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380425 苏格兰民族：一部近代史 [:1706377697]

1706380426 苏格兰民族：一部近代史 第二十章 海外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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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430 1821—1915年，据估算欧洲有超过4400万人移民到了北美、大洋洲或其他地方。如此大规模的人口外流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也构成了新旧世界经济实力对比翻转的重要原因。如果洲际移民在19世纪没有发生爆炸式增长，美利坚合众国便不可能崛起为全球性的超级大国。在欧洲侨民外迁的潮流当中，苏格兰扮演的角色非常显著。仅从人数来看，1820年代到一战之间苏格兰的外迁侨民人数只略多于200万，显著少于意大利的800万、德意志各邦的500万以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450万，但从外迁侨民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例来看，苏格兰的移民比例远远超过了其他地方。在整个19世纪直到20世纪初，爱尔兰、挪威和苏格兰在欧洲中西部各国和地区当中拥有最高的移民率。在大多数时候，爱尔兰排名第一。因为移民规模时常因本土和国际的经济形势变化而显著浮动，挪威和苏格兰经常在第二名和第三名之间反复交替，但在1850年代、1870年代、1900年代早期和战间期的四次大规模移民潮中，苏格兰的移民率不是在上述三地当中稳居第一，就是略低于爱尔兰位列第二。如果将迁入英格兰的苏格兰移民也计算在内，苏格兰将在近代的大多数时间里无可争议地成为欧洲头号移民来源地。1825—1850年，有记录的苏格兰外迁移民远低于每年1万人；1851—1875年，每年有记录的移民人数都不会比2万人少太多。1876—1900年，苏格兰的每年移民人数在2万到3万人之间浮动，这一数字在一战时期猛增至6万，并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初进一步上升。在1935年《苏格兰纪行》的序言中，埃德温·缪尔曾对面积狭小的苏格兰如此庞大的移民规模发出了警示，他的断言无疑说出了不少人的心声：“我的大体印象是……苏格兰的人口正在枯竭，她的精神，她的财富，她的产业、艺术、智慧与内在性格也将失落。如果一个地方年复一年地让自己最富进取精神、最具智慧的人民流向海外，就这样持续五十年、一百年或二百年，一些可怕的后果将不可避免地到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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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432 移民潮影响了苏格兰的所有地区。高地西部是传统的移民来源地，当地的小农场社会在经历了1830年代和1840年代的生存危机之后也确实成了苏格兰人口外流的主角。在土豆饥荒期间，小农场农民与茅屋小农家庭的大规模外迁尤为严重，高地西部人口在1841年至1861年的流失竟高达三分之一。但在19世纪的其他时候，尽管从西北部出发的移民持续不断，绝大多数离开苏格兰的移民仍来自城镇地带及低地的乡村。这构成了苏格兰移民现象背后的一个根本悖论：在1860年之后，苏格兰已拥有世界上最发达、最成功的工业与农业，但苏格兰的人口仍在大量外流，其程度甚至比某些一向受困于贫穷、清退与饥荒的落后国家和地区更甚。1844年济贫法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表明，当时海外移民在乡村地区已极为普遍，超过三分之二的堂区都在之前数年里出现过居民迁居海外的情况。与地理分布之普遍一样惊人的是，移民现象遍布苏格兰的各行各业，农场佣工、编织工、石匠、木匠、铁匠乃至其他手工艺人都加入了移民的行列。不过，到19世纪晚期，海外移民的主要来源已逐渐向城镇和工业地带转移。鉴于此时的苏格兰正在快速进入城镇化时代，这一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出人意料，但它的确表明苏格兰的海外移民潮不但出现在经济衰退的地区，也出现在正经历经济发展的地区。19世纪末期对于在美苏格兰移民的一项抽样调查显示，超过四分之三的苏格兰移民来自城镇而非农村。例如，在1880年代，约80%的男性苏格兰移民都来自所谓“工业”郡，而土地广袤的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吸引的苏格兰移民仍以佃农和农场佣工为主。直到20世纪较晚些时候，上述地区仍是主营农业的东北部各郡居民首选的移民目的地。苏格兰农场佣工工会（Scottish Farm Servants’ Union）精干且富有远见的秘书长乔·邓肯（Joe Duncan）曾如此评价一战前苏格兰乡村日益扩大的移民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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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434 从苏格兰乡村出发的移民潮一直颇为稳定地存在着，它有时会崛起为一股洪流，正如我们在之前三四年里看到的那样。移民规模最大的那些郡的情况值得我们予以注意。到目前为止，来自埃尔金、奈恩、班夫和阿伯丁等地的移民数量最多，这可能是因为当地工业活动较少，导致农场工人缺乏在本地更换职业的机会。这些地区同样拥有规模最大的单身农场工人群体，而那里的工资在传统上又是每半年一结，这迫使很多年轻人养成了节俭存钱的习惯，让他们有足够的积蓄远走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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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436 在薪资更高、转行机会更多的郡里，海外移民的规模相对较小。农村移民大多以加拿大为目的地，澳大利亚排名第二，还有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前往新西兰和美国，但规模远逊于加拿大与澳大利亚。海外移民潮令本地农村的薪资上涨，也让留在本地的农村劳动者享受了更高的经济自主性。在今天，整个苏格兰的农场都面临着缺少人手的问题，虽然近来海外移民的势头似乎缓和了许多，但农村劳动力数量不太可能出现大幅增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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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438 移民目的地的相对受欢迎程度在各个时期有所不同。1840年代初之前，英属北美（在1867年成为加拿大自治领）是大多数苏格兰移民的目的地，当时在沿海各省与上加拿大（后来的安大略省）地区，苏格兰侨民群体已经站稳了脚跟。直到一战以前，加拿大仍然是苏格兰移民的头号目的地，因为可以较为容易地获取自治领辖下公用土地，所以那里对苏格兰乡下的移民特别有吸引力。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1850年代早期的淘金潮时代吸引了大量苏格兰移民，当时仅澳大利亚就吸引了约9万苏格兰人迁居。即便在1860年代初和1870年代末移民较少的时期，大洋洲仍是颇受苏格兰人欢迎的移民目的地。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苏格兰移民还一度涌向了南非。不过，美利坚合众国在任何一个时期都堪称最具吸引力的选择。1853—1914年，超过一半的苏格兰移民来到了美国，还有很多移民在来到加拿大之后选择南迁，将美国作为自己的最终目的地。就交通便利、文化亲近、机遇丰富、家族联系紧密与获取廉价土地的简便性而论，没有哪个国家能与美国和加拿大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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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440 苏格兰移民总体上在目的地国家的发展历程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迹，这一成就本身并不出人意料。虽然很多移民原本是赤贫的高地人、失业的手工编织工、被发配到澳大利亚的流放犯或在政府资助下离开苏格兰的孤儿，但不少移民在离开苏格兰时具有不俗的竞争力，可以在新世界抓住机遇，并成功地影响当地的经济发展。不过，认为所有移民都取得了成功显然也是不合理的。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成千上万人从大西洋彼岸回归苏格兰本土，其中有不少人的海外打拼经历可能以失败告终，但这样的情况不但不足以概括苏格兰移民的整体处境，甚至也不构成多数。对19世纪安大略地区苏格兰裔城镇居民的研究显示，苏格兰移民在来到当地之后呈现出社会地位降低的现象，但即便将上述情况考虑在内，苏格兰移民在建设北美与大洋洲的过程中创下的纪录依然令人印象深刻。苏格兰移民拥有的几项优势让他们具备比其他族群更为优越的竞争条件：大多数苏格兰移民都是来自低地的新教徒，以英语为母语，他们因此不必像爱尔兰裔天主教徒移民那样受到教派歧视，也在语言上比德意志、斯堪的纳维亚诸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出身的移民更有优势。他们也拥有在世界上最先进的经济体之一生活并工作的经验。近代苏格兰的农业以其质量和效率之高享誉世界，而在银行、保险、工程、应用科学、造船、采煤和钢铁冶炼等诸多行业，苏格兰也占据着世界领先地位。苏格兰移民在迁往海外之前已经在这种先进的资本主义体系中积累了工作经验，他们从中掌握的丰富技能也非其他欧洲国家出身的移民可比。1815—1914年，移民美国的苏格兰移民中技术工人与半熟练工人的比重高达一半，在1920年代初，离开苏格兰的成年男性移民中有55%拥有专业技能，而在一战前的两年里，有人指出当时超过五分之一的苏格兰移民来自“商业、金融、保险、专业服务界，或已从大学毕业”。这正是埃德温·缪尔哀叹移民浪潮正在榨干苏格兰民族精英血脉的原因。在移民潮中把握机会的不只是在苏格兰大城市和主要产业领域工作的技术工匠，农村的佃农、扶犁工和牧羊人也在改良农业生产模式下习惯了具有高度纪律性的劳作和更为先进的农作方法，这样的移民在那些地广人稀、原材料丰富但熟练劳动力严重不足的国度颇有竞争力。甚至可以说，苏格兰人从一个更为成熟发达的经济体系向殖民地国家更为落后原始的经济体系迁移，这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一种技术转移。苏格兰移民的另一个额外优势是，他们在迁居海外时通常带有一定的初始资本。与移民美洲的爱尔兰裔天主教徒不同，逃离贫困状态并不是苏格兰侨民远走海外的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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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442 苏格兰声名卓著的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传统也对苏格兰移民的成功起到了一定作用。18世纪晚期，北美殖民地几乎所有医药从业者都是苏格兰人，或在苏格兰受过培训。苏格兰出身或在苏格兰受教育的牧师主宰了北美殖民地的长老会与圣公会，苏格兰的教育者也在普林斯顿学院、费城学院和北美殖民地中南方各地的无数长老会学院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进入19世纪，苏格兰人在北美专业人士群体中的占比仍举足轻重。在《加拿大人物传记辞典》（Canadian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的条目中，我们可以在宗教、教育、文学、医学和新闻等领域里看到大量苏格兰移民的身影。即便在被流放到澳大利亚的罪犯当中，苏格兰人的文化水平仍高于英格兰人或爱尔兰人。不过，正规教育并不是苏格兰教育体系对苏格兰移民产生影响的唯一途径，还有很多移民曾在工作期间通过学徒工制度掌握了专业技能。对工业领域而言，真正的“高等教育”发生在克莱德河地区先进的机械制造车间里，工业领域的技艺往往在那里得到改进与优化，并被年轻的员工习得，从而传承给下一代劳动者。同样地，农村的年轻养马童（haflin）要在体验饲养马匹的诸多阶段之后，才能通过马夫结社（Horseman’s Word）的秘密仪式正式成为扶犁工。今天的加拿大商业史研究者认为，这种对传统熟练工匠的培训体系的信念，正是19世纪晚期苏格兰移民几乎主导加拿大工业经济的关键所在。在安大略地区的乡下，苏格兰移居农民家中那些没有土地继承权的儿子被大量送往铸造厂、磨坊和工厂车间，在那里学习专业技能，从而获得了相对于其他族裔劳动者的竞争优势。在此基础之上，第一代苏格兰裔移民（以及部分第二代苏格兰裔移民）也保留了对于本民族同胞的认同感。在所有苏格兰移民的目的地国家里，移民精英都依靠共济会、长老教会、圣安德鲁十字社和伯恩斯俱乐部等盛行于19世纪的组织保持了族群认同，它们既为苏格兰人提供了在生意上互相联络提携的平台，也是苏格兰移民社群内部至关重要的宗教与社会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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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444 基于上述原因，苏格兰移民能在近代北美和澳大利亚很多地方的经济发展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便不难理解了。苏格兰移民中的杰出人物经常受到高度关注，其中就有来自邓弗姆林的安德鲁·卡内基，世界最大钢铁制造企业卡内基钢铁公司的创始人，以及生在班夫郡木匠之家，在移民加拿大之后成为推动修建加拿大太平洋铁路（Canadian Pacific Railway）这一庞大工程，改变了19世纪晚期整个加拿大的东西交通格局，并在1921年去世时受封斯蒂芬山勋爵（Lord Mount Stephen）的乔治·斯蒂芬（George Stephen）。即便没有像这些产业巨头一样的名声，很多苏格兰移民也在其他产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1880年代，苏格兰移民与苏格兰裔居民主宰了加拿大的纺织、造纸、制糖、制油、炼铁、炼钢、家具制造、毛皮贸易与面包烘焙行业，取得了与他们的人口比重不相匹配的显赫成就。有人估计，19世纪末加拿大自治领约三分之一的商业精英都出身苏格兰，而当时第一代苏格兰移民在加拿大总人口中的比重仅为16%。在美国，苏格兰移民也取得了显著的商业成就。诸如亨利·埃克福德（Henry Eckford）、唐纳德·麦凯（Donald Mackay）和乔治·迪基（George Dickie）等苏格兰人曾为纽约和波士顿造船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小的贡献。詹姆斯·福根（James Forgan）是苏格兰圣安德鲁斯一个高尔夫球杆制造者的儿子，他在1885年抵达美国之后，最终成为第一国民银行（First National Bank）的主席。在美国铁路交通网络的建设过程中，苏格兰建筑工与操作员也发挥了带头作用。生于伦弗鲁郡的克雷格·麦卡勒姆（Craig McCallum）少将曾在美国内战期间对维持联邦铁路系统的高效运转厥功至伟，他的努力被认为对联邦军最终击败南方邦联军具有决定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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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446 上述“伟人”的功绩彪炳史册，在后世广受称颂，但和他们相比，无数默默无闻的普通苏格兰移民为开发北美做出的贡献更为显著。一代又一代的苏格兰牧羊人在蒙大拿、爱达荷与怀俄明地广人稀的土地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迹；在西部的新边疆上随处可见大批苏格兰裔银行家、商人和小店主的身影；苏格兰货栈主把在爱丁堡与格拉斯哥的布料商那里学来的生意经验带到美国，成为美国城市百货商店行业的先驱。在大洋洲各殖民地，苏格兰移民的表现同样活跃。当代的汤姆·布鲁金（Tom Brooking）曾如此评价苏格兰人在新西兰历史上扮演的角色：“……苏格兰农民、制造业者和商人的贡献远非他们的人数所能衡量。苏格兰移民在人数上不如英格兰人，但他们的开拓性贡献无疑超过了后者。”[3]相比之下，澳大利亚的历史学家对苏格兰移民历史地位的评价更为持中，他们正确地指出移民中的成功者往往吸引了后世的全部关注，而失败者则更有可能被忽略。例如，在1890年代持续的经济萧条期间，澳大利亚的一些苏格兰移民企业也曾穷途末路。此外，现有的历史文献只能让我们了解到“可见的”苏格兰人的情况，至于女性、普通劳动者、罪犯、采矿工和流放者等群体虽然在澳大利亚历史上同样重要，其经历却没有得到记录。即便如此，苏格兰移民对今日澳大利亚社会的形成所发挥的作用仍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尽管他们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并不总是光彩的。维多利亚的苏格兰开拓者常常是以残酷无情著称的土地强占者，来到澳大利亚的苏格兰移民总体上也与英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移民一样，深度参与了对当地原住民群体的残酷压迫。讽刺的是，一些最为恶名昭彰的原住民迫害者本身就来自高地，在离开家乡之前深受土地清退之苦，直到1850年代才凭高地与群岛移民协助社（Highland and Island Emigration Society）的赞助移居海外。在1900年前最终抵达澳大利亚的约25万苏格兰移民中，有相当多的人都被吸纳为城市劳动力，或在内陆放牧绵羊，但他们当中也有不少人和在北美一样，参与了澳大利亚的商业、教育、宗教与文化事业。这一时期的苏格兰移民对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的放牧业与矿业施加了显著影响，其中一个突出的因素就是苏格兰本土资本与澳大利亚企业之间的联系。澳大利亚的苏格兰移民积极参与了土地、养牛或绵羊养殖业公司的经营，并通过一系列为富人运作流动资本的商业律师和注册会计师组成的行业网络，将苏格兰中产阶级的储蓄投入澳大利亚的开发事业。到1880年代，澳大利亚总借贷额的40%以上都可直接追溯到来自苏格兰的资金，这一点再次证明了苏格兰在19世纪取得的经济成功与苏格兰移民在海外的成就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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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450 欧洲人移民新大陆的活动可以追溯到近代早期的地理大发现时代。但在19世纪下半叶，这场规模不大的人口迁移运动逐渐成为一股洪流，将大量个人或家庭带往大西洋彼岸，大规模移民时代至此真正地揭开了序幕。这场移民潮的原因不只在于美国和加拿大前所未有的扩张活动在北美大陆产生了无比旺盛的劳动力需求，也取决于越洋交通领域两个重大阻碍的克服，即距离和成本。从前，越洋迁徙对欧洲人而言往往意味着有去无回，欧洲人也在传统上将新大陆视为一片森林密布的遥远蛮荒之地，失败的风险与死亡的危险在那里远远大于潜在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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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452 和人类生活中的很多其他方面一样，移民在19世纪因交通方式的革命而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蒸汽船的客运成本事实上比帆船高出三分之一，但这种新交通工具在速度、舒适度和安全性等方面带来了巨大的改善。1850年代，乘船横渡大西洋需要六个星期，但到1914年，横跨大西洋的平均船运时间已缩短至一周左右。在1860年代初，45%的跨大西洋移民在出发时都乘坐了帆船，但这一比例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迅速下跌，以至于到1870年，几乎所有移民都会乘坐蒸汽船渡过大西洋。蒸汽船极大地缩短了航行时间，从而为移民消除了另一个重要的成本来源。移民们在出发到靠岸之间没有任何收入，但这段困难时间在蒸汽船普及之后大大缩短了。对于19世纪晚期在苏格兰移民当中占比越来越大的城市技术工人或半熟练工人而言，这一变化非常关键。他们现在可以利用北美地区临时性的劳动力短缺，在特定的时候前往北美，以在那里赚取比本土更高的工资。这一变化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一时期从美洲返回苏格兰的移民规模也有所扩大。据估计，到1900年有三分之一的苏格兰移民都曾在抵达目的地之后回到了苏格兰本土。上述变化不只发生在从欧洲去北美的移民身上。1853—1920年，共有140万人（几乎都来自不列颠）移民新西兰，据估计其中有近100万人（这些人当然不都是移民）都回到了本土。回归本土的人数与日俱增，在1853—1880年新西兰的对外船运总人数中仅占36%，到1881—1920年就上升至82%（在此期间共有100万人乘船离开新西兰）。这一上升态势与通往新西兰的海运交通方式的变化直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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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454 蒸汽船是19世纪最具颠覆性的技术进步，但铁路对移民的影响也不遑多让。铁路让来自各地的移民都可以快速且方便地通过遍及全国的交通网络前往海滨的出发港。船运公司常常与铁路公司签署协议，保证移民在抵达出发港时不必承担火车票开支。铁路在北美的扩张也带来了类似的好处。到1850年代，加拿大运河网络已经建成，与此配套的铁路开发事业改善了北美东海岸与美国西部之间的交通连接，移民可以在欧洲购买去魁北克或汉密尔顿的船票，再从那里乘火车去芝加哥。蒸汽船与铁路两种交通方式的连通催生了备受欢迎的所谓通票（through-booking）机制，让移民可以一次性预订全套交通服务，只需在欧洲购票一次就能直达美国内地的最终目的地。1857年，《钱伯斯周刊》（Chambers’ Journal）曾将通票称为一种“惊人的便利做法”，认为它“让移民不再对越洋远行心怀恐惧，想必会让成百上千户家庭蠢蠢欲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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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456 苏格兰移民在铁路时代享受了独特的优势，这是因为当时苏格兰的铁路系统已经把各个地区与克莱德河口一带一系列重要的客运出发港连接起来，而从1850年代开始，始于那些港口的航运网络便已布满全球。当时主要的客运公司包括艾伦公司（Allan）、锚公司（Anchor）和唐纳森公司（Donaldson），它们主要经营的是跨大西洋线路；城市航运公司（City Line）则主营印度航线。此外，艾伦公司也运营南非线路，而从1860年代开始，阿尔比恩航运公司（Albion Line）还开始运营前往新西兰的客船。在加拿大，还有一些主要的铁路公司瞄准移民市场，积极地发挥了作用。这些公司认识到，对初来乍到的欧洲移民而言，铁路不仅是一种便捷快速的交通方式，也是开拓北美内陆荒野、建立永久性定居点的最有效手段。正因如此，体量庞大的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Canadian Pacific Railway Company，CPR）在这一时期积极地鼓励移民到加拿大内陆定居。1880年，加拿大自治领当局已经为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提供了从温尼伯到落基山脉之间的2500万英亩土地，为了从这些土地上获取利润，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不得不在沿线扩大居民区的规模以提高人员输送量。结果，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决定在英国本土发起积极的营销活动，鼓励英国人移民内陆平原地区。在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营销战略中苏格兰被列为重点关注的目标，公司的代理人也走遍了苏格兰乡间，为当地居民宣讲好处，提供信息。为了降低移民迁入的难度，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甚至在艾伯塔南部预先建好了农场，有意移民者在购买服务的同时就能获得农场住宅、谷仓和栅栏的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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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458 在大型企业主动吸引移民迁徙北美内陆草原的举措背后，是一场让更多欧洲人知晓移民美洲之魅力所在的信息革命。一直以来，新大陆移民都会在写给本土的信函中通报海外的情况，这构成了移民目的地与旧大陆之间信息传播的最重要渠道。随着蒸汽船、铁路和电报等技术快速进步，邮政服务变得更为频繁、可靠且迅捷，这一传统通信渠道的传播力度也大大加强。对于旧大陆的居民来说，那些由移民写给可信任的家属的信件是他们了解海外工作机会、物价水平和收入水准的最可靠来源。而在信件之外，移民们还会给母国的亲属汇去款项。魁北克最大的移民中介商亚历山大·布坎南（Alexander Buchanan）就曾在历年的年度报告中提到，来自苏格兰和英国其他地方的大量移民依靠新大陆亲友寄回的现金漂洋过海，前来投靠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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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460 回乡移民也是向旧大陆提供海外信息的一条重要渠道。虽然的确有一些回乡移民在闯荡新大陆失败、彻底失去希望之后才选择回国（这一时期的苏格兰媒体经常发表文章，称回国的移民已经“耗尽了期许，花光了积蓄”），但将他们一概视为落魄之人也是错误的。随着轮船的普及彻底改变了越洋航运，当新大陆的经济环境暂时恶化时，乘船返回本土的移民人数自然会大幅上升。不过，很多回乡移民在离开苏格兰之际就不打算永久定居美国，这在技术工匠和半熟练工人当中尤为常见。例如，在当时的苏格兰东北部，数以百计的花岗岩采石工都会在每年春天渡海前往美国的采石场，直到冬天才回到阿伯丁。而在拉纳克郡，一些煤矿工人也形成了定期前往美国工作的传统。此外，石匠和其他建筑行业的技术工匠也会在新大陆迎来旺盛的季节性需求。到1880年代，苏格兰移民似乎已乐于以相对较短的滞留为目的前往海外。例如，在1880年代后期，大量苏格兰建筑工匠都被报纸上的广告吸引，来到得克萨斯州首府奥斯汀（Austin），在美国工人罢工期间从事他们放下的工作。来自斯堪的纳维亚诸国、意大利、希腊和英格兰的例子也表明，所谓“落魄”之人在回乡移民当中只占少数，我们似乎也没有理由认为苏格兰移民的情况与此不同。而在回乡的移民中，那些取得了成功的人无疑在当地广泛地传播了关于海外工作与生活状况的信息，甚至可能鼓励了更多人出海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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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462 在19世纪末，除了上述私人和家庭渠道之外，旧大陆有潜在移民意愿的人所能获取的信息于质于量都有了爆炸性的提高。1886年，英国政府设立了对外移民信息办公室（Emigrants’ Information Office），旨在就迁居海外时的土地分配、工资水平、生活成本与交通费用等情况提供客观中立的介绍。这一机构还散发了大量手册与简介，其中的信息因扎实准确而备受信赖。相比之下，地方性报纸发挥的作用更为显著。玛乔丽·哈珀（Marjory Harper）的研究揭示了《阿伯丁日报》（Aberdeen Journal）等当地主要报纸如何在苏格兰东北部的乡村地区引发了对于移民海外的兴趣。这些报纸不断刊登远洋航线的广告、赞助出海的信息，以及许多介绍北美生活的文章和海外移民来信，让乡村读者受到了无休止的信息轰炸。海外国家的政府与土地公司也开始更加积极地吸引移民，他们的做法变得更加专业、更加精致。例如，在1892年，加拿大政府任命了两个全职代理人，到苏格兰各地的集市、招工集会、农业展销会和乡村礼堂集会上宣传移民加拿大的好处，他们最得心应手的技术就是用幻灯片进行配图宣讲。负责苏格兰北部的代理人W.G.斯图尔特（W.G.Stuart）甚至能在听众有需要时用盖尔语为他们宣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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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464 从1870年代到一战爆发前，加拿大政府吸引移民的目的都在于尽快开发西部的内陆草原，以为整个自治领充当农业基地。在这一计划的背后，曾在1896年至1905年任加拿大自治领内政部部长的克利福德·西夫顿（Clifford Sifton）施加了关键影响。他曾为加拿大制定了最早的移民宣传策略，包括大量传播富有吸引力的文案，在报纸上刊登广告，邀请当地知名记者走访加拿大并写下称赞加拿大的文章，以实际移民人数为基准支付代理人的佣金，并为蒸汽船船票代销商提供津贴，让他们帮忙在英国宣传移民加拿大的好处。苏格兰乡村与加拿大素来有密切的关联，那里的居民也多为经验丰富的农民和拥有熟练技能的农场佣工，因此在加拿大的移民宣传策略中，苏格兰被视为特别重要的争取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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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468 信息沟通与移民市场营销手段的革命在西欧所有国家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本身不足以解释为什么苏格兰相对于欧陆任何一个地方的移民比例都如此之高。像爱尔兰和斯堪的纳维亚诸国这样人口流出率较高的社会大多在经济上以农业为主，比较落后，而苏格兰拥有当时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工业社会，在19世纪下半叶不但享受了生活的改善，也以优秀的造船、机械制造、炼钢制铁和农业造诣享誉世界。此外，苏格兰的对外移民潮在持续时间上也超过了联合王国境内的任何一个地方。尽管英国的对外移民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有所回落，苏格兰的对外移民数量在此期间仍保持在较高水平。事实上，在1920年代，苏格兰的对外移民率达到了几十年来的最高点，也在当时的所有移民输出地当中位列第一。即便在一战以前的那些年里，苏格兰的对外移民率仍高达英格兰的近两倍。讽刺的是，苏格兰的移民输入（尤其是来自爱尔兰的移民）也曾在19世纪初颇具规模，并在爱尔兰大饥荒期间进一步增长，直到在1891年达到峰值（当时的人口普查显示，苏格兰有218745名出生在爱尔兰的第一代移民）。在19世纪晚期，意大利的很多地区和北欧部分地区的移民输入规模也有所扩大，但在规模上不能与苏格兰相比。换言之，苏格兰在近代欧洲的语境下不但拥有超高的移民输出率，移民输入也异常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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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470 为什么在19世纪取得了辉煌经济成就的苏格兰有着一段如此活跃的移民输出史，这无疑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在于，苏格兰人在传统上就乐于迁徙，因此惯于在英格兰和海外寻找工作机会与发展机遇。苏格兰侨民的海外开拓事业早在大规模移民北美和大洋洲之前便已存在。在16世纪和17世纪，成千上万的苏格兰人来到波兰、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爱尔兰和英格兰，成为雇佣兵、游方商人、小商贩、（在阿尔斯特地区）佃农与普通劳工。据估计，1600—1650年共有3万到4万名苏格兰人前往波兰，还有4万多人曾在17世纪末定居阿尔斯特，其中有很多人是在1690年代的“灾年”期间前去移居的。T.C.斯莫特曾指出，17世纪中叶15—30岁的苏格兰男性远走海外的比例很有可能与19世纪中叶相当，而在后一个时代，苏格兰的人口已有了显著的增长。同样地，100年后最早一批定居北美殖民地的移民当中也有苏格兰人的身影。1763年《巴黎条约》让北美内陆山区对英国殖民者开放，到美国独立战争爆发时，那里已经有约4万名苏格兰人定居。这些移民往往大批前来，北美殖民地边境地带的佐治亚、卡罗来纳、加拿大和上纽约等地是他们的主要聚居区。数百年以来，海外迁徙都是苏格兰人社会习俗的一部分，对他们来说，出国闯荡不是什么新鲜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代早期热衷移民的传统遍及苏格兰各地，从北端的奥克尼群岛到南方的边境地区无不如此。16世纪大多数前往欧洲大陆的苏格兰侨民来自东部各郡和北方诸岛，而定居在阿尔斯特的苏格兰人大多来自低地西南部和阿盖尔郡。18世纪末，第一次有大批高地人移民北美。由此可见，苏格兰的大规模海外移民几乎从不间断，维多利亚时代和爱德华时代的移民潮只是延续了这一拥有数百年历史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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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472 不过，19世纪到20世纪苏格兰的大规模对外移民背后也存在具体的时代原因。为了更好地揭示这些原因，我们应该审视这一时期高地、低地乡村和低地工业城镇地区的不同状况。高地西部及群岛地区在苏格兰移民史上的地位尽人皆知，无数歌谣、传说故事与历史著述都曾提及当地的人口外迁与土地清退运动间的关系。然而，当地的实际情况比流行观念的叙述更为复杂。高地海外移民的来源地主要集中在西部边远地区和赫布里底群岛的小农场地带，相比之下，大多数从高地南部、中部和东部堂区离开的移民最初的目的地并不是国外，而是格拉斯哥、爱丁堡和邓迪等大城市。从18世纪末到1850年代，高地居民的移民率已显著高于苏格兰其他地区。例如，在1840年代初，据估计苏格兰海外移民当中有五分之二来自高地各堂区。但正如之前提到的那样，从1860年代开始，高地的对外移民规模与其他地区相比便不再显著。到19世纪末，大多数苏格兰移民都来自城镇地带，在移民之前从事工业相关的工作，若将此时苏格兰人的大规模外迁归结于高地地区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就显然是不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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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474 即便如此，在之前的数十年间，高地西部有如此之多的人口迁居大西洋彼岸的原因仍不难理解。首先，与一般观念相反，盖尔语地区的居民对外部世界的机会有着充分的了解。18世纪末的大规模征兵活动在当地形成了惯于迁徙的民风，也在当地传播了关于海外移民目的地的信息。到拿破仑战争结束时，已经有约3万高地人移民北美，当地的高地侨民社区也与家乡维持着密切联系，在19世纪晚些时候促成了所谓“连锁移民”的现象。事实上，高地西部的大规模移民最早可以追溯到1820年代，正是从那时开始，当地大部分地区的人口不再增长。鉴于褐藻产业崩溃、渔业行情低迷，在当时流行的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影响下，高地地主自然开始认为自己领地上的人口“过于稠密”，只有将部分居民迁出才能腾出土地交给绵羊养殖业者。与艰难谋生的贫苦佃农相比，绵羊养殖业者缴纳的地租更多，稳定性更好。早在1820年代，诸如寇尔岛（Coll）的麦克林恩和斯凯岛的麦克唐纳等地主便开始帮助领地上的“富余人口”向大西洋彼岸迁徙。1836—1837年的粮食危机之后，英国政府殖民地部（Colonial Office）也参与发起了一个规模更大的项目，为海外移民提供支持。作为结果，约4000名高地人最终在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定居。在1840年代的土豆灾荒之后，辅助移民项目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在私人地主和高地与群岛移民协助社等慈善机构的帮助下，超过16500人离开赫布里底群岛，前往加拿大或澳大利亚。在“辅助移民”的过程中，不少迁徙海外的高地居民是在强制手段的胁迫下离开家园的。如第十八章所述，这一时期的高地西部发生了整个19世纪最为残酷的人口清退潮，无数穷人迫于经济困难和地主的无情压迫而远走他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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