兰，那么他们究竟为什么还在打仗？还有其他理由继续这场所谓的冲突吗？如果是这样，张伯伦政府从来没说过它是什么，尽管英联邦领导人和其他人请求，告诉他们英国的战争目标是什么。首相和他的部下们根本不知道如何解释这个问题，首相一直在试图避免战争，即使到了最后一刻，仍然决心避免战争。当哈利法克斯勋爵问亚历山大·卡多根英国的战争目标应该是什么时，卡多根答道，他认为任何可能提出的建议都存在“可怕的困难”[8]。“我想，人们的呼声应该是‘消除希特勒主义’，” 卡多根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但如果希特勒把政权交给戈林呢？同时，操作的过程又是怎样的呢？如果德国现在静待事态发展呢？……我们该怎么办？狂热地扩充军备？扩充什么？我们能坚持到底吗？时间是站在我们这边的。与此同时，德国人在做什么？我们必须试着把这件事想清楚……”这些混乱又困惑的想法就像白厅里流传的五行打油诗一样：“患痛风的政界老头被问到战争的缘由。他长叹一声才开口，‘我跟我的老伙计们正为找它挠破额头’。”[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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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英国缺乏持久的使命感和集体意识，本已深刻的社会分歧随着“无聊的战争”的爆发而继续扩大，形成了巨大的鸿沟。约翰·科尔维尔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场战争并不受社会底层人士欢迎。有人怀疑这是在为富人的利益而战。”[10]战争爆发的前6个月里，英国的生活成本上升了近25%，但张伯伦政府无视劳工可能发生骚乱的警告，拒绝了工会提出的提高工资的要求。（克莱门特·艾德礼抱怨道，首相“总是把我们当垃圾一样对待”[11]。）与此同时，政府坚称，上层阶级已经在经济方面做出了牺牲。[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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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知道那些牺牲是什么。食物方面的牺牲肯定没有。虽然工党从开战伊始就要求实行食物配给制，但政府一直拒绝实行食物配给制，认为这是一种不必要的限制，会被德国用作宣传的素材，直到1940年初英国才开始实行配给制。当艾德礼告诉张伯伦自己被要求定量配给的电报淹没时，首相的议会私人秘书道格拉斯的不屑一顾的评论是多么惊人：“当一个人尽力让自己正常生活时，人们就会发牢骚……”[13]但这不是正常时期，基本食品短缺开始出现。人们普遍抱怨富人囤积居奇。伦敦东区的一家杂货店老板抱怨道：“来自伦敦西区的有钱人进来拿走穷人的食物。”[14]一天，一对富有的夫妇和他们的司机来到他的店里。这对男女每人抱起一袋28磅[15]重的糖，他们的司机又要了两袋。“我让他们把所有东西都放回去，给了他们每人3磅糖。”杂货店老板说，“我认为那么做是不对的……他们不给穷人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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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不得不应付糖、培根、火腿、黄油甚至煤等食品的短缺时，富人的生活与以往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南希·特里在宣战后的第一个周末就发现了这一点。她和她的丈夫被邀请去卡姆罗斯勋爵的乡间别墅参加一个射击聚会。特里夫妇以为聚会因战争而取消，就没去赴宴。“让我震惊的是，”南希·特里后来说，“我收到了卡姆罗斯夫人的电话留言……问‘你们什么时候到？’他们在等我们，还没有我们的消息，他们还在玩射击。我不得不写信道歉，‘我以为战争叫停了一切’。”[16]约翰·科尔维尔在他的日记里描述了卡姆罗斯勋爵家里举办晚宴时的情景，卡姆罗斯勋爵的哥哥也是《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老板：“我们谁都没穿正式礼服（表明这是战争时期），但在其他方面，可能与战前的聚会无异——那里有一大群仆人，晚餐丰盛可口，酒如水般流淌。在这个时期，这么做也许庸俗，但人们肯定是愉快地回到了以往的富足时代。”[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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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上层社会的人搬离了伦敦的大房子（他们在离开前举办了被称为“房屋冷却”的派对），住进了城里的豪华酒店。但他们仍然在最好的餐馆里吃熏鲑鱼和鱼子酱，那里的物资不短缺，也没有定量供应。戴着高顶礼帽的门卫仍然在多尔切斯特和萨沃伊（Dorchester and Savoy）的正门增光添彩，尽管萨沃伊酒店的总经理在战争爆发时脱下了高顶礼帽和礼服，并在整个战争期间都穿着西装、戴着圆顶礼帽，他仍震惊了在场的客人。康诺特酒店（Connaught）的下午茶仍供应草莓和奶油，皮卡迪利大街（Piccadilly）的斯科特餐厅（Scott’s restaurant）的菜单上有8种不同的牡蛎。在战争初期，伊夫林·沃（Evelyn Waugh）想找一份与战争相关的工作，但花了一个上午还是徒劳无功。[18]在圣詹姆斯俱乐部，他就着半瓶白葡萄酒和半瓶波尔多葡萄酒，吃了半打牡蛎、半只松鸡和整只鹧鸪以后，精神振奋。大约在同一时间，奇普斯·钱农带着妻子和一些朋友去丽兹酒店吃午餐，正如他在日记中所写的那样：“那里已经变得非常时尚……在战争时期，丽兹酒店总是很热闹，因为我们都不做饭。”[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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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宣战时关闭的电影院和其他娱乐场所在没有炸弹袭击的情况下迅速重开。像使馆俱乐部、巴黎咖啡馆和四百俱乐部这样受欢迎的夜总会都挤满了人。这些娱乐场所所有者对战争的唯一让步就是不再要求人们正式着装，许多顾客穿着制服。在伦敦劳斯莱斯展厅的橱窗里，一块不起眼的小牌子上写着“一切如常”[20]。初次参加上层社会社交活动的少女们仍然在舞会上跳舞，乡下的一些绅士们仍然骑马去打猎，尽管据说政府已经为军队征用了所有的猎马。狩猎爱好者坚称他们是爱国的，一位猎狐大师在写给《马与猎犬》（Horse and Hound）杂志的信中说，如果完全停止狩猎，“纳粹将会欢呼，因为证明这里的情况不太好”[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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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上层社会一如既往地举办活动，但当那些他们认为不如自己的下层阶级试图加入派对时，一些上层社会成员却表示反对。在《旁观者》中，哈罗德·尼科尔森描述了一个“小兵团的少校”[22]如何把一个男人从伦敦一家豪华餐厅赶出去，因为那个男人穿着一件普通二等兵的制服。在给编辑的一封信中，剧作家圣约翰·欧文（St. John Ervine）忽略了对隐私的轻视，转而攻击尼科尔森，因为他居然胆敢说有个“小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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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富人并没有完全摆脱与没有特权的同胞的接触。由于战争开始时，大量的儿童从城市中撤离，贵族和乡绅们发现，他们需要为来自伦敦东区和其他大城市贫民窟的年轻人提供住所。温斯顿和克莱门汀·丘吉尔、罗纳德和南希·特里、阿索尔公爵和公爵夫人、康诺特公爵、阿斯特夫人、比弗布鲁克勋爵都和这些年轻的撤离者分享他们的乡间庄园。对于许多上层社会的人来说，这是一次大开眼界的经历，迫使他们直面英国的极度贫困，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此前是被保护起来的。奥利弗·利特尔顿是一位富商，也是哈罗德·麦克米伦在伊顿公学的同学。他回忆说，31个来自城市的孩子被安置在威尔特郡宽敞的乡下居所时，他是多么震惊。他写道：“我做梦也没想到，英国的孩子们完全不知道最简单的卫生规则，他们把地板和地毯当作合适自己便溺的场所。”[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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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的乡村豪宅和乡下中产阶级的房子里，其他人被来自贫民窟的孩子们吓坏了。临时病房中的孩子们的卫生习惯很差，他们说话粗俗、无视餐桌礼仪、尿床，肮脏的身体上满是虱子。一些成年人认为这些孩子的行为是对自己的侮辱，没有意识到许多孩子之前住在没有卫生间或浴室的公寓，也不习惯使用它们。然而，尽管家里的情况可能很糟糕，但大多数撤离者由于失去父母很失落，渴望回到城市。罗纳德·特里谈到住在他位于牛津郡的乡间别墅里的学龄前儿童时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来没有看过这个国家。他们被它的寂静吓坏了，即使是最平静的母牛也让他们害怕。他们也非常想念家人和朋友。”[24]剧作家兼小说家伯纳德·科普斯几十年后回忆起，当妹妹和他被从伦敦东区带到乡下时，妹妹罗斯（Rose）是怎么对母亲尖叫的：“我想和你在一起！我要和你一起死！”[25]伯纳德说：“罗斯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也从来没有离我妈超过6英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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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出发点是好的，但疏散孕妇和带小孩的母亲的政府的疏散计划是一大败笔。在战争爆发前一年多里，官员们一直在为大规模疏散民众的可能性做准备，但所有的计划都是秘密进行的。政府希望在1939年9月3日前避免发生冲突，希望不会出现一个国家准备开战的局面。因此，议会和媒体从未就撤离计划进行过辩论，也没有人质疑这种史无前例的疏散计划的潜在问题。在他们的准备工作中，官员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让撤离人员安全离开城市的机制上。几乎没有人考虑到妇女和儿童离开后会发生什么。在开战前的几个月，被选为接待地区的农村城镇和村庄曾向政府申请资金，为撤离人员的涌入做准备。直到1939年8月下旬政府才拨付这笔资金，而且几乎没有制订严密的计划。[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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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随意、草率的做法导致了混乱。在很多情况下，当孩子们登上火车或公共汽车逃离城市时，他们、他们的父母和组织者都不知道他们最终会在哪里落脚。当孩子们到达目的地时，兄弟姐妹们经常被当地的疏散官员分开。学生们也一样，他们和老师作为一个整体出行，希望在新的环境中重建他们的学校。伦敦一所男校的学生最后被分散安置在方圆50平方英里的各个村庄，他们的老师花了好几天时间才找齐他们。[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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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接待区，没有安排儿童与临时监护人配对的程序，也没有检查临时监护人是否适合做代理父母。年纪小的撤离者在旅程结束后，经常被带进村庄的礼堂，在那里，当地居民聚集在一起做出他们的选择。一位观察家评论说，这一幕“让人想起早期罗马奴隶市场和塞尔弗里奇廉价商店”[28]。一名当时5岁的撤离者说，她感觉自己像“赶集日里的一只羊”[29]。彬彬有礼、干净整洁、穿着漂亮的孩子通常最先被带走，年龄较大的男孩和女孩也是如此，他们看起来可以在寄宿的农场或家里帮忙。组织者让那些没有被选中的孩子们按高矮排成队，挨家挨户地走，催促居民们收留其中一个或多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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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配对组合也很成功。许多撤离者对他们的监护人越来越依恋，战后多年里他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然而，在许多情况下，有些撤离者的经历是不愉快的。对于他的监护，一个来自伦敦东区的男孩说：“他们养我只是想要我的生活费。所有的食物都给了他们的孩子。情况变得如此糟糕，当妈妈出去时，她会用一根细绳量那条面包。”[30]一位来自伯明翰的女孩被迫为收留她的老妇人做饭和打扫卫生，她后来回忆道：“我感到孤独、恐惧、屈辱、愤怒，我不断地被告诫……我经常给家里写信，恳求父亲来接我，如果他来的话，我会亲吻伯明翰的街道。”[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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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临时监护人像他们中的许多人那样，以同情和友好的态度接待撤离者，让完全陌生的人在他们的房子里连续住上几个月，这种压力几乎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善意被侵蚀。一位老师和她的学生被送到赫特福德郡的一个村庄，她给家里写信说：“我们受到了最热烈的欢迎。不过，现在新鲜劲儿过去了，孩子们不再那么像天使了，女主人也不再像圣人了。”[32]最后，因为自己想解脱，许多监护人急于摆脱撤离者。一位住在牛津郡罗纳德·特里和南希·特里家附近的著名大律师，经常走在村里的街道上，给那些想返城的撤离者发钱。[33]伊夫林·沃讽刺地说，在《打出更多的旗帜》（Put Out More Flags）一书中，其中一个主要角色是乡绅的妻子，“她从事宿营官的志愿工作，4个月后，她从农村最受欢迎的女性之一变成一个恐怖人物。当看到她的车驶近时，人们会通过隐蔽的撤退路线，穿过侧门和坚固的院子，逃到雪地里，藏到随便什么地方来躲开她的劝说，‘但你肯定还能再收留一个孩子’”[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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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1940年1月，人们不需要逃亡了。对于大多数早期的疏散计划的参与者来说，这一史无前例的社会实验已经走到了终点。由于没有炸弹落在城市里，大多数撤离者决定回家。但当许多孩子回来后，发现自己的学校关闭了，一些学校被政府征用，另作他用。尽管他们的父母向当地教育委员会提出请求，但许多青少年整个学年都没有接受任何教育。结果，在一些城市里，一群不守规矩的孩子在街上游荡了好几个月，除了惹麻烦之外，几乎无事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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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参战后的第一个冬天是一段黑暗、阴郁的时期。1939年12月雨下个不停，接着到1940年1月，一场强烈的寒流侵袭了这个国家。事实上，这是20世纪以来最寒冷的冬天。泰晤士河有8英里的河段被冻得结结实实，大雪使旅行变得危险。村庄和城镇数日无法与外界联系，水管冻裂，煤炭严重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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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电使情况更糟，用一位史学家的话说，这场战争最令人憎恶的破坏是“比这场战争的任何其他单一特征，更彻底地改变了生活条件”[35]。在虚假战争时期，夜间在伦敦街头行走比上法国前线危险得多。到1939年底，只有3名英国士兵在战争中丧生，而在英国国内，交通事故夺去了4000多人的生命，其中三分之二是行人。[36]一位著名外科医生在《英国医学杂志》（British Medical Journal）上宣称，德国通过恐吓英国政府采取封锁政策，在没有派出一架轰炸机的情况下，成功地每月杀死600多名英国人。[37]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截至1939年12月底，近五分之一的英国人曾卷入与停电有关的事故。[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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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府规定，路边石、尖角、路灯柱、台阶和汽车的踏板都要漆成白色，而树干则要漆上3个白色的圆环。但是，即使采取了预防措施，成千上万的人还是继续在这陌生、危险的黑暗中摔倒或绊倒在障碍物上。《纽约客》的作家莫莉·潘特-唐斯说：“人在实行灯火管制的时候出来就像掉进一口漆黑的井里。”[39]作家乔治·比尔德莫尔（George Beardmore）每天晚上在漆黑的夜里步行回家时，都会想起鼠疫肆虐的年代。“所有街道都空无一人，仿佛瘟疫来袭，运尸车每天收集遇难者的尸体。没有孩子玩耍，没有人倚靠灯柱，没有声音……这一切似乎都是非常丢脸的，因为我畏缩着等待死亡从天而降。”[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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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者认为，停电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降低了工作效率，打压了公众的士气，却没有带来任何好处。例如，他们说，德国轰炸机不需要伦敦的灯光来确定城市的位置，因为泰晤士河将伦敦一分为二，夜晚从空中俯瞰，泰晤士河像条银色的缎带一样闪闪发光。（战后，一名德国飞行员也认为灯火管制并不是一种有效的保护措施：“如果没有其他东西可以看，那么无论是一盏灯，还是一组灯，对驾驶飞机都没有任何帮助。”无论如何，由于探照灯密集，即使在很远的地方，飞行员也很容易发现伦敦的大致位置。）[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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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斯顿·丘吉尔是对灯火管制最尖锐的批评者之一，他一再敦促内阁放松对照明的限制。政府最终做出了一些让步。到1940年底，某些交叉路口和十字路口恢复了昏暗的街道照明，商店和旅馆的开门和入口标志被允许微微亮起，行人被允许携带袖珍手电筒，以便在空袭中关闭。但人们在伦敦和其他主要城市的街道上夜游，仍然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不仅是因为潜在的交通事故，还因为强奸和抢劫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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