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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民族：一部近代史 第二部分 1760—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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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历史转折中的苏格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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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8世纪中叶，苏格兰经济已进入了活跃发展的阶段。此时的格拉斯哥已成为联合王国最大的烟草转运港，也是西欧重要的港口城市。1771年，格拉斯哥总共进口了约4700万磅美洲烟草，格拉斯哥商人在不列颠烟草贸易中占据的份额也日益增长，令伦敦、利物浦、怀特黑文和布里斯托尔等竞争对手节节败退。直到1738年，苏格兰在联合王国进口总额中的占比只有10%；但到1765年，即便联合王国的贸易总额也经历了飞速增长，但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40%。苏格兰与欧洲其他地区之间的往来曾因18世纪早期的海上战争与经济民族主义风潮而衰落，但18世纪中后期，苏格兰烟草贸易的巨大成功再一次加强了这一传统联系，构成了这场经济奇迹尤为重要的一个侧面。在苏格兰进口的烟草中，有90%最终被重新出口到法国、荷兰与德意志市场。苏格兰的支柱产业——亚麻纺织业的快速发展也与海外贸易的巨大成就相呼应，与1736—1740年相比，1768—1772年苏格兰的亚麻总产量增长了三倍，这一时期苏格兰制造业与渔业监理委员会盖戳认证的亚麻布总长度达到近1300万码，有约两万人作为织工受雇于亚麻行业，还有大量来自苏格兰城乡各地的女性从事纺纱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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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苏格兰经济还发生了一系列里程碑式的事件，似乎标志着一个繁荣与进步的新时代已经到来。苏格兰皇家银行在1727年成立，不列颠亚麻公司（British Linen Company）则成立于1746年。苏格兰皇家银行在建立后不久，就于1728年推出了所谓“现金账户”，亦即世界上第一个透支贷款业务。不列颠亚麻公司则是18世纪联合王国唯一一家专为促进产业发展而设立的特许银行。银行业也在苏格兰其他地区蓬勃发展，例如在格拉斯哥城中一些最为富有的商业大亨的大力支持下成立的船运银行（Ship Bank）、徽章银行（Arms Bank）和蓟花银行（Thistle Bank）。而在1759年，卡伦制铁厂的成立几乎可谓苏格兰经济近代化的象征。这座工厂的主要用途是进行大规模的制铁、炼铁作业，其所采用的先进工艺来自英格兰的煤溪谷公司（Coalbrookdale Company）。比卡伦制铁厂早十年成立的普雷斯顿潘斯硫酸厂（Prestonpans Vitriol Works）也在这一时期颇负盛名，占据了纺织品整理加工业的顶尖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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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社会的经济发展虽然不那么显眼，却和其他领域的成果同样重要。无论在高地还是在低地，商业活动对苏格兰乡村的影响都大大加强了。在《联合条约》之后的几十年里，高地中西部的肉牛贸易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比较显著的案例。而到1750年代，盖尔语地区的木材、板岩和鱼类出口也有了显著增长。同样地，在低地乡村的很多地区，市场力量开始占据主导地位，这一时期当地农村佃租的支付方式从实物缴纳到货币缴纳的稳步转变为这一趋势的存在提供了证据。在一些地主的地产上，由于所有者开始将越来越多的小块土地整合成统一的大片土地进行租佃，佃农制度迎来了剧烈的变革：在后来的农业革命时代成为标志性力量的农业资本家阶层已经在此时有所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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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与《联合条约》签订时相比，1750年代苏格兰经济的繁荣、活跃和安定程度都已有了显著的提升。然而，我们仍应审慎看待这些变革的规模和重要性。18世纪中期的苏格兰在既有的经济与社会结构之内取得了扎实的进步，但很少有迹象表明苏格兰社会的总体框架在这一时期起了变化。农业仍在苏格兰占据压倒性主导地位，到1750年只有八分之一的苏格兰人居住在城镇（以人口在4000人及以上为标准）。在一份采用不同标准（以定居点居民人口在1万人及以上为标准）的欧洲“城镇化社会”排名表上，苏格兰的城镇化程度从1650年的第11名（总共16个国家及地区）上升到了1700年的第10名，到1750年又升至第7名。在这一时期，城镇居民在苏格兰人口中的比例有所上升，但苏格兰人口的总体分布格局仍更接近爱尔兰、斯堪的纳维亚诸国和波兰，而非英格兰与荷兰等更先进的欧洲国家和地区。以1750年的数据为例，当年英格兰有17%的人口居住在居民超过1万人的城镇中，而苏格兰的比例只有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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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外，容纳了苏格兰大多数人口的乡村社会此时仍按照传统的结构运转，其机制与更早之前的世代颇为相似。当时的田产地图显示，除最为发达的东南各郡以外，大多数地区乡村的风貌与之前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传统的垄沟耕作（rig cultivation）[1]和如马赛克一般形状不规则、由佃农分别持有的小片散在耕地在图上清晰可见。除了在局部更为发达的地区，这一时期苏格兰的圈地运动并未取得显著进展，“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也很少为大多数农民所采用。因此，这一时期苏格兰燕麦和大麦的平均产量与17世纪晚期相差不大。类似的延续性也存在于乡村社会的结构当中。早在18世纪早期，地主、佃农和无地佣工组成的三大社会阶层已经主导了英格兰中部和南部各郡的乡村地带。但在苏格兰，大多数乡村人口仍或多或少与土地相捆绑。事实上，在18世纪晚期以前，苏格兰乡间几乎不存在完全无地的社会群体。在很多堂区，茅屋小农（cottar）家庭仍大量存在，织工、铁匠、裁缝、石匠等乡村手工业者通常也拥有一片自己的土地。因此，苏格兰乡村社会的结构在这一时期大体上仍更接近大多数欧陆社会的状况，而与南方的英格兰社会有较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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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760年代，上述这种在个别变化之外大体延续传统的社会格局骤然迎来终结，这个十年似乎构成了一道分水岭，苏格兰从此将经历一场罕见的经济社会变革，其速度、规模和深度在同时代的欧洲罕有其匹。当代主流观点认为，英格兰近代化的发展是渐进、漫长且以改良为底色的，但这种认识并不能套用到苏格兰的历史经验上。在苏格兰，工业和农业革命确实是以革命性的步调发生的。事实上，对欧洲各地城市发展的近期比较研究表明，1750—1850年，苏格兰城镇的爆发式增长速度无论在联合王国还是在欧洲都是最快的。1750年，苏格兰仅位列欧洲“城镇化社会”排名表的第7名，这一名次在1800年升到第4名，而到1850年则位列第3名，仅次于英格兰和威尔士。当时有三分之一的苏格兰人居住在人口超过5000人的城镇中，而这还不包括那些从乡村来到在这一时期踊跃兴起的工厂小镇和规划新村（planned villages）[2]的人。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苏格兰人口的地理分布迎来了一场全面变革。鉴于苏格兰城镇的快速发展必然意味着乡村人口的大量迁入，这一时期苏格兰的人口流动规模之大前所未有。例如，在1851年，苏格兰十座主要城镇中有一半的居民从外地移居而来，其来源地不但包括高地和低地乡村，还有爱尔兰北部。苏格兰快速城镇化进程向福斯-克莱德河谷地区（尤其是这一地区的西部城镇）推进的格局也带来了革命性的效应。苏格兰高地和边境地区的人口向低地中部大量迁徙，以至于后者到1820年代集中了整个苏格兰人口的一半以上。现代苏格兰的人口分布格局由此开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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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城镇化进程的主要推动力来自工业化，而到约1830年为止，棉花、亚麻和羊毛纺织业构成了苏格兰工业增长的主要引擎。学识渊博的约翰·辛克莱爵士提出，在1800年代早期，纤维制造与丝绸产业总共雇用了超过257000名劳工，占当时制造业劳动力的近90%。制铁、工程和船舶制造业的美好年代直到1830年以后的几十年里才会到来，而在这个过程中1850年又是一个尤为重要的节点。虽然卡伦制铁厂此时已享有盛名，1779—1801年苏格兰又建立了另外九座制铁厂，但1830年以前的苏格兰制铁业远不如纺织业成功。1798—1824年，苏格兰没有再新建其他工厂，而既存的企业也反复面临经营困难，这些问题都表明这一时期的苏格兰制铁业发展迟缓。由此可见，是纺织行业支撑了苏格兰工业革命的第一阶段，而这一行业的重要性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得到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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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苏格兰纺织业在这一时期日益机械化，生产活动也开始向大型复合工坊集中，而这种设施正好为工业革命充当了最显著的实体象征。通过引进哈格里夫斯发明的“珍妮纺纱机”、阿克赖特的水力纺纱机以及克朗普顿的“骡机”（这一发明尤为重要）等英格兰新技术，苏格兰的棉纺技术实现了重大进步。只要将克朗普顿的“骡机”与詹姆斯·瓦特的改良蒸汽机配合使用，棉纺厂就不必在选址上受制于水力资源的分布，在城镇地带建设规模更大的工业设施也成为可能。到1820年代，蒸汽驱动的亚麻纺纱技术在克服了早期的困难之后彻底革新了亚麻纺织业，而羊毛纺织业也在同一时期大为进步，除编织之外的所有工序都可由机械完成。第二，这一时期苏格兰制造业的产量也实现了大幅增长。得到监理委员会认证的市售亚麻布年均产量在1728年至1731年为3488232码，但到1818年至1822年已增长到之前的近十倍，达到30700100码。棉纺业的表现甚至更为突出，但已极难通过长期统计数据来具体考证。第三，在纺织业领域出现了显著的区域专门化趋势。棉纺业集中在格拉斯哥、佩斯利和低地西部，邓迪、安格斯和法夫的小城镇则成为著名的亚麻产地，边境地区也在这一时期以出众的毛纺与羊毛编织业闻名。例如，到1844年，苏格兰一半以上的精纺毛纺纱机都位于边境地区的一座城镇——霍伊克（Hawick）。第四，苏格兰的纺织品整理加工业也经历了高速增长，大量资本注入这一行业，不但在整个纺织业地带建立了多座漂白场，还资助了印染工艺的技术创新。在这一领域最为顶尖的成就当数1799年成立于格拉斯哥的圣罗洛克斯漂白粉制造厂（St Rollox works），这一设施对苏格兰成为当时世界工业化学品的顶尖制造者厥功至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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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纺织业产生的上述效应各不相同而又相互促进，它们在苏格兰经济体系的核心领域共同发挥作用，形成了一种极有利于制造业发展的产业生态。诚然，酿酒、蒸馏和造纸等产业也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一定作用，而近来的研究也显示，这一时期苏格兰采煤业的发达程度超出了从前的认识，其在1760年至1800年的产量远高于联合王国的平均水平，但在1830年以前，纺织业才是苏格兰工业革命的关键部门。在约翰·辛克莱爵士于1826年发表的另一项估算中，他提出当时的苏格兰有超过25万人受雇于棉花、亚麻或羊毛纺织业，其中又有60%受雇于棉纺业。他还认为这一时期苏格兰只有13000人受雇于制铁业，另有19000人受雇于其他制造业部门。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苏格兰经济的新格局与传统格局之间仍有显著的连贯性。即便在当时最为先进的棉纺业，也只有纺纱工序在1830年以前实现了全面机械化，各种纺织业雇用的手工织工人数在这一时期持续增长，直到1840年达到约84000人的峰值。此时，机械还没有战胜人工，那些受雇于纺织业的工人的生活也更接近传统的家庭和手工作坊，而非近代化的工坊或大型工厂。此外，当时可能仍有多达三分之二的苏格兰人在乡村度过一生，没有迁入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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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前所未有的工业发展与城镇扩张仍给苏格兰社会带来了革命性影响，北到赫布里底群岛、奥克尼群岛、设得兰群岛，南到低地的农场和繁荣都市莫不如此。快速膨胀的城镇和工业地带催生了对食物、饮料、原材料和劳动力的巨大需求，令苏格兰的农业生产和农村社会迎来变革。繁荣的褐藻、鱼类、威士忌和牛羊贸易促进了高地经济的商业化，令传统的社群城镇走向解体，鼓励所有者将土地整合成一片片小农场（croft），并令传统的土地租佃义务屈服于新兴的利润导向。同样地，由于整个氏族社会的机制因应地主需求、社会思潮和（尤为重要的）来自南方市场的巨大经济压力而迎来重组，氏族领袖与其追随者之间的传统纽带和联系也很快消解了。在不到两代人的时间里，盖尔语地区就从部族制社会跨进了资本主义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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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高地相比，乡村革命的速度和规模在南方的低地也毫不逊色。在那里，谷物和肉类价格从1780年前后开始因城镇化的需求暴涨，这一因素被认为是当地乡村快速商业化的根本原因。正是在始于1760年后的二三十年里，一种以圈地农田、整齐的农场和互相分隔的所有地为特征的近代化农业风貌开始在苏格兰乡间出现。随着地产所有权在1760年至1815年得到巩固，一地一主的一元化农场开始成为主流。到1830年，低地的大多数农业劳动者都是无地雇农，与城镇工厂和作坊里的工人一样，他们也受制于劳工规范与更高的生产效率所造成的压力。产业发展释放的市场力量深入苏格兰的每一寸土地，催生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在1831年的人口普查中，所有低地乡村郡的人口都达到了峰值，而在不到十年之后，在高地以南再也没有一个郡的人口以农民为主。苏格兰已经朝着工业化社会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并迎来了告别传统社会的关键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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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经济史家对于苏格兰经济社会变革的原因争论不休。如果对照爱尔兰的案例，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这个过程绝非必然。在18世纪，爱尔兰也经历了和苏格兰一样的商业扩张。事实上，在亚麻制造业和牛肉、猪肉、黄油等农业产品出口贸易领域，爱尔兰的发展势头远远领先于苏格兰。但在18世纪上半叶，爱尔兰经济长期增长的愿景因纺织业的去工业化和集约型制造业向贝尔法斯特和拉根河谷（Lagan Valley）快速收缩而黯淡下去。因此，将苏格兰的情况视为全欧洲范围内工业化进程的一个地区性平凡变种的看法缺乏说服力。这种理论很难解释为什么苏格兰的变革在时间上早于英格兰以外的其他欧洲国家和地区，也无法解释那些令苏格兰得以与欧洲其他少数地区一道成功实现工业化社会转型的独特优势。本章的剩余部分将重点关注这些因素对苏格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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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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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5年，苏格兰总人口约为125万，这一数字在1801年增至160万，到1841年达到260万。与其他国家相比，这一时期苏格兰人口增长的幅度相对平缓，在18世纪下半叶的年均增长率约为0.6%，只略多于英格兰增长率的一半，远远落后于1791—1821年爱尔兰年均2.1%的人口增速。因此，苏格兰本土市场的规模在18世纪晚期仍相对狭小，在数字上也未见快速扩张。不过，这一时期苏格兰人对货物和服务的购买力无疑有所上升。城镇化进程催生了对食品、饮料、建材和煤炭的新需求，中产阶级的规模与在城镇人口中占据的比例也有所扩大和上升。根据斯塔纳·尼纳迪克（Stana Nenadic）的研究，1750年代苏格兰城镇居民中有15%属于中产阶级，这一比重在1830年代上升至25%。通过增加对城镇住房、美观家具、时髦服饰和其他商品的开支，这一阶层开始用肉眼可见的物质手段宣扬自身的集体认同。与此同时，农业雇工阶层也在1770年至1800年蓬勃发展，他们在低地中部大城镇周边地区的发展尤为突出。于是，随着新的农业生产方式对劳动力提出了空前的需求，农场主和制造业者之间围绕劳动力的争夺也越发激烈起来。在18世纪晚期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越来越多的农村妇女和儿童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成为纺纱工、漂白工、日结工、工厂工人和收粮工，令很多乡村聚落的家庭收入水平上升。1790年代的《苏格兰统计通鉴》也表明，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新角色显著推动了工人阶级在煤炭、亚麻、棉织品，以及茶叶和糖等初级奢侈品方面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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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有如此活跃的气象，苏格兰内部市场在与日俱增的外来影响面前仍相形见绌。从1785年到1835年，苏格兰的出口额增长了整整八倍，苏格兰也成为大西洋经济圈（这是当时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市场）的关键环节。苏格兰海外贸易的优势部分来自1707年的苏英合并，正是后者为苏格兰商人提供了通往英格兰本土及其海外殖民地市场的自由且安全的准入机会。例如，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英格兰本土及其殖民地总共吸纳了60%以上的苏格兰官方亚麻产出。不过，进入18世纪晚期，联合王国内部贸易往来的重要性开始有所下降。苏格兰商人并不满足于躲藏在大不列颠重商主义壁垒的保护之下。恰恰相反，随着1783年北美殖民地独立，苏格兰失去了一大殖民地市场，他们反而在这一刺激之下向全球扩张。在19世纪的头几十年里，苏格兰开始与南美洲、亚洲和大洋洲建立新的贸易往来。到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时，向包括加勒比地区在内的美洲输出的货物总量已达到克莱德河口离岸总吨数的近70%，余下的货物则大多发往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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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禀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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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在全球市场上的成功绝非必然，而是由苏格兰商人对市场形势的出色应对所决定的。不过，苏格兰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禀赋也为这一成功创造了条件。苏格兰不但与英格兰（18世纪欧洲最富裕的经济体）在陆地上接壤，也拥有便利的海上航道，向西连通爱尔兰，向东可达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波罗的海。在16世纪和17世纪，正是这条向东的航道吸引了大量苏格兰商人、小贩和军人前往瑞典、挪威和波兰。进入17世纪末期和18世纪，随着爱尔兰和跨大西洋贸易的影响力逐渐增长，苏格兰商人也可以较为便利地将外贸活动的重心从东面转到西面。福斯河与克莱德河上的港口让低地中部的富庶地带可以同时与欧洲大陆和美洲相连接。因此，当格拉斯哥在《联合条约》通过前后开始把握跨大西洋贸易的机会谋求发展时，当地商人已经有充足的资本、经验与长达数世纪的商业传统可以利用，这些都是苏格兰低地经济走廊东沿的诸多港口在与北欧的贸易活动中积累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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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化进程中，低地中部地区的地理条件也确实得天独厚。到1800年，低地中部的人口在苏格兰城镇居民人口中占据的比例超过其他任何地区，仅格拉斯哥和爱丁堡就占了城镇总人口的整整60%，因此繁荣的市场需求也集聚在这一地区。此外，低地中部的部分地区（尤其是艾尔郡、拉纳克郡和法夫郡）盛产早期工业化进程中最重要的矿物资源——煤炭与铁矿石，还享受着靠近港口、城镇劳动力和水上交通路线的地缘优势。福斯河与克莱德河宽阔的入海口深入狭窄的低地内部，而随着芒克兰运河（Monkland，建于1790年）、福斯-克莱德运河（建于1790年）和联合运河（Union，建于1822年）三条大运河开通，低地的交通得到极大的改善，煤炭和其他商品可以以低廉的成本大量往来于各地，便利的自然条件也因此被最大限度地利用。随着新道路建成、沿海贸易持续扩张，低地中部逐渐形成了一个一流的交通网络，足以支持对当地矿产资源的大规模开发。一些人质疑煤炭和铁矿石在工业革命最初阶段的重要性，因为直到1830年之后，这两种矿石才被视为具有独立价值的重要资源。但早在19世纪初期，棉花和亚麻纺织业就开始广泛地使用蒸汽动力，因此煤炭也作为燃料得到大量使用。虽然这一时期水力仍在苏格兰的各行各业得到广泛运用，但蒸汽动力还是为苏格兰出口导向的纺织业提供了新的决定性竞争优势：它不但允许纺织业者无视季节变化不间断地生产纺织品，还让乡间作坊得以向劳动力供给充沛的城市迁移。相比之下，爱尔兰贝尔法斯特的棉纺业就没能和苏格兰纺织业一样，享受与丰富的煤矿毗邻的优势，从而在蒸汽时代被格拉斯哥和佩斯利的竞争对手打败，从1820年代开始被苏格兰远远地甩在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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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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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世纪，苏格兰曾是西欧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当时该国巨大的移民数量与1620年代及1690年代的毁灭性饥荒都为此提供了佐证。然而，在1690年代的饥荒过去数十年后，苏格兰已经揭开了一场经济剧变的序幕，这场变革要求对商业、农业、工业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投入大量资金。这就为历史学家提出了一个难题：一个素来贫困的社会靠什么提供了工业化所需的巨额资金？有四个因素可以帮助我们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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