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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视上帝：大战中的英国 第四章 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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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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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爆发将近一周年之际，这场战争仍得到了公众的普遍支持，不过，1914年8月的狂热早已过去。死亡人数之高，以及英国被重新界定为交战国，使得公众的不安感开始显露出来。全国爱国组织中心委员会敦促议员们在周年日当天于选区的会议上发言。基钦纳希望将8月4日在圣保罗举行的纪念活动变成一次招募集会，但神职人员拒绝了这个建议。年轻人毫无意义地去送死，让无数家庭痛失亲人，这种感觉正在人们的心里扎根，让那些负责指挥战争的人的工作变得越来越困难。即便如此，7月9日，基钦纳在市政厅安排的集会上请求招募更多新兵。“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生死关头的那一刻，所有早期的经历都走向这个时刻，所有未来的结果都由这个时刻推算出来”，他说，“对于每一个英国人来说，对我们国家的存亡来说，这个时刻都是不同寻常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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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提供信息方面对公众进行了严格控制，以至于很多人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事情到底有多糟糕，即使基钦纳曾告诫过他们。直到7月6日，平淡乏味的报纸头条仍在接连报道达达尼尔海峡的英勇战斗，但那天公布了将军伊恩·汉密尔顿爵士于5月20日发出的电报，该电报仍在谈论5月4日之前的事情，表明这次行动是多么的失败。5月31日，政府承认有7500名官兵阵亡，公众开始担心，自那以后，这个数字将会大幅上升。虽然汉密尔顿公开承认军队勇猛作战，却牺牲在计划的无能上，这个计划导致陆军和海军之间缺乏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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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伤和休假的士兵从佛兰德带回了消息，声称他们遭受了新的恐怖战斗。在佛兰德，从4月下旬开始，第二次伊普尔战役已经打了五个星期。德国人在战斗中第一次使用毒气，这是“骇人行径”的最好例证，这场战斗足以与“卢西塔尼亚”号的沉没相提并论。越来越明显的是，随着伤亡名单的公布，社会各方面都受到了影响：牛津大学的夏季纪念活动在肃穆中进行，因为据信该校有8000名校友服役，其中300人阵亡；伊顿公学——该校的一些学生在附近的一家军工厂里轮班工作，每天工作5小时——决定为救护车筹集资金，这是市长夫人们一直在全国范围内做的事情，据估计，在每10名阵亡的陆军军官中，就有1名是伊顿公学的校友。[2]以这些名校优等生的对立面为例，到1915年6月下旬，在19648名通过少管所服役的男孩中，有近600人阵亡：不过，其中3人获得了维多利亚十字勋章，25人获得了杰出行为奖章，20人在电报中被提及。也许最引人注目的是，这些曾经的无赖中有8人被任命为军官。[3]仅1915年5月，军官的伤亡人数就与整个第二次布尔战争的伤亡人数不相上下——前者为2440人，后者为2752人。1916年2月，《泰晤士报》公布了迄今为止阵亡的45位贵族继承人的名单，其中6人的死亡使贵族们失去了继承人，包括国王的私人秘书斯坦福德汉勋爵的继承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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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勃·布思比（Bob Boothby）——战争爆发时，他是一名年仅14岁的伊顿公学的学生——在回忆录中回忆了战争对他这一代人造成的累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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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1918年间，驻法军队的伤亡人数对长大成人的男孩的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这种影响很难被夸大。每个星期天，都会在学院的礼拜堂宣读阵亡者的名字。当我们看到我们年轻时代的英雄们一个接一个地在不远的地方阵亡时，我们对生活的整个态度都改变了。“去吃喝玩乐吧，因为明天你一定会死去”，这句话成了我们的座右铭。新沙佩勒、洛奥（Loos）、索姆河和帕斯尚尔战役深深刺入我们幼小的心灵。如果早逝和血腥死亡显然都是生命不可避免的结果，那生命又有什么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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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距离英国本土越来越近，这让政府做出果断反应的压力变得越来越大。尽管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新闻遭到审查，但是，大量的家庭接到了来自战区的死亡通知，这让各种版本的真相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迅速传播开来。9月7日，齐柏林飞艇突袭了伦敦南部、首都的船坞区和赫特福德郡的切舍特（Cheshunt）。第二天，齐柏林飞艇轰炸了伦敦的法灵顿路，造成22人死亡，86人受伤，这是战争中最具破坏性的一次轰炸袭击；而且还袭击了约克郡的一家粗苯工厂。（1917年，在一项经过深思熟虑的挑战性行动中，法灵顿路61号被重建为齐柏林飞艇大楼。）10月13日，齐柏林飞艇再次突袭了伦敦和东部郡县，造成71人死亡，128人受伤。政客和公众对缺乏防空保护的抱怨超出了审查人员的制止范围，空袭后的第二天，《环球报》在伦敦组织了一次公众集会，由维罗比·德·布罗克勋爵（Wiloughby de Broke）主持，要求采取报复行动。诺思克利夫的报纸抱怨说，目前还不清楚哪位大臣应对保卫伦敦负责——这是在对阿斯奎斯关注枝节问题提出令人惊愕的控诉——而责任落到了身为海军大臣的贝尔福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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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虽然德军希望摧毁英国人的决心，但他们在1915年秋天针对平民的另一项行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巩固了英国人的决心。10月12日，德军枪杀了英国人艾迪丝·卡维尔（她是布鲁塞尔一所护士培训学校的校长），原因是她帮助约200名英法囚犯和比利时平民逃往荷兰。1915年，法国在巴黎枪杀了两名协助德国囚犯逃跑的护士，卡维尔小姐的行动是布鲁塞尔地下网络的一部分，她已经知道自己的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在她被处决几十年后，有人透露说她一直在收集情报。她本可以在1914年秋天离开布鲁塞尔，当时美国安排70名协约国的护士离开，但她选择留下来。在她于8月5日被捕后，英国外交部一直都在关注她的案件，但没有向报界透露细节。英国外交部认为，它对此无能为力。10月7日，德国人开始对她进行审判；11日，她被判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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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驻柏林大使提出了严正交涉，西班牙驻布鲁塞尔公使馆试图干预，但德国人欺骗外交官们说不打算执行判决。德国人违背了在任何事情发生之前与美国人进行讨论的承诺。行政长官冯·德·兰肯（von der Lancken）男爵认为应该暂缓对卡维尔小姐执行死刑，但他必须服从军事当局的命令。他的一个同僚哈里奇（Harrach）伯爵对没有更多的英国女人可供枪杀感到遗憾。这与军事长官冯·绍瓦斯拜克（von Sauberzweig）将军的观点很接近，他下令执行判决。英国圣公会的牧师斯特灵·加汉（Stirling Gahan）被获准在对卡维尔小姐执行死刑的前夕去探望她，赐予她圣餐。他发现她“非常冷静，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5]她说：“我不害怕，也不退缩，我经常看到死亡，所以，对于死亡我并不陌生，它不会让我感到害怕。”在他离开时，她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们还会再见面的。”10月14日，她被处决的消息通过美国大使馆传到了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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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6日，新闻局向报纸发布了一份简报，简要报道了发生的事实，不过将她的死亡日期误报为10月13日。英国最著名的护士之一贝德福德·芬威克（Bedford Fenwick）夫人代表护士行业宣布，卡维尔小姐“光荣牺牲”。[6]在英国，人们强烈抗议德国的“骇人行径”，声称这种行为远远超过了布莱斯的报告中描写的情况，并且与英国更加密切相关，这是德国人送给英国政府的一份宣传大礼，使得政府可以通过描绘残暴匈人的邪恶，努力让民众继续保持对战争的热情。伦敦主教亚瑟·温宁顿-英格拉姆（Arthur Winnington-Ingram）博士——一直以来他都在狂热地抨击匈人，他没有完全了解发生的事情，并且似乎不知道卡维尔已经快50岁了——在特拉法加广场举办的集会上说：“卡维尔小姐遭到了冷血谋杀，这个可怜的英国女孩因为庇护难民而被德国人故意枪杀，在文明世界中，这将和‘卢西塔尼亚’号被击沉一同成为历史上最大的罪行。”[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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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维尔小姐临终时刻的细节，以及黎明时分她在布鲁塞尔郊区的射击场以有尊严的方式面对死亡，都为她的牺牲增添了金色的光环。她还告诉加汉：“但我要说的是，就像我所做的那样，我站在上帝和永恒的面前。我意识到仅有爱国主义是不够的，我不会怨恨和仇恨任何人。”——这句话被刻在她的纪念碑上，纪念碑位于特拉法加广场的北面，是在战争结束后修建的，但修建计划是在她死后即刻制定的。[8]她说，她希望转告家人，她相信自己的灵魂得到了安息，她最后的遗言是：“我很乐意为国而死。”这是一次悲壮的殉道，英国国教将她的忌日定为圣徒的纪念日。一个具有震撼力的传奇被创造出来，证实了英国正在反抗的敌人的邪恶。国际舆论的谩骂令德皇大为恼火，几周后他下令，未经他的允许，不得处决任何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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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异常愤怒。这个事件激起了人们对敌人更深的憎恨，并促使更多的人参军。在海报、书籍、小册子、廉价的惊险小说、电影、诗歌以及几乎所有形式的创作中，人们都在讲述德国人对卡维尔护士实施的邪恶行为。贝德福德的牧师乔斯林·亨利·斯佩克（Jocelyn Henry Speck）给《泰晤士报》写信，宣称：“如果有人对我们尚未入伍的、达到服役年龄的年轻人的骑士精神提出了挑战，那么毫无疑问，从一个英国女人被敌人卑劣处决的事件中，我们看到了这种挑战，一个有自尊心的国家将来对敌人只有一种感情，那就是绝对的憎恶。”[9]牧师斯佩克先生继续说，德国人“谋杀了骑士精神”，200万尚未响应国家号召的年轻人，“如果他们身上的骑士精神和男子气概还没有消失的话”，他们应该立刻参军。他总结道：“这个号召是从坟墓里传来的声音——是布鲁塞尔行刑场上艾迪丝·卡维尔护士的声音。她虽死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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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0日，兰斯多恩在上院代表政府首次就此事做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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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比前几次更可怕、更令人伤感的事件不断震撼着我们，但是，我不确定，在这个国家，除了这位可怜的女士在几个小时前被冷血“处决”外，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件事更能激起公众舆论。毫无疑问的是……由于她的行为，她可能会因为违反交战时普遍适用的法律而受到惩罚——也许是严厉的惩罚。但是，我要毫不犹豫地说，无论如何，她都应该得到宽恕，我相信，任何文明国家都不会拒绝向她给予宽恕，她不仅是一位女性，也是一位非常勇敢和忠诚的女性，一个为减轻其他人的痛苦而付出了一切努力和精力的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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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兰斯多恩发表声明后，以及在英国外交部、美国政府和西班牙政府之间的通信被公开后，《泰晤士报》才开始领导英国当局大肆抨击德国人。10月22日，该报在其社论中若有所思地写道，在感谢美国人和西班牙人的全盘努力时，格雷说，在这个故事中，“恐惧和厌恶”引起了文明世界的共鸣，“军国主义的信徒们”是否能够领会格雷这番话的意思。[11]“在欧洲，除了德国和她的盟国以外，读了报道的人没有一个不感到最深切的同情和羞耻。”该报称，卡维尔小姐“将她的一生献给了最高贵的、女性可以从事的最具女性特质的工作”。她曾拯救过德国人的生命，而她的“慈善”竟以这样的方式得到回报。她说了实话，而逮捕她的人却对她毫无怜悯之心。为她寻求宽大处理的西班牙人和美国人被告知，即使是德皇也不会干涉，不过，在抗议爆发的那一刻，徳皇介入了，要求向另外两名因类似罪行而被同一法庭判刑的女性给予缓刑。留意到卡维尔小姐的遗言，该报宣称：“说实话，她的确是为英格兰而死，英格兰不会轻易忘记她的死……他们杀了她，这无限加深了他们在全世界眼中的耻辱污点。为了推动英国的战斗大业，他们做了一件再好不过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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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不明白他们行为的严重性，于是拒绝了美国人提出的将卡维尔小姐的遗体挖出、交由英国人埋葬的请求。随着中立国家对德国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泰晤士报》认为德国的做法将有效推动英国的战斗大业，这个观点很快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仍对“卢西塔尼亚”号鸣冤叫屈的美国报纸对这个事件反应激烈。在英国国内，从记者到报纸都难以自制地流露出了愤怒之情，这证实了这个事件的宣传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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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斯坦福德汉代表国王和王后给卡维尔小姐的母亲写信，信中说：“两位陛下对夺走您孩子的可怕行径感到震惊。整个文明世界的男男女女，在向您给予同情的时候，也被她的信念和面对死亡时的勇气所打动，对她充满了钦佩和敬畏之情。”[12]10月29日，人们在圣保罗大教堂为卡维尔小姐举行了追悼会，亚历山德拉王后带领着哀悼者，她的儿子（也就是国王，他在前一天视察前线部队时，从马上摔下来，骨盆碎裂，而马滚落到他的身上）和王后出席了追悼会，阿斯奎斯和几位内阁同僚也出席了追悼会。[13]在仪式开始前的几个小时，为公众预留的座位都坐满了人，小贩们站在外面出售这位殉难女英雄的纪念明信片。六百名护士参加了追悼会，近卫骑兵团的乐队演奏了肖邦的葬礼进行曲和选自宗教清唱剧《扫罗》（Saul）的《死亡进行曲》。在追悼会的前夕，政府宣布了卡维尔雕像的位置，从墨尔本到多伦多的许多城市都宣布将纪念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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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卡维尔护士被执行死刑以及齐柏林飞艇的另一波突袭无疑坚定了公众的决心，不过气氛仍然很紧张。有谣言说“国王和王后经常不在白金汉宫过夜，而是偷偷溜到（原文如此）他们在伦敦的一位朋友的家里”，这种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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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维尔小姐成为殉道的象征之际，英国也成了牺牲的象征。英国收到一个消息，在加里波利战役开始时，就在圣乔治日[15]的下午，鲁珀特·布鲁克——玛戈特·阿斯奎斯将他描述为“漂亮的年轻诗人”——在位于希腊斯基罗斯岛附近的法国医疗船上死于败血病。[16]他和玛戈特·阿斯奎斯的继子欧克一同在皇家海军分队服役，在从埃及前往达达尼尔海峡的途中被蚊子叮咬。布鲁克曾被邀请担任伊恩·汉密尔顿爵士的参谋，但他拒绝了，他希望自己能和其他士兵并肩作战。在登船前，阿斯奎斯夫人曾见过他和欧克：“1915年2月26日，在欧克位于布兰弗德的小木屋里，他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用他俊美的眼睛看着我，吻了我，”她在日记中回忆道。晚上，消息传到了唐宁街，当时布鲁克服役的那艘舰艇正在驶向加里波利附近的战斗驻地。阿斯奎斯说：“这件事给我带来的痛苦超过了战争中的任何损失。”[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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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晤士报》错误地报道说布鲁克死于中暑，并描述了WSC——即丘吉尔，布鲁克服役时所在部队的长官——对他的赞赏。“一个声音变得可以听见，一个音符被敲响，比任何其他的声音都更加真实，更加激动人心，更能公正地映射这场战争中并肩作战的年轻一代的高贵品质”，海军大臣写道。[18]“可是，只剩下了回声和记忆，但它们将久久不会消散。”这篇简短的文章埋下了神化这位诗人的种子。“他预料到自己会死；他愿意为他所熟悉的亲爱的英国而死，这个国家是那样美丽、庄严；他带着对祖国正义事业的绝对信念，怀着一颗对同胞毫无仇恨的心，泰然自若地走向死亡。”任何一个人都无法怀疑丘吉尔的真诚，但这是一次绝佳的宣传机会，他抓住了。其他人已经意识到利用文化来开展战事工作的潜在作用，布鲁克的死就是这种潜在作用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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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克曾告诉阿斯奎斯夫人，他预料到自己会死，并欣然接受了这一前景：死亡确实是他为战争书写的5首十四行诗的主题，其中两首诗在他离开英国时发表，所有的十四行诗都在他去世后的一个月发表在《1914和其他诗选》（1914 and Other Poems）中，这也是他名声大噪的原因。战争激发了诗歌的大量涌现，其中的大部分诗歌都非常拙劣，在战争期间，《泰晤士报》几乎每天都刊载一首诗，通常出自有名望的诗人之手。布鲁克的诗一点儿也不拙劣，正如威尔斯所说的那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年早逝并不是一个十足的不幸”。[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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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首十四行诗的开头几行虽然有些铺张，但无疑是真诚的，并且表达了死亡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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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感谢上帝让我们逢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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