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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干五百年：从拜占庭帝国灭亡到21世纪 第一章 土地和其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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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考虑山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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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罗代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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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百万年以来，地球的地壳板块移动着，在沿着欧亚两洲之间地层边界的地中海推挤出一连串山脉。它们由西边的伊比利亚半岛延伸到东边的东南欧山脉，最终连上小亚细亚和中亚的山系。在它们北边，从加莱[1]至乌拉尔山之间，有大片绵延不断的欧亚低地。那里降雨丰沛，耕地众多，还有无数可供航行的河流联络内陆和海洋。在它们南边，景象则完全不同：沃野良田少见，土地支离破碎，雨量也很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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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干山脉不像盘踞伊比利亚和意大利半岛颈部的山脉，它未能提供防御的屏障，以致这个区域门户大开，易受东、北两方的攻击。另一方面，巴尔干山脉不规则的地形妨碍人们在山谷间移动。与半岛外面的来往常较半岛之内的联系更方便，因此像杜布罗夫尼克[2]，它历史上大部分时间与威尼斯的联系就比贝尔格莱德来得密切。于是，山脉使得此区域内的经商成本高昂，也使政治统一过程变得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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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天上到海上，每个地方都可以感受到山脉的影响。雨影[3]使巴尔干半岛无法享受欧洲大陆性气候区所享有的充足湿气。黑山的科拉辛，每年平均降雨量为2600毫米，但它东边一点的马其顿首都斯科普里，每年平均降雨量却只有46毫米。由达尔马提亚迤逦往希腊西部的狭长海岸带，享有足够的雨量能抵挡地中海的酷热夏日。科孚岛[4]上的植物很繁盛；对比之下，基克拉泽斯群岛[5]则燥热干枯。前者能够自给自足，后者却要仰赖进口粮食维生（由战时人民的饥馑状态得知）。一般来说，巴尔干山脉以东每年的降雨量至少比西边少250到500毫米，甚至导致肥沃的平原会一再发生干旱。在19世纪中叶一位勇敢的英国妇女的眼中，瓦尔达尔河谷是“干燥又多沙的平地。这片原野上几英里内都看不到任何树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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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中海型气候区，水道会在夏季干涸，留下满是岩石的河床和峡谷。丘陵上水源短缺，土地干枯龟裂，不宜人类居住，只宜耐旱植物。亚瑟·伊文斯于1875年走过黑塞哥维那的喀斯特地形时，他表示：“我逐渐痛苦地领悟到这片山脉的奇怪特征。”他继续描述：“没有水源，景象苍凉……到处升起低矮的山，都仅是一堆堆碎裂的石灰岩，寸草不生……恰可比石化的冰河或月球表面。”在夏雨充沛的地方，山林茂盛——大多是榉树、橡树和西洋栗——显示了流水常年不绝。尽管如此，巴尔干半岛仍比欧洲其他地方（除了西班牙南部和马耳他岛）遭受更多的干旱。晚至1917年时，黑山境内还有人因缺水而死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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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干半岛也不是每个地方都如此干燥。在洛多皮山脉，[6]河水常年流淌；阿尔巴尼亚的丘陵地会让旅人想起阿尔卑斯山的草原。往东一点看，前南斯拉夫的大部分地区、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北部都享有接近中欧的气象形态。漫漫寒冬和大雨滋生出人类无法通行的橡树密林，它一度覆盖着塞尔维亚低地的大部分地区。金雷克在他写的《日升之处》一书中，描述他1834年骑马前往君士坦丁堡：“两边有一望无际的高大橡树林包围着我们。要通过这片密林，得走上超过100英里的路。”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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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尔干东方，多瑙河入海口与南边大草原和黑海拥有共同的气候特色，但因它位于喀尔巴阡山的雨影区，仍受缺乏降雨之苦。山脉使得地中海气候区和北部与东部气候区之间有异常鲜明的对比，由达尔马提亚海岸的科托翻山越岭到黑山的旧都策廷耶的路上，任何人都能感觉出气候的变化。一位旅人曾越过奥斯曼帝国保加利亚境内的巴尔干山脉，他写道：“天气突然改变了。暖和的空气围绕着我们。从赫默斯山的南坡开始，整片欧洲土耳其都徜徉在令人愉快的气候中；有热带的所有魅力，也有稍高纬度的活力，却不必承受这两种气候的不快。” 5对这位鲜少晒到阳光的北方人而言，只要离地中海愈来愈近，即使是瘟疫也不足以夺去他的温暖幸福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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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是繁荣与否的关键因素，因为在现代以前，水路运输比陆路运输容易且成本较低。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正是有很多联结海洋与内陆的通行河道造就了“欧洲奇迹”。但类似西欧的莱茵河、罗讷河河流系统，或东欧的维斯瓦河—第聂伯河贸易航道，却没有出现在欧洲大陆的东南部。巴尔干的河流在冬季会形成凶猛的急流，而且有的下切得太快不利航行，有的缓慢蜿蜒，从最近的出海口曲折地流走。重要的河流，例如萨瓦河、瓦尔达尔河和阿里亚克门河，因此在贸易与交通用途上都很有限。1867年亨利·托铎由瓦尔达尔河南下旅游，他描述：“这条内陆交通大动脉的沿岸完全没有城镇，没有什么比这更惊人了……河流本身若只是在一道河流中奔驰，景色非常之美，但是……使它有利于航行的工作现在却成了困难的任务。” 6甚至连多瑙河对巴尔干的贡献也不如预期，因为它被山脉阻断，到不了地中海，只能往黑海北行——从商人的观点来看，完全是错误的方向。在两次世界大战以前，水位较浅的多瑙河每年结冰达两三个月之久。而19世纪早期之前，俄罗斯人和土耳其人争夺着多瑙河，当时它几乎根本无法供作商业用途；来往于巴尔干和中欧的贸易商旅都是走陆路，前往奥斯曼帝国都城的旅人和外交人士则是只在多瑙河走了一半，再借由陆路完成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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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碍河流入海的山脉同样使人们无法建设运河。英法两国的运河却在18世纪使两国的商业繁荣昌盛。山脉也让铁路建设变得复杂。铁路缓慢、渐进地由欧洲大陆西、北两方铺向东南，就像拓荒城镇从木造改建为砖造一样。德国基本的铁路网到了1870年已经完成，而且在19世纪70年代末延伸至哈布斯堡王朝在中欧的领地，但多瑙河以南的铁路干道在19世纪80年代晚期以后才铺设。哈布斯堡与奥斯曼帝国当局都决心将它们在巴尔干半岛的版图现代化，但是政治、战略和地形上的种种因素干扰了铁路建设。即使铁路能让货物由海岸地区运至内陆市场，也无法帮忙建立更统一或协调的区域经济。巴尔干半岛的铁路网比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7]以西的欧洲来得稀疏：20世纪20年代的希腊每1000平方公里只有21.9公里的铁路，战前的旧罗马尼亚王国只有31.5公里，而法国有97公里，德国有123公里，比利时有370公里。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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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继承了罗马帝国在各区域间铺设的广大道路网，并借由客栈、商旅客店和驿站发展出有效的邮政服务，让中亚突厥政府信使必要时能每隔几个钟头就找到替换的新马和住宿之所。不过，这个系统到了18世纪面临瓦解：邮递时有延迟，马匹并不足够，虽然仍有旅人在1841年认为它发挥得不错：“或许是这个国家中唯一有合理组织的公众服务。”到了19世纪中叶，道路路况变得很差，有人因此怀疑土耳其当局是故意使公路失修。有一位作家断言：“所有野蛮的王侯都自觉欣喜，认为道路情况不良可以加强他们领土版图的自然防御力量。”山里的村民对不良的道路也有自己的打算——它们使政府难以前来征收赋税。差劲的路况当然也增加了贸易成本。肥沃的莫纳斯提尔平原在19世纪中叶出口极少，有人判断便是因为“在这个地区以外就没有公路，使得出口近乎不可能”。同时期的保加利亚的道路都处于“自然状态”，据说“在夏天还相当管用”。20世纪30年代，比萨拉比亚[8]的道路在欧洲恶名最著。在塞尔维亚亲王米洛斯·奥布瑞诺维奇下令修补之前，由贝尔格莱德到克拉古耶瓦茨的100公里路程竟然要花上一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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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中叶起，巴尔干半岛上都在进行道路修补计划。不过，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各地总督所做的修补在其调任之后常被轻易中断。例如，19世纪60年代塞瑞斯附近铺设的一条新公路因为缺少维护，五年以后就无法让有轮的车辆通行。19世纪末成立的萨洛尼卡[9]自行车俱乐部无法到城外旅游，便是因为路况实在太坏。铁路的兴起虽然曾受到奥斯曼政府关注且着手建设，但由于货物和商业都转给火车运输，使地方公路的状况甚至变得更差。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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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维护良好的公路对于奥斯曼帝国的征服形态并非必要，那主要是因为帝国境内的驮兽比与帝国竞争的地方更为优良，例如水牛、骡、驴，还有最重要的特别武器——骆驼，后者的新奇和重要性让同时代的人大感惊讶。1684年，即土耳其人在维也纳被击退后一年，约翰·克里斯多夫·瓦格纳在他对奥斯曼版图的彻底调查报告中对这种“奇妙有用”的动物有长篇的称颂，他说骆驼“名声显赫”，是“上帝最好的创造物”。蒙塔古夫人[10]于1717年写信给她的朋友说：“我该告诉你什么呢？你一生从未见过骆驼，或许你对它的描述会感到陌生。”每当奥斯曼大军在军事攻势季节之初，要由埃迪尔内或君士坦丁堡快速挺进时，都特别依赖这种性情沉稳的动物：它们能够背负重担走过泥泞道路，毫不在乎烂泥，比马匹更不觉得累或渴。康斯坦丁·米海诺维奇在15世纪末见识过奥斯曼军队的后勤状况，他表示：“有300只骆驼载运武器。加上因为没有车辆，所以他们行军作战时不会受到拖累。”在奥吉尔·德布斯贝克[11]敏锐的眼里，“依我之见，土耳其人由两件东西得到最大的好处和利益，那就是五谷中的米和驮兽中的骆驼，两者都很适合他们从事路途遥远的征战……骆驼能够背负极大的重担，忍饥挨饿，只需要极少的照料”。在英雄时代远去了之后，巴尔干区域仍然继续使用骆驼。1884年，阿格尼丝·史密斯发现德尔菲附近有农夫还在使用——它们或许是60年前希腊独立战争之际，革命人士由驻扎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奥斯曼部队所抢来的骆驼的后代。到了20世纪20年代，这些骆驼已成了吸引好奇游客的景观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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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之下，商人在由马其顿前往维也纳的50天旅程中所使用的马匹，应付粗糙步道与不平整石地的表现就很糟，19世纪都还有约1000个这样的商旅车队由巴尔干到中欧。保加利亚多瑙河南岸的拉斯切克所产的马，因能忍受岩石地形而受到重视，在19世纪早期是特别饲养供军中骑兵使用，但喂养、给水和照料马匹均所费不赀。在平原上，水牛和牛都用来拖车、耕种，甚至拉客车；在山上，直到20世纪40年代骡子仍是主要的驮兽。当时有千百只骡子组成的辎重队携带德制和英制武器，于战时穿越南斯拉夫和希腊的山岭，骡夫流利地操着现已消失的行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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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欧洲这块边境区，想施行威权的代价会因为地形本身的特性而大幅提高。社会不安全是此区长久以来的特色，也妨碍了人们的经济生活。1997年夏天，阿尔巴尼亚南部发生暴动后，武装帮派会拦截越过希腊边境的汽车，人们在夜间行动非常不安全，对当地警察来说也一样。这样的情况其实是老故事的新发展：一个世纪以前，奥斯曼帝国同样也无法保证旅人在天黑之后的安全。当然，在有些地区，帝国即使在白天也无法提供保护。冯·蒂兹于1836年写道：“关心我们安全的帕夏[12]，不聆听我们讲述从休姆拉越过巴尔干的情形，那里的抢劫和暗杀层出不穷。他们只建议我们改道特尔诺沃，虽然比较不便，但是比较安全。”在海上，旅人则面对着海盗的威胁。地中海地区的政治对立与动荡，使海盗船和海盗得以从15世纪猖獗至19世纪早期。海盗在爱琴海一直都是威胁，直到1839年才被奥斯曼和希腊联合扑灭。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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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向来能应付这类事情。面对那些太强大或狡猾而无法惩罚和消灭的不法之徒、叛徒和盗贼，它惯于与对方谈判，且常予以赦免和招安授予官职。随着19世纪和20世纪现代国家的兴起（依定义，国家作为一种政治实体一方面坚持保有使用武力的权力，一方面有野心控制人民），奥斯曼才开始搜捕和追剿这些挑战官方威望的组织。1925年一伙盗贼抢劫萨摩斯岛并占据岛上的首府长达数天，雅典的报纸都大声地谴责。有一家报纸写道：“我们应不惜任何牺牲，采用任何方法，以彻底消灭这些暴行制造者。他们的行为羞辱了这个国家，更阻碍了国家的进步。国家不但有责任，而且有至高的利益去阻止这些不幸，不做最小的拖延……同时表明它的权力高于每个人和每件事。”现代的治安措施、官僚政治和公路建设让中央政府的权力更有优势，因此盗匪和海盗行径在20世纪已不再危害商业和旅游。仅在20世纪40年代和90年代短暂而敏感的不稳定时期，人们才稍微想起曾经存在的长期性社会问题。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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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历史上的人口数字，你会很快产生种种猜测，但是得不到事实。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口绝对数目，在18世纪以前大多是猜测臆断。即使到了19世纪，保加利亚人口的估计还有50万到800万的高低误差。巴尔干半岛的统计数字长久以来因为政治目的而受到操纵，另外，奥斯曼的官方数字都不是为了学术目的而设。不过，巴尔干的长期人口统计趋势仍十分明显。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欧洲这块东南之地是片荒野，有大量未曾开垦的土地以及稀疏的人口，在低地尤其如此。人口减少大概源自于拜占庭帝国最后几个时期中的长期政治动荡，而且显然没有因为奥斯曼努力迁移游牧的土耳其殖民者过来而重新增加。1600年奥斯曼国势兴隆时，巴尔干的人口密度虽然远高于奥斯曼亚洲版图的人口密度，但仍只有法兰西或意大利的一半，是低地国家[13]的三分之一。维也纳派往高门的大使本尼迪托·兰伯提曾说：“由拉古萨[14]到君士坦丁堡附近几英里的区域大多未经开垦且很恐怖，那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由于居民的疏忽，以致遍布危险的森林和可怕的悬崖，盗贼横行而不安全，食宿设备残破不堪。”威廉·利思戈[15]也在1632年写道：“在奥斯曼境内，到处是参天密林、荒凉乡野，人口稀少而不宜居住。”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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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17世纪以前半岛上的人口仍随着欧洲平均人口趋势而快速增减。奥斯曼帝国在15世纪的征服没有中断这种趋势，16世纪则显然是巴尔干人口高速增长的繁荣时期，和欧洲其他地方一样。当地研究得出的证据显示，即使基督徒曾因逃避土耳其人侵略而离开，后来还是从威尼斯共和国归来，要求收回财产。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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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危机于17世纪到来。欧洲各地生活都很艰苦，在欧洲东南部，由于政治动荡、战争不断，时有瘟疫和饥馑，更是度日如年。特别是瘟疫，可以将一个城市的人口削减过半，巴尔干半岛又偏偏位在由近东至西欧的疫病传播路线上，极易招来灾祸，有些城市几乎每年中标。托马斯·罗爵士[16]1625年逃离君士坦丁堡时说：“疾病猖獗，仿佛要将城市人口赶尽杀绝。”他估计死亡人数高峰时每天超过千人，总共则“接近20万人”。1781年至1783年的几次瘟疫中，萨洛尼卡一天死亡超过300人（驻威尼斯领事说那里“几乎变成了沙漠”），萨拉热窝则死了1.6万人。瘟疫所造成的受害者数目，在巴尔干就像在欧洲其余地方一样，各地差距很大，并非全是悲惨的结果。伦敦和马赛在17世纪也被瘟疫拖垮，马赛在1720年可能就失去半数居民。死亡率的变化来自18世纪开始时，西欧与中欧大多数城市已做好严格有效的检疫措施（常针对来自奥斯曼帝国的旅人）。确实如此，所以传染病的控制和管理才能刺激现代官僚国家的崛起。相反，在黎凡特[17]，瘟疫在往后的一个半世纪仍反复发生，最后一次严重的瘟疫晚至1835年至1838年。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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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整体数字虽不可信，趋势却很清楚。一直要到19世纪初，巴尔干的人口才再度接近16世纪晚期的水准，并且开始持续增加。奥斯曼帝国于1831年做第一次人口调查时，巴尔干人口大概是1000万；若包括塞尔维亚和未来的克罗地亚及罗马尼亚在内，则是接近2000万。当巴尔干各国赢得独立之后，人口开始迅速增加。到了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人口不足的老问题，已被前所未见的高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的新压力所取代。巴尔干在20世纪20年代的人口大约为4250万，且比欧洲其他地方的增长更快。根据1940年的一份报告：“主要的事实是，‘巴尔干各国’都从事农耕、人口过多而且贫穷。”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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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施于土地的压力可说是史无前例。19世纪方始，一位前往瓦拉几亚的游客深感当地“土壤肥沃得令人难以置信”——青草长及他的肘部，杂草高与人齐——并且注意到“瓦拉几亚的一点点人口（大约100万）还不及土地能够供养人口的十分之一”。但随着各国独立，人口密度快速增加：塞尔维亚从1834年每平方公里18.1位居民增加到1905年的55.7人，摩尔达维亚则从1803年的11.8人增加到1859年的36.1人。聚落和土地使用的形态因此有了大幅的变动。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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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数目像火箭般上升之际，绵羊的数目却减少了，牧羊业开始衰退。于是，（19世纪的）沦为盗贼与（20世纪的）背井离乡成了这个人口难题的两种回应。两位英国旅人于1910至1911年来到马其顿西部，他们写道：“居民靠农业维生，荒年时则沦为盗贼，后来青壮男人开始移民到美洲。”离开乡下去城镇寻找工作，或专门种植经济作物，也是一种选择。但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各国政府扑灭了（或试图扑灭）盗贼，美国削减了移民人数，经济萧条更使得经济作物无利可图。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因为快速的经济成长、移民重新恢复以及工业化，才解决了巴尔干半岛的不充分就业问题。1960年之后，除了最贫穷的地区之外，经济繁荣使半岛上的出生率降到欧洲的平均水准。换句话说，巴尔干都市人口的崛起达到了接近欧洲平均水准，加上其小家庭、高消费、工业和服务业等的形态，完全是最近五六个世代的演变结果。在20世纪前半，农民都还是人口的绝大多数，在城镇生活的人少之又少，住在其中的那些少数人都和土地缺乏密切联系。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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