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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第六章［62］ 农村的革命、自由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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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集体化运动使手工业者、小工厂主和小商人心神不安一样，农村的集体化运动也让小地主、佃户和佃农忧心忡忡。革命最初的几个星期，在对革命之前无地农民打短工——他们出于本能而选择的一种劳作方式——的大庄园几乎毫无例外地实行农业集体化时，集体化运动波及到数以千计的中小农场主。即使是没有立即受到影响的那些人也明白，迅猛发展的集体化运动对他们具有致命的威胁，因为农村集体所有制不仅将使农业工人的劳动力市场不复存在并导致农业生产和农产品销售失去竞争，而且对现有的小地主以及那些在占用土地之后认为这场革命已经完成其任务的佃户和佃农形成某种长期的威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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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战线的不断推移，”爱德华·E.马莱法基斯写道，“而且由于被没收的土地只是在土地改革协会[IRA]以追溯的方式使没收土地合法化之后才逐渐成为政府统计资料的内容，因此无法确切查明，在西班牙共和派控制区，工会组织究竟没收了多少土地。……通过尽力综合平衡现有证据，我得出的结论是，在西班牙共和派控制区，大约三分之一的土地被没收，而且（因为集体化主要实行于可耕种土地）没收的耕地占全部耕地的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二。说来令人感到残酷，没收土地行为的受害者主要是那些中小地主，由于大庄园所处的大部分地区在内战爆发之后几乎立即被民族主义分子所控制，因而它们并没有包括在土地改革协会的报告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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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安达卢西亚地区（14）的哈恩省，内战爆发前社会党人构成了那里的劳动力主体，中小地主则拥有相当可观的一部分土地，结果，集体［63］化农业不仅以损害大庄园主的利益为手段，而且以损害中小地主的利益为手段，很快使自己成为具有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对革命的恐惧使大地主都逃走了。”加里多·冈萨雷斯在他那部研究哈恩省集体农庄运动的著作中写道，“另一方面，如果担心受到曾因工资和劳动条件等问题与其发生过冲突的短工的报复，中小地主则尽量在一段时间里避免引起人们的注意。……实际情况是，在最初的那些日子里，权力掌握在武装民兵的手中。”加里多继续写道，社会党人、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共产党人认定，“伟大的时刻已经来临，大规模占有土地并且集体耕种这些土地代表了他们期待已久的革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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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私人农场主惊恐地看着农业集体化迅速蔓延开来时，加入了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和社会党人的劳动者总工会的农场工人则将其视为新时代的开始。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是西班牙的传统革命者和农业集体化的主要推动者，他们认为集体化是西班牙革命的一个基本特征。这是他们的首要目标之一，并以极大的魅力控制着他们的思想。他们不仅相信集体化将会通过引进农业科学和机械设备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4]不仅相信集体化将使农民免遭大自然的危害以及中间人和放高利贷者的不公平对待，而且相信集体化将提高农民的道德水准。“认识到集体化优越性的或是具有明确革命意识的农民，还有那些已经开始采用[集体化耕作方式]的农民，应当努力通过一切令人信服的手段敦促落后者。”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喉舌、对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工会组织具有极大意识形态影响力的《土地与自由》写道，“我们不能允许个人占有小片土地……因为私有土地总是产生精于算计和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心态，那是我们希望永远根除的东西。我们需要在物质和精神上重建西班牙。我们将要进行的既是一场经济革命，又是一场道德革命。”[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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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另一份出版物写道，集体劳动消除仇恨、忌妒和利己主义，而且开创了“相互尊重和团结”的社会风气，“因为一起过着集体生活的人们像一个大家庭的成员那样彼此相待”。[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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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化同时也是提高农民知识水平的一种手段。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主要理论家和活动家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认为：“个体农业的最大弊病是过量的劳动，这使所有身体健全的家庭成员——父亲、母亲、孩子——终日忙碌。……没有固定的劳动时间，体力消耗没完没了。……农民不应当使自己或者孩子作出如此过分的牺牲。至关重要的是，农民应该腾出时间和精力让自己和家人接受教育，因此，集体化之光可以照亮农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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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在集体农庄劳动比较轻松，这使集体农庄庄员有可能通过阅读报纸、杂志和书籍充实自己的头脑，为他们的发展进步提供了条件。”[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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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党人的劳动者总工会持有类似的观点，[8]但是，提倡集体农业并且反对分解大庄园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担心拥有小片土地的农民有朝一日可能成为革命未来发展的障碍，甚至成为某种威胁。劳动者总工会所属的实力强大的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某地方分会书记说：“集体化是取得进步的唯一手段。在这个阶段我们甚至不必考虑分配土地。各地的土质并不一样，有些收成……比另一些好。如果我们打算分配土地，就有可能重新陷入过去的困境，当幸运的农民丰衣足食时，一些辛勤劳动的农民却食不果腹，于是，我们将会再次看到主仆之分。”[9]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执委会宣称：“我们绝不会允许分配土地、农具和牲畜，我们之所以对没收来的全部土地实行集体化，目的就是为了给农民家庭平均分配劳动任务，然后平均分享劳动果实。”[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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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青年运动通过它的喉舌宣称：“我们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从一开始就认为，个体农业将直接导致出现巨富，导致对政要的控制，导致人剥削人，并将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重新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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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劳工联合会不希望出现这一类情况，因而掀起了工业和农业的集体化运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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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担心，如果鼓励个体农业，一个新的拥有土地的富裕阶层最终将在旧制度的废墟上崛起。这种担忧无疑是那些集体化运动的积极推动者决心要把顽固的小自耕农——无论自愿还是强迫——纳入集体所有制的部分原因。当然，在一定的限度内，全国劳工联合会以及稍微温和一点的劳动者总工会官方执行的的确是一种尊重共和派小农场主财产的政策。[12]“我认为，自愿加入的庄员是集体农庄最根本的基础。”社会党左派领导人、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总书记里卡多·萨瓦尔萨说，“相对于由毫无积极性的农民——他们可能进行破坏直到把集体农庄搞垮为止——被迫组成的大型集体农庄来说，我更喜欢由一群勤奋可靠的劳动者所组成的充满热情的小型集体农庄。自愿实行的集体化过程也许显得更长，但是，管理有方的小型集体农庄作为榜样将会引起所有农民的注意。农民极其现实和功利，强制推行集体化则有可能因其使集体农业丧失信誉而失败。”[13]然而，因为劳动者总工会和全国劳工联合会均不允许共和派小农场主拥有的土地超出其不雇短工所能耕种的限度，[14]同时因为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必须按照当地委员会规定的条件将富余的粮食交给后者而不得自由进行处理，[15]所以，如同本章稍后将要描述的那样，他们经常在各种形式的压力驱使下加入集体［65］所有制。尤其是在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处于优势的那些村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社会党人所领导的劳动者总工会会员中包括人数可观的小地主和佃农，他们几乎或者根本没有农业集体化的倾向，只是因为劳动者总工会能够保护他们不受地方官员、大地主、放高利贷者和经纪人的侵害才加入了这个组织。与劳动者总工会的情况不同，[16]当内战爆发时，无政府工团主义的雇农工会几乎完全是由受无政府主义哲学所激励的农业工人和贫困农民组成的。在这些革命积极分子看来，农业集体化是他们期待在革命之后立即建立的无政府主义或所谓自由共产主义新制度的基石。自由共产主义应该是一种“四海之内皆兄弟”式的社会制度，“它将尝试在不设政府、不采取政治手段的情况下，按照众所周知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解决经济问题”，[17]是一种以工会和自治社区为基础的没有等级的社会制度，工会和自治社区将联合组成一个全国性的联盟，在这个联盟中，大家共同拥有生产和分配的手段。[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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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共产主义是没有政府和私有财产的社会形态。”著名的无政府主义作家伊萨克·普恩特写道，“由于这个原因，不必发明任何东西或者创造任何新的组织形式。我们未来的经济生活将要围绕其运转的核心已经出现在我们的社会：工会和自由社区——工会，工厂和集体农庄的工人自发地聚集于其中；而自由社区则是一种具有古老传统的集体形式，乡村的人们同样自发地聚集在里面，它为农村地区的所有社会问题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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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按照民主和联邦原则行事的集体……作出的决定将是至高无上的，它们不被任何更高的机构所控制。它们唯一的职责应当是，组成将集体拥有一切私有财产并将在每个地区掌控生产和消费的产业联盟。”[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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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大多数成员都把自由共产主义当做政治运动的最终目标，仍有少数“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反对雇佣劳动的同时认为，一个无政府主义社会不应局限于某种特定的生产体制。“无政府主义社会必须由无数不同的体制所组成，从而使个人摆脱一切桎梏。”西班牙自由主义的一位重要人物写道，“对于各种各样的人性来说……它应当像一个实验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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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没有看到关于建立自由共产主义制度的硬性规定，但在所有地方这一过程几乎都是一样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在实行新制度的每个地区设立了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不仅行使立法权和行政权，而且行使执法权。它首先采取的行动包括禁止私人贸易，把肥沃的土地集体化，贫瘠的土地往往也被集体化，同时集体化的还有农场的［66］房屋、机械、牲畜和运输工具。除了极个别情况之外，理发师、面包师、木匠、鞋匠、医生、牙科医师、教师、铁匠和裁缝也被纳入集体所有制。库存的食物、服装和其他生活必需品被集中到由地方委员会所控制的公共仓库里，没有被烧毁的教堂改作仓库、食堂、餐馆、车间、学校、车库或营房使用。在许多居民点，国内流通的货币被废除，因为无政府主义者认为：“金钱和权力是魔鬼的春药，它们把人变成了狼，变成了疯狂的敌人而不是兄弟。”[21]“在[阿拉贡地区（15）的小城]弗拉加这里，你可以把钞票扔到街上，没有人愿意接受钞票。”发表在某份自由主义报纸上的一篇文章写道，“洛克菲勒，即使你带着全部银行存款来弗拉加，你也买不到一杯咖啡。在这里，金钱——你的上帝和仆人——已经被废除，人民因此而幸福。”[22]在废除了货币的自由主义社区，工资以票证的形式支付，工资的级别由家庭的规模来决定。“大多数全国劳工联合会集体的特点是家庭工资。”一位外国观察家写道，“工资根据家庭成员的需要而不是每个工人完成的工作来支付。”[23]诸如面包、葡萄酒和橄榄油之类地产商品如若充足则自由分配，同时可以凭票证到公共仓库领取其他商品。多余的商品被用来与无政府主义者控制的其他城镇和乡村进行交换；货币只在与没有实行新制度的社区交易时使用。[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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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本书无法为读者提供一幅关于自由主义者控制区城镇和乡村生活的完整画面，不过，下面这段描述也许可以给人留下充分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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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尔科拉村，据一名见证人说，货币不再流通。每个人都能得到他所需要的东西。从哪儿得到？从委员会。当然，无论如何不可能通过单独一个分配中心供应五千人的生活所需。因此，像以前一样，那里有商店，人们可以满足自己的需要，不过，这些只是分配中心。它们属于整个村庄，以前的店主不再赢利。付账使用的不是钞票而是票证。甚至理发师理发也收委员会发给的票证。只是部分实现了每个居民应当按其所需得到商品的原则，因为它是以假定每个人的需要都一样为前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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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家庭和每个独自生活的人领到一张卡片。每天要在工作的地方给这张卡片打孔；[因为]票证是根据这些卡片发放的，所以没有人可以逃避劳动。然而，这种制度的重大缺陷是，由于没有任何其他衡量价值的手段，为了评定已经完成的劳动价值，不得不再次求助于货币。每个人——工人、商人、医生——工作一天得到价值五比塞塔的票证。部分票证盖有“面包”的印戳，每张面包票可以购买一公斤面包；另一些票证代表一定数额的钱。不过，不能认为这些票证是钞［67］票，因为它们只能交换生活资料，而且这有一定的限度。即使这些票证的数额较大，人们也不可能用它获得生产资料成为一个资本家，哪怕是以最低的标准，因为它们只能用来购买生活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归集体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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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集体以委员会为代表。……阿尔科拉村的所有货币都掌握在它的手中，大约有十万比塞塔。除了购买无法通过交换获得的商品，委员会还用集体的产品交换集体缺乏的商品。不过，货币只是作为一种临时代用品被保留下来，在别的地方仍未效仿阿尔科拉村的时候，保留货币有充分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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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是这个集体的家长。它拥有一切，管理一切，关注一切。每一项特殊的要求必须提交它审议，只有它最后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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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人表示反对，认为委员会的成员有成为官僚甚至独裁者的危险。村民并非没有注意到这种可能性。他们认为，每隔一段不长的时间委员会成员应当更换，以使每个村民能在其中任职一定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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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为它增添了某种天真的成分。过于严厉地指责它并且认为其中具有更大的意义都将会是错误的，这只不过是部分农民为了建立自由共产主义所进行的一种尝试。最重要的是，人们不应忘记，农业工人，甚至还有居住在这种地方的小商人，生活水平至今仍然非常低。……革命以前吃块肉都是奢侈的，只有少数知识分子的需求超出了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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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阿尔科拉村的一些农民进行的一次谈话中，这位敏锐的观察家继续提供了一些情况，这些情况可以被看作自由主义者控制下的每一个乡村委员会对村民生活所实行的精细控制的典型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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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如果有人想进城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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