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380503 苏格兰民族：一部近代史 [:1706377698]

1706380504 苏格兰民族：一部近代史 第二十一章 新苏格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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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506 爱尔兰裔天主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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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508 近现代意义上的苏格兰民族发源于中世纪的苏格兰国家，后者统治的民众混合了盖尔人、皮克特人、斯堪的纳维亚人、布立吞人（Britons）和盎格鲁人等多个族群。与威尔士、爱尔兰相比，古代苏格兰的族群构成要复杂得多。1800年后，随着大量移民再次涌入苏格兰，苏格兰民族反而形成了一种更为一元化的身份认同，那些在宗教、语言和文化传统上与本地人不同的移民因此受到了怀疑，乃至公开的恶意对待。在19世纪和20世纪，一波又一波爱尔兰人、意大利人、立陶宛人、犹太人、波兰人、英格兰人和亚裔移民来到苏格兰定居，自数百年前爱尔兰、斯堪的纳维亚和不列颠诸部族定居苏格兰以来，这一时期可谓移民迁入的又一高潮，这些新定居者的到来也对现代苏格兰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强大而多歧的影响。本章将重点关注其中五个移民群体（他们构成了二战前苏格兰迁入移民的大多数）的历史体验以及苏格兰居民对他们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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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510 19世纪的欧洲各地普遍进入了大规模移民的时代，但很少有地方能在对外移民的规模上与爱尔兰相比。“移民海外成了人生正常道路的一部分，在爱尔兰长大，就意味着准备离开爱尔兰。”[1]爱尔兰人的移民目的地遍及世界上几乎所有英语国家，而在1841年到1921年，移民苏格兰的爱尔兰人只占爱尔兰移民总数的8%。即便如此，他们仍对苏格兰社会产生了显著的影响。爱尔兰裔天主教徒是近现代苏格兰的主要移民群体，其规模远远超过了意大利人、犹太人、立陶宛人（上述三个移民群体在1930年代的总人口超过了4万），以及在20世纪下半叶开始迁入苏格兰的亚裔移民。早在1850年代，苏格兰已有约25万出身爱尔兰的居民，来自爱尔兰的移民人数在那之后始终维持在较高水平，直到1920年代才开始下降。即便不讨论社会影响，仅就最基本的数字来看，爱尔兰向苏格兰移民的人数比例上也高于向英格兰移民的比例。185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只有2.9%的居民来自爱尔兰，而这一比例在同时期的苏格兰高达7.2%。虽然在一战前的几年里，爱尔兰向英格兰移民的人数逐步下降，但爱尔兰向苏格兰移民的规模并没有显示出衰退的迹象。1901年，苏格兰仍有20.5万爱尔兰裔居民，与土豆饥荒之后不久的20.7万人相差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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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512 由于爱尔兰裔居民往往集中居住在特定区域，尤其是在格拉斯哥城内及郊区的工业地带、邓迪以及洛锡安地区的矿业地带，他们在近代苏格兰社会中拥有异常高的辨识度。归根结底，吸引爱尔兰移民来到苏格兰的最大原因就是苏格兰发达的工业化进程，作为结果，在艾尔德里、科特布里奇、马瑟韦尔和低地西部其他一些繁荣的工业城镇，爱尔兰裔居民都形成了规模可观的社区。在这一时期定居苏格兰的爱尔兰人大多来自爱尔兰北部的阿尔斯特地区，至于来自爱尔兰岛其他地方的移民则为数较少。正因如此，虽然大多数爱尔兰移民都信仰天主教，但19世纪中叶仍有相当一部分爱尔兰移民（约占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是新教徒，他们的祖先正是17世纪从苏格兰前往阿尔斯特定居的长老派基督徒。这些人出于文化、族裔和宗教信仰上的原因，能够比天主教徒移民更好地融入苏格兰当地社会。关于这一群体的故事，本章将在下一节予以讲述。爱尔兰移民的地域特性非常值得关注，因为来自阿尔斯特的移民在迁居苏格兰工业地带时也带来了家乡传统的社群仇恨：在19世纪拉纳克郡和艾尔郡的一些地方，新教徒与天主教徒间的“橙绿之争”[2]也成了当地社会的一个固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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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514 爱尔兰裔居民对苏格兰的经济发展贡献巨大。1843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曾说，不列颠工业革命如果离开了来自爱尔兰海彼岸的移民劳动力就不可能发展下去。这句发言本身针对的只是拉纳克郡，但恩格斯讲述的这一情况可能更适用于整个苏格兰。爱尔兰裔居民在苏格兰的总人口中占据更高的比例，苏格兰工业经济的成功也取决于非技术与半熟练劳动力的充足供应。在拉纳克郡和艾尔郡的矿业地带，爱尔兰工人常常背负着工贼的名声，19世纪早期的一些狡猾的雇主时常会雇用他们来打破工会集体抗争的计划。不过，从长远来看，爱尔兰移民工人对苏格兰本地劳动力起到了补充作用，他们愿意承担那些因过于枯燥和缺乏技术性而被苏格兰本地人嫌弃，却对工业和城镇发展至关重要的工作。年轻的爱尔兰劳动者在苏格兰的劳动力市场上形成了一支强大的流动性力量，他们徘徊于苏格兰各地，参与修建港口、铁路、运河、桥梁与水库的工程，为苏格兰经济的新格局建设了重要的基础设施，但其中一些人只希望从这种工作中赚取足够移民海外的收入，以伺机远渡大西洋，前往真正的机会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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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516 当时的爱尔兰人虽然为苏格兰经济奇迹的延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们并未因此得到多少褒奖。他们是“身在异国的陌生人”，无论在宗教、语言还是文化上都与本地社会格格不入。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总是居于末流，舆论时常抨击他们为一群怠惰的贫民以及纳税人和济贫体制的累赘，还把他们当作一切社会问题（从酗酒到大城镇的传染病疫情）的替罪羊。一些人认为，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压力之下，爱尔兰移民社群减少了与外部社会的交集，变得更加故步自封，并因此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身份认同和对天主教的信仰热忱，以求天主教信仰给予自己精神上的慰藉，在这片充满敌意的土地上为自己提供社会价值。近代苏格兰作为一个“无国家之民族”的身份认同建立在长老派基督教的基础之上，这一派别将天主教视为一种浮夸的迷信，乃至一种恶魔般的威胁，其罪魁祸首便是罗马教宗，即所谓的“原罪之人”。不过，爱尔兰裔天主教徒社群的封闭意识既非一蹴而就，也从来没有全然主导这一群体，从20世纪初开始，这种意识更显露出逐步瓦解的迹象。此外，如本书之前所述，苏格兰的长老派基督教内部也颇为多歧，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受制于教派矛盾，其烈度有时甚至能让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矛盾相形见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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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518 第一波爱尔兰移民最为突出的特点在于他们被苏格兰社会同化的速度之快。18世纪移民加洛韦和艾尔郡的爱尔兰人很快就抛弃了他们的天主教信仰，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与本地人的通婚，另一方面是因为苏格兰没有天主教会的司铎与教堂。在这一过程中，第一批爱尔兰移民也逐渐放弃了爱尔兰式的姓氏。例如，麦克达德（McDade）变成了戴维森（Davidson），奥尼尔（O’Neil）变成了麦克尼尔（McNeil），德怀尔（Dwyer）变成了戴尔（Dyer）。很多第一代乃至第二代爱尔兰移民很快就成了苏格兰本土居民的一部分，可辨识的身份差异几乎消失不见。直到19世纪中叶为止，苏格兰的天主教会仍无力接纳有如洪流一般不断涌入的爱尔兰移民。在1836年，格拉斯哥全城只有一名天主教司铎，但城内天主教徒的人数已达9000—11000人。位于圣安德鲁斯城内克莱德街上的主教座堂在1816年正式开放，象征着天主教徒社群在苏格兰西部的兴起，但这座宏伟的建筑让这个本就拮据的社群陷入了长达多年的财政困难，反而影响了在移民聚居区建设新教堂的步伐。在这一时期，苏格兰西部的天主教司铎甚至时常离开自己的职守所在，前往英格兰和爱尔兰募集资金。同样地，后来成为天主教徒移民宗教认同感重要支柱的教会学校在这一时期的影响力也十分微弱。直到1816年以前，苏格兰西部并没有天主教学校；在1817年，一个天主教学校社团得以在格拉斯哥成立，但这背后离不开一些富裕新教徒的资助。这笔资金支持对天主教社群而言并非没有代价：这些“天主教学校”的教师将被禁止传授天主教信仰，在宗教相关课程上也必须使用新教版本的《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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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520 拿破仑战争后，苏格兰劳动力市场陷入低迷，薪资水平也有所下降，这一困难局面被一些人归咎于爱尔兰移民，一度导致爱尔兰移民社群在苏格兰的处境进一步恶化。不过，直到土豆饥荒以前，苏格兰没有多少针对爱尔兰移民的公开暴力行为，当时的教派冲突大多发生在爱尔兰裔天主教徒与爱尔兰裔新教徒之间，两派时常在新教徒举行“奥兰治游行”（Orange marches）时大打出手，在新家园里重演故乡的传统冲突。在1829年《天主教解放法案》（Catholic Emancipation Act）通过时，格拉斯哥长老会议与格拉斯哥大学曾表示抗议，但爱丁堡的法律界与学术界对这项立法表示了支持，诸如司各特爵士和托马斯·查尔默斯等要人都在支持者之列。这一时期的爱丁堡司法机关审判了当时苏格兰最恶名昭彰的两个爱尔兰人，即威廉·伯克（William Burke）和威廉·黑尔（William Hare），但值得注意的是，这场审判并未在爱丁堡引发任何针对爱尔兰裔人群的骚乱。伯克和黑尔原本是在联合运河工地上工作的两名工人，他们后来决定冒险从事非法生意，向爱丁堡大学的解剖学讲师售卖尸体。为了在成本上战胜尸体盗掘者（resurrectionists），他们决定谋害在世之人，并在1828年向罗伯特·诺克斯（Robert Knox）博士出售了不少于16名死者的遗体，其中包括几名与凶手一样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同胞。黑尔和他的妻子最终决定作为污点证人指控伯克，后者被判处绞刑并被戮尸。行刑的场面吸引了超过2万人围观，还有不少人继续观看了接下来将尸体公开肢解的过程。不过，这些残忍至极的事件在当时仍没有引起任何针对爱尔兰裔人群的暴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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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522 在亨利·科伯恩（Henry Cockburn）看来，这一时期的爱尔兰移民与苏格兰本地人之间没有什么显著的冲突。1835年，他在自己的《回忆录》（Journal）中有过如此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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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524 整个苏格兰充斥着爱尔兰劳工，因此本地的长老派基督徒能够以亲身经验认识到，一个信仰天主教的人并不一定丧失理智，也不会像恶魔一样长出犄角。新的天主教堂在苏格兰各地平安无恙地建立起来，没有引起冲突。虽然爱尔兰人的性格向来好斗，但他们在很多场合的举止和我们苏格兰人一样沉稳。近来的苏格兰社会已不会因宗教歧见而发生动荡，法定的宗教迫害因此宣告终结，人们逐渐愿意相信常识与良知。由来已久的仇恨，以及相信自己有义务遵循仇恨而行动的那种观念已被新的观念取代，天主教徒和理性的新教徒之间的关系甚至比新教徒各派之间的关系更为融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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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526 基于这一描述，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这一时期，有很多历史证据表明爱尔兰裔与苏格兰裔劳动者时常为了共同的目的联合起来。一些人认为爱尔兰裔天主教徒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群体，只关心诸如天主教解放和废除1800年《联合法案》[4]等“爱尔兰”问题，与苏格兰的激进主义和工会政治传统相隔绝，但这些认识显然是与事实不符的。诚然，一些移民有时会被雇主当作破坏本土工人罢工的武器，但关于此类事件的记载主要来自1830年代艾尔郡和拉纳克郡的煤铁工业地带。在其他地方，爱尔兰人事实上经常在工会活动与激进主义运动中充当先驱。格拉斯哥棉纱纺织协会的大多数领导者与成员都是爱尔兰移民，而在1830年代晚期，手工织工仍是苏格兰最大的产业工人群体，爱尔兰工人也在苏格兰西部的手工织工协会里占据了相当的比重。苏格兰的爱尔兰裔天主教居民曾发起热烈的政治运动以呼吁建立爱尔兰自治议会，而正如马丁·米切尔（Martin Mitchell）的研究所揭示的那样，这个移民群体也曾深度参与了1790年代的苏格兰人联合会运动（这场运动本来就受到了爱尔兰人联合会运动的强烈影响）、1816年格拉斯哥城内及周边的秘密结社、1830年代的宪章运动，以及1840年代的普选协会运动等苏格兰的激进主义运动。迁徙、工业化与城镇化是爱尔兰劳动者与很多苏格兰工人共有的经验，这在1840年代以前曾促使他们携起手来，一同追求那些被认为对实现社会与经济进步不可或缺的政治目标。此外，爱尔兰议会自治也能在当时的很多苏格兰激进主义者当中产生共鸣。丹尼尔·奥康奈尔在1835年访问苏格兰时便受到了狂热的欢迎，当他在格拉斯哥绿地公园发表讲话时，据说有近20万民众到场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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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528 从1840年代的大饥荒到20世纪初的这个时期构成了爱尔兰裔天主教徒移民生活体验的第二个阶段。在土豆危机的余波之下，苏格兰社会对待爱尔兰裔天主教徒的态度无疑恶化了。1850年教宗庇护九世（Piux IX）宣布在英格兰恢复天主教会圣统制，这在苏格兰激起了潜在的反天主教情绪。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苏格兰各地都举行了针对天主教的集会，人们向议会发出大量请愿，以对抗“天主教入侵”的威胁。而在大饥荒肆虐期间及结束后不久，数量空前的爱尔兰贫民涌入苏格兰，这一事态也在客观上引发了苏格兰人对天主教的敌意。在近现代苏格兰历史上，还未曾有如此之多的移民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进入苏格兰。1851年，生于爱尔兰的苏格兰居民人数上升至207000人以上，即便在十年之后，这一数字仍高达204000人。这一时期涌入苏格兰的爱尔兰移民大多经历了19世纪欧洲最为惨痛的人为灾难，在来到苏格兰时已沦为身无分文的难民。1845—1854年，苏格兰行政当局曾将多达47000名爱尔兰赤贫者送回本籍，但更多的人最终得以留在苏格兰，既受到苏格兰本地人的排挤，也成为新教徒发起的新一轮攻击的目标。苏格兰宗教改革社在成立之初的宗旨便是“抵抗天主教的进犯，时刻警惕天主教喉舌与鼓动者的阴谋伎俩”。这一组织很快便组建了38个分社，遍布苏格兰各地。在数年时间里，反天主教宣传家吸引了大量居民的目光，其中较为著名的是以“天使加百列”之名自居，曾在1851年和1852年分别于格里诺克和古罗克（Gourock）举行集会并最终酿成骚乱的约翰·塞耶斯·奥尔（John Sayers Orr），以及前天主教僧侣亚历山德罗·加瓦齐（Alessandro Gavazzi）。据《格拉斯哥先驱报》报道，后者关于天主教种种劣迹的演讲在苏格兰反响剧烈，只有当时人称“瑞典夜莺”的著名歌手珍妮·林德（Jenny Lind）可与他相比。此外，《护教者》和《苏格兰新教徒》等反天主教刊物也是在1850年代创办的。《苏格兰新教徒》的文章曾提出爱尔兰饥民的大量涌入和天主教势力不断迫近的阴谋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如果天主教近来重新生出歹心，要在这个信奉《圣经》的国度重建它的黑暗统治，唯一的原因就在于天主教徒正在从另一片土地上大举涌来，试图在我们的土地上殖民。它的排头兵是那些成群结队的野蛮之辈，他们被天主教的迷信奴役，而天主教也得意地称他们为‘子民’。”[5]不过，公然的反天主教浪潮并未持续多久，到1850年代末，类似的舆论已销声匿迹。在1850年代之后，苏格兰的教派冲突主要集中在西部的爱尔兰裔新教徒和他们在故乡的宿敌——爱尔兰裔天主教移民之间。相比之下，拥有大量爱尔兰移民的邓迪和爱丁堡的教派关系通常比较稳定。1850年代的苏格兰经济在采煤业和制铁业的驱动下飞速发展，因此能较好地吸纳大量新来的移民，把他们转化成非熟练与半熟练劳动力。此外，爱尔兰北部（亦即苏格兰大多数爱尔兰移民的家乡）在土豆饥荒中的受灾状况相对较轻，也缓解了苏格兰社会吸纳爱尔兰移民时的压力。虽然从爱尔兰北部前往格拉斯哥和低地西部的移民规模在这一时期比之前更大，但在同一时期从爱尔兰除阿尔斯特以外受灾更严重的地方涌向英格兰利物浦的巨大难民潮面前仍相形见绌。帮助苏格兰社会更好地承受爱尔兰难民潮的另一个偶然因素来自苏格兰高地，在慈善组织和政府的努力下，当地在土豆疫情中的受害程度得到了有效的遏制，没有发生高地难民大量涌向低地的情况，从而避免了盖尔语地区难民和爱尔兰难民在低地城市街头爆发族群冲突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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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530 不过，1850年代早期的教派冲突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让苏格兰的爱尔兰裔天主教徒社群变得比之前更为内向了。当然，在饥荒移民潮爆发后的半个世纪里，爱尔兰裔天主教徒的宗教认同感也的确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虽然苏格兰的天主教圣职（很多司铎来自爱尔兰）人数有限，不足以应付激增的信众人数，但他们仍对贫民的处境怀有极深的关切。他们视探望患病的信徒，及为所有有需要的人行临终圣事为自己的职责。有一些圣职被繁重的工作压垮，大多数爱尔兰裔天主教徒（据估算，1840年代这一群体在格拉斯哥爱尔兰裔天主教徒当中约占三分之二）虽然并不定期参加弥撒，但他们对天主教会保持了高度的忠诚。在1830年代，默多克主教曾利用这一支持基础，派人到格拉斯哥市中心的高层公寓居民区走访各户活跃信徒与名义信徒，以收集每周的献金，最终在很短的时间内还清了教会积欠的9000多英镑债务。基于穷人的微薄捐献乃至借贷，以及由典当行老板、酒馆经营者、杂货店主和经商只够糊口的小商贩组成的微弱的中产阶级移民群体的资助，天主教会逐渐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堂区网络。到1878年，格拉斯哥已有134名天主教司铎，这一数字到1902年增至234人。在此期间，苏格兰天主教会的堂区从60个增至84个，另有44座礼拜堂落成。虽然一些新教教会可能在这一时期与城市贫民渐行渐远，天主教圣职却与贫穷的城市天主教徒建立了更紧密的联系。一种新的、充满社会关怀的天主教运动正在苏格兰崛起，这几乎为爱尔兰移民及其后代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社群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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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532 在这一时期，爱尔兰裔天主教徒最快的融入途径——与苏格兰新教徒通婚的情况变得更为罕见，而随着梵蒂冈在1908年颁布了严苛的《戒急通谕》（Ne Temere），这一做法在教理上也变得越发困难。在大多数堂区里，诸如以帮助穷人为宗旨的圣文森保禄会（St Vincent de Paul Society）和旨在控制酗酒问题的十字联盟（League of the Cross）逐渐发展壮大。天主教会的礼拜堂旁边常常设有开放式会堂，供年轻的天主教徒在晚间从事适当的休闲活动，且在社交场合上只与和自己信仰相同的人交往。圣母小昆仲会的沃尔弗里德修士创建凯尔特人足球俱乐部的最初目的是向格拉斯哥东郊堂区里的贫民信徒提供食物和衣物，但他也担心年轻的天主教徒在下班后与新教徒产生交集，甚至在新教教会慈善食堂的诱惑下叛教。因此，建立一个新的足球俱乐部不但可以为穷人提供帮助，也能让年轻的天主教徒聚在一起度过休闲时光。天主教社群建立自我认同的另一个主要努力在于对天主教学校教育的投入。1872年《教育法》要求苏格兰的所有儿童接受义务教育，但天主教学校在经济上仍主要依赖自愿捐献，这促使天主教会推行了一场庞大且持久的募款运动，方式从每周奉献、主动募捐、义卖市场（bazaar）、慈善集市、音乐会到社交集会不一而足，这些努力也进一步增强了天主教社群的自豪感与集体认同。到1876年，天主教会在苏格兰总共拥有192所学校、171名正式教师和357名见习师范生，总共向超过20600名日间学生和3300名夜校学生授课。鉴于大多数天主教徒在经济上较为贫困，这一成就可谓十分惊人。不过，即便如此艰辛的付出仍不足以让天主教学校在校舍质量、资源实力和师资规模上与公立教育系统媲美。教育系统上的不足也和贫困造成的社会障碍以及就业市场上针对爱尔兰裔天主教徒的歧视一道，解释了为什么在1914年以前“爱尔兰裔苏格兰人”很难实现阶级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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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534 正是在这一时期，天主教的伦理价值正在天主教社群当中变得越发鲜明，天主教社群的“爱尔兰特性”也越来越稳固。这一变化乍一看有些让人意外，因为此时新移民在爱尔兰裔天主教徒中的比重正在稳步下降，很多第二代、第三代乃至第四代爱尔兰裔苏格兰居民甚至从未踏足爱尔兰。不过和全世界其他地方的爱尔兰移民一样，这些身在苏格兰的爱尔兰裔居民也受到了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崛起的影响——这一思潮肇始于1870年，亦即呼吁废除1800年《联合法案》，主张在都柏林建立爱尔兰议会的爱尔兰本地自治运动兴起之时。爱尔兰民族主义组织的分支机构很快就在苏格兰的城镇与工业地带建立起来。在1890年代，“橙绿之争”经久不衰的科特布里奇曾拥有整个不列颠岛上规模最大的爱尔兰自治运动分部，还是这场运动在联合王国境内最大的赞助方之一，爱尔兰裔社群的族群认同感因此大大增强。很多天主教圣职也对爱尔兰本地自治运动怀有同情，并时常在自治运动支持者的集会上讲话。直到1850年代为止，主要由苏格兰高地和东北部圣职领导的苏格兰天主教会都不太愿意接纳太多爱尔兰司铎，担心爱尔兰圣职在苏格兰天主教会一家独大。不过，饥荒移民潮之后严重的人手不足迫使苏格兰天主教会改变心意，1867年，在苏格兰西部宗座代牧区，167名圣职当中有20人来自爱尔兰，在这20人当中有不少人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此外，在1851年至1868年发行于苏格兰西部，主要面向当地爱尔兰裔读者的《格拉斯哥自由报》（Glasgow Free Press）也增强了爱尔兰自治运动在苏格兰的影响力，这份报纸虽然最终因遭到教廷方面的谴责而停办，但在那之前始终在所有与爱尔兰有关的问题上持激烈的民族主义立场。在地方分支机构的层面上，自治运动从1880年代开始起到的主要作用在于对爱尔兰裔社群进行选举前动员，让他们把选票投给支持爱尔兰自治的候选人。这些选票通常都会投给在1886年、1892年和1912年屡次提出本地自治法案的自由党，但自治运动的基层组织有时也会认为某些候选人在自治问题上缺乏热情，因此不为他们提供政治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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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536 到1900年，爱尔兰移民与爱尔兰裔居民几乎已在苏格兰发展出一套独特而内向的族群文化，他们拥有自己的礼拜堂、学校、社会福利机构，乃至独特的政治诉求。诸如盖尔体育协会（Gaelic Athletic Association）、盖尔语联盟（Gaelic League）和希伯尼安兄弟会（Ancient Order of Hibernians）等组织也进一步增强了在苏爱尔兰裔社群和爱尔兰本土社会之间的纽带。爱尔兰音乐节、爱尔兰语言课和爱尔兰历史讲座也吸引了大量听众参与。爱尔兰移民还在苏格兰组建了自己的足球队，第一支是1875年成立的爱丁堡希伯尼安队，接下来又有名为“竖琴队”“三叶草队”“绿宝石队”的多支地方性球队在各地涌现。爱尔兰裔社群在体育界的骄傲当数1888年成立的格拉斯哥凯尔特人队，这支球队在成立后不久便连战连捷，又在1905年至1910年史无前例地赢得了六连冠。凯尔特人队的起源具有毋庸置疑的爱尔兰裔天主教社群色彩，这支球队最早的赞助者是格拉斯哥大主教艾尔（Archbishop Eyre）。1892年，著名的爱尔兰民族主义领袖迈克尔·达维特曾在新建的凯尔特公园球场上撒下了第一把“正宗爱尔兰三叶草”的种子。凯尔特人队的一些管理者也是当时著名的爱尔兰民族主义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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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538 不过，认为这一时期的爱尔兰裔社群完全闭关自守，与苏格兰社会的其他部分彼此隔绝的观点，同样是过于夸张的。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在工作场所拥有共同的劳动体验，和19世纪早期一样，爱尔兰人在这一时期也参与了苏格兰的工会组织，其中就包括苏格兰全国劳动者工会（National Labourers Union）与格拉斯哥的码头劳动者工会（Dock Labourers Union）。在邓迪受雇于黄麻产业的爱尔兰工人早在1914年就已经普遍参加了工会。此外，爱尔兰本地自治问题在苏格兰本地的政坛也构成了一个焦点，它让原本对政治缺乏兴趣的非技术工人也具备了政治意识，还让爱尔兰移民群体中有才能的人士有机会锻炼自己的组织才能，从而在其他领域发挥作用。天主教社会主义者社团的创立者、日后在政府担任内阁大臣的政治家约翰·惠特利（1869—1930）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崛起的，在他的强大影响下，苏格兰的很多爱尔兰裔选民都选择支持新兴的工党。在爱丁堡，当地爱尔兰裔社群中涌现的代表性人物是詹姆斯·康诺利（1868—1916），他在早年同样因爱尔兰自治问题接受了政治启蒙，但在后来成为非熟练工人的政治领袖和著名的革命社会主义者，直到因1916年在都柏林参与复活节起义被当局处死。早在1914年以前，由于自由党迟迟未能为爱尔兰带来自治，爱尔兰裔选民对自由党的支持变得越发不稳，约翰·弗格森等亲爱尔兰一方的主要领袖也逐渐开始在公平薪酬和缩短工时等问题上向工党的立场靠拢。在高地和爱尔兰的土地改革问题上，爱尔兰自治派、苏格兰自由党政治家与激进主义运动家也能找到共同的利益关切。迈克尔·达维特曾强烈支持增进小农场农民的利益，还曾得到了一个代表高地的下院席位。查尔斯·斯图尔特·帕内尔也曾于1881年在格拉斯哥就土地改革问题向高地社团成员发表演说。小农场农民权益的著名捍卫者约翰·默多克也曾试图诉诸爱尔兰和苏格兰之间古老的文化联结，为土地改革的诉求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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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540 由此可见，苏格兰的爱尔兰裔居民并没有生活在一个完全封闭的世界里。事实上，在对教育、自力更生、人格改善与禁酒等事务的热切追求上，爱尔兰裔社群的圣职和在俗领袖与苏格兰社会的主流人群之间有很多共同语言。在一战期间及之后，由于爱尔兰裔居民和爱尔兰本土之间的联系终于呈现出减弱迹象，他们对于苏格兰的归属感反而变得比之前更强了。爱尔兰裔社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与苏格兰本地人一道出生入死，格拉斯哥和爱丁堡天主教会的大主教都曾在这场战争中祝福英国一方，认为苏格兰军人将要投身于一场正义的战争。早在1916年大规模征兵开始以前，苏格兰已有大量爱尔兰裔居民参军入伍，总共有六名爱尔兰裔苏格兰军人因战争中的杰出贡献被授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关于在苏爱尔兰人是否忠于联合王国的一切疑虑就此彻底消失。在整场战争中，以爱尔兰移民为主要受众的《格拉斯哥观察家报》（Glasgow Observer）坚定不移地支持了英国的战争努力，并对天主教徒军人在前线的英勇表现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报道。在1918年，即战争结束的那一年，议会通过了《教育（苏格兰）法》，其中的第18条被奉为苏格兰天主教社会在20世纪的“大宪章”。根据这一条款的规定，到那时为止一直由天主教社群自行维持的天主教学校将被并入国家公立教育体系。此时，天主教学校正成为苏格兰社会一些最贫穷地区越来越难以承受的负担，因为天主教社群不但需要供养自己的学校，还要向政府缴纳普遍的教育税。但随着1918年《教育法》第18条做出了上述规定，这一负担终于被一笔勾销。不过，第18条的规定也带来了一种独特的教育融合状态，罕见于其他以新教为主要信仰的国家。为了征得天主教会同意以将天主教学校纳入公立教育体系，当局对天主教会做出了三项让步：天主教教士可自由出入学校，天主教学校的宗教教育可维持现状，而最为重要的是，在曾隶属于天主教会的学校中，只有在教会看来“达到信仰与品行标准”的人选才能担任教师。作为结果，天主教学校的独特伦理要求得到了保持，只有运营的成本被转交给了政府。不出意外的是，这一异常安排在苏格兰国教会内部引起了一些成员的强烈抗议（他们将其斥为“罗马接受救济”），而在那之后，也一直有人认为第18条的安排构成了苏格兰社会内部教派分歧未被解决的主因。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1918年《教育法》带来了一个更为积极的结果：它在天主教教育问题上做出的安排，从长远来看反而构成了促进天主教社群融入苏格兰社会的关键因素。如果没有第18条的规定，爱尔兰裔苏格兰人可能永远无法在20世纪抓住机会来攀上教育的阶梯，并将永远被视为一个地位较低、封闭自守的少数群体。不过，在1918年《教育法》和二战结束后一系列旨在扩大高等教育机会的措施之下，一个庞大的天主教专业中产阶级最终在苏格兰形成，并完全与苏格兰的主流社会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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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542 不过，这些都是出现在未来的长远结果。从短期来看，在一战时及结束后不久，爱尔兰问题仍主导着爱尔兰移民群体的政治关切。在苏爱尔兰裔群体起初将1916年复活节起义谴责为一场疯狂的暴动，认为其对和平解决本土自治问题构成了威胁。但随着英国当局决定处死起义军成员，爱尔兰裔群体很快将他们奉为烈士。随着英国当局镇压爱尔兰起义的消息传来，越来越多的在苏爱尔兰裔居民开始在立场上倒向支持爱尔兰独立的新芬党（Sinn Fein），其中尤具轰动性的是英国一方的非正规武装力量“黑棕部队”（Black and Tans）犯下的暴行，而在这支部队里，很多成员是在法国和比利时参加过一线阵地战的苏格兰老兵。到1920年，苏格兰已有80个新芬党俱乐部，它们都强烈支持以暴力手段对抗不列颠在爱尔兰的统治。在同一年，据估计在格拉斯哥有4000人志愿加入了爱尔兰共和军（IRA），这支武装力量的高级军官至少两度从都柏林前来，在苏格兰西部秘密检阅了当地的爱尔兰移民部队。在爱尔兰分离主义者进行武装斗争的那些年里，来自苏格兰的支持者是他们的火药与硝铵炸药的主要来源，这些军事物资主要由在苏格兰低地中部工作的爱尔兰工人从采石场、煤矿和页岩矿中取得。来自苏格兰的金钱与物资援助远远超过了包括爱尔兰本土在内的所有地方。埃蒙·德·瓦莱拉（Eamon de Valera）[6]曾在感谢在苏爱尔兰裔社群的杰出贡献时称，他们的帮助是新芬党运动取得最终胜利的主要原因。然而，这一时期也标志着爱尔兰裔苏格兰人对爱尔兰政治局势的关切达到了顶点。随着1921年血腥的爱尔兰内战爆发，很多爱尔兰裔苏格兰人开始对爱尔兰局势感到幻灭，而作为这场内战的结果，爱尔兰自由邦最终在1922年成立，在苏爱尔兰裔群体活跃的政治活动也就此告一段落。在那之后，爱尔兰移民的选票逐渐流向工党，这既是因为工党承诺为社会带来公平正义，并帮助改善天主教社群较为恶劣的处境，也是因为约翰·惠特利等在爱尔兰裔社群中较有影响力的人物早在1920年以前便已为工党建立了民意基础。通过支持工党，天主教徒第一次登上了英国的主流政治舞台。正如汤姆·加拉格尔（Tom Gallagher）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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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544 尽管在普通天主教徒看来有诸多问题，工党对他们而言仍是一股极为重要的政治力量。这不是因为工党能够为他们提供多少物质改善（遗憾的是，在1940年代以前工党能够带来的改善十分有限），而是因为工党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参与政治的机会，从而让很多天主教徒得以融入主流社会。从长远来看，对工党的支持帮助天主教徒在英国的政治体系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也让他们的政治视野变得更加开阔，不再拘泥于自己的堂区抑或祖先之地爱尔兰，而是优先效忠于自己的阶级、工会或职业。[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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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546 加拉格尔描述的这种格局要在数十年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直到20世纪下半叶才最终走向成熟。直到那时，在劳动力市场上教派歧视走向衰退、公职部门就业机会增加、高等教育入学渠道更为开放，以及福利国家提供经济支持等因素的帮助下，爱尔兰裔苏格兰人才快速融入了苏格兰社会。事实上，由于战间期苏格兰社会的反天主教思潮再次爆发，甚至在一些人看来引起了17世纪以来苏格兰最激烈的教派矛盾，这一时期爱尔兰裔社群的封闭观念反而有所强化，对苏格兰本地社会的猜疑也进一步加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惨重的人员损失之后，苏格兰又受到了经济萧条、大规模失业和移民外迁潮的打击，陷入一种深切的危机感当中。正因如此，被很多人视为异族与异端的爱尔兰裔天主教徒就成了这场危机当中最显著的替罪羊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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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548 从1922年开始，苏格兰国教会总会将爱尔兰移民群体视为诸多社会问题的来源，发起了一场猛烈的宣传攻势。隶属于国教会总会的教会与国民委员会（Church and Nation Committee）在1923年批准发布了臭名昭著的报告书《爱尔兰族裔对我苏格兰民族的威胁》（The Menace of the Irish Race to Our Scottish Nationality），谴责爱尔兰裔天主教徒与苏格兰本地人争夺就业机会，暗中策划颠覆长老派基督教价值的阴谋，还称这一族群为酗酒、浪荡、犯罪等恶行的主要源头。报告称，解决在苏爱尔兰裔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限制来自爱尔兰自由邦的移民流入，把被关押在苏格兰监狱里或正在接受济贫救助的爱尔兰移民遣返爱尔兰本土，并在招聘公职人员时绝对优先采用苏格兰本地人，这是因为苏格兰“已经被爱尔兰人充斥”。这份报告采用的人口统计学假设与事实严重不符。随着苏格兰工业经济陷入大萧条，来自爱尔兰的移民流已近乎消亡，在1920年代的经济危机期间，事实上也有很多爱尔兰裔工人加入了海外移民的行列，与成千上万的劳动者一起离开苏格兰前往其他地方。这一时期的大多数“爱尔兰裔苏格兰人”都是在苏格兰出生的。不过，这份报告的结论仍成为国教会总会每一年辩论的焦点，直到二战爆发前夕才逐渐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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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550 到1920年代末，以格拉斯哥的苏格兰新教徒联盟（领导者为亚历山大·拉特克利夫［Alexander Ratcliffe］）和爱丁堡的新教徒行动党（领导者为约翰·科马克）为代表，一股政治化的反天主教浪潮也在苏格兰的基层社会萌生。在这场运动的巅峰时期，反天主教政党一度在上述城市赢得了三分之一的总选票，并在城市议会选举中取得了一些议席。1935年，科马克的新教徒行动党在爱丁堡集结了近万名狂热的支持者，打断了一场由天主教青年社（Catholic Young Men’s Society）主办的公开招待会。两个月后，他们又扰乱了一场为信奉天主教的澳大利亚总理约瑟夫·莱昂斯（Joseph Lyons）举办的接待会。当年6月，在对一场天主教徒的圣体大会（Eucharistic Congress）发起系统性的袭击时，新教徒行动党人犯下了最为严重的暴行，他们甚至向载有天主教儿童的车辆投掷了石块。在整个1935年夏天，教派冲突都在蔓延，天主教徒因此组织了“彻夜警备队”以保护礼拜堂不受破坏。正如斯图尔特·J.布朗所说，虽然长老教会的神职人员并未参与这些冲突，“但国教会从1922年开始针对在苏爱尔兰裔社群的谴责攻势无疑鼓动了暴力迫害的情绪，给种族主义和教派仇恨蒙上了一层遮羞布”。[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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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552 不过，随着经济逐渐好转，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39年爆发，这一时期的教派冲突没有持续很久便走向了平息。此外，无论是苏格兰国教会还是它的盟友联合自由教会都未能在这一时期争取任何一个主流政党，以对他们关于限制移民或强制遣返“不受欢迎的”天主教徒的诉求表示支持。工党强烈支持1918年的《教育法》，保守党也极力试图与国教会内部的极端主义者撇清关系。苏格兰媒体（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格拉斯哥先驱报》，该报曾专门刊登一篇文章，有理有据地反驳了苏格兰国教会的论调）总体上也不支持长老教会的反天主教立场。即便如此，从1920年代到1930年代，新教徒的排外游行仍吸引了成千上万人参加，新教极端主义政党也在地区选举中取得了一些成功。口述史证据也表明，这一时期严重的经济衰退加剧了苏格兰就业市场上的传统歧视，而天主教徒聚居的地方恰恰又在这场危机里受害最重。爱尔兰裔天主教徒社群要到20世纪晚些时候才能真正融入苏格兰社会，但在这之前，这一群体经历的创伤需要经历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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