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378054 苏格兰民族：一部近代史 [:1706377677]

1706378055 苏格兰民族：一部近代史 第二章 詹姆斯党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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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059 詹姆斯党运动中涌现了苏格兰历史上一些最富个性的人物，也发生了一些最为人所知的事件。这些故事里包括了人称“邦尼王子查尔斯”[1]的查尔斯·爱德华·斯图亚特的人生成败、1745年詹姆斯党叛乱的戏剧性历程，以及高地氏族战士在卡洛登战场上英勇无比的最后一搏。这些故事为后世的传说与传奇提供了大量素材，无数的诗人、小说家、剧作家、电影制作人和乐曲作者在苏格兰詹姆斯党的荣辱兴衰中为自己找到了灵感的源泉，但他们制造的这些迷雾也遮蔽了今人寻找历史真相的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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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061 表面上看，我们很容易为“詹姆斯党”（Jacobitism）一词下定义。这个词源于拉丁语中的“詹姆斯”（Jacobus）一词，因此“詹姆斯党”指代的便是那些致力于推动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的人。自光荣革命以来，斯图亚特家族的詹姆斯七世（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二世）便失去了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王位。从1685年开始，詹姆斯便开始在爱尔兰推行“天主教化”政策，因此到1688年当地的大多数军官已是罗马天主教徒。这一现象立刻令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统治阶级感到警觉，既因为爱尔兰有可能为天主教势力对不列颠岛发起反宗教改革入侵提供跳板，又因为此时欧洲的天主教阵营再次转入攻势。在法国，保障新教胡格诺派信徒免受迫害的《南特敕令》于1685年遭到废除，针对胡格诺派的驱逐行动进入高峰期。相比之下，詹姆斯对宗教异见人士和天主教徒采取容忍措施，其赋予他们民事和宗教权利的做法则被视为可能带来一些天主教上的威胁。一些人甚至怀疑詹姆斯的本意就是要在不列颠恢复天主教的地位。随着他的王后在1688年6月为他诞下王子，这种天主教化的政策似乎注定要随着王朝的延续而继续得到推行。英格兰统治阶级中的部分人士对此无法接受，于是他们向坚定信仰新教的尼德兰王子——奥兰治的威廉发出邀请，邀他前来夺取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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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063 起初，苏格兰仍对斯图亚特王朝效忠。事实上，苏格兰枢密院曾命令邓迪子爵克拉弗豪斯的约翰·格雷厄姆（John Graham of Claverhouse）率领一支军队南下伦敦，为受困的国王詹姆斯解难。然而，詹姆斯本人并无坚决抵抗的意志，随着他在首都一带的政治和军事力量逐渐瓦解，他最终在1688年12月流亡法国。但在苏格兰，詹姆斯的命运并未就此走到尽头。苏格兰对于英格兰革命的正式立场要等到1689年贵族大会在爱丁堡召开时才最终确定。虽然在贵族大会开幕时，爱丁堡主教曾公开祈祷上帝垂怜于詹姆斯，助他重登王位，但在与会代表收到来自两个王位宣称者的信函之后，支持斯图亚特一方的意见迅速落于下风。威廉不但表达了乐于协商的意愿，还强调自己将保障苏格兰的新教信仰。相比之下，詹姆斯拒绝做出任何让步，并对可能拒绝接受他统治的人施以威胁，这一表态实质上无异于政治自杀。因此，贵族大会决定拥戴威廉和玛丽为苏格兰君主的结论早在会议前期便已注定，此时与会代表中仍然坚定支持斯图亚特一方的派别成为少数。事实上，当贵族大会最终决议詹姆斯失去王位时，全场只有四票反对。不过，会议的决定也在苏格兰引发了第一场詹姆斯党叛乱，其领导者正是克拉弗豪斯的格雷厄姆，他在1689年4月登上邓迪圆丘（Dundee Law），举起了詹姆斯王的旗帜。就在当月，威廉和玛丽正式被推举为苏格兰的共治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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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065 1689年斯图亚特支持者发动的第一场叛乱似乎只证明了詹姆斯党运动在光荣革命成功后不久到底有多么不受欢迎。克拉弗豪斯离开爱丁堡时只带了50名骑手，他本想在对政府军发起进攻前广招人马，可最终聚集到他旗下的只有不到2000人。克拉弗豪斯的大多数追随者来自高地西部的少数氏族，低地的大贵族和大土地主则几乎无人响应。当然，苏格兰当地仍有很多人对詹姆斯党的立场持审慎的同情态度，但真正愿意赌上身家性命为统治苏格兰的古老王朝举兵造反的人寥寥无几。不过，在詹姆斯党最初的这场叛乱中，我们仍能发现一些罕见的迹象，表明这场运动将在之后一段时间内对新王朝在苏格兰的统治构成显著威胁。记载1688—1689年事件的编年史常常对克拉弗豪斯的格雷厄姆或“邦尼·邓迪”的事迹投以赞许的目光，后者在珀斯郡的基利克兰基关口取得的胜利淋漓尽致地体现了高地战士白刃冲锋的威力，也在民间歌谣和传说中得到铭记。然而，这场战斗并没有让詹姆斯党运动迎来曙光。邓迪本人在战斗中阵亡，他的部队也伤亡惨重，2500人中有近40%的人战死、负伤或失踪。而在邓凯尔德（Dunkeld）镇爆发的激烈巷战中，他的部队最终被击退，没能攻入低地。最终，詹姆斯党残部在1690年5月1日被政府军骑兵追上，在斯佩河畔克罗姆代尔（Cromdale）的低洼牧草地上全军覆没。在这一时刻，斯图亚特势力在苏格兰的灭亡似乎已经注定。苏格兰的大多数政治精英都对斯图亚特家族态度冷淡，乃至怀有敌意，而在1690年詹姆斯党战败之后，对1688年革命的武装反抗几乎已被扑灭。1691年12月2日，詹姆斯最终允许他的支持者投奔威廉和玛丽。事实上，鉴于这一时期苏格兰人对斯图亚特王朝缺乏兴趣，假如政府的政策更加灵活变通，詹姆斯党的不忠动向本有可能在短短几年内消散殆尽。然而，恰恰是苏格兰政府的政策将在不久后大大助长詹姆斯党的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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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067 推动詹姆斯党势力复苏的一个根本原因是政府试图没收主教的资产，并强行在苏格兰教会推行长老制。对于这一政策，苏格兰一半以上的教士表示拒绝。这些拥护主教制的教士也拒绝向威廉和玛丽及他们的继承人宣誓效忠，因为这违背了他们绝对捍卫神圣的君主继承原则、绝对忠于王权的信条，他们最终被称为拒绝宣誓派（Nonjurors）。一位来自韦斯特罗斯的圣公会牧师邓肯·麦克雷（Duncan MacRae）曾猛烈抨击1689年贵族大会褫夺詹姆斯七世王位的决定为对十诫第五诫的公然违反，这为拒绝宣誓派对苏格兰新王朝的态度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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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069 拒绝宣誓派在詹姆斯党运动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拒绝宣誓派牧师为支持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的主张提供了道德和意识形态基础，让这一运动得以在逆境中生存下去。他们在1690年拒绝与长老教会和解，甚至在1712年也拒绝了汉诺威王朝提供的宗教宽容方案。苏格兰那些支持主教制圣公会的地区也成为18世纪詹姆斯党叛乱争取大众支持的重要策源地。根据估算，在1715年参与詹姆斯党大叛乱的26个高地氏族中，有15个倾向于追随苏格兰圣公会，还有5个氏族支持包括苏格兰圣公会在内的多个教会。苏格兰低地的信仰版图也遵循了类似的规律。詹姆斯党的支持者集中分布在低地东北部的安格斯、阿伯丁、班夫和金卡丁等郡，这些郡和珀斯郡一样拥有追随圣公会的传统。天主教会在苏格兰的影响力颇为有限，主要集中在高地西部、赫布里底群岛东北部和南部的部分地区，但这些地方也逐渐发展出一种忠于斯图亚特王朝的强烈意识。詹姆斯七世在位时，天主教徒曾享受过短暂但正式的宗教宽容待遇，但随着针对天主教的惩罚性法律在1689年重新生效，这种待遇走到了尽头。禁止天主教徒担任公职的系统性排挤再度开始，受迫害的信徒只能指望斯图亚特家族带来拯救。对他们来说，詹姆斯最有吸引力的地方不只在于他在1688年制定并维持的宗教宽容政策，还有他在失去王位之后拒绝为政治利益牺牲信仰原则的坚定立场。天主教徒对詹姆斯党运动的参与固然重要，但因为天主教在苏格兰的影响力较小（1750年前后苏格兰只有2%的人口信仰天主教），只有苏格兰圣公会才为詹姆斯党运动提供了决定性的支持。事实上，鉴于1715年参加詹姆斯党大叛乱的26个高地氏族中只有6个信仰天主教，天主教在詹姆斯党运动中的地位很可能被夸大了。即便如此，天主教徒的参与仍为詹姆斯党运动赋予了一种意识形态圣战的色彩，并提供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宗教信念，让詹姆斯党人不会轻易为现实条件的困难所动摇。与此同时，詹姆斯党运动也借此博得了法兰西和西班牙等欧洲天主教势力的同情，并与它们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而欧洲天主教国家的支持对詹姆斯党人的国际信誉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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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071 1688—1689年光荣革命后，在苏格兰推行长老制教会的政策在1690年以后大大刺激了对斯图亚特家族的支持，其他的一些因素也在不久之后令詹姆斯党人在苏格兰的声势更为壮大。如前所述，1690年代的苏格兰经历了长达十年的经济危机。1688—1697年的英法战争对苏格兰的海外贸易造成伤害，威廉政权坚定的反法外交方针对此负有直接责任。与此同时，持续四年的农业歉收在苏格兰的一些地区引起了饥荒，令经济危机在1696年至1699年达到顶峰。在苏格兰低地，粮食短缺、饥荒造成的死亡和大规模人口外流的现象在东北诸郡最为严重，那里正好是苏格兰圣公会信徒的聚集区。对于曾吸引苏格兰贵族、地主、律师乃至工商业阶层投入重金的达里恩远征计划的失败，苏格兰舆论也广泛地将其归咎于伦敦新政府未能在苏格兰殖民者遭到西班牙人袭击时及时提供支援。邓迪叛乱之后，政府原本有意迫使追随詹姆斯党的高地氏族接受和平条件，而政府军在1692年臭名昭著的格伦科（Glencoe）大屠杀中惩罚一个高地小氏族的失败企图，却与前述政策背道而驰。当时，格伦科的麦克唐纳氏族领袖没能赶在1692年元旦的最后期限前向新王威廉效忠，时任苏格兰事务大臣的斯泰尔伯爵约翰·达尔林普尔（John Dalrymple）因此决定对当地人施以惩戒，以儆效尤。政府军本打算用刀剑处死当地所有男女老少，但计划未能成功，只有部分居民直接遭到杀害，麦克唐纳氏族的大多数成员虽然在逃亡过程中深受苏格兰高地寒冬之苦，却仍得以幸存。这场惨剧为詹姆斯党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宣传素材，让他们得以借此宣扬新王威廉的统治有多么反复无常、极尽残忍且睚眦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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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073 到1700年，苏格兰在推翻斯图亚特王室以来的十多年岁月里已经遭遇了持续不断的天灾人祸。当时的苏格兰人笃信神意在俗世事务中的影响力，因此很多人难免认为近十年来的苦难是一种征兆，意味着上帝对苏格兰人在1688年罢黜合法君主的重大罪行极为愤慨。詹姆斯党人借机将1690年代饥荒与经济危机频仍的时期称为“威廉王的灾年”，天主教教士与苏格兰圣公会牧师也向信众发出警告，提醒他们注意苏格兰人接受外国人篡位、驱逐合法君主詹姆斯的悲惨后果。结果，在邓迪的第一场叛乱以耻辱告终仅仅数年之后，詹姆斯党的运势似乎迎来了一轮复苏，看似注定迎来夭折的詹姆斯党运动不但重获生机，还因欧洲天主教势力提供军事支援的承诺和1707年《联合条约》的成效及其引发的后续震荡而越发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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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075 对不列颠的敌人而言，詹姆斯党运动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以在与这个意欲开疆、久战不休的王国的军事竞争中占得上风。1695—1715年，英法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交战，这构成了两大强权争夺欧洲与美洲和印度殖民地的全球竞逐的一个早期篇章。在这场战争中，法兰西君主国试图通过向詹姆斯党人提供陆海军支持，令自己的死对头不列颠一蹶不振。此外，法王路易十四本人也认定，苏格兰人罢黜詹姆斯七世的行径是一桩重罪，构成了对君权神圣性的严重亵渎。他不但为流亡的斯图亚特王室提供了一笔60万里弗尔的高昂年金，还将一座位于巴黎郊外圣日耳曼-昂莱的宫殿赠予詹姆斯。詹姆斯七世（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二世）在1701年去世后，路易立刻宣布他十三岁的遗儿詹姆斯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国王。而对詹姆斯党人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法国——这个当时欧洲最大的军事强权——终于一改数年来的暧昧态度，公开表达了更为强烈的支持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的意愿，这为流亡王室的支持者们提供了重要的政治背书。一旦法国的经济和军事支援到位，詹姆斯党将再次成为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1708年3月，法国试图从敦刻尔克发起一次入侵，将詹姆斯·斯图亚特和一支部队送往苏格兰。尽管在行动早期历经意外（诸如因詹姆斯不幸感染麻疹，部队被迫推迟出发等），这支舰队最终还是抵达了福斯湾，在那里得到了一群詹姆斯党地主的迎接。由于当时苏格兰的政府军兵力极为薄弱，这场入侵绝非没有胜算。然而，当英国海军的一支分舰队出现在附近海域时，法国指挥官决定撤兵。这次行动虽然以失败收场，但表明了只要得到来自法国的陆海军力量支援，詹姆斯党就很有可能对不列颠联合王国的统治构成严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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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077 1707年的苏英合并给斯图亚特支持者的事业带来了重大影响，也在上述那场未遂的1708年入侵行动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如上一章所述，《联合条约》在苏格兰议会之外受到了强烈的抗议，最终也只是因为英格兰方面军事制裁的威胁、政治操纵和个别苏格兰大贵族的个人利益考量才得以通过。因此，两个王国的联合从一开始就在苏格兰不得人心，而随着苏格兰的商业在《联合条约》生效后不久仍深陷困境，经济预期的落空令苏格兰人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与此同时，陷入战事的不列颠政府也为应对不断加重的财政压力，在苏格兰提高税率，乃至对麦芽、盐和亚麻等必需品征收前所未有的新税，为此不惜违反《联合条约》的条款。此外，由于苏格兰政府在官员任命和政治赞助的分配问题上偏袒少数支持者，苏格兰政治精英阶层也对现状颇为不满。对斯图亚特王室的忠诚原本以对王朝政治传统和宗教原则的坚持为基础，但在两国联合之后，詹姆斯党运动已能够以苏格兰民族主义先锋，乃至苏格兰民族自由捍卫者的形象自居。在1715年和1745年两次叛乱爆发时，流亡的斯图亚特王室都在公开的宣言中将本王朝的复辟与废除《联合条约》、恢复苏格兰议会独立性画上等号，“不要联合”成了詹姆斯党旗帜上的通用口号。斯图亚特王朝复辟运动的热心拥护者康沃斯的洛克哈特（Lockhart of Carnworth）就曾主张把废除《联合法案》放在詹姆斯党政治策略的核心位置，因为这一承诺将在苏格兰大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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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079 由此便不难解释，为什么1715年马尔伯爵约翰领导的詹姆斯党叛乱能够获得比1688年邓迪叛乱更为广泛的支持。马尔伯爵手下可供调遣的步兵和骑兵多达10000人，这也是詹姆斯党人在战场上动用的最大兵力。与之相对，阿盖尔公爵率领的政府军只有4000人。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尽管苏格兰低地，尤其是东北地区的大土地主家族在1689年的叛乱中缺席（这一点本身也值得关注），他们却给1715年马尔伯爵的叛乱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索塞斯克（Southesk）、潘缪尔（Panmure）和斯特拉思莫尔（Strathmore）伯爵都成了詹姆斯党人的主要同情者。与此同时，另一场詹姆斯党叛乱在英格兰东北部爆发，令苏格兰和英格兰两地的不满势力有可能结为军事同盟。诚然，从詹姆斯党人的视角来看，1715年举事的前景本应一片大好。但在1715年11月的谢里夫缪尔（Sherrifmuir）之战中，本性谨慎、怯弱且优柔寡断的马尔伯爵未能取得决定性战果，一举击败实力更弱的国王军，令詹姆斯党人彻底失去了主动性。当这场叛乱最终以失败告终时，詹姆斯党运动的士气遭受了沉重打击。他们原本可以把握住难得的机会，却因为领导者的无能而丧失了机会。马尔伯爵的犹豫性格也令詹姆斯党损失惨重，让他们的军事优势毁于一旦。他在举兵后推迟了从苏格兰南部的根据地出发南下的日期，这一抉择对这场叛乱的命运造成了关键影响：“马尔伯爵等了又等。他等待法国人的支援，等待贝里克公爵[2]，等待国王，还总是在等待更多的人应征参军，以保证他的兵力足够强大，万无一失。”[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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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081 1715年12月，詹姆斯党人曾对这场叛乱的胜利如此自信，以至于王位觊觎者詹姆斯本人也在彼得黑德（Peterhead）登陆，但他并没有从法国带来增援部队。詹姆斯在邓迪和珀斯先后举行了盛大的凯旋入城式，这原本要为在斯昆（Scone）[4]举行的加冕礼充当前奏，但他不久后便不得不从蒙特罗斯港仓皇逃离苏格兰。在1715年叛乱狼狈收场之后，一场由西班牙发起的入侵作战又在1719年遭遇惨败，那次行动的目的原本也是要在英格兰和苏格兰挑起詹姆斯党人的叛乱。自古以来，大规模远征行动总是多灾多难。西班牙海域的猛烈风暴吹散了远征舰队，迫使西班牙方面取消了对英格兰西部的入侵行动，最终只有一支偏师抵达苏格兰高地，在斯凯岛对岸的金泰尔（Kintail）登陆，并在格伦希尔（Glen Shiel）之战中被英军歼灭。这里本应是詹姆斯党运动潜在支持者最多的地区，但詹姆斯党人还是在这里被国王军击败，这一结果可谓颇为不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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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083 其他的一些挫折也令詹姆斯党的士气大大降低。在1713年的《乌得勒支条约》中，法国被迫放弃支持斯图亚特家族的复辟事业，流亡王室也不得不离开法国国土。但在此之前，来自法国的支援已日渐减少。从1715年开始，法国的主要决策权落到了摄政者奥尔良公爵[5]手中。与路易十四不同，奥尔良公爵对詹姆斯党运动并无支持之意，此时的他正在争取英国方面承认自己为法兰西的王位继承人，不希望法国对詹姆斯党的公然支持会干扰这一目的。他不但没有为1715年的詹姆斯党叛乱提供支援，甚至还在1719年西班牙入侵期间派兵协助英国。他的继任者枢机主教弗勒里（Fleury）对1726年至1743年法国的外交政策拥有绝大的影响力，此人延续了奥尔良公爵的方针，拒绝向詹姆斯党提供帮助，以免破坏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以来的英法和平局面。随着汉诺威家族继承联合王国君主之位，法国可以通过威胁新王室在德意志领地的利益来制衡英国，与劳师远征支援斯图亚特王朝在海外的苏格兰复辟相比，这一做法显然更为简便。此外，英国政府在斯图亚特流亡宫廷迁居的目的地——罗马拥有发达的间谍与线人网络，他们可以更有效地渗透到王位觊觎者詹姆斯身边，向本国提供关于斯图亚特家族行动计划的具体情报。综上所述，这一时期詹姆斯党运动的威胁似乎已彻底消散，这在英格兰尤为明显，1715年之后，那里的詹姆斯党运动便一蹶不振。保罗·莫诺德（Paul Monod）注意到，尽管当时有四分之一的英格兰乡村士绅仍有可能对詹姆斯党心怀同情，且他们的支持力量在兰开夏等北方郡更为强势，但随着1688年以来英格兰国教会中支持斯图亚特的神职人员遭到驱逐，英格兰詹姆斯党运动失去了重要的领导者和支援。到1730年代，光荣革命的成果在英格兰已不可撼动。在苏格兰，詹姆斯党运动也陷入了低谷。苏格兰政府在1720年代和1730年代遭遇了两次重大危机——1725年的麦芽税骚乱和1736年爱丁堡的波蒂厄斯暴乱，这两起事件对汉诺威王朝在当地的统治构成了显著威胁，但詹姆斯党人并未把握住这些机会，这一点无疑标志着他们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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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085 不过，苏格兰詹姆斯党运动并没有因此走向消亡。很多苏格兰人对斯图亚特流亡王室的支持背后都有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与宗教原因，因此眼前的困难很难让他们彻底放弃希望，这种立场的坚定性在信仰天主教与主教制圣公会的大土地主家族以及失去神职的拒绝宣誓派教士当中尤为显著。在西欧各国还有支持詹姆斯党运动的大量苏格兰侨民，其中不乏知识分子、商人、金融家、银行家和教士，他们经常通过经济手段或人际关系支援留在苏格兰的詹姆斯党家族，这种国际化布局也令詹姆斯党运动在极端恶化的环境中得以延续。此外，与1745年相比，1715年叛乱失败之后，苏格兰政府没有对詹姆斯党人施加残酷的报复，尽管19名苏格兰上院贵族（以及2名英格兰上院贵族）被剥夺私权，最终却只有2人被处死，苏格兰政府也没有全面没收叛乱参与者的地产。在苏格兰，詹姆斯党运动仍然是一个有切实可能性的政治选项。当地在苏英合并和其他很多问题上的不满情绪为詹姆斯党提供了政治资源，而苏格兰詹姆斯党人中又不乏身居要位的人物，导致政府不能采取过于激烈的措施加以打压。贸然推行恐怖统治只会进一步激化反对声音。毕竟，正如卡洛登的邓肯·福布斯所指出的那样，“整个苏格兰只有不到200个绅士能保证自己的近亲里没有叛贼”。[6]不过，苏格兰政府或许对民间的斯图亚特支持者采取了较为宽纵的态度，但对官方感到不满的知识分子的确吃了苦头。那些在1715年叛乱中与詹姆斯党人合作的知识分子受到了系统性的排挤。在东北诸郡和珀斯郡，大量城镇议员、教士、教师、律师、医生和学者遭到解职，其中包括阿伯丁国王学院的院长。那里和阿伯丁的马歇尔学院（Marischal College）一样，都是当时詹姆斯党支持者的聚集地。被排挤的知识分子阶层最终演变成苏格兰反汉诺威舆论的一个重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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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087 1715年以后的詹姆斯党不但保持了政治上的存在感，也是一股依然有可能引起革命性变化的力量。高地的一些重要氏族此时仍支持詹姆斯党运动，正是他们为斯图亚特流亡王室提供了关键的军事支持，令詹姆斯党运动没有在1715年的惨败之后变得无足轻重。詹姆斯党人和高地氏族间的关系颇为复杂。首先，显然不是所有氏族都支持詹姆斯党。苏格兰高地最强大的坎贝尔氏族就坚决反对斯图亚特王室复辟，还有一些追随长老教会的氏族积极支持汉诺威王朝的统治，例如麦凯（Mackay）、罗斯（Ross）、冈恩（Gunn）和芒罗（Munro）。而在那些消极支持斯图亚特王室复辟的氏族当中，实际提供给詹姆斯党的军事支持也不稳定，其力度常因时间、地区而异，不同氏族之间支持力度的差异十分显著。例如，有证据表明，即便在最忠诚的亲詹姆斯党氏族中，对斯图亚特王室复辟事业的支持力度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渐衰弱。在1689年有28个氏族起兵为斯图亚特而战，但在1745年的最后一次叛乱中，举兵氏族的数量下跌到了18个。一些家族因政治和宗教问题上的分歧陷于分裂，只有少数氏族能全盘支持斯图亚特或汉诺威当中的一方，但这也有可能是因为高地氏族认为两边下注才是能够保全本家土地的稳妥之策。因此，以第一代阿索尔公爵为例，他本人虽然坚定地支持了1688年拥戴威廉即位的革命，但他有三个儿子在1715年马尔伯爵的叛乱中投奔了詹姆斯党一方。此外，对詹姆斯党的支持并不局限在高地一带。如前所述，斯图亚特王室在泰河以北地区广受支持，以苏格兰东北地区为甚，当地的一些主要城镇也在其中。不过，高地仍是詹姆斯党势力范围中最为关键的部分，所有大规模叛乱都始于且终于高地，而小王位觊觎者查尔斯·爱德华·斯图亚特在1745年发起的最后（也是最为人所知的）一场叛乱也是从高地开始的。在1689—1691年的叛乱中，詹姆斯党的大部分兵力来自高地氏族，而在1715年和1745—1746年的后续叛乱中，来自苏格兰低地的叛乱者数量显著增加，但高地氏族在那些叛乱中仍充当了主力。氏族战士构成了叛军的第一线突击部队，他们不但在战场上承担了最多的战斗任务，也付出了最为惨重的代价，可谓三场詹姆斯党叛乱中的骨干。这些战士装备轻简，吃苦耐劳，比正规军士兵更为灵活，且严格遵守氏族社会的秩序与规则，为斯图亚特王室复辟事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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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089 1715年叛乱之后，高地氏族中亲詹姆斯党的势力有所减退，但大部分詹姆斯党支持者的立场并未因此改变。苏格兰政府在1715年叛乱后没有对举兵地区采取惩罚措施，这向高地氏族释放了错误的信号，并在当地造成了权力真空，反而增加了叛乱复发的风险。就连那些基于剥夺民权法令遭到没收的财产也在六年后物归原主，高地酋长们为此只需对自己未来的行为做出担保。1719年失败的西班牙入侵行动导致1725年《解除武装法》的颁布，但这部法律对亲政府氏族的影响较亲詹姆斯党氏族更甚。从1725年到1740年最终离开苏格兰时，乔治·韦德（George Wade）将军修建了长达250英里的道路和桥梁，以便政府军在高地行动。这一交通网络也把威廉堡、奥古斯都堡、伯纳拉（Bernera）和拉斯文（Ruthven）等政府用以监控詹姆斯党控制区的基地连接起来。苏格兰政府在高地倾注了如此庞大的资源，正体现了这一地区在詹姆斯党运动中的战略地位。然而，随着政府从1730年代后期开始削减高地要塞的驻军，以集中力量参与另一场欧洲战争（后来被称为“詹金斯耳朵战争”[7]），这一制衡战略的执行力度大为减弱。韦德将军修建的军用道路最终得到了使用，但其使用者却不是当初预想的政府军。1745年，小王位觊觎者正是沿着这些道路飞速推进，率领着他手下的高地战士向苏格兰低地奔袭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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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091 发生在上一场叛乱约三十年之后的1745年叛乱，正值詹姆斯党运动在陷入低潮之后再一次因国际形势的变化而活跃之际。1743年弗勒里去世后，法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大幅变化。随着1740年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爆发，支援斯图亚特王室再一次提上了法国的战略议程。到1743年，英法之间的冲突不断激化，法国最终在当年6月的代廷根战役中被击败，路易十五和他的大臣们因此决定重新使出斯图亚特王室这张王牌，支援詹姆斯党人入侵英格兰，以迫使不列颠从欧洲大陆撤军，乃至彻底推翻汉诺威王朝。准备工作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1744年初，老王位觊觎者詹姆斯·斯图亚特的长子、时年24岁的查尔斯·爱德华·斯图亚特从罗马赶往巴黎，就任詹姆斯党军队名义上的指挥官。这次入侵计划颇具野心：詹姆斯党人将以10000人的兵力在英格兰南部海岸登陆，并在那里与汉诺威王朝军决战。然而，这项计划被一个法国间谍泄露给英国方面（这或许并不意外），令皇家海军得以抢在入侵舰队集结前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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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093 詹姆斯党在1744年的入侵计划最终无限期推迟，这无疑令一心想要复辟斯图亚特王朝以偿父亲之夙愿的查尔斯大为沮丧。或许正是出于这种情绪，查尔斯决定自行前往不列颠领导一场叛乱，以迫使他的法国盟友诚心诚意地提供军事支援，帮助这场针对光荣革命的反正事业取得成功。这无疑是一场大胆乃至鲁莽的豪赌，而查尔斯的抉择也将决定他此后的命运。对查尔斯来说，最佳的登陆地点显然是苏格兰高地西部，这里是詹姆斯党的根据地，也远在敌人的耳目之外。苏格兰的詹姆斯党人曾向查尔斯提出谏言，认为这场叛乱至少需要6000名法国士兵、可供10000人使用的武器装备和一笔3000金路易的军费资助才能成功，但查尔斯不以为意。对于自己军事指挥经验的欠缺，查尔斯显然也毫不在意。1745年夏天，当他在外赫布里底群岛登陆时，他身边只带着少数随从，即所谓的“莫伊达特七忠臣”（Seven Men of Moidart），以及少量武装和4000枚金币。这将是詹姆斯党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一场叛乱，其开端却简朴得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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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095 在初始阶段，查尔斯的冒险气魄取得了惊人的成功。靠着几位重要的詹姆斯党氏族酋长的帮助，查尔斯很快集合了一支2500多人的队伍，快速攻向低地，并在登陆一个月后夺取了爱丁堡，接着在爱丁堡以南的普雷斯顿潘斯（Prestonpans）彻底击溃了约翰·科普爵士（Sir John Cope）率领的政府军。在离开法国仅数周之后，查尔斯就成了苏格兰的主人。这场胜利体现的不只是高地氏族的骁勇善战和乔治·默里勋爵（1745年叛乱中最具影响力的詹姆斯党将领）高超的指挥手腕，苏格兰政府有效应对措施的缺乏也在很大程度上令查尔斯早期的成功成为可能。1745年夏天，苏格兰政府机构几乎陷入瘫痪状态。当斯图亚特家族的旗帜在当年8月飘扬于希尔湖畔的格伦芬南（Glenfinnan）时，政府却将富有作战经验的部队调到欧洲前线，以缓解正面战场的沉重压力，这意味着科普爵士不得不凭区区3000人防御苏格兰全部地区。在苏英合并之后不久的1708年，苏格兰枢密院的废止令苏格兰政府失去了一个探听高地情报的重要机关，形成了长久的隐患。而随着第二代阿盖尔公爵从1737年开始推行土地产权改革，高地氏族的传统权威和影响力遭到削弱，一向为政府在高地西部充当战略缓冲力量的大氏族坎贝尔家也失去了往日的战斗力。因此，詹姆斯党军在格伦芬南和爱丁堡之间势如破竹的进军彻底暴露了苏格兰当局在军事上的致命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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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097 正因如此，在查尔斯的军事会议上，很多将领开始主张暂停进军，巩固詹姆斯党在苏格兰的势力，以让法国人更愿意为下一步入侵英格兰的行动提供军事援助。然而，查尔斯坚决主张立刻入侵英格兰，他的决定最终以一票的微弱优势成为多数意见。但在1745年11月初，当大约5500名詹姆斯党步兵与骑兵越过边境进入英格兰时，战局的形势正不断向不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联合王国政府已经从普雷斯顿潘斯的惨败中回过神来，火速从欧洲战场调遣精锐部队回防不列颠本土。虽然有三艘法国船在1745年秋季携带一些士兵和武器弹药抵达苏格兰东北的斯通黑文（Stonehaven）和蒙特罗斯港（这更像是一种姿态），但法国军队并未如詹姆斯党人期待的那样发起一场入侵。此外，查尔斯也未能在英格兰北部吸引大量詹姆斯党人和托利党的斯图亚特同情者前来投靠，在政治上取得了令人失望的结果。詹姆斯党人事实上只从英格兰詹姆斯党人中动员了一个曼彻斯特团，其成员大多是天主教徒。这最终构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如果看不到法军登陆，詹姆斯党在英格兰北部的潜在支持者便不愿出手帮助，而法军入侵的消息最终没有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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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099 因此，当查尔斯要求手下从德比向伦敦进军时，他在军事会议上只得到了两个成员的支持。那些建议他慎重行事的将领无疑已经通过自己的线人掌握了或真或假的情报，得知三支汉诺威王朝的大军正齐头并进，向詹姆斯党军队扑来。查尔斯的军队最终得以在当年冬季穿越敌对的领土，逃脱敌人优势兵力的追击，平安回到苏格兰，这一耀眼的成就既应归功于乔治·默里勋爵的战术技巧，也有赖于詹姆斯党人过硬的军事素质。然而，在1746年1月于福尔柯克（Falkirk）再一次击败政府军之后，詹姆斯党人开始不断向高地退却，他们将再也无法通过对富饶的低地城镇和诸郡乡村课税来填补自己的军费开支，但这一经济损失只是他们最终走向军事挫败的先声。运送军费的法国船只一直未能突破英国海军的封锁抵达苏格兰，而在苏格兰本地的财源彻底枯竭之后，这一问题对詹姆斯党造成的影响同样致命。最终，在这种濒临破产的绝境之下，查尔斯决定在因弗内斯附近的卡洛登迎击政府军，而非遵从手下一些将领的建议展开游击战。对詹姆斯党来说，因弗内斯是最后一座可以作为据点的城镇，他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守住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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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101 卡洛登战役的结果是灾难性的。1746年4月16日，在坎伯兰公爵的指挥下，汉诺威王朝军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在实质上为这场詹姆斯党叛乱画上了句号，也为后续一系列针对起事的高地氏族的军事、司法和政治迫害拉开了序幕。卡洛登战役当天的几乎所有因素都对查尔斯一方不利。作为詹姆斯党人的最高指挥者，他首先为这场决战挑选了一个对敌人极为有利的战场：卡洛登荒原平坦开阔，天然有利于训练有素的步兵和发射霰弹（或葡萄弹）的炮兵发挥火力优势。而在奈恩，詹姆斯党人对坎伯兰公爵军发起的一场无果而终的夜袭也令氏族战士们筋疲力尽，无法在第二天早上有效作战。或许正是在这一因素的作用下，查尔斯手下五分之一的潜在兵力甚至没有被投入卡洛登的最终决战当中。在数量上，面对拥有约9000名步兵与骑兵的政府军，詹姆斯党陷入了相当于一比二的显著劣势。而在战斗当天，查尔斯迟迟没有下达冲锋命令，导致高地氏族战士组成的脆弱阵线在政府军的精准炮击之下暴露长达一个小时。不过，詹姆斯党人虽然在战斗中溃败了，却没有土崩瓦解。很多幸存者与迟到的参战者在巴德诺赫（Badenoch）地区的拉斯文重新集结，直到查尔斯命令他们各自逃生之后，这支队伍才最终解散。战败之后，查尔斯在高地躲避了长达数月的追捕，最终在1746年9月初逃回法国，这场冒险对他而言就此结束。但对他在苏格兰高地的支持者来说，1745年的失败所造成的创伤还远远没有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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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103 现在，随着坎伯兰公爵手下庞大的正规军在皇家海军的支援下深入高地腹地，詹姆斯党人领地的命运已完全掌握在这支政府军的手中。此时整个詹姆斯党地区事实上已处在军事占领之下，政府军将不会像1715年之后那样，用宽纵的政策错失惩戒詹姆斯党人的良机。那些詹姆斯党氏族的善战和忠诚让查尔斯几乎在苏格兰取得最终的胜利，因此氏族们必须被一劳永逸地打垮。在卡洛登战役期间和之后不久，估计有2000名高地氏族成员遭到屠杀，但如此惨痛的军事灾难依然没有扑灭詹姆斯党人的斗志，那些在拉斯文重新集结的败兵便是证明。这也让坎伯兰公爵意识到，只有在战后断然采用最为残酷的镇压手段，才能彻底消灭这种不可接受的悖逆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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