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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死亡纵队进军马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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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朗哥的非洲军团主力尚未乘船（作为所谓的“胜利护航船队”的一部分），或者搭乘可能由德国与意大利制造的飞机抵达西班牙本土之前，他本人已于1936年8月2日飞赴塞维利亚。向马德里的进军于当天展开，首支纵队被派出，开赴北边巴达霍斯省的梅里达。该队由两个营的外籍军团单位和两个营的土著正规军组成，指挥官为卡洛斯·阿森西奥·卡瓦尼利亚斯中校。此人身材高大，灰头发，红脸庞，是一名久经战阵的非洲军团老兵。他们驾驶着凯波·德·利亚诺提供的卡车，在头两天里推进了50英里（约80千米）。紧随阿森西奥之后的是8月3日出动的卡斯特洪纵队，它的行军路线要偏东一些。8月7日，由埃利·罗兰多·德·特利亚中校指挥的第3支纵队也加入了向马德里进军的行列。卡斯特洪本人的座驾是当地有名的大地主内维翁侯爵的豪华轿车。这些纵队的最终目标就是马德里。然而，使用3支纵队在宽大正面上向前推进的做法，表明了叛军还有另一个同样重要的目标，即摧毁沿途城镇和村庄中的左派势力。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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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如下这样不成文但明白无疑的命令：“用雷霆之击粉碎那些残忍的鼠辈，让他们陷入瘫痪当中。” 2 于是，随着3支纵队在8月初从塞维利亚出发并迅速北移，他们将种种恐怖手段付诸实施，而这些正是西班牙非洲殖民者对付摩洛哥人民的惯常做法。在他们越过莫雷纳山脉之后，有关其残暴手段的传言在他们进军路线前方造成了大规模的恐慌。反抗他们的劳动者缺乏战斗经验，而且手中只有猎枪、老掉牙的大口径前装枪、各种刀具以及斧头，几乎都不能被称为“民兵”。凭借着由意大利飞行员驾驶的“萨伏亚–81”轰炸机与德国飞行员驾驶的“容克–52”轰炸机带来的绝对空中优势，再加上配属的炮兵分队，这些西班牙殖民军中堪称一流的突击力量夺取了塞维利亚省与巴达霍斯省的诸多乡镇。共和国方面志愿者在伤亡人数方面要远远超过非洲军纵队。叛军纵队并不收容俘虏。沿途俘获的民兵被直接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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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达霍斯省，当地的省级人民阵线防卫委员会绝望而徒劳地试图协调匆忙集结的民兵武装。两位国会代表——社会党人何塞·索萨·奥米戈和共产党人佩德罗·马丁内斯·卡顿，以及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领导人里卡多·萨瓦尔萨组织民兵力量并试图阻止非洲军纵队的推进，但成效甚微。最终，萨瓦尔萨带领一支大部队（名为“佩德罗–鲁维奥纵队”，以纪念在1935年被谋杀的一位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国会议员）穿过叛军阵线抵达马德里，加入了共和国的军队。索萨·奥米戈和马丁内斯·卡顿的纵队中很快就加入了大量来自非洲军纵队的逃兵。这些人没有丝毫提升队伍的作战能力，却增强了队伍在尚未被叛军控制的村庄中杀戮右翼分子的意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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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有损共和国政府在制止暴行方面所做的努力。在7月19日傍晚来自马德里的一连串电文中，政府天真地呼吁左翼组织对国民卫队和陆军部队的忠诚保持信心。7月20日，共和国控制区各城镇的人民阵线委员会收到了来自马德里政府的命令——“无论基于任何理由，都不应有任何破坏法律与秩序之行为”，并且应采取措施，“以防止任何人利用公众会有的紧张反应，针对守法人士实施犯罪或者自行执法”。政府与劳工总会达成了协议，罢工也被禁止。7月28日，各省省长向本地人民阵线委员会传达了来自马德里的更为严格的指示，要求他们宣布：“任何人，无论他是否属于某一政治实体，只要侵犯了他人的生命或财产安全，都将被处以死刑，因为这种罪行将被视作为敌人效力的叛乱行为。”7月29日，各地市镇长官收到命令，禁止去动辖区内右翼分子的银行账户。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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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叛军方面则未受到类似的制约。他们向北进入巴达霍斯省，在没费多少力气的情况下夺取了埃尔雷亚尔–德拉哈拉、莫内斯特里奥、列雷纳、丰特–德坎托斯、萨夫拉和洛斯桑托斯–德迈莫纳。阿森西奥、卡斯特洪和特利亚纵队中的士兵一路强奸和抢劫，此外还将他们发现的人民阵线同情者或者只是疑似同情人民阵线的人斩尽杀绝，在他们行经之地留下了一个个血腥的杀戮现场。这绝非偶然，要知道，巴达霍斯省正是1936年春自发占领庄园运动的发生地，而那场运动似乎已将不公正的土地所有制度终结。非洲军团老兵处决农民志愿者的行动被戏谑地称为“让他们尝尝农业改革的滋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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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那些共和国已颁布征收法令或将占地行为合法化的叛军控制区，叛军纵队都在协助产业主夺回土地。以往曾被忽视的土地已经在辛苦劳作的农民手中得到了改良，地里的石块、根茬和藤蔓杂草被除去，池塘和溪流也得到了清理。而且，成熟的农作物正等待收割。可是如今，那些进行过土地改良的贫苦农民未因付出的劳动而得到任何形式的补偿，他们的庄稼、存粮、种子、牲畜和生产工具，也与土地一道被残忍地夺走。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不是已经逃亡，就是已经被叛军杀死或监禁。那些在共和国土地再分配运动中受益的男男女女受到了尤为酷烈的镇压。他们占据了巴达霍斯省被处决者总数的70%到8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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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叛军纵队与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关系，存在一个令人震惊的案例，其中涉及的主要人物是科尔多瓦省滨河帕尔马镇的豪强费利克斯·莫雷诺·阿达努伊。因为他饲养斗牛，其庄园中所需的农业劳动量被缩减。他拒绝安排雇工耕种他的土地，并且朝农民喊道：“让共和国去养活你们吧。”在人民阵线选举上台后，有很多劳工被安置到他的庄园中，但他拒绝为他们支付工资。战争爆发时，费利克斯·莫雷诺正在他位于塞维利亚的豪宅中。滨河帕尔马镇的无政府主义者委员会将土地集体化，并且采取食品配给制，直到土地得到耕耘并有产出为止。莫雷诺的斗牛变成了餐桌上的食物，而当地村民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牛肉的味道。这个消息激怒了莫雷诺。当一支叛军纵队于8月27日占领该镇时，他驾驶一辆黑色凯迪拉克紧随其后，与他同行的还有该地区的一些大地主。未逃离的男性村民都被赶入一个大型牛栏中。每头被宰杀的公牛都得到了10人殉葬。当那些绝望的人哀求他，希望他看在他们是他的教子，或者是他的远亲，或者以某种方式与他沾亲带故的分上饶过他们一命时，他只是目不斜视地说：“我谁也不认识。”当天至少有87人被枪杀，在接下来的数日内还有两倍之多的人被杀。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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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初，一个南部地主的代表团前往布尔戈斯，说服作为佛朗哥政府之雏形的“国家技术执政团”推翻了前几年的土地再分配政策。代表团中包括全国乡村土地所有者联合会主席兼巴达霍斯省土地所有者联盟主席阿道弗·罗德里格斯·胡拉多。他们主张禁止左翼劳动者享有土地所有权益，呼吁将共和国分配的所有土地归还原主，关于占地移民为耕作土地所做的准备工作，他们坚持不应支付任何报酬。他们大肆宣扬对反叛事业的认同，并在陈情书的结束语中这样说道，“我们，土地所有者，农场主和畜牧业主，将无条件接受光荣的军队，我们祖国之救主的命令，我们准备接受任何要求我们做出的牺牲”。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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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大庄园主的代表只不过是在设法将非洲军团部队正在做的事通过法律方式加以巩固。在列雷纳集结有大量国民卫队部队：该地驻军已于7月21日得到了来自萨夫拉以及东面阿苏阿加的兵力的加强。阿苏阿加的国民卫队指挥官安东尼奥·米兰达·维加中尉，设法让列雷纳的社会党市长拉斐尔·马特拉纳·加兰和当地人民阵线委员会成员相信，他的国民卫队力量会对共和国保持忠诚，并已做好与来自南部的叛军纵队作战的准备。在从南方通往列雷纳的路上，有一座横跨两条深沟的桥梁。8月4日，米兰达·维加提出用一支由国民卫队和民兵组成的联合武装前去摧毁桥梁并阻击卡斯特洪纵队。在前往目的地的路上，国民卫队制服了队伍中的工人武装并将他们押上卡车，然后向南驶向前进中的叛军部队。他们在塞维利亚省北部的埃尔龙基略与卡斯特洪的部队相遇。在加入向北方进军的行列之前，他们将来自列雷纳的俘虏全部射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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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长拉斐尔·马特拉纳作为俘虏中的一员也被押上卡车送往处决地点，但他在卡车行经桥梁时中途跳车逃跑，然后设法返回了列雷纳。卡斯特洪的部队轻而易举地消灭了北进之路上的零星抵抗人员。列雷纳于次日黎明被包围，接下来炮击开始。当摩尔人、外籍军团和国民卫队封闭包围圈并突入城中时，守方人员撤退至主广场。他们躲藏在市政厅、教堂和当地一所学校中，而他们手中的武器只有猎枪和粗劣的自制炸弹。进攻者使用手榴弹攻占了市政厅与学校，那些仍然活着的守卫者被用刺刀杀死。教堂在遭到炮击后起火。共和国方面有150人遇难，而卡斯特洪纵队只有2人死亡，12人受伤。按照随同纵队行动的右翼新闻记者曼努埃尔·桑切斯·德尔·阿尔科的说法，牺牲的列雷纳保卫者的勇敢给摩尔士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说“这里的革命者不似犹太人那般（胆小）”，而这一评语让人联想到他们的上级所怀有的反犹偏见。由拉斐尔·马特拉纳领导的一小队民兵设法逃离了此地。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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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洲军团纵队行经的每个城镇和村庄，街道上都散落着有明显刺刀伤痕的尸体，而那些遇害者只是不幸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卡斯特洪纵队抵达的第一个曾发生过重大左翼暴行的城镇是丰特–德坎托斯。事实上，像这种当地右翼分子遭遇暴力对待的地方并不多。7月18日，在那里有近70名右翼分子被捕。第二天，来自周围村庄的蒙面左翼分子手持猎枪，将其中56人关押在市镇教堂中。尽管市长莫德斯托·何塞·洛伦萨纳·马卡罗拼命试图阻止他们，但是教堂仍被泼上汽油焚烧。有12人丧生。不过，洛伦萨纳的努力在8月4日取得了较为成功的结果。当卡斯特洪纵队逼近时，该城镇遭到轰炸，一位20岁的女子丧生。当愤怒的民众试图对关押在市监狱中的超过90名囚犯发动进一步攻击时，洛伦萨纳冒着生命危险进行制止。他挥舞着手枪挡在想要杀人泄愤的人群面前说道：“这个城镇已经见证了太多的死亡。”被阻拦的民众中有个人当场预言般地挖苦道：“好吧，那请你小心一点，因为那些你现在要救的人就是将来要杀你的人。”然而，由于害怕早先的屠杀所带来的后果，包括洛伦萨纳在内的大部分城中左派分子均选择了逃亡。当纵队到达时，丰特–德坎托斯几乎空无一人。当卡斯特洪奉佛朗哥之命继续前进时，有一个土著正规军连队在国民卫队上尉埃内斯托·纳瓦雷特·阿尔卡的指挥下，于此地区实施镇压行动。在8月6日至12月30日期间，丰特–德坎托斯教堂中的每位遇难者都得到了25名陪葬之人，这些被认定为左翼分子的平民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遭到了处决。死者中有62名妇女，其中有几人怀孕，还有多人在遭到强奸后被枪杀。 10 此后，纳瓦雷特被长枪党本地成员指控犯有盗窃车辆、艺术品、农产品以及其他财物等罪行。纳瓦雷特的征收清单上甚至有数吨谷物，他所征收的巨额物资塞满了大大小小的仓库。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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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遏制非洲军团的推进，一支由职业军官领导的由大批共和派民兵组成的武装纵队从巴达霍斯出动了。8月5日，在洛斯桑托斯–德迈莫纳附近，他们进行了一次绝望的防御作战，但是被更为训练有素的，并且拥有炮兵与空中支援的装备更为精良的阿森西奥纵队全力碾压。在进一步权衡胜算之后，对共和国缺乏忠诚的军官毁掉了共和国部队的大炮。此战叛军方面有4人阵亡，而防守方约有250人。8月7日清晨时分，在向萨夫拉移动之前，卡斯特洪派出20名长枪党党徒和20名卡洛斯派“义勇军”成员，在洛斯桑托斯–德迈莫纳展开镇压。无论是在那里，还是在萨夫拉，均无任何右翼人士被杀。在洛斯桑托斯–德迈莫纳，教区司铎埃塞基耶尔·费尔南德斯·桑塔纳代表被选中的遇害者向长枪党方面求情，却徒劳无功。有100人在城镇陷落之后立即遭到枪杀。还有更多的人遭到监禁，被骚扰，以及被没收财物和课以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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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萨夫拉的阶级对立情况非常严重，但是从2月份大选结束到卡斯特洪纵队抵达的5个月间，市长何塞·冈萨雷斯·巴雷罗一直努力限制左翼针对1933年到1935年社会上的反攻倒算发动报复。针对右翼人士的袭击导致他被迫疏散了数个宗教团体。但是，在冒着生命危险的情况下，他成功确保了没有流血事件发生。在军事政变爆发后，冈萨雷斯·巴雷罗主持该市人民阵线委员会，囚禁了28位知名的叛乱支持者。他曾两次打破激进分子杀害这些囚犯的企图。尽管如此，在萨夫拉于8月6日像洛斯桑托斯–德迈莫纳一样几乎未做抵抗就宣告陷落之后，发生在那里的镇压行动如同在丰特–德坎托斯一样酷烈。在萨夫拉遭军事占领的首日，就有40人被枪杀，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遇难者共达200人之多。内战结束时，冈萨雷斯·巴雷罗身处马德里。在佛朗哥宣布那些手中没有血债的人可以打消恐惧之后，他因为相信自己完全无辜而返回家中，却遭到逮捕并被关入位于卡斯图埃拉的集中营。他于1939年4月底遭处决。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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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这些城镇中，占领军强奸工人阶级妇女，并洗劫左翼人士的住所。佛朗哥当局的军官承认，在招募摩洛哥雇佣军时会承诺为其提供不受制裁的劫掠的机会，一座城镇被攻占后，他们会被允许在两小时内自由行动。 13 在南部各城镇中，摩尔兵和外籍军团士兵贩卖收音机、钟表、手表、珠宝甚至家具成了司空见惯的场景。在纵队继续前进之后，实施镇压的长枪党分子也会随意进行抢劫。 14 当纵队从萨夫拉出发向北移动时，坎德拉里亚教堂的副教区司铎胡安·加兰·贝尔梅霍决定以随军神职人员的身份一同行动。此后，这位身材高大、头发卷曲的神父，腰间挂着一支大号手枪，因在镇压行动中冷血无情而闻名于众。有一次，他在科尔多瓦省与巴达霍斯省边界附近的一个洞穴里发现了4名男子和1名受伤女子，他强迫他们挖掘坟墓，然后将他们射杀，并在遇难者中枪未死的情况下将其活埋。他后来吹嘘自己亲手杀死了超过100名左翼分子。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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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萨夫拉出发，在通往梅里达的路上，首先会遇到的城镇是巴罗斯自由镇和阿尔门德拉莱霍。8月7日晚，阿森西奥纵队在绕过巴罗斯自由镇后向阿尔门德拉莱霍进军。在巴罗斯自由镇并无右翼分子遇害，所以当地居民认为人身安全不会受到威胁。然而，逃离叛军纵队恐怖统治的左翼分子抵达此地并带来了屠杀的消息。这些人对叛军的暴行感到极为愤怒，他们迫不及待想要在尚未被征服的城镇中找到右翼分子，在后者身上发泄自己的仇恨以及遭受的恐惧。8月8日早晨，撤退中的民兵试图焚烧巴罗斯自由镇中一座关押有54名右翼分子的教堂，但当地人民阵线委员会挫败了这次行动。然而，当次日阿森西奥派出一个分遣队从阿尔门德拉莱霍前来占领巴罗斯自由镇时，作为对上述流产之暴行的惩罚，镇中的居民遭受了野蛮镇压。尽管较有影响力的左派人士均已逃离，他们仍然逮捕了数百人，并枪杀了其中的56人。在未来3个月内，有300余人遭到枪杀。这不可避免地将对共和国控制区的镇压运动产生影响。为了报复在巴罗斯自由镇上发生的暴行，来自那里的部分人士参与了在马德里和埃斯特雷马杜拉东部的屠杀行动。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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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阿森西奥纵队已经对阿尔门德拉莱霍展开了炮轰和空袭，然而他们在控制该城的过程中还是遇到了相当大的麻烦。民兵方面扬言，如果阿森西奥的士兵入城，他们就要焚毁关押右翼囚犯的建筑。当纵队突入城镇外围时，有28名囚犯被害。在卡斯特洪纵队的增援下，阿森西奥推进至城镇中心。有40名左派人士在教区教堂中避难，于是阿森西奥开始派人纵火，并在引火物中加入湿麦秸草和硫黄，企图制造有毒烟雾，迫使他们离开教堂。在此举无效之后，叛军烧毁了教堂建筑在遭遇反复炮击之后残留的部分。抵抗于8月10日宣告结束，有数百人被俘。 17 根据当时的新闻报道，有包括100名妇女在内的1,000人遭到枪杀，葡萄牙报纸将此地称为“受诅之城”。对军事占领期间以及接下来3个月里的镇压行动进行调查的当地历史学家，已成功确认了超过400名男性与16名女性的名字，但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实际被处决的人数（无论男女）肯定要高得多。在枪决过后，有许多妇女遭到强奸，其他一些妇女的头发被剃光并被强灌蓖麻油。许多男人被问道：“去俄国还是去军团？”前者意味着枪决。他们通常都会选择加入外籍军团。当地右翼分子组织骑乘巡逻队，在周边乡村地带搜索左派逃亡者。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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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蓄意的野蛮行径构成了某学者所谓的“通过恐怖手段予以教化”。其确切目的就是一劳永逸地埋葬无地农民将大庄园集体化的强烈愿望。叛军纵队以“赤色恐怖”为借口，不管实际上是否发生过针对当地保守人士的任何罪行，发动了一场复仇之血洗。在右翼人士受到人民阵线委员会保护的那些地方，他们则声称，暴行之所以没有发生，只是因为其武装纵队及时赶到。在村落里被发现的人民阵线委员会成员将会被枪杀。类似命运也在等待着左翼工会成员，以及许多完全不关心政治，只是不幸妨碍到其行动的无辜者。被处决者的“罪名”往往与暴行无关。当地右翼之所以出离愤怒，是因为自从1936年2月大选以来，左翼主导的地方议会和“人民之家”一致要求大土地所有者为工会会员提供工作机会，迫使他们清偿自1934年起未支付的工资，并禁止宗教庆典活动。 19 1936年春夏季，在南部乡村地带，富有的中上层居民一直遭到被他们视为劣等人的贫苦劳工的辱骂与冒犯。这种对他们社会与经济地位的不可容忍的挑战，便是许多保守派人士对非洲军团纵队之残忍行径予以认可的理由之一。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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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之地产四处蔓延扩张的大庄园体系，作为在安达卢西亚、埃斯特雷马杜拉和萨拉曼卡地区占据主导地位的农业所有制模式，使产业主更容易将无地短工（按天为单位雇佣的劳动者）视作“非人类”和“会说话的工具”，他们如果胆敢反抗，就要对其施以严惩或者直接将其消灭掉。对于产业主而言，第二共和国的整个历史就是一场“反叛”。在阿尔门德拉莱霍的流血事件之后，佛朗哥命令阿森西奥和卡斯特洪合兵一处，全力向梅里达和巴达霍斯发起进攻。由于当地右翼分子希望卡斯特洪能在彻底清除镇上的左翼分子之后再离开，所以后者要求国民卫队以及长枪党和卡洛斯派的武装分队完成“清洗行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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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佛朗哥将上述三支纵队的总指挥权交给胡安·亚圭·布兰科中校。 22 在拉蒙·塞拉诺·苏涅尔的描述中，亚圭中校“身材高大、粗壮结实，拥有狮鬃般的毛发和掠食者的外表，但他是一位目光短浅的人——尽管才智不凡，但时常被他的暴脾气蒙蔽双眼。他行事霸道，口无遮拦，经常受到周期性抑郁症的折磨，这或许是旧伤未能完全恢复的结果，也因此他的行为缺乏一致性与连贯性”。他于1891年11月9日出生于索里亚省的圣莱昂纳多，与佛朗哥同期在托莱多步兵学院入学。他是一个典型的非洲殖民军老兵，在1936年之前长达26年的军旅生涯中，他有18年是在摩洛哥服役。他因作战英勇而3次受伤，多次被授勋，并于1928年被提拔为中校。由于在阿斯图里亚斯起义中扮演的角色，佩戴眼镜的一头浓密灰发的亚圭中校成了最令左派分子恐惧的殖民军军官。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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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朗哥命令亚圭兵分三路对梅里达展开进攻。梅里达是位于通往卡塞雷斯之路上的一个建立于古罗马时代的老城，也是塞维利亚和葡萄牙之间的重要通讯中心。亚圭选择了出身卡莫纳地主家庭的殖民军老兵路易斯·阿拉尔孔·德·拉·拉斯特拉上尉担任其高级炮兵指挥官。梅里达在经历了猛烈的空袭与炮击之后于8月11日陷落，反叛分子付出9人阵亡的代价，而防御方有多达250人丧生。守城者的防御手段非常外行，他们主要依靠一门旧式火炮来瞄准打击瓜迪亚纳河上那座罗马式桥梁对面的敌人。结果，装备低劣且因遭受炮击而士气低落的防守者无法与阿森西奥部队的机枪火力相抗衡。血腥镇压再次不出意外地发生。那些未能逃跑的左翼人士逃到“人民之家”的地下室中避难。他们被迫一个接一个地列队而出，并在露面的那一刻遭到枪杀。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逐屋搜查行动展开，大批人被捕，更多的男人被枪杀，妇女则遭到性侮辱。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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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枪党分子在梅里达的镇压行动持续达数月之久，全权负责镇压行动的则是阴险的国民卫队上尉曼努埃尔·戈麦斯·坎托斯。他在南部地区（特别是在马拉加）任职期间的种种异常残忍之举令其声名大噪，之后他被派往巴达霍斯省东北部的塞雷纳新镇任职。7月19日，他领导了镇中国民卫队的起事。戈麦斯·坎托斯在当地长枪党分子的帮助下，通过一场血战赢得了胜利，之后他拘捕了市镇议会和“人民之家”的成员以及其他左派人士。当共和国方面的援军接近该镇时，他带领手下人及左翼被俘人员，前往位于叛军控制下的卡塞雷斯省的米亚哈达斯。人质都被带到省城，其中一些人遭到枪杀，其余人则在1938年塞雷纳新镇易手之后被带回去执行处决。在米亚哈达斯，戈麦斯·坎托斯的队伍中加入了大量来自其他单位的国民卫队官兵。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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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所处的地位让他实际上可以全权负责镇压行动。他于8月11日晋升为少校。在梅里达，他负责管理在当地赌场实施的夜间处决行动，那里已被改造成一座临时监狱。落入他手的其中一名囚犯是自由共和派人士滕普拉诺医生。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戈麦斯·坎托斯每天都会带着医生在市中心散步，并且记录下所有向医生打招呼的人。医生的朋友因此被辨认出来，然后纷纷被捕。戈麦斯·坎托斯亲手将医生枪杀。凯波·德·利亚诺将于1938年2月派遣戈麦斯·坎托斯担任巴达霍斯省的公安特派员。尽管其前任的镇压行动事实上已将左派分子彻底肃清，但他还是想出了一个主意，在被怀疑为左翼同情者的外套上用红色的油漆刷上一条标记。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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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梅里达时，佛朗哥的部队在一周之内行进了125英里（约201千米）。非洲军团有着在开阔低灌丛地带作战的丰富经验，阿森西奥和卡斯特洪的成功便不难理解。仓促拼凑而成的共和国民兵部队只有在得到建筑物或植被之掩蔽的情况下，才能全力且绝望地投入战斗。然而，后者没有接受过利用地形地物进行运动的基本训练，甚至对武器装备的保养和装填弹药都一无所知。他们就聚集在路边进行战斗，似乎并未意识到可以到附近山坡上寻找更有利的作战位置，于是他们成了敌人的活靶。恐慌情绪伴随着摩尔人和外籍军团部队的推进而不断累积，在每场胜利过后，这种情绪都会被强化，这导致了哪怕只是听闻侧翼遭遇包抄的谣言，他们也会丢弃武器装备转身逃跑。《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的约翰·T.惠特克评论说：“在随同摩尔部队进军的过程中，我亲眼看到他们在一次又一次的战斗中，包抄、驱逐并歼灭了十倍于其数量的敌人。而未经训练的士兵，单凭个人英雄主义并不足以对抗得到空中支援的职业军人。”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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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朗哥充分意识到他手下的正规军部队相对于未经训练与装备低劣的民兵武装的优势，他和他的参谋长弗朗西斯科·马丁·莫雷诺上校据此制定作战计划。言语恐吓与恐怖行动被委婉地描述为“惩戒措施”（castigo），并在成文的命令中得到明确说明。 28 马丁·莫雷诺在8月12日的一则命令中对此情况进行了总结，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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