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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视上帝：大战中的英国 第二章 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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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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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8月5日上午，报纸上登载了博柏利（Burberry）为军官设计的战壕风衣的广告。广告主角是一名布尔战争的老兵，在新近发生的敌对状态下，这类老兵可以被授予从总司令到中尉的所有军衔（士官和其他军衔的军士只能穿胶布雨披）。博柏利还可以在四天内提供“现役配套服装”。另一则广告恳请本土防卫军的军官购买越野汽车，每辆只需275英镑，这些汽车可以承受“最恶劣的使用环境”，可以在“最陡峭的山坡上行驶”，每加仑汽油可以行驶20英里至24英里。[1]几天之内，报纸上还宣传说，“被国家接纳入伍的负有保卫和进攻职责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携带一瓶J.克里斯·布朗的利眠宁”，可以在药剂师那里买到，价格为2先令9便士，对“治疗腹泻、痢疾、腹绞痛和其他肠道疾病有特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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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军官阶层提供佩枪的韦伯利&斯科特（Webley & Scott）将价格从5基尼上调至10英镑，这惹恼了议员。该公司声称，它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它不得不向工人支付15%的奖金，而且钢铁的价格已经上涨了15%。后来，在评论1918年选出的议会时，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说：“很多冷酷无情的人在战争中似乎表现得很好”，其中一些最冷酷无情的人曾在战时的“商人政府”中效劳。[3]在英国这样的重商主义社会中，这是不可避免的：无论如何，这场战争都将是历史上最伟大的销售机会。然而，这些广告并非总是能够打动顾客。在战争爆发的第一个下午，J. C.科尔-福克斯（J. Ker-Fox）少校参观了供应陆军和海军军需品的商店，“看到数以百计的人（不分男女）在那里囤积成吨的食物，这让他感到恶心”。由于英国正在为“国家的生存”而战，少校呼吁“政府应当没收这些私人商店，并对囤积食物的自私自利的无耻之徒处以罚款和监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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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地图大卖，因为这些地图可以让平民百姓了解前线的情况。诺思克利夫推出了一本新的期刊《世界大战》（The Great War），对每周的大事进行记录。《泰晤士报》每周出版一次战争史画报，并为订阅者设立了电话新闻服务，这样一来，在没有收音机的时代，当消息抵达印刷所广场时，他们可以立刻收到消息。但是，由于费用为每周1基尼，并且由于电话系统的容量有限，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获得这项服务。人们对新闻的需求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在战争的第一个星期，纸的消耗量增加了25%，新闻纸从每磅一便士上涨到了每磅一便士三法新[5]：十周的供应量突然变成了仅可以使用六周。虽然当时没有考虑实行配给，但是，这个国家对新闻的渴求增加了这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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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第一天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狂热的爱国潮。那天早上，格雷要求维利尔斯转告比利时外交大臣，“国王陛下的政府认为正在进行共同抵抗德国的行动，而且根据1839年的条约，这个行动是正当的”。[6]英国为了保护自己的荣誉而战，为了信守对比利时的承诺而战，为了加入（作为其外交行动的结果）其朋友法国的行列以抵抗德国对法国的挫败而战，从而阻止德国进入英吉利海峡，以此巩固英国的国家安全。“我惊奇地发现，”伯特兰·罗素记录道，“每一个普通的男人和女人都对战争的前景感到欣喜。”[7]但是，一个奇怪的持不同政见者站了出来：那天早晨，中立联盟（几乎不再听到它的发声）在《公民日报》（Daily Citizen）上刊登了一则广告，敦促所有英国人“负起自己的责任”，反对“一场邪恶且愚蠢的战争”。[8]然而，其他报纸却坚定地支持战争。在那天早晨的《泰晤士报》上，亨利·纽伯特（Henry Newbolt）——他是“今夜，令人窒息的寂静就在眼前”的作者——发表了一首题为《守夜》（The Vigil）的诗，诗歌以欢呼惊叹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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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是圣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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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心深处的神殿前燃烧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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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爱你名字的嘴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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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专注奉献他们的希望和你的希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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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以同样澎湃的激情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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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回忆告诉你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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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过去的你，现在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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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你那古老的力量武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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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前！愿上帝捍卫正义！[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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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壕堑战的第一个冬天扑灭这种基调之前，拥有一点点诗歌才华的鲁珀特·布鲁克（Rupert Brooke）就采用了这种基调：这是1914年8月民众普遍存在的情绪。然而，第二天，随着现实的到来，《泰晤士报》写道：“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保持头脑清醒，保持冷静。平静而严肃地做好你的日常本职工作。不要沉溺在激动兴奋或愚蠢的示威游行之中。”[10]这个国家有海上霸权撑腰，它认为自己知道战争的结果将会是什么样的：在一些战役中，德国海军被摧毁，德国陆军从两条战线被赶回国，人民因饥饿而屈服，这是以夸张的方式重演布尔战争。8月13日，当丘吉尔行至雷丁时，汽油用完了，他走进一家当地俱乐部，俱乐部的成员们欢呼起来，“高唱《去征服吧，大不列颠》”。[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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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牛》杂志曾在战争的早期阶段要求将塞尔维亚从地图上抹去，它嗅到了商业需要，很快成为声音最洪亮的战争拥护者。8月15日，经过重新设计后，该杂志再次亮相，在封面上，一名海员的帽子上印着“约翰牛”和“皇家海军胜利”号。一篇名为《英国最伟大荣耀的黎明》（The Dawn of England’s Greatest Glory）的社论勉励每个英国人都要“全副武装”。它继续写道：“不一定非要成为一名士兵，但一定要拿出勇气来。”[12]关于《约翰牛》的编辑霍雷肖·博顿利的传说大多是自我美化和渲染，例如，传言他的生父是查尔斯·伯兰德拉福（Charles Bradlaugh）。伯兰德拉福是一位自由党议员，六年来一直拒绝进行宗教宣誓以担任他赢得的下院议员职位，而他和伯兰德拉福的相貌颇为相似。[13]博顿利于1860年出生在贝思纳尔格林（Bethnal Green），他在孤儿院度过了童年的部分时光，之后，他创办了一家出版公司，被撤销了关于欺诈罪的指控，投资金矿股赚了一大笔钱，成为一名花花公子和赌徒。而后，他担任自由党议员，在1912年宣布破产时不得不离开下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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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牛》将成为沙文主义和猛烈抨击匈人[14]的主要机构，而博顿利将领导大规模的募兵活动，在300多个公开会议上发表演讲。1915年3月，他在《星期日画报》上开辟了一个专栏，很快，他便成为当时主要的政治煽动家，受到民众的喜爱，但遭到知识分子和精英的痛恨。在未被崇拜他的公众察觉的情况下，博顿利继续不道德的私人行为。他的报应在战后到来，在一次与法律和秩序力量进行的对抗中，他失败了，被判犯有欺诈罪。在战争期间，他是这个国家最自吹自擂的爱国者之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告诉朋友亨利·休斯顿（Henry Houston），“这场战争将是我的机会”，在被狂妄自大致命性地击倒之前，他是对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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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店主挂起“欧洲版图重划期间照常营业”的招牌来表现他们的幽默感，但和其他人一样，他们很快就会发现“照常营业”已经结束了。[16]农民们最早体验到了这种情况。陆军部征用了大量的马匹，这让东部各郡陷入了困境——那里的农业以耕地为主——因为这些马匹都是在收获季节被征用的。阿斯奎斯下令停止这项工作，同时停止征用拖运食物和燃料所需的马匹。但是，政府征用了铁路上所有的运马棚车，赛马大会很可能被取消。肯特郡的板球俱乐部委员会表示，坎特伯雷板球周将继续进行，但希望公众不要误以为“他们对影响国家的严重危机漠不关心”。[17]在对阵萨塞克斯郡的比赛中，肯特郡获得了107分，该郡慢速球左臂投手、英格兰板球对抗赛的运动员科林·布莱斯（Colin Blythe）获得了6分：他后来于1917年11月在帕斯尚尔（Passchendaele）战役中阵亡。政府责令萨里郡在战争期间不得在椭圆体育场举办赛事，因为那里被用来进行军事训练。尽管人们在异常情况下想要维持正常生活的表象，但最终不得不屈服于异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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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年龄和阶层的男人都涌向了募兵中心。对许多工人阶级的小伙子来说，吸引他们的不仅仅是战争的刺激（相较于战争而言，他们中的许多人从事的是不需要技术的工作），还因为这份工作提供一日三餐、一双结实的靴子、新衣服和自己的床。人们的热情如此高涨，以至于政府对那些明显不到年龄的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医生们（每让一个人通过体检就会得到半克朗的报酬）也习惯于对他们眼前经常看到的营养不良、身体虚弱的人抱着过分乐观的态度。在英国的一些地方，向达到服役年龄的人提供的慈善或教区援助被中断，迫使他们去参军。[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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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官阶层也同样热情高涨。对于一些刚走出校门的人（比如罗伯特·格雷夫斯[19]）来说，这意味着以一种受欢迎的方式告别大学。对于那些生活似乎很乏味或令人失望的人来说，这意味着冒险。公立学校的校友协会在较为出名的报纸上刊登广告，表示愿意帮助校友获得军官资格。那些没什么权势的群体遇到了更大的麻烦：R. C.谢里夫（R. C. Sherriff）18岁，刚刚离开一所很棒的文法学校，在那里，他曾担任运动会的队长（1928年，他的戏剧《旅程的终点》被誉为前线生活的最伟大的代表作之一），他被拒绝授予军官资格，因为一名副官告诉他：“我们接到的指示是，申请军官资格的所有人必须从认可的公立学校选出，而你的学校不在其中。”[20]最后，他在东萨里郡获得了一个军官职位。战争将改变军队中阶级至上的特性，“临时绅士”[21]也可以加入旧有军官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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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些更加深谙世事或更有经验的人来说，他们由于认清了现实，热情慢慢地淡下来：不言而喻的一点是，一部分人永远不会回来了。8月10日，在前往法国之前的告别晚宴上，在卡勒事件前担任陆军大臣的杰克·希利上校对乔治·里德尔爵士说，“死亡人数将触目惊心”。[22]伯特兰·罗素——他后来声称自己预见到了屠杀，而大多数人都没有预见到——回忆道，“战争的前景使我充满了恐惧，但更让我恐惧的是，90%的人在预料到战争造成的屠杀时竟是愉快的。我不得不修正我对人性的看法”。[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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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社会的核心思想是年轻人应当尽忠职守。当皇家音乐学院的院长休伯特·帕里爵士在1914年9月的新学期欢迎学生返校时，他提到了那些“受到荣誉鼓舞而参与和冒险经历军旅生活的人”——包括杰克·莫伦（Jack Moeran）和亚瑟·布里斯（Arthur Bliss）等学生，他们在战争中活了下来，并成为著名的作曲家，以及拉尔夫·沃恩·威廉斯（Ralph Vaughan Williams）等老师，他余生创作的音乐受到了战争经历的影响。[24]他补充说：“我们对他们肃然起敬。当我们看到同胞们以美好和高尚的动机面对现代战争的可怕状况时，我们对他们感到由衷的钦佩——他们为了崇高的理想而甘冒生命危险，有时情况比这还要可怕。”失去亲人的民众是如何在不引发骚乱的情况下承受之前从未体验过的生命消逝，仍然是这场冲突中令人震惊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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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帕里暗示，失去这么多年轻人将会造成损失——虽然他指的是音乐天才，但随着这个国家未来的领导人、教师、艺术家和科学家遭到屠杀，很明显，这个国家也将失去其他领域的许多卓越人才。“我们的学生和普通学校的学生不同。他们有一种罕见而特殊的天赋。他们中的一些人天赋极高，他们的逝去几乎是无法弥补的。这对整个社会来说将是一个特别的损失……这个世界承受不起将这样的生命白白浪费掉，就好像这些生命无足轻重，就如同这些生命并没有给人一种罕见的特殊希望一样。”他问，如果瓦格纳在1849年的德累斯顿骚乱中被杀，那时《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纽伦堡的名歌手》、《尼伯龙根的指环》或《帕西法尔》等歌剧还没有问世，这将意味着什么？但同时，他也提出了一个悖论：“那些愿意为了风险主动献身的人往往是最优秀的人，但这个世界往往容不下这样的人；而那些不主动献身的人，很多不过是游手好闲者、逃避责任者，他们不会有任何损失，甚至会因为被迫面对枪口、了解到获得一些真正艰苦生活的经验对他们而言将是多么大的收获而感到更好、更快乐。”这种主旋律贯穿了接下来的几个月。尽管需要更多的士兵，但自愿参军的人更少了。虽然很多人希望参军，但家人迫使他们不要去，或者雇主告诉他们退役后将失去原来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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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战争初期，普遍盛行的是一种冒险精神：年轻人借来了摩托车，这样他们就可以作为骑摩托车的信使为国效力；一些没有参军的人试图成为战地记者，但因为法国拒绝让此类人士出现在其国土上，这个职业受到了阻碍。年长的人士放弃了退休，这样年轻人就可以离职去战斗了。自8月17日开始登记以来，许多人自愿成为临时警察。几个月后，一支志愿军团——后来被正式命名为“国防志愿军”——纳入了更多的老年人，他们遵循的路线与希特勒战争中国土警卫队奉行的路线相类似。男童子军被招募去做志愿工作，例如保卫电话线路、铁路桥和水库，担任信使，以及后来在地里干农活。女童子军负责协助护士，在医院工作，但也学会了发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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