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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之殇：西班牙内战中的后方大屠杀 6 莫拉的恐怖统治纳瓦拉、加利西亚、卡斯蒂利亚和莱昂的清洗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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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7月19日，莫拉在潘普洛纳发布的戒严声明宣称：“威权原则的重建，不可避免地要求采取迅速且严厉的惩戒手段，以儆效尤，对此不应有任何怀疑和犹豫。” 1 此后不久，他召开了纳瓦拉省各市镇长官会议，并在会上告诫他们说：“我们有必要传播恐怖。我们必须给人以掌控一切的印象，我们要坚决且毫不留情地消灭那些和我们想法相左的人。绝不允许有怯懦的表现。如果我们有一瞬的摇摆不定，不能以最大的决心行动，我们就无法取得胜利。任何帮助或包庇共产党员及人民阵线支持者的人都将予以枪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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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指示体现出密谋集团在某种程度上的危机感，他们拼命想要在针对政变的大规模抵抗出现之前，争取到局势的控制权。因此，在1936年7月18日到1945年期间，叛军方面所执行的处决总数的一半以上，发生在他们于各地夺取权力之后的头三个月。恐怖行动的短期与长期目标，在诸如加利西亚、旧卡斯蒂利亚和纳瓦拉等保守的小农经济区更容易实现。叛军有意利用恐怖手段来摧毁带有共和国标签的一切事物，无论是对地主、工业家、神职人员和军人特权的具体挑战，还是来自城乡工人阶级以及妇女的普遍性的拒绝服从——后者的拒绝令右翼最为厌烦。这就是圣胡尔霍、佛朗哥、希尔·罗夫莱斯、奥内西莫·雷东多和其他人在怒言反对所谓“犹太–共济会–布尔什维克”的“非洲化”威胁时的本意。上述“外国毒草”需要加以翦除的说辞，在教会中总是不乏像图斯克茨和卡斯特罗·阿尔瓦兰那样的倡导者，然后很快就会为教会阶级中的大多数人接受。在9月初，莱昂主教何塞·阿尔瓦雷斯·米兰达号召天主教信众加入这场战争，反对“苏维埃–犹太–共济会的世俗主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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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日，在得知法国媒体透露普列托已经被派出同反叛方进行谈判的消息后，莫拉怒不可遏：“谈判？绝对不可能！只要还有一个西班牙的敌人活着，这场战争就不会结束。”8月9日，莫拉又吹嘘说，他的父亲，一位百发百中的步枪射手，经常用他的母亲作为道具模仿威廉·泰尔①。这个不幸的女人不得不努力保持头顶上水果碎块的平衡，手上还要捧着其他作为目标的水果，让她的丈夫炫耀自己的枪法。莫拉告诉他的秘书何塞·马里亚·伊里瓦伦：“这种战争必须以一方的绝对统治和失败者的全体灭亡而结束。他们杀害了我的一个兄弟，不过我会让他们为此付出代价。” 4 在这里，莫拉指的是他那在政变失败后自杀的弟弟拉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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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境内那些军事政变很少或根本没有遇到抵抗的地区，反叛方的战争目标暴露无遗。无辜的工会会员、左翼政党成员、民选市政官员、共和国公职人员、学校教师和共济会员遭到处决，这些处决行为被称作“预防性刺杀”。或者，就像卡塞雷斯的国民卫队指挥官所定义的那样，这是在“将不良分子一扫而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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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纳瓦拉、阿拉瓦、旧卡斯蒂利亚八省、莱昂三省、加利西亚四省、萨拉戈萨的三分之二地区以及几乎全部的卡塞雷斯省，政变在几小时或几天内就取得了成功。在这些右翼占据主导地位的天主教地区，使用在安达卢西亚和巴达霍斯发动屠杀的借口——声称左翼滥施暴力或者受到共产党接管政权的威胁——根本不合情理。基本来说，被处决者的“罪行”是给人民阵线投票，或者不再接受他们自己作为劳工或者女性的从属地位。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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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叛方的意图是从整体上铲除共和国的进步文化。这一点在莫拉为西班牙军事同盟所准备的一系列法令草案中得以显明。“这是一个明明白白的终极历史教训，当人们错误地听信犹太人、共济会员、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并且由这种理论所催生的代议民主制度渗透进他们的政府中时，人们就陷入颓废、苦难和毁灭的境地……所有那些妨碍‘拯救西班牙运动’赢得胜利的人，将在从速宣判之后作为反对我们神圣祖国的可悲凶手被执行枪决。”反叛方宣称共和国是在选举舞弊的基础上非法产生的，并且断言它的政治领导人是只会带来无政府状态和犯罪的窃贼与寄生虫，这样一来，摧毁共和国的武力行动就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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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军事独裁的第一步是建立国防执政团（Junta de Defensa Nacional）。1936年7月24日颁布的第一道法令提供了聊胜于无的法律遮羞布，反叛方宣称自己具有“全部的国家权力”，并在后续的法令中一再重复这一说法。8月14日颁布的第37号法令声称，共和国犯有针对国防执政团之合法政府的武装叛乱罪。7月28日颁布的戒严令在整个叛军控制区内将军事法律凌驾于民法之上。由此，它将不同地方下达的形形色色的法令加以统一，而军方早已通过这些法令，攫取了以就地处决的方式惩治反抗行为的权利。所有那些在口头上或者拿起武器支持共和国合法政府的人，都被宣布犯有军事叛乱罪，应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并应被处以死刑或被判处长期监禁。叛乱方辩称上述行为是正义之举，因为他们的军事行动师出有名，它是为了彰显“宗教与祖国的最高道德和精神价值，而这些价值遭到了那些在犹太教–共济会的三重谎言（即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地方分离主义）驭使下一意孤行的冒牌政治家的威胁。这就是为何‘军事叛乱’一词只能适用于赤色阵营。至于己方，则必须称之为‘神圣的反抗’”。 8 因此，反叛者总是称自己为nacionales（通常被翻译为“民族主义者”），这就暗示了共和国支持者在某种程度上是非西班牙人，因此必须将其视为外国侵略者而加以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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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在塞哥维亚，当地军事当局的言论更为夸张，它提到“马德里政府自从7月19日起就处于反对军方的武装叛乱状态，军方认为自己有责任接管政权，阻止国家陷入混乱的深渊”。 9 1936年8月31日颁布的一条法令允许任何军官在审判中担任法官、检察官或辩护人。于是除了在战场上，投身反叛事业的军官们还要在法庭上同敌人斗争，在后一种情况下敌人的反击机会更少。所谓军事叛乱罪的定义非常宽泛，以至于在1937年官方下发了一本手册，专门指导军官如何进行“审判”。该手册的作者（一位军事律师）坦承，“在真正的西班牙人民的勇猛支持下，我国军队的光辉功绩正震惊世界，而作为此功绩的结果，目前进行中的诉讼案件数量已相当之多，鉴于此，那些需要参与此种审判的人正面临着诸多困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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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0日，莫拉得到消息，己方在通往毕尔巴鄂的公路上截获了一辆卡车，其上载满了逃离纳瓦拉首府潘普洛纳的共和国支持者。他毫不犹豫地在电话中大声吼道：“马上把他们都拉到路边枪毙！”这句脱口而出的话造成了死一般的寂静。意识到这点后，莫拉改变了主意，他指示助手收回成命，并对房间里的其他人说道：“就像你们刚才看到的，哪怕是在形势如此严峻的时刻，我也没有像左派想象的那样嗜血。”当时在场的一位军官说：“将军，但愿我们不会因为过于心软而后悔。”在3周后的8月14日，有人听到莫拉这样说道：“一年以前，我在授权行刑队执行死刑时会禁不住发抖。我会因为悲伤和痛苦而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而现在，我每天都能毫不眨眼地签署三四份行刑书。”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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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纳瓦拉的有利局势让莫拉充满了成功的自信。富有的大地产所有者，因为其不动产在1933年10月被数以千计的无地劳工占据而渴望实施报复。此外，从最一开始，反叛者就得到了当地保守天主教居民的广泛支持。根据卡洛斯派民兵组织“义勇军”的两位辩护者的说法，“受到威胁的不仅仅是有权有势者的好胃口和睡眠”，而是整个价值体系。 12 莫拉的指示由路易斯·马丁内斯·埃罗整理并向下传达，此人是毕尔巴鄂银行潘普洛纳分行经理之子，他是密谋集团与当地资产阶级之间的联络人。路易斯·马丁内斯·埃罗在这个城市拥有一家销售宗教物品的商店。在那里，以及在贝尼托·桑特斯特万的宗教用品商店里，渴望获得叛乱消息的参与密谋的神父们，在挂法袍的衣架和放置圣母像与圣餐杯的架子之间徘徊低语。曾在潘普洛纳度假的萨莫拉主教曼努埃尔·阿尔塞·奥乔托雷纳也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在叛乱爆发之前为订购教士袍而进行的最后一次到访中，他曾对桑特斯特万说，“如果你能给我步枪而不是法袍，那就再好不过了！”纳瓦拉的教士阶层与军方和卡洛斯派的密谋者保持着密切联系。除了巴斯克地区的神职人员，西班牙境内的大多数教士和修士都站在反叛方一边。他们在教堂的讲坛上谴责“赤党”并采用法西斯式的敬礼。在西班牙各地，他们为叛军部队的旗帜祝福，（特别是在纳瓦拉地区）部分神父匆忙赶赴前线。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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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他们敦促其信众投身战争，有些神职人员是最早加入叛方武装纵队的人。子弹袋挂在他们的教士长袍外面，步枪握在他们的手中，动身去消灭赤色分子令他们欢欣鼓舞。这种现象是如此之普遍，以至于没有神职人员为信徒做弥撒和聆听忏悔，于是教会当局不得不将他们当中的一些召回。 14 彼得·肯普是一位加入卡洛斯派义勇军的英国志愿者，他对他们连队的比森特神父称赞有加。“他是我在西班牙遇到的最无惧和最嗜血的人；我想，他更适合当一名军人，而不是一位神父。‘你好！佩德罗②先生！’他高声和我打招呼。‘所以你来这里是要杀掉一些赤党！祝贺你！加油干吧，把他们消灭干净！’”当不需要履行宗教职责的时候，他就会投身到密集的战斗行动中去。基督之仆人的角色令他极为沮丧。他会为肯普指示目标，然后催促他开枪射击。“在我看来，他几乎无法抑制抓起我的步枪开火的强烈冲动……每当一些不幸的（左派）民兵从藏身处跳出，飞奔向安全地带时，我就会听到这位好神父抬高声调兴奋地大叫：‘不要让他跑掉——啊！决不能让他跑掉！打呀，弟兄，开枪！偏左一点！啊！打中他了。’此时枪口下的那个家伙已倒在地上不停地抽搐。”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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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材高大、目光凶暴的宗教用品销售商贝尼托·桑特斯特万留在潘普洛纳，而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开赴前线。他就像一只贪婪的食腐乌鸦，投身到清洗后方左派、自由主义者与共济会人士的行动之中。后来他夸口说他在纳瓦拉杀了1.5万名赤色分子，在圣塞瓦斯蒂安、毕尔巴鄂和桑坦德则杀得更多。该省为数不多的左翼人士眼下面临着被参加叛乱的狂热分子彻底根除的紧急危机。在潘普洛纳，叛乱爆发的头几个月里，清晨的处决吸引了大批人员围观，甚至还有小贩在人群中摆摊贩卖热巧克力和“巧罗丝”③。每当有卡洛斯派分子的死亡被上报，就有许多人被掳为人质而遭到枪杀。 16 其他人则在夜里被称为“黑鹰”的长枪党小分队抓获，并被杀害于城市郊外。桑特斯特万的话自然是不着边际的吹嘘，而且据了解，也有个别人因他搭救而幸免于难。 17 然而，有许多在押人员被带到设在洛斯–埃斯科拉皮奥斯修道院的卡洛斯派义勇军总部中，然后就此失踪，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在这个极端保守的省份，仍有2,822位男性和35位女性被杀害。另有305人因拷打折磨或营养不良而死于狱中。在纳瓦拉，投票支持人民阵线的人中有1/10遭到谋杀。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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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和国控制区，空袭或者来自其他地方的暴行之消息常常会引发暴动，但是在叛军控制区，恐怖行动很少是“不受控制的”。8月23日（星期天）在潘普洛纳发生的事件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当时，潘普洛纳主教马塞利诺·奥莱切亚·洛伊萨加蒙席④，主持了一次纪念圣母玛利亚的盛大宗教游行。同一天，《纳瓦拉日报》（Diario de Navarra）刊登了他的言论，称武装叛乱是一场十字军远征。在庆祝仪式举行期间，由长枪党党徒和义勇军分子组成的一伙人从潘普洛纳监狱中带走了52名在押者。在卡帕罗索村外的一个大型养牛场中，包括当地社会党领袖米格尔·安东尼奥·埃斯科瓦尔·佩雷斯在内的绝大多数在押人员遭到枪杀。只有一人逃脱。既然奥莱切亚主教派去了6名神父（包括毕尔巴鄂未来的主教安东尼奥·阿尼奥韦罗斯）听取被宣告有罪者的临终忏悔并给予他们精神上的慰藉，显然他对发生在那里的事情有所了解。当神父们花的时间超过预期时，那些不耐烦的长枪党分子就走上前直接将还在等待忏悔的临刑者枪毙，因为他们急于返回潘普洛纳参加宗教仪式的最后一部分。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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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场屠杀行动发生于1936年10月21日，地点位于潘普洛纳东南方向的小镇蒙雷阿尔附近。3天之前，在塔法利亚镇，在一位战死的义勇军中尉的葬礼结束之后，一群愤怒的民众涌向当地监狱，企图对拘押在那里的100名男子和12名妇女施以私刑。当国民卫队阻止流血事件发生时，有民众代表团设法弄来了军事当局的书面授权。在3天之后的黎明时分，有65名囚犯被卡洛斯派义勇军带到蒙雷阿尔并执行枪决。倒地未死的囚犯则由来自该省南部一偏远小镇穆尔钱特的教区司铎副手路易斯·费尔南德斯·马加尼亚逐一补枪。他早已抛弃了他的教会信众转而投身战争。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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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瓦拉省的镇压行动在埃布罗河沿岸被称为“里韦拉”⑤的区域表现得尤为残酷。战前，社会党的农业劳工联盟，即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在那里拥有很强的势力，而这也在杀戮的规模上有所反映。例如，在拥有1,242名居民的小镇萨尔塔古达，共有84人遭法外处决，死者占总人口的6.8%。在佩拉尔塔，3,830名居民中的89人（占总人口的2.3%）遭到杀害。萨尔塔古达因而成了西班牙北部广为人知的“寡妇之城”。如果我们将年幼者、年长者以及几乎全部的妇女排除在外，恐怖行动的规模可想而知。数字显示约有10%的劳工阶级男性遭到杀害。当然，与共和派相关的女性也受到种种骚扰和羞辱。该地区的家庭彼此都沾亲带故，所以这些杀戮行动在全省乃至省外都造成了剧烈的反响。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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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塞达村的教区司铎，时年72岁的埃拉迪奥·塞拉亚，因为其对教会群众的仁慈关怀而闻名，他曾经支持过后者将被侵占的乡村公地收归公有的运动。8月8日，他前往潘普洛纳并在主教辖区的那些办公室里抗议杀戮行动。他得到的建议是打道回府，因为说什么也不管用。由于在制止暴力方面所做的努力，他本人于1936年8月14日遇害，连脑袋都被砍了下来。塞拉亚神父并非是唯一被纳瓦拉宗教极端分子杀害的天主教神父。圣地亚哥·卢库斯·阿拉门迪亚是随军神父团的一名上尉，同时他也是一位律师。他因为同情社会主义者并且曾倡导土地再分配而被视为共和派分子。叛乱爆发后他曾在卡门–德比托里亚修道院避难，但后来却被卡洛斯派分子逮住并解往潘普洛纳。1936年9月3日，来自他的家乡皮蒂利亚斯的卡洛斯派分子在附近的温迪亚诺将他处决。与凶手们为伍的一位来自穆尔钱特的神父为他举行了临终圣事，此人就是参与蒙雷阿尔屠杀事件的路易斯·费尔南德斯·马加尼亚。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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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就连奥莱切亚主教都因对屠杀感到极其震惊而在11月15日的布道活动中直言不讳地提及此事。他呼吁“不要有更多的流血了！不要有更多的流血，除非是因为蒙上帝感召，为拯救祖国而在战场上杀敌。不要有更多的流血，除非是要执行法庭的死刑判决，而该判决确实已经得到了冷静的考虑与认真的讨论”。这通说教在教堂以外的其他地方并未得到任何回应，即使它本身有肯定经过司法程序的处决行动的正当性的含义。当然，在当时的大环境下，这确实表现出了主教相当大的勇气。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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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潘普洛纳，托莱多大主教暨全西班牙首席主教，拥有“红衣主教”头衔的伊西德罗·戈马蒙席，将于1936年9月28日在纳瓦拉电台发表广播讲话，庆祝托莱多这一“最具基督教西班牙帝国之品格的城市”的“解放”。他宣称叛军占领托莱多是“文明对抗野蛮、基督对抗地狱之冲突”的顶点。他叫嚣着反对“那些听从莫斯科指示的邪恶门徒”，以及“犹太人与共济会分子，他们在闪米特国际联盟控制的地下社团中，利用荒谬的教义和装扮成一种政治与社会体系的邪恶谎言，来毒害我们民族的灵魂”。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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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瓦拉南边的邻省，洛格罗尼奥省也遭遇了类似规模的镇压行动。像纳瓦拉一样，该地也相当保守，然而潜在的社会矛盾仍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正如在纳瓦拉那样，乡村地区局势紧张，且农业劳工开展了一些罢工行动，但是1932年1月发生于阿尔内多的事件标志着右翼可以不费力地掌控局势。1933年1月和12月在上里奥哈那些盛产葡萄酒的城镇里发生的无政府主义者暴动，也没有严重撼动该省土地所有者的地位。左翼力量薄弱，1934年6月的收割季罢工和同年10月的革命运动在洛格罗尼奥省的影响也就都较为有限。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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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针对上述事件而开展的镇压行动却非常严厉，它在民众心中留下了苦痛的记忆。这些长久积聚的辛酸情绪则在1936年2月的大选活动以及庆祝人民阵线胜利的活动中得到了宣泄。在那年的3月14日，突击卫队在复杂局面下干预了长枪党与工人之间的一场冲突。有3名工人被杀，另有6人受伤。在左翼的报复中，几所教会学校、地方右翼报纸的馆舍，以及当地长枪党、卡洛斯派和独立右翼党团联盟的总部遭到袭击。几天之后，在乡村地区，尝试推动农业改革的失业劳工开始入侵私有土地。在洛格罗尼奥的建筑业罢工贯穿了整个5月。在右翼分子暗探挑起的其他一些冲突中，4月16日，有一名卡洛斯派分子在阿罗丧生；6月14日，在纳赫拉又有两名长枪党分子丧生。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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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9日，当省长拒绝向左派分发武器时，政变在洛格罗尼奥大获全胜。弗朗西斯科·加西亚·埃斯卡梅斯上校率领一支由1,800人组成的武装纵队，搭乘卡车、公共汽车和小汽车从潘普洛纳出发，当他们结束夜间的行程赶到此地时，一场总罢工也随之垮台。当他们经过埃布罗河上的两座桥梁时，一支军乐队奏乐迎接他们进入洛格罗尼奥城。当地市长巴西利奥·古雷亚·卡德纳斯（他同时也是一位牙科医生）立即遭到逮捕。他是一位持温和观点的共和派人士，而且还是莫拉的朋友，后者在洛格罗尼奥生活过许多年，曾经是古雷亚的病人。莫拉拒绝干预古雷亚的案子，后者于8月7日在洛格罗尼奥被枪决。 27 加西亚·埃斯卡梅斯很快就粉碎了在卡拉奥拉和阿尔法罗等市镇中来自手无寸铁的左翼民众的微弱抵抗。此后，全省各地的镇压工作由国民卫队以及各色人等混杂的平民团体着手进行。在参加杀戮行动的长枪党分子与卡洛斯派义勇军中，战前曾是全国劳工联盟、劳工总会或者共和派各政党成员的人，数量高到惊人。甚至有人参加过1933年12月的无政府主义者暴动。我们无法分清他们中间哪些人是打入左翼组织内部的密探，哪些人只是企图掩盖自己左派历史的动摇分子或投机者。死于他们之手的遇难者有些是被枪杀的，有些则是被从高高的桥上推到河中的。 28 在布尔戈斯，也有共和派人士被从桥上推到埃布罗河中；而在卡塞雷斯，也有遇难者被推入流经该市的塔霍河中。这些尸体带来了公共卫生问题。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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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格罗尼奥是位于里奥哈葡萄酒贸易中心地带的一个宁静小城。莫拉任命他手下的一名炮兵军官埃米利奥·贝略德·戈麦斯上尉担任该省省长，并告诫他说，“一定要严厉，非常严厉”，而莫拉得到的答复是，“别担心，将军，我正准备这样做”。大部分的处决（其中多数未经任何司法程序）发生在从7月19日起到贝略德被继任者接替为止的6个月间。只有在他去职以后，更为正式的军法审判才得以启动。左翼人士所面临的命运就是殴打与拷问，监禁与处决。有妇女被谋杀，被处决的左派人士的妻子头发被剃光，被强迫喝蓖麻油，并且频繁遭受其他各种形式的性侮辱。在首府洛格罗尼奥市，省立监狱很快就爆满了，于是一个回力球赛场和一个商业培训学校也被改造为监狱的一部分。市政公墓很快也处于饱和状态，被处决者的尸体不得不被容置于洛格罗尼奥以南的拉尔德罗镇外。到12月底为止，该省共计有近2,000人被处决，其中有超过40名女性遇难者。在内战期间，被处决者的数量占总人口的1%。与在纳瓦拉省一样，受打击最严重的区域是埃布罗河沿岸，人民阵线在那里赢得了较该省其他地区更多的选票，例如，在洛格罗尼奥为595票，卡拉奥拉为504票，阿罗为309票，阿尔法罗为253票，阿尔内多则为190票。 30 镇压行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得到了来自小镇与村庄中笃信天主教的小农场主的大规模支持，这一群体对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的涨薪要求极为不满。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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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洛格罗尼奥的共和派被捕人员的经历之所以为世人所知，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们中间的一位幸存者帕特里西奥·埃斯科瓦尔，此人是洛格罗尼奥的一名市政工程师，同时也是阿萨尼亚左翼共和党的成员。他的大部分党内同志都被杀害，然而埃斯科瓦尔虽然遭到了骇人听闻的虐待，却得以在监狱中幸存，因为他是一位著名的足球运动员，皇家马德里队的杰出队长，也是1920年为西班牙夺得奥运会足球比赛银牌的西班牙国家队成员之一。如果他遭到处决，就有可能造成恶劣的影响，所以加害者不得不有所顾忌。因此，他得以活下来撰写他的回忆录。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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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里奥哈，存在一些神职人员试图约束行凶者的案例。有83个村镇，其中没有人丧生，这部分是由于当地神父的行动，更关键的则是因为左派与右派之间已经存在彼此容忍的共识。不幸的是，另有99个城镇与村庄，其中的确出现了法外杀戮的情形。干预此类杀戮行径需要极大的勇气。来自距离阿罗很近的安古吉亚纳的方济会修士安东尼奥·邦宾·奥特拉诺被长枪党分子杀害，因为他在布道中批评了富人并直言社会的不公。其他一些神父代表教区居民前往省长埃米利奥·贝略德处陈情并请求宽恕，结果却被赶出了他的办公室。令人遗憾的是，并没有证据支持最近有人主张的，有关卡拉奥拉主教曾就任意处决行为向贝略德提出抗议一事。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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