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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民族：一部近代史 第九章 氏族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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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观点认为，苏格兰高地的旧社会在血腥的卡洛登战役中已宣告覆灭，而在詹姆斯党战败之后，汉诺威王朝的武力镇压与蛮横的法律制裁令氏族社会彻底消亡。但近来关于贵族和官方文献的广泛研究所形成的新观点显示，苏格兰高地的实情并非如此。卡洛登战役及其后续发展只是不列颠国家机器强加于盖尔语地区的高潮而非开始。从16世纪晚期起，詹姆斯六世便开始强化对高地社会的控制，在1650年代的克伦威尔统治时期，以及1688—1689年詹姆斯党叛乱之后，国家权力对高地的支配力也越发增加。格伦科峡谷的大屠杀表明，1690年代威廉三世的政权不惜动用武力来弹压不愿臣服的氏族势力。1720年代和1730年代韦德修建的包括道路和桥梁在内的军用交通网络虽然在1745年叛乱中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但象征了政府权威在高地的渗透。高地氏族的军事化倾向也在趋于衰退。政府与辉格党的鼓吹手将氏族社会描述成一个奸淫掳掠和集体暴力盛行的野蛮世界，但事实上，到18世纪初，掠夺牛只和勒索保护费的行径仅见于高地边境地带和洛哈伯地区某些交通不便的地方。认为高地氏族总是彼此征战（或准备如此）的看法也是错误的。高地氏族间的最后一场大规模厮杀发生在1688年斯皮恩布里奇（Spean Bridge）附近，比1745年的最后一场詹姆斯党叛乱早了半个多世纪。与一般人的印象相反，大多数参与过詹姆斯党叛乱的高地盖尔人在举兵前都没有见过任何军事行动。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是，在1689年的基利克兰基之战爆发前，叛军指挥官邓迪子爵曾担心自己手下未经战事的氏族民在敌人的枪炮面前会有何反应。在《大不列颠全岛纪游》（Tour Through the Whole Island of Great Britain）中，丹尼尔·笛福提到了当时苏格兰氏族尚武风气的消退。他记载，高地中部的居民“凶狠、好斗且易怒”，但在氏族领袖的“良好操行”影响下，他们现在已“大为开化，不同于往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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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时期，商业活动的影响开始在氏族社会的结构中制造张力。南方市场对高地物产的需求正在增长，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牛只——整个苏格兰只有这一种商品在《联合条约》签署后立刻迎来了旺盛的需求——还有木材、鱼和板岩。这些贸易活动的所得在氏族精英阶层中助长了远离故土和奢靡的风气。当时的家族档案显示，氏族精英阶层对精美家具、时髦服饰、绘画、书籍和乐器的兴趣逐渐增长。氏族社会中的民俗诗人（bards）对这一趋势深感警惕，并为那些无视传统氏族义务、大多数时间里居住在爱丁堡乃至伦敦的氏族酋长的习气而哀叹。此时已经有迹象表明，商业利润正在取代对氏族社会的古老责任，成为氏族精英背后的驱动力。氏族社会的平民成员本应用忠诚、军役、贡赋和地租换取统治者一族发挥庇护者与土地所有权保证人的作用，但有证据显示，这种社会契约关系早在1745年叛乱之前就已在部分盖尔语地区面临严峻挑战。当地的地租趋于上涨，这一现象在包括阿盖尔郡大部地区的坎贝尔氏族广大领地上尤为突出。在1730年代，萨瑟兰、阿盖尔和高地中部出现了第一波前往佐治亚和卡罗来纳北美殖民地的移民潮。这一时期对传统氏族社会伦理最为公然的违背发生在斯凯岛上的两位最为显赫的酋长——麦克劳德氏族的诺曼·麦克劳德（Norman Macleod）和斯莱特的亚历山大·麦克唐纳爵士身上。他们密谋驱逐自己名下的一些佃农，让他们携家带口前往美洲殖民地，以作为契约劳工卖给那里的种植园。这一事件最后酿成一起丑闻，两位酋长都险些面临法律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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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容易夸大1745年詹姆斯党叛乱的意义，将其理解为高地历史上的一大转折点。政府一方的意图非常明确：政府军首先要对追随詹姆斯党的氏族发起可怕的报复，然后一劳永逸地摧毁滋生叛乱与不满的温床，即氏族制度本身。正如第二章中业已阐述的，这些残暴政策产生的长期效果并不明显。当时的秘密政府报告显示，汉诺威王朝军队的恐怖统治在当地往往激起了更大的抵触，而不是令形势平静下来。军事租佃制（例如监督人制度）的废除，以及世袭法权的剥夺没有在高地产生显著效果。当局错误地认为氏族酋长的权力源自对司法的控制，但氏族社会对领袖的忠诚来源于内心意识，而非法律。监督人制度本身则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的商业发展面前日薄西山了。当局为消灭氏族制度而制订的军事与立法计划野心勃勃，但我们必须看到在这些政策的背后，高地氏族社会的传统价值早在1740年代以前便已进入一个持续且根本性的衰退期。此外，与政府的反氏族政策相比，1760年以后市场力量对高地社会的影响更为显著，高地氏族酋长最终在这一过程中转变为商业化地主。这些才是最终令氏族制度走向消亡的必要因素，而这正是本章接下来要予以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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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60年代和1770年代，和苏格兰其他地区一样，高地社会迎来了日益加速的社会变革，而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高地的传统生活方式将在物质、文化和人口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迎来革命性的转变。简而言之，传统的高地社会在这一时期被彻底打破，一种基于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原则与社会关系的新秩序将取而代之。在这一时期之前，氏族精英的态度已经有所转变，商业活动的影响力正不断增长，政府在1745年詹姆斯党叛乱之后对氏族制度施加的压力也与日俱增。然而，在大多数地方，盖尔语社会的基本结构总体上并未发生剧变。在18世纪最后二十五年里，不列颠其他地区对牛、褐藻、威士忌、羊毛、羊肉、木材、板岩等各种高地物产的需求暴涨，令高地社会迎来了决定性的变革期。这些变化在物质和思想层面产生了不可阻挡的推动力，永远地改变了苏格兰高地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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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盖尔语社会来说，商业活动，尤其是牛只的出口和谷物粗粉的进口，一向至关重要。但在这一时期，南方市场开始对高地社会施加决定性的影响，几乎将高地变成一个经济上的附庸：当地人口的生计越来越仰赖低地与英格兰城镇和工业设施对产品的需求。高地经济迎来了一个全面商业化的时期，其中一个重要的指标便是地租的变化。从1760年代开始，整个高地的地租水平上涨到空前的高度，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地租增速进一步加快，这反映了上涨的物价所产生的盈余。正是地租上涨的速度与幅度令这一时期的高地社会与18世纪早期拉开差距，而这一现象折射出的更多的是外部需求的增长，而非高地地主从对农业改良的投资中得到的回报。在18世纪中后期，斯凯岛的地租水平上涨了两倍，而在韦斯特罗斯的托里登（Torridon），地租在1777年至1805年增长了九倍。在因弗内斯的洛基尔（Lochiel）农场，当地地租从1760年代的560英镑上升到1774年的863英镑，涨幅达到54%，在之后的时期里，地租的增长势头还将更加迅猛。格伦加里（Glengarry）的地租在1768年为732英镑，到1802年已经飙涨了472%，达到4184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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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租水平如此剧烈的增长表明，这一时期的高地精英阶层开始从市场化生产和新的利润导向来看待他们的土地。1760年之后的数十年间商品经济的增长或许还能勉强与高地社会的旧秩序相容，但在完全以市场竞争为目的的农业生产新模式面前，高地的旧格局已无用武之地。这一变化带来了重大的影响：氏族酋长和土豪转变成新式有地缙绅的过程已经持续了数代人的时间，如今终于宣告完成，高地精英也放弃了一直以来要求他们保障亲族与追随者在本族领地内持有土地的世袭委托制，转而追求其他利益。现在，高地的土地将通过竞价的方式分配，只有愿意且有能力为持有者提供最高回报的人才能获得土地的用益权。这一时期高地地主在处理佃户续租问题时强制推行这些新标准，最终构成了高地社会矛盾激化的一个原因，并在18世纪晚期刺激一批又一批高地西部居民远走他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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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高地社会的传统村社（亦称“baile”）也在这一时期受到了持续且广泛的冲击。这些定居点一般由多户佃农、茅屋小农和佣工组成，自古以来便构成了盖尔语地区最基础的居民群落，但在两代到三代人的时间里，村社制度走向崩溃并逐渐消亡。这一过程在1760年代始于阿盖尔和高地珀斯郡，并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迅速向西向北扩散。到1830年代和1840年代，曾经在高地广泛存在的村社定居点及其所对应的传统农作方式只在少数几个地方有所残余。不过，取代村社制度的新格局并非整齐划一，背后往往折射出个别地主的策略选择，以及各地不同的物质资源、气候禀赋与市场潜力。例如，在阿盖尔地区大部、高地珀斯郡和因弗内斯地区的东部堂区，土地往往被整合成一座座由单个佃农家庭经营、拥有佣工和雇工的农场，一些主营牧业，但有很多也从事耕种。这一地区也有在西边和北边更为常见的小农场与小片土地。不过，新兴的“小农场农业”（crofting）社会主要分布在威廉堡以北的高地西部沿海地区，一直延伸到整个内外赫布里底群岛。在这一地区，传统的集体村社逐步被个人持有的小片土地或小农场取代，当地的可耕作土地一般由单个小佃农持有，但牧场仍为邻近的农民所公有。这种新格局的核心在于将旧农业体系下由分散的垄沟和条状地带构成、依赖农民集体耕耘的可耕作土地划分成一片片面积仅为数英亩、由农民分别持有的耕地。此外，在整个高地，商业化牧场的发展都颇为迅速，其中1815年前的中部和西部地区势头最为迅猛。“大型绵羊”（Na Caoraidh Mora）的引进对高地社会造成了尤为强烈的冲击。在1750年代以前，苏格兰高地很少有商业化、专门化的绵羊牧场。然而，最早从1802年开始，高地协会的一份报告便描述了珀斯、邓巴顿、阿盖尔等地的乡间多山地带，以及奥本（Oban）到洛赫布鲁姆（Lochbroom）之间的整个西海岸地区是如何被绵羊占据的。马尔岛（Mull）大部地区已经被绵羊侵占，斯凯岛也即将沦陷于羊蹄之下。报告悲观地断定：“在罗斯及其北边能够用来放羊的地方迟早都会被侵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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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场农业革命也对这一时期高地社会结构的变革产生了影响。村社制度下复杂且分级的社会层级关系被彻底打破，取而代之的则是新型小农场村落中几乎千篇一律的小规模佃作格局。同样重要的是，随着从1770年代开始，清除次级租佃制成为地主经营政策的一大主题，中间地主（tacksman）这一传统阶层的规模与社会地位不断萎缩和下降。阿盖尔公爵对自己领地上的“土豪”（daoine uaisle）所采取的处置措施在1730年代或许是异常的，但在五十年后，随着地主阶层普遍开始侵蚀中间租赁者的权益，这种做法变得普遍起来。中间地主阶层走向衰败的速度和程度因不同地主的地产而异。一些抵押受益人（wadsetters，亦即通过向酋长放贷而获得土地作为担保的中间地主）占有的土地被赎买，其他中间地主则因土地转租权被削弱而陷入困顿。地租水平的激增也令很多中间地主处境艰难，1750年代，很多高地地产的地租都是由中间地主直接支付的。一个世纪之后，中间地主在高地社会已沦为一个微小的群体，其衰落也敲响了盖尔语地区旧社会最响亮的一声丧钟。南方的牛羊畜牧业者构成了高地很多地方的新兴中产阶级，而他们与当地居民既没有世袭的纽带，也没有族群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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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阶层的新利益导向和来自市场经济持续不断的压力催生了一场庞大而无情的人口驱离运动。对居民的驱逐和强制清退成为高地传统定居点消亡过程中的重要环节。这种做法对于传统高地社会中氏族精英应为领地居民的生命与财产提供庇护和保障的所谓“主从之义”构成了公然的违反。这一被后世称为“高地清洗”的强制清退运动背后有着复杂的机制。太多的人把高地清洗运动和这一时期设立大型绵羊牧场时对居民的清退画上等号，但清退居民也会采取其他手段，背后存在其他原因。将村社制度下分散的垄沟耕地整理成一元化小农场的过程有时会导致整个农业聚落的居民背井离乡。在高地西北部和群岛地区，将内陆峡谷的居民迁往海边和低洼荒地也几乎成为定式，这些移居者将在那些荒地上种植土豆，开辟新的小农场。在高地南部，清除村社以设立更大规模的耕作地产构成了一种显著的趋势。在阿盖尔郡奥钦德兰（Auchindrain），一个古老的社会农业聚落的很多设施得以保存至今，成了一座出色的露天博物馆。但在1760年代，在奥钦德兰和阿盖尔郡坎贝尔家族的首府因弗雷里之间，仅仅数英里之内就存在至少六个旧农业聚落；到19世纪，这些聚落都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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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社的消亡生动地体现了人类社会因素是如何屈服于高效生产的新要求的。在高地旧社会，特定土地的持有权从未一成不变，氏族的领地有可能因战争、吞并或破产而丧失。次级佃农、茅屋小农乃至一些直接从地主手中租赁土地的人在不同的农场间移动也是常有的事。但到18世纪晚期，盖尔语地区发生了规模空前的失地现象，流离失所的人遍布各个角落。迫使他们离开土地的压力有时并不是来自直接的清退措施。在高地社会，农民的生计往往只能在短缺与温饱之间维持着脆弱的平衡，在这种情况下地租水平的激增很容易对他们造成过于沉重的负担。玛丽安·麦克林恩（Marianne McLean）对因弗内斯郡西部的详细研究便表明，地租增幅常常会超过牛只价格的增幅，而当牲畜行情在1772年至1773年及1783年至1784年崩盘时，积欠的地租顿时猛增，小佃农往往只能迫于压力放弃土地的用益权。与此类似，当农场在招租时提出了反映当时商品市场状况的高额地租要求，较为贫穷的农民便很难参与竞争。失去土地因此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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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大规模畜牧业的发展无疑是高地人流离失所背后的最主要因素。在阿盖尔郡、邓巴顿郡和珀斯郡的部分地区，集约化牛只放牧的发展导致很多农村聚落无人居住。当时一个叫约翰·沃克（John Walker）的人曾估计，由于小农场被改建成大型牧场，上述各郡有17个堂区的人口相比1750年有所下降。相比之下影响更大的是绵羊畜牧业。放养新品种的黑脸羊（Blackface）与切维厄特无角羊（Cheviot）时需要很大的土地，且根据年龄和性别的不同需要在不同类型的土地上放牧。切维厄特无角羊的需求尤为刁钻：饲养这种羊起初允许牧羊人承担的地租水平两倍于黑脸羊，但如果不能去低处过冬，它们就很难在高地的气候下生存，这会对高地可耕作地带上的传统村社构成潜在的威胁。此外，绵羊也会与小佃农饲养的黑牛争夺牧场。农民在作物生长的夏季会把牛赶到山间的夏季牧地（sheiling grounds），而绵羊对这些地带的威胁尤其大。因此，即便不直接清退旧聚落的居民，牧羊业也对高地旧式农业经济的基础造成了冲击。正因如此，1790—1808年，萨瑟兰的两处牧羊业堂区克雷克（Creich）和阿辛特（Assynt）的牛只数量从5140头下降到2906头，绵羊数量则从7840头上升到21000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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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大规模绵羊牧场对农民社群直接且广泛的驱逐仍对高地的人口流离起到了更为重要的推动作用。新的经济秩序与旧式畜牧经济从根本上便不相容，这不但是因为两者围绕稀缺的土地资源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还因为牧羊的地租回报远高于养牛。这不只是因为新兴工业对羊毛的需求拉大了牛羊之间的市价差异，也因为羊对土地的利用远比牛更集约化，范围也更广泛。在旧式畜牧经济体系下未得到有效利用的土地如今也可以用来放养绵羊，地主则可以从牧羊业获得更稳定的收益。绵羊牧场通常由大牧场主运作，他们可以在大多数年份里确保向土地所有者提供稳定且逐步上涨的收益，相比之下小规模佃农的赢利能力颇不可靠：他们缴纳的地租随天气条件和牛只市场的变化而波动。鉴于绵羊放牧只有在大规模经营时才能达到最高的效率，而这种大规模经营带来的经济负担远非绝大多数高地佃农所能承受，所以高地本土的佃农不可能大量地参与这个新兴的产业当中。例如，在格伦加里的麦克唐奈（MacDonnell）和因弗内斯郡洛基尔的卡梅伦（Cameron）的地产上，从1770年代开始小规模蓄养黑脸羊；但由于艾尔郡、边境地区和诺森伯兰等地牧区的一些充满野心与进取意识的农民正在高地寻找租借牧地的机会，地主们开始按捺不住，急于通过推广大规模牧羊来赚取高额利润。此时，苏格兰北方的未开之地已具备前所未有的经济价值，缺乏新型牧业经验的本地佃农已无法继续占据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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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高地清洗的波及范围随着牧羊业的扩张而扩大。这场运动中最声名狼藉的清退发生在萨瑟兰伯爵的地产上，1807—1821年，萨瑟兰女伯爵和她的丈夫斯塔福德勋爵在当地的委任管理者将6000—10000名居民从内陆堂区驱赶到海岸一带新开辟的小农场聚落，这一强制迁徙行为堪称19世纪初期整个联合王国境内最为突出的一起社会工程学案例。在1880年代，当时的老人仍能向王家委员会成员说出阿辛特堂区48处遭到强制清退的村社的名称。从规模和组织性而言，没有哪个地方的清洗运动可与萨瑟兰相比。事实上，直到1840年代和1850年代更为残酷的土豆饥荒时期为止，大多数清退事件的规模都比较有限，一次往往只影响少数人。渐进但持续不断的人口迁移而非大规模驱离才是所谓清洗运动的常态，但总体来看，被清退的人口规模非常庞大，表明其背后确实存在一场系统性、强制性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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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可以确知的是，在1815年以前大多数的人口清退都不是以驱离居民为目的的。18世纪的人通常相信人口增加是一种经济利好，这种观念并没有立刻被质疑乃至推翻，大多数地主和农业改良派理论家也都认为被清退的人口不应被简单抛弃，而应被视为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在他们的构想中，由此产生的是一种二元经济体系，假以时日每个部分都能产生逐渐增长的收益。内陆深峡与山谷地带的居民应当迁移到海岸地带，在那里从事褐藻采集和渔业工作，而他们离开的内陆地区将改为广阔的绵羊牧场。在威廉堡以北的整个西海岸，这种做法蔚然成风，并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彻底改变了当地的整个传统社会结构。在萨瑟兰西北部的雷伊（Reay）领地，当地的内陆人口在1810年代开始移居到海岸边；在更南方的韦斯特罗斯和因弗内斯西部，与此类似的针对内陆地区居民的强制迁徙也在格伦希尔、格莱内尔格、莫文等地发生。当地居民的土地用益权再也得不到基于传统的保障，旧的社会秩序也被彻底打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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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0年以后几十年里苏格兰高地社会的历程尤具特色，但在欧洲并不算独特案例：在整个欧洲大陆与不列颠群岛上，古老的社会秩序都在面临着越来越沉重的压力。欧洲在18世纪和19世纪进入了人口持续增长、城镇持续扩张、工业持续发展的时代，几乎每一个欧洲国家的农业经济都必须生产更多粮食与原材料，以保证不断增长的城镇居民人口能够在合理的物价水平之下得到供养和经济供给。农业生产中新兴的市场导向或多或少都对旧式社会格局造成了不小的压力，在一些地区甚至引发了严重的失序。旧社会面对的最严峻的威胁源自一种新的土地观，这种观念认为土地首先应被视为一种财产、一种生产性资源，因此对土地的管理应以改善其赢利能力为目的，至于其为农村人口提供基本资源的作用则不被重视。在随之而来的剧变中，土地圈占和权益一元化成为农业革命的主要手段，这一切最终都终结了允许同一聚落的多个居民享有同一片土地之用益权的旧秩序，建立了一片土地只能由单个持有人控制的新格局。在18世纪最后二十五年里席卷苏格兰高地的清退与土地改良浪潮中便可见到这一历史变革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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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上述变革在西欧不同地区的市场与意识形态层面也体现了鲜明的地域性差异。小农经济的社会格局在欧洲大多数国家都得以幸存，在这种体系之下大多数居民都能保留一部分土地的用益权。这一结果部分是因为市场需求的强度和其所造成的影响在不同地区参差不齐，但更根本的原因在于欧陆大部地区小农所有制的固有性质。小农经济下的传统土地权益受到法律和传统惯习的双重保护，若将其破坏便会引发严重的社会动荡，因此只有在少数国家和地区，新式农业技术得以充分施展其潜力，并给传统的谋生与定居模式带来颠覆性的变化。这些地方包括英格兰、苏格兰、丹麦、低地诸国、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波美拉尼亚和勃兰登堡等部分德意志邦国，以及瑞典的部分地区。即便在这些地方，农业变革的步调、性质与格局也大不相同。这一现象表明，即便整个欧洲的社会都体会到农业经济革新的压力，但各国实际采取的应对措施仍取决于本国具体的政治、法律、社会、文化和经济特质。例如，从丹麦的案例中，我们就能看到苏格兰北部土地革命的特别之处。丹麦的改良派也对传统公社农业和“低效”的土地用益权分配格局发起了经久不衰的攻击，但整场农业革命的背后都有国家机器的支持，其管理方式也明显降低了社会成本，让小农经济免遭剧烈动荡的困扰。1757年，丹麦王国的一个皇家委员会提出了一系列建议，标志着政府监督农业改良过程的开始。这些建议规范了整合地权的手段，算清了每一个村落在农业改革中负担的成本，并设立一笔款项帮助农民填补有关开销，其内容日后还被纳入国家行政命令当中。不过，丹麦案例中最值得注意的特点是社会慈善力量发挥的巨大作用：为保证农业新格局稳步建成的过程中社会不至于陷入动荡，那些在改革中蒙受损失的人可以获得四英亩到六英亩的租赁土地作为补偿。还有其他的一些立法禁止将土地分割到不足以养活一家人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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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格兰高地，农业改革的情形几乎与丹麦截然相反。在这里，行政管控手段仅维持在最小限度，地主几乎拥有完全的自由行事权。事实上，从17世纪开始，苏格兰法律体系的天平已经决定性地倒向了捍卫私有财产权一边。苏格兰议会在1661年、1669年、1685年和1695年通过的一系列法案为土地分割和小块土地的地权理清工作提供了法律框架，而一项1756年发布的最高民事法院令则进一步理清了清退佃农的法律程序：现在地主只需完成较为简易的手续，即在每年圣灵降临节40天之前向当地治安官申请，就能赶走自己土地上的租佃者。因为在欧洲很多国家构成社会主要阶层的有地小农在苏格兰的规模极为有限，所以苏格兰的土地租佃制度对想要践行权力的地主来说十分便利。18世纪高地的绝大多数居民都没有对土地的绝对法定权利。他们如果不是只对土地享有一定期限之内、用益权受租约或契约限定的佃农，就是土地租佃关系完全不受法律保障的佣工。正是这些人在法律和传统惯习之中的脆弱境地让苏格兰高地的大规模清洗运动成为可能，而在欧洲大陆的很多地区，由于小农所有制与小农阶层的法定权利和特权拥有长达数世纪的基础，激进而迅猛的农业近代化运动势必在那里遇到强大的阻力，因此像苏格兰这样彻底的农业革命很难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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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苏格兰高地的情况与苏格兰低地的社会变革之间有一些相似之处。如第七章所述，在低地也发生过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现象。就像高地的村社遭到解体一样，低地旧社会的农村聚落也消亡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多人共同租佃制和共同耕作制都逐渐走向终结，到19世纪初，由单独一户农民租赁的农场变得普遍起来。低地的变迁在很多层面上值得关注，也与高地社会的历史经验有很多呼应之处。从17世纪中叶开始，由于英格兰北部在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中产生了大量新需求，苏格兰边境地区牛羊牧场的规模开始迅速扩大，农地权益一元化与剥夺农民农牧地（以饲养牲畜或供牲畜过冬）的做法也变得普遍起来，这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很多小型农村聚落的居民遭到清退，其过程与后来高地的情况相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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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清洗运动与土地侵夺并不是高地独有的情况。在18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里，整个苏格兰社会都在新格局奠定的过程中陷入动荡。在苏格兰的每一个角落，旧社会的租佃权利、古老的村落格局和传统的劳作习惯在这几十年间都或多或少经历了变革。不过，即便如此，高地社会变革中的一些层面也反映出盖尔语文化区独特的历史体验，这与苏格兰其他地区的农业改良运动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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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格兰南部，从多人租佃到单人租佃的转变已经发生了数十年；而在盖尔语地区，传统村社的崩溃是在18世纪晚期集中发生的。正因如此，除高地南部和东部的边缘地带之外，高地地区在农业改良运动中的历史经验更为惨痛。西部和北部大多数地区的地形最适宜大规模放牧，这种生产模式对土地的要求很高却只需要很少的劳动力，但在低地的很多地方，农业生产仍以需要更多劳动力的农牧业混合模式为基础。因此，如前所述，在高地西部和岛屿地区，当地除了大规模牧业之外没有发展出其他成功的农业生产模式。在18世纪，褐藻采集、渔业、烈酒蒸馏和采石等行业都曾经历繁荣，但在1815年以后，这些行业都迅速衰退下去。而在低地，快速发展的纺织业（很多工厂设施坐落在乡村地区）和很多新建造的城乡基础设施都为那些因农业改良运动而失去土地的生计无着者提供了工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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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因素让盖尔语社会更容易受到大规模人口流离的冲击。早在农业改良时代之前，苏格兰低地的农村社会便以佃农阶层为基础，他们向地主缴纳地租，并雇用茅屋小农和佣工从事劳动。这一阶层在一定期限内享有对土地的法定用益权，一般在八年到十五年之间，这一期限会在地契上以书面形式明确写出，并得到法律强制力的保障，这意味着将整个佃农群体快速、彻底地清退出去的现象不可能广泛存在。土地所有人必须在土地改良过程中耐心等待佃农的租佃契约一个接一个到期。但在高地的很多地方，当地大多数农民的处境更为脆弱，他们对土地的用益权几乎都是基于不成文的惯习抑或为期一年的短租契约，这些对狂热的改良派地主来说都构不成障碍。因此，在这样一个农民地权极度缺乏法律保障的社会，清洗运动一旦在尚未被其波及的地区引起警觉与恐慌，这种情绪就会促使并未受到直接威胁的当地人提前准备迁徙，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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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理解清洗运动对盖尔语社会心态的影响，我们就必须将盖尔人的文化特质考虑在内。到18世纪中叶，苏格兰高地和低地精英与民众的关系已经有了显著的不同。在低地，地主此时已不再被视为亲族势力的领袖或者封建领地的私人领主，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当地更早实现的政治稳定化和更彻底的经济商业化。换言之，低地地主只是单纯的土地所有者。他们手下佃农的权利与特权在成文的地契中得到明确的规定，虽然当时佃农仍需要为地主服劳役，但地主和佃农之间的关系依旧以地租为核心，无论是以货币还是实物支付（前者越来越普遍）。在地契规定的范围之外，佃农对土地没有任何权利，届时地主可以以违反地契或者地租长期积欠为由将他们驱逐出去。租期结束后，佃客的改易也很常见，这也意味着地主和佃客之间的关系主要基于经济与商业利益。土地在低地是一种资源，无论地主还是佃农都接受这一基本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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