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379611 苏格兰民族：一部近代史 [:1706377692]

1706379612 苏格兰民族：一部近代史 第十五章 苏格兰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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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616 1830年以前数十年间，苏格兰的城镇经历了迅猛的发展。然而，当时的大多数苏格兰人仍生活在农场、小农场和村庄里。例如，在1840年代，苏格兰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人口超过5000人的城镇中。但在那之后，苏格兰的城镇经历了不间断且不受局限的增长，到20世纪初，苏格兰的城镇化程度在世界上仅次于英格兰，位列第二。1911年，苏格兰人口5000人以上城镇容纳了苏格兰总人口的60%，人口20000人以上城镇在所有城镇中所占比例达到50%。从1831年到1911年，苏格兰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增加了一倍。城市人口如此迅猛的增长终将放缓，苏格兰的实际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尤其是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随着低地中部工业核心地带的经济陷入困难，城镇扩张的进程进一步受挫。不过，苏格兰城市人口在这一时期仍以较低的增速维持了增长的势头。1891—1981年，苏格兰的城镇人口增长了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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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618 苏格兰城镇化浪潮的主要特征在于爱丁堡、格拉斯哥、邓迪、阿伯丁这四大城市的主导地位日益凸显。1851年每五个苏格兰人中有一人生活在上述四大都市，到1911年这一比例上升至三分之一。大都市的扩张一直持续到1950年代才告结束，当时至少37.6%的苏格兰人生活在大城市中。苏格兰没有一座像伦敦之于英格兰抑或巴黎之于法国那样的核心都会，只有格拉斯哥距离这一地位较为接近：该城的人口从1831年的274000人增长到1901年的761000人，增速可谓惊人。格拉斯哥构成了苏格兰中西部重工业地带的核心都市区，也是世界级制造业中心。到1901年，450万苏格兰人中有200万居住在格拉斯哥城内与周边的佩斯利、基尔马诺克、马瑟韦尔、艾尔德里和科特布里奇等港口及矿业或工业城镇。上述的每一座城镇都曾在维多利亚时代经历了蓬勃的经济发展，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经济的突飞猛进促使一系列新的煤矿和铁矿矿脉得到开采，这些城镇经历了极为迅猛的扩张。在大城市之外，一些规模略为逊色的城镇也成为城镇化社会的次级中心，其中一些城镇具有工业属性，另一些则服务于乡村农业，例如艾尔、邓弗里斯和珀斯。苏格兰边境地区的加拉希尔斯和塞尔扣克等羊毛纺织业城镇，以及安格斯郡的福弗尔、邓迪等麻纺工业中心都以各自的支柱产业见长。还有一些城镇拥有更为细分的行业导向，例如渔业城镇、温泉城镇、海滨疗养地和19世纪形成于大城市周边的中产阶级住宅区，如邓迪附近的布劳蒂费里、爱丁堡附近的波托贝洛（Portobello），以及格拉斯哥北面的海伦斯堡（Helensbur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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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620 19世纪的苏格兰城市不但经历了飞速的人口增长，其面貌也发生了颇为剧烈的变化。维多利亚时代大规模城市建设与建筑设计革新留下的印迹至今仍在苏格兰主要城市的中心地带清晰可见。爱丁堡是这一时期第一座接受大规模改造的苏格兰城市：在1820年代和1830年代，随着卡尔顿山（Calton Hill，样式正是万神庙的翻版）上的苏格兰国家纪念碑（National Monument）、爱丁堡大学和苏格兰皇家美术振兴学会（Royal Institution）等重要建筑和设施落成，这座城市被W.H.普雷菲尔（W.H.Playfair）等建筑师赋予了一种“希腊化”风格。在1780年代规划成形的爱丁堡新城在这一时期得到城内专业人士与商人阶层的进一步发展，到1830年已拥有超过5000间房屋和40000名居民，占爱丁堡总人口的近四分之一。爱丁堡新城在住宅建筑、广场和街道之间实现了视觉风格上的统一，这一观感也可在市中心其他地段见到。这种风格的目的显然在于以希腊古典时代风格为基础，建立一座整齐划一的建筑纪念碑。爱丁堡因此成为一座在自然美景环绕之下以古典主义风貌闻名的景观城市。正是在1820年代，诗人休·威廉·威廉斯（Hugh William Williams）第一次称赞爱丁堡为“北方的雅典”，为这座城市冠上了至今仍为人所知的头衔。这个爱丁堡城建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的最后一处力作是普雷菲尔在1840年代和1850年代对土丘（The Mound）一带的改造工程。在1843年苏格兰教会大分裂之后，他受委托设计了自由教会神学院（Free Church College），用主导土丘一带新城风貌的视觉景观体现这个新教会在苏格兰宗教生活中的核心地位。爱丁堡土丘上的建筑奇观还包括容纳苏格兰国家画廊和苏格兰皇家学院（Royal Scottish Academy）[1]的新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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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622 虽然规划了上述声名显赫的建筑项目，对爱丁堡城建水平的总体评价却开始下滑。因为在把城区向利斯（Leith）港方向扩张的项目上花费过大，爱丁堡市议会在1833年正式宣布破产，在接下来的近二十年时间里，爱丁堡的城建工作陷于停滞，居民人口的增长也显著放缓。即便如此，新时代的爱丁堡仍保留了自身的特色与气质，充满视觉冲击力的建筑风貌与典雅方正的古典血统注定令人印象深刻。这些建筑印证了爱丁堡作为苏格兰首府与宗教和司法事务中心的地位，也彰显了城市中产阶级规划并改造自身生活环境的巨大力量与蓬勃自信。这一时期苏格兰的其他城市也效仿了爱丁堡的发展历程。邓迪新城的核心地段——改革街（Reform Street）在1830年代规划完成，阿尔伯特纪念学院（Albert Institute）、皇家交易所（Royal Exchange）、凯尔德大厅（Caird Hall）和邓迪邮政局（Post Office）等标志性建筑都将在日后在其四周落成。爱丁堡的城市建设也对阿伯丁城市面貌的变迁产生了显著影响。阿伯丁的新城以联合街（Union Street）为起点，面向商人和专业人士的住宅区在其两翼展开，城区内还建有一系列希腊式风格的公共与宗教建筑，由该城的建筑师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在1830年代到1840年代设计完成。苏格兰当地的传统石材花岗岩曾被认为过于坚硬，不适合用作建筑装饰，但随着蒸汽动力技术不断发展，石材切割技术在1830年代实现了突破，花岗岩很快成为苏格兰古典主义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阿伯丁在这一时期成为花岗岩之城，而以珀斯为代表的一系列苏格兰城镇也开始模仿爱丁堡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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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624 相比之下，格拉斯哥的城建规模在总体上更为庞大。早在1830年代，格拉斯哥就以落成于1809年的司法法院大楼（Justiciary Court House）和落成于1810年的邮政局大楼闻名。1826年，欧洲著名建筑师卡尔·弗里德里希·申克尔（Karl Friedrich Schinkel）在访问苏格兰之后曾具体描述了格拉斯哥城中新型建筑“纯粹”且“壮丽”的风格，并如此称赞格拉斯哥与爱丁堡两座城市的前卫成就：“旧城区里充斥着干草屋顶的石制窝棚，壮观的新街区里却充满宫殿般的建筑，二十英尺宽、用石块细密铺装的人行道，供马车使用的铁轨和煤气路灯——两者之间的反差令人目眩。”令申克尔印象尤为深刻的是外露于苏格兰大型建筑表面的石材，他认为这种风格与流行于自己的祖国普鲁士的石膏外立面和英格兰住宅建筑的“单调”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2]不过，这一时期只是格拉斯哥中心地带面貌变革过程中的第一个阶段。这里在维多利亚时代将迎来爆炸式的发展，城市中产阶级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话语权和社会地位也将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体现。殖民帝国和工业经济的发展在苏格兰引发了大规模的财富膨胀，拥有资产的社会阶层从中获得的好处最多，当时的税收对他们的生活水准几乎没有影响。1842年以后，个人所得税处在较低水平，商业经营的利润则处在课税范围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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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626 这场资产阶级革命加速了传统城市功能的重构与分化——一边是新型住宅区，构成其面貌的包括联排住宅或小型别墅，其间点缀有花园、壮观的教堂和公园；另一边则是城市中心区，具有特定目的的俱乐部建筑、慈善机构、浴场、剧院、火车站、宾馆、拱廊商店街和“库房”商店等新型设施在这里扩散。[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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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628 随着格拉斯哥的中产阶级市民逐渐从旧城核心地带向西迁移，越来越多由当时顶尖的设计师设计的高档住宅开始变得更加奢华，规模更加庞大。这一时期格拉斯哥最重要的房地产项目包括一系列壮观的林荫大道、弧形街区和联排住宅区，由J.T.洛希德（J.T.Rochead）和亚历山大·“希腊人”·汤姆森（Alexander “Greek” Thomson）在伍德兰山丘（Woodlands Hill）与大西路（Great Western Road）及其周边地区建设而成。还有一些壮观的建筑也成为资本主义体制的载体：银行、保险公司、律师事务所和航运公司都建造了一系列宏伟的总部建筑。资本主义社会对个人主义与社会地位的崇尚要求人们在建筑上不断增添装饰与美化手段，就连死亡也不例外，在建于中世纪的格拉斯哥大教堂旁仿照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建造的大墓地（Necropolis）于1833年投入使用之后，上流市民在其中展开的“造墓竞赛”便为此提供了佐证。在阿盖尔街（Argyle Street）、布坎南街（Buchanan Street）和索赫霍尔街（Sauchiehall Street）上快速扩散的零售商店和“库房”商店（现代综合百货店的先驱）也表明一种新兴的大众消费主义文化开始在中产阶级和熟练工匠阶层中传播。格拉斯哥的一些商界精英则慷慨出资，赞助吉尔伯特·司各特（Gilbert Scott）在1860年代于吉尔摩山（Gilmorehill）上设计建造格拉斯哥大学的新哥特式建筑。随着宏大且豪华的市政厅在1880年代动工兴建，格拉斯哥的公共建筑热潮也到达顶点，这座石制新建筑为这座城市的商业成功、市民自豪感和对未来的憧憬提供了不可磨灭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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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630 在19世纪的英国，很少有城市能在建筑成就上与格拉斯哥比肩，但在苏格兰的其他城市与城镇中，与格拉斯哥类似的城建动力也在不同程度上发挥着作用。随着社会阶层分化加剧，铁路与有轨电车大大缩短了住处与工作场所间的通勤时间，专属于中产阶级的郊区住宅规划变得普遍起来。更加富有的人则会住在庞大的独栋别墅与豪宅中，1850年代黄麻纺织业繁荣时期由邓迪的黄麻企业主修建的“黄麻宫殿”就是个中案例。在其他地方，从前安置于“实用性建筑”中的银行、保险公司、图书馆、学院、博物馆、法庭和学校等设施也开始转移到美观的公共建筑中，这些新设施都是为专门的用途而建，在设计上采用了希腊、意大利或法国的风格，其目的在于通过外表的壮观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一时期苏格兰建筑史上更令人惊讶的是对建造教堂的热情，这一浪潮在1843年苏格兰教会分裂后几乎达到狂热的地步。建造教堂的浪潮反映了当时很多城市中产阶级对福音主义基督教的热忱、苏格兰三大长老会之间的激烈竞争，以及向与宗教关系疏远的广大城市贫民传播福音的宗教复兴运动的影响。任何人只要看一眼这一时期在苏格兰各城镇兴建的数百座教堂，便能体会到宗教信仰在维多利亚时代苏格兰社会扮演的核心角色。在这些教堂当中，由虔诚的联合长老会基督徒亚历山大·“希腊人”·汤姆森在喀里多尼亚路（Caledonia Road）、圣文森街（St Vincent Street）和女王公园（Queen’s Park）设计的三座教堂堪称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杰作。铁路的兴起也为苏格兰的城市风貌增添了新特征，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喀里多尼亚铁路公司（Caledonian）和北不列颠铁路公司（North British）建造的爱丁堡威弗莱站（Edinburgh Waverley）与格拉斯哥中央站（Glasgow Central）等棚式车站，这些车站本身便体量庞大，在附近还有同样庞大且豪华的综合性宾馆设施与其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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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632 苏格兰城市在面貌与结构上令人印象深刻的新变化带来了苏格兰民族认同的转变。繁荣的城市环境为苏格兰作为世界上最富裕社会的新地位提供了最鲜明的注脚，而这一地位最终又以苏英合并关系和不列颠殖民帝国的成功为基础。正因如此，这一时期苏格兰城市的公共建筑常通过外立面装饰或雕刻艺术来宣扬对联合王国的忠诚，以及对共济会和自由主义——在苏格兰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思想——的赞美。例如，格拉斯哥宏伟的新市政厅就在入口处的外立面上刻有维多利亚女王接受帝国各领地致敬的形象。与此同时，苏格兰城市的纪念碑往往也标榜了一种强烈的苏格兰认同，以及文化上的国中之国意识。维多利亚时代的苏格兰中产阶级把建筑视为一种铭记苏格兰史上重大事件的载体，尽管他们对于苏格兰历史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司各特爵士历史小说的影响。1707年以后，苏格兰本地的建筑风格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受到冷落，但在1820年代，随着拥有伸出建筑主体之外的塔楼、烟囱与山墙的“苏格兰男爵风格”逐渐流行，本地风格卷土重来，当时的很多治安法庭、城镇市政厅、公共讲堂、银行、警局、郊外别墅以及重建之后的爱丁堡城堡都反映了这一风尚。格拉斯哥建筑界的巨人查尔斯·伦尼·麦金托什（Charles Rennie Mackintosh）本人就深受苏格兰文艺复兴运动、男爵风格和凯尔特传统文化的影响，在格拉斯哥艺术学校、苏格兰街头学校（Scottish Street School）和海伦斯堡丘陵屋（Hill House）等代表作中可以看到不少上述风格留下的痕迹。在城镇广场、公园和主干道上，诺克斯、伯恩斯、华莱士、利文斯通和司各特爵士等苏格兰民族英雄的雕像常常被摆放在显要位置。对维多利亚时代苏格兰的统治阶层来说，对联合王国和大英帝国毫无保留的忠诚与对历史上的苏格兰民族文化符号的归属感之间并没有什么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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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636 在1840年代和1850年代，苏格兰的城市因宏伟的建筑、丰裕的财富和蓬勃的经济令海外访客赞誉有加，但不是所有人都对它们心怀艳羡。对于这些城市日益膨胀且毫无节制的人口规模，一些观察者感到了警惕、担忧乃至恐慌。苏格兰的城市的确拥有美观的建筑和街道，但它们也深受疾病、不卫生的环境、贫困和高犯罪率等问题的困扰，一些人认为这些问题造成的负面影响足以威胁到苏格兰都市社会的存续。苏格兰的财富分配极度不均，没有哪里能比城市更好地体现这一现象。例如，格拉斯哥的上流市民居住在旧城中心以西拥有豪华宅邸和精致花园的地段，那里象征着这座城市无比繁荣的经济表现。但在高街（High Street）、加洛韦门（Gallowgate）和盐市（Saltmarket）等地段，充斥着“窄巷与背街杂院”的街区构成了城内不断蔓延的贫民窟的核心，那里的景象与富人区截然不同。在1830年前后，贫民窟的人口已超过2万，这一数字还因移民的不断涌入而逐年增加。时人把这座“罪恶之都”称为“不洁之恶至极之地”，认为这里体现了新兴的城市社会最为不堪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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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638 肮脏堕落的群氓聚集在城市中心，恐怕不列颠所有领地中的所有城镇都无法与这丑恶的场面相比——在盐市街区内部的广场，在特朗门（Trongate）和斯托克韦尔（Stockwell）的街巷里，在克莱德河岸边，以及狭巷（Vennels）、哈凡纳（Havannah）和伯恩赛德（Burnside）等高街以东的地段，聚集着各种丑恶且不道德的事物，它们传播疾病，令人作呕。粪便在贫民居所旁堆积成山，排污系统毫无用处，各种污物不断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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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640 住在这些地段的人已堕落得无以复加，无人能从他们的脑中唤起任何崇高的想法。为绝望的处境所迫，他们也认为自己注定要在犯罪与丑恶之中度过余生……他们每晚的活动都令疾病得以传播，让城镇的街道充斥各种可恶的罪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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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642 苏格兰没有哪座城市的卫生状况能像格拉斯哥这样不堪。西苏格兰手摇织工委员会的一名调查员曾对此做出广为人知的评论：“在英格兰和国外，我都见过当地社会最为堕落的模样，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直到造访格拉斯哥的那些窄巷之前，我不敢相信一个文明国家的国土上能存在如此严重的污秽、犯罪、贫困与疾病。”[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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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644 深刻的问题并不只在于此。苏格兰的城镇地带正变得越来越致命。在1837年和1847年，苏格兰暴发了严重的斑疹伤寒疫情，而在1832年，恐怖的霍乱第一次传入苏格兰即造成一万人死亡，这种传染病后来还在1848年、1853年和1866年三度暴发。霍乱患者在得病后往往快速死去，且没有规律可循，这在社会各阶层都引发了广泛的恐慌情绪，也让公众开始注意到城市社会这一新环境的危险性。相比之下，肺痨（肺结核）、腹泻和百日咳等更为“寻常”的传染病造成的更为致命的后果，却没有得到多少关注。在1830年代到1850年代晚期，苏格兰城市的人口死亡率达到了17世纪以来的顶峰。在1860年代，尽管一些预防性措施已在城市地带得到推行，以缓解公共卫生问题，苏格兰四大都市的人口死亡率仍比一般城镇高五分之一，比乡村地区高近60个百分点。无论富人还是贫民，弥漫在城区里的恶臭都比任何关于死亡率的研究结果更能让市民切身体会到公共卫生危机的严重性：“现代人只要站在一处排水不畅的阴沟旁，就能闻到维多利亚时代中前期弥漫在城镇中的气味……这种味道的背后有着失修或不敷使用的排污系统、漫溢的粪坑、排水不畅的牛棚、血腥的屠宰场、贫民窟里的猪圈、露天粪堆和工业垃圾。”[6]有医学界的权威人士指出，“恶臭空气的臭味本身”就足以对居民的身体产生“健康恶化、食欲低落、反胃乃至有时呕吐或腹泻，以及头痛、目眩、头晕和慢性抑郁与不适感”等危及生命的不良作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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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646 埃德温·查德威克1842年发表的《大不列颠卫生状况报告》，以及W.P.艾利森（W. P. Alison）、贝尔德（Baird）医生、考恩（Cowan）医生和瓦特（Watt）医生等公共医学领域先驱的研究都系统性地证明了疾病与供水和清洁卫生之间的关系，但发现问题存在不等于找到了有效的解决方案。解决公共卫生危机面临着一系列困难。根据M.W.弗林（M. W. Flinn）的说法，苏格兰城市在这一时期的扩张之快“足以让20世纪的地方住房委员会惊得满头大汗”。[8]但与后代不同，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缺乏科学管理的经验。例如，当时的医学界围绕一些重要的致命性疾病的成因仍有激烈争论，对于遏制方法的理解也比较有限。仅围绕霍乱的病因问题，持“污浊空气致病说”与“接触传播致病说”两大主张的医生们就曾在多年间争执不下。不过，这一时期的中产阶级并未完全弃城市贫民于不顾。每当“热病”暴发之际，他们便致力于开设救济院——尽管这些设施总是在疫情过去之后便关闭。直到1850年代为止，中产阶级主要通过教会与慈善社团的渠道推动慈善事业。城市社会的危机被视为道德上的问题。当时的人们认为，贫民窟的糟糕处境很大程度上源自广大贫民宗教信仰的缺乏，这一问题对那些自甘堕落的穷人的人格造成了毁灭性影响。尽管W.P.艾利森等人主张贫穷源自环境和经济因素，道德主义解释仍在苏格兰盛行多年。这一思潮也因托马斯·查尔默斯牧师出众的个人影响力得到助长，他相信只要把基督的福音传给穷人，他们就能发展出一种新的自我责任意识，从酗酒和道德败坏中解脱。由此可见，在1830年代和1840年代解决城市社会现实问题的种种思路中，对道德整肃的呼吁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人们对在城市地带修建教堂的项目也倾注了高度的福音派宗教热忱与大量的金钱。苏格兰的城市社会在这一时期迎来了一股传教热潮，尤其是在1850年代，在自由教会和联合长老会的推动下，大量传教士挨家挨户走访不去教堂的市民，向他们传播基督教的救赎信念。满怀宗教热忱的男性与女性基督徒组建了一系列慈善社团，为孤儿、流浪者、娼妓、酒精成瘾者和其他遭遇不幸的人提供帮助。不可否认的是，这些组织从事的事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在另一方面，慈善事业往往让中产阶级的善心过早地得到满足，从而令城市危机的根本性解决一再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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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648 彻底改善苏格兰城市的供水与卫生系统需要投入大量资源，但到1840年代，对于房产税纳税人是否应缴纳税款以为城市里的所有居民提供好处，苏格兰社会并未形成共识。格拉斯哥警察委员会在1840年指出，治理贫民区的责任不应落在“全体市民”头上，而应由当地房产所有者承担。警察委员会还反对在格拉斯哥建立一个负责“承担修建医院、药房等设施，以及任用医务官员、社区医生、药剂师、卫生监督员等人员之费用”的卫生委员会，因为如此高度的干预措施势将对私有财产权的神圣性（这正是维多利亚时代社会体系的核心价值）造成严重侵犯。警察委员会还认为，通过强制性卫生评估来“保障公共健康”将令格拉斯哥的慈善资源枯竭，让富裕的市民大量逃离，造成灾难性后果。[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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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650 有鉴于此，让纳税人相信城市卫生改革在长远看来可以节省开支才是更为有效的办法。《英国及海外内外科医学评论》（British and Foreign Medico-Chirugical Review）在1840年代指出：“在卫生的经济学问题上，我们可以放心地提出一个较为宽泛的原则，那就是制造疾病比阻止疾病的经济代价更为高昂。此外，所有可能促使疾病暴发的社会机制都是一种对资源的严重浪费。”[10]不过，向满怀疑虑的纳税人实际宣扬这一观点仍较为困难，“卫生观念”的倡导者们在得到广泛认可之前也难免被当地人拖入冗长细碎的争论。那些可以从效率的角度得到辩护的市政改革最终取得了一定进展，至于用公共财政改善工人阶级住房条件等难以用财政效率论证的提议则在之后数十年内遭到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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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652 到1850年代，呼吁在苏格兰城市提供清洁用水、强化卫生管理的声音开始产生作用，其中一项显著进展便是1855年在苏格兰推行的居民出生及死亡强制登记制度——英格兰的类似立法早在19年前便已生效。从人口普查中得出的数据也为格拉斯哥第一任卫生主管W.T.加德纳（W. T. Gardiner）和他伟大的继任者J.B.拉塞尔（J. B. Russell）颇具影响力的研究提供了基础。他们的研究揭示了当时苏格兰城市地带惊人的婴儿死亡率，并用决定性的证据证明了不同阶层市民的死亡率之间存在巨大差异。1853—1854年的第三次霍乱疫情紧随1848—1849年的大规模暴发而来，这场危机也让苏格兰较为富裕的市民阶层开始关注疾病从贫民区向富人区扩散的危险。在这场危机中，霍乱不再被视为上帝的惩罚，而是被视为贫民窟必须被彻底清理的证据。正如一位医生在《格拉斯哥先驱报》中所说：“上帝之所以允许这场霍乱疫情暴发，就是为了迫使富裕且具有才智的人改善穷人居住的地方。”[11]卫生改革因此得到了狂热的道德支持，甚至在当时被不少人视为福音主义圣战运动的一部分，是让苏格兰城市社会变得更为虔诚的一种方式。对城市环境与精神面貌的大扫除从此不再两相孤立，而是被视为同一道德使命彼此关联的不同层面。正如安东尼·沃尔总结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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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654 对维多利亚时代的大多数人而言，传染病不是上帝用来惩罚人类原罪的天灾，而是人类因忽略上帝创造的自然世界，漠视上帝要求他们照顾病弱者的训诫所招致的后果。对一个既怀有福音主义的宗教责任感，又日益被建设良善社会的新兴世俗事业感召的群体来说，卫生改革、医疗保障、上门帮扶穷人、清理贫民区，以及为穷人提供健康和卫生教育等措施都极为重要。无论采取措施的驱动力来自信仰还是世俗追求，来自羞耻感还是利他主义的道德责任心，来自自利心态还是对疫病暴发的恐惧，维多利亚时代最广为接受的社会信条都认为良好的物质生活条件与纯净的环境是一切社会进步的必要基础。没有物质环境的改善，便不会有道德、宗教或智识上的进步。[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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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656 拜这一心态所赐，维多利亚时代的城镇化危机得到了一种更具环境主义色彩的诠释。这一诠释以出于宗教立场的诊断为底色，得到了查尔斯·达尔文更具世俗色彩的科学探究的支持：在那部影响深远的著作《物种起源》中，他强调了适者生存的原则和外部环境塑造人类生存境况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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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658 作为结果，对卫生事务的积极干预成为大势所趋。因为1848年《公共健康法》并未覆盖苏格兰，所以改善卫生状况的举措只能在地方政府层面推行，不过这些政策得到了1861年《城镇警察法》与1867年《（苏格兰）公共健康法》的支持。不过，从很早以前开始，很多苏格兰城镇的警察委员会便已有权力为道路铺装、公共照明、街道巡逻和垃圾清理等市政工作征收或提高税收，这些地方性“警察”工作本身就在相当程度上发挥了市容清洁的功能。1862年的法案进一步增强了上述地方性权力，并让城镇行政部门的常设人员规模大大扩张，其中便包括卫生监督员与政府医生（medical officers of health，MOH）。政府医生在这一时期颇具影响力，格拉斯哥的J.B.拉塞尔、阿伯丁的马修·海（Matthew Hay）和爱丁堡的亨利·利特尔约翰（Henry Littlejohn）都曾是这一群体的成员，“他们带头行动，维持城市清洁，兴建排污系统、公园、热病医院，改善住房条件，收集统计数据，让市政长官们自惭形秽”。[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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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660 向城市输送清洁用水并妥善处理废水需要大量投入，但对市民健康状况的改善效果最大。在这一方面，格拉斯哥表现出色，为全英国树立了榜样。该城从位于苏格兰南部特罗萨克斯（Trossachs）地区的卡特琳湖引水，两地之间相距约50英里，这一工程在1859年由维多利亚女王亲自剪彩，被时人歌颂为土木工程的伟大成就，也不容置疑地证明格拉斯哥严重且广泛的卫生问题可以通过大规模投资得到解决，随着立式输水管铺遍格拉斯哥贫民区的背街陋巷，这一项目最终为所有居民都带来了好处。卡特琳湖引水工程也促使其他城市更为积极地解决用水问题：阿伯丁和邓迪分别在1866年和1869年建成了各自的给水系统。在格拉斯哥，随着给水系统落成，贫民窟清理、煤气供应、街道照明、有轨车道、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公共浴室、公园和画廊等一系列新的商业机会的基础得以形成。到1890年代，格拉斯哥在同等规模的城市中已拥有最为完备的市政服务设施，这一成就为苏格兰另外三座主要城市提供了表率，也令大量海外访客投来赞赏的目光，尤其是来自美国的游客——在那里，大规模市政服务项目被广泛视为未来社会的典范。即便如此，我们在看待1900年以前苏格兰城市环境的改观时仍有必要注意到其局限性所在。克莱德河直到1894年仍是附近城市废水的主要排放地，J.B.拉塞尔也认为大规模燃烧煤炭与大量的工厂烟囱意味着格拉斯哥依旧是“一座几乎令人窒息的城市”。总而言之，到19世纪结束时，贫民窟住房问题和长期性人口过密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后续段落将对这些问题进行更具体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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