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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第十三章［138］ 胡安·内格林博士和胡里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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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在政府中所占据的两个部长职位既没有体现他们在西班牙的真正实力，也没有反映他们对内阁的真正影响。共产党在政府中的真实分量与其说取决于他们占据的两个部长职位，不如说取决于他们所具有的对财政部长胡安·内格林博士和外交部长胡里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所具有的影响力，这两个人当时都是拉尔戈·卡瓦列罗的亲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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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身为社会党马德里地方组织的副主席而且表面上是个社会党左派，但是，他很快将被一些重要的社会党人视为实际上的共产党人。拉尔戈·卡瓦列罗断言：“他自称是个社会党人，但是却在无条件地为共产党效劳并且为他们的各种阴谋诡计推波助澜。”[1]内战结束前不久，因为他的亲共活动，社会党的马德里地方组织决定将其停职并且建议社会党全国执委会将其开除出党。[2]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内战之前作为一名苏联的支持者和共产国际政策的拥护者，[3]他对促成社会党与共产党的青年运动合并起了重要作用；内战期间，他支持共产党为使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而开展的运动。[4]然而，时过境迁，在移居美国并且成为《民族》杂志的编辑部成员之后，[5]他否认自己曾经支持两党合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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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内战初期拉尔戈·卡瓦列罗所信任的顾问，他不仅在外交政策问题上听取德尔巴约的意见，而且指派其负责至关重要的引导武装力量政治方向的国防部总政治部。在这个部门，据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负责人佩德罗·切卡说，德尔巴约“全心全意地”为共产党效力。[7]可是，尽管他出力不少，仍然有证据证明，他几乎或者完全没有赢得共产党核心集团的尊重。“他是个白痴，但是多少还有点用处”，据一名前西共中央委员会委员说，这是党的看法。[8]不过有人说，他有另外一些特点。为［139］苏联政权鼓吹将近二十年的路易斯·费希尔说他“是个讨人喜欢的人”，[9]而一九三七至一九三九年间塔斯社驻西班牙的代表奥瓦季·萨维奇则认为他是“政府里面最可爱的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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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外交部长，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不仅负责任命对外新闻司——该司审查以国外舆论为对象的通讯记者的新闻报道——的官员，而且负责任命外交部宣传部门的官员。[11]“在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手下负责对美英两国宣传工作的三个月里，”利斯顿·奥克写道，“我得到指示，关于西班牙共和派控制区的这一场经济制度革命，不得向外界泄露一个字。不许在巴伦西亚[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以后西班牙政府的临时驻地]的外国记者随便报道发生的革命。”[12]德尔巴约还任命化名安德烈·西蒙的捷克共产党员奥托·卡茨为外交部在巴黎的宣传机构西班牙通讯社的负责人，[13]卡茨与他的助手阿瑟·科斯特勒都听命于共产国际主管西欧宣传的维利·明岑贝格。[14]在伦敦，名为西班牙新闻社的外交宣传机构由英国共产党员杰弗里·宾负责。[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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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对共产党人做出的重要贡献是内战初期帮助他们实施其渗透和控制战略，最终使他们的计划达到目的的主要工具是胡安·内格林博士，即使五十年已经过去，内格林仍然是西班牙内战时期最具争议性的人物。他是一个富商的儿子，马德里医学院的生理学教授，代表加那利群岛的议会议员，内战之前他是以因达莱西奥·普列托为首的反对共产党的西班牙社会党中间派的追随者，[16]如今是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的财政部长，一九三七年五月至一九三八年四月出任总理，从一九三八年四月起担任总理兼国防部长直到内战结束前夕的一九三九年三月，对于后来共产党成功地实施其政策，他比任何西班牙人负有更大的责任。至于他是否像拉尔戈·卡瓦列罗所指责的那样将自己的“肉体和灵魂”交给了共产党，[17]只有通过认真周密地评估所有证据才能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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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将在后面详细记述他为共产党人效力的情况以及他对共产党人成功实施他们的政策所作出的巨大贡献，特别是在内战最后一年他担任总理兼国防部长期间。但是，由于近几年来某些著名作家和历史学家试图通过将对内格林所扮演角色的各种批评归因于“战后流亡圈子里的相互攻讦”来淡化[18]或者全盘否定这些批评，[19]而且他们还试图通过贬低或者无视揭露其背后真正力量的重要信息和关键证据来“重塑”内格林的历史地位，[20]因此，在最初这个阶段，为了将内格林置于其崇拜者称之为“共和国化身”之前他所处的真实的历史背景之下，考虑下面的相对信息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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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例如，对内格林施加了特别但鲜为人知的影响的一个人是贝尼尼奥·罗德里格斯。罗德里格斯是一名共产党员，著名的共产党民兵武装第五团的创建者之一，负责第五团的宣传工作，编辑该团的报纸《人民战士报》。据圣地亚哥·卡里略流亡时期的多年好友豪尔赫·森普鲁伦说，贝尼尼奥·罗德里格斯“根据党的指示”成为内格林的政治秘书，因此他“什么都知道”。“贝尼尼奥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几乎令人难以置信，他自学成才，知识丰富而扎实，具有敏锐的政治嗅觉和人的直觉，但是，一个斯大林主义的超我长期压抑着他内心深处的情感。”[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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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西班牙共产党共中央委员会委员恩里克·卡斯特罗断言，内格林直接受到共产党及其最亲密的两个合作者贝尼尼奥·罗德里格斯和曼努埃尔·桑切斯·阿尔卡斯的控制，后者是“一名出色的建筑师，经历不凡，对党盲目服从，[一九三八年]担任外交部主管宣传的副部长”。[22]贝尼尼奥·罗德里格斯在内格林身边一直待到内战结束，他与陶里亚蒂一同起草了这位总理在西班牙本土发表的最后一篇演说。[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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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格林并不认为罗德里格斯的支持和友谊理所当然。用一九三八年四月担任国防部副部长的著名共产党员安东尼奥·科登——像内格林的所有支持者和辩护士一样，他大肆宣扬内格林的政治独立性并且断言，正是内格林的“正确思想”使其赢得了共产党的支持[24]——的话说，“内格林欣赏贝尼尼奥过人的长处，欣赏他的才干、他极强的工作能力、坚持不懈的热情以及始终——即使是在内战结束以后——对自己表现出来的热爱和尊重”。[25]曾经主管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喉舌《工人团结报》的哈辛托·托里奥认为，贝尼尼奥·罗德里格斯是内格林担任总理期间的“首席顾问”和“黑衣主教”。我个人则有保留地认为，这描述了两人关系的某种特征：内格林对罗德里格斯并不总是言听计从。“他的办公室紧挨着总理的办公室，”托里奥证实，“不与他商量总理从不做出决定。他被安排在那里以便内格林明白自己的前进方向。”[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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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一样，内战将要结束时，内格林因其政治表现被社会党的马德里地方组织停职。[27]尽管他是普列托派成员并在一九三六年九月经其推荐成为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的财政部长，[28]但是，早在内战爆发之前，内格林已经自行摆脱了将他与这位社会党温和派领导人联系起来的个人和政治束缚，最初是秘密地，后来是公开地。他从来不是共产党员，为了达到控制全局的目的，共产党为他提供了一个表面看上去合适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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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为共和国的事业不要受到伤害而焦虑的人似乎看不到内格林对共产党的贡献。[29]例如，内战期间的美国驻西班牙大使克劳德·鲍尔斯声称，内格林“尽可能远离共产主义”。[30]由于一个人不必成为党员就能为党谋取利益，而且由于在党外甚至可以自觉不自觉地为实现党的目标做出更有成［141］效的贡献，因此，鲍尔斯的天真及其对于共和派事业的同情无疑使他失去了判断力。曾经支持共产党的西班牙著名作家拉蒙·森德尔说：“鲍尔斯先生是我们的朋友——他是一个正直的人，我们强有力的论点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致他对莫斯科邪恶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投到我们身上的阴影视而不见。我们大多数西班牙人同样看不见这些阴影。”[31]值得称赞的是，鲍尔斯后来对森德尔承认，他已经改变了对内格林的看法。[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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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格林准备敞开大门让共产党控制政府和军队。”弗兰克·塞德威克写道，“……不可否认，他是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一个不屈不挠的工作者，一名血战到底的斗士。他的勇气、自信、足智多谋及其充满活力的个性赢得了[《纽约时报》的]赫伯特·马修斯以及另外一些记者的长期赞誉，这些人参与共和派事业的亲身经历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使他们的文字失去了客观性。”[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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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内战结束后的三十四年间，不顾所有可以用来证实内格林支持共产党的确凿证据，赫伯特·马修斯仍然否认内格林对共产党人的事业所做出的特殊贡献，在卷帙浩繁的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献目录中，直到一九五六年内格林去世，他始终是其主要的辩护士。他在一九五七年写道：“那些在内战期间密切关注着他的人，例如我本人，还有那些多年以后仍然深深地敬佩并且爱戴他的人，都不会怀疑时间的裁决。他失败了，但他成为西班牙历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人物，子孙后代有理由为他感到自豪。”[34]在其一九七三年出版的最后一部关于西班牙的著作中，马修斯写道：“有关内格林的不实之词歪曲篡改了许多历史事实，尤其是那些貌似最严谨的战后学者，他们几乎根本不了解内格林博士。他是共和派方面的关键人物。误解他的性格和动机将会错误地书写历史。即使像休·托马斯——他对内格林博士的描述相当公正而且富有同情心——那样敏锐精明的学者也不相信，对堂胡安的某些指责竟然完全是无中生有，例如，说他对共产党的要求言听计从。在《西班牙革命》一书中，佩恩教授错误地写道：‘看来毫无疑问的是，[内格林]为实现左派的奋斗目标全力以赴，不择手段，不计后果。’内格林博士利用共产党人并与之合作只是出于实用的考虑，与‘左派思想’或任何意识形态没有关系。他没有政治色彩，对任何政党或政治运动本身也没有偏爱。”[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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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马修斯温和地批评了托马斯，但是，关于内格林所谓的独立性，两位作家均发表了误导公众的相似观点。“的确，几乎没有政治家成功地利用了共产党然后却不被其吞噬。”一九六五年托马斯写道，“但是，三十年代在西班牙，未必不存在这种可能性。内格林的自信及其守口如瓶［142］的本性也许使他认为，必要时他可以断绝与共产党的联系。……认为这样一个意志坚强、思想独立而且脾气很坏的知识分子可能一度屈从于他人实际上是荒谬可笑的。[36]尽管与苏联经济顾问[阿尔图尔·]斯塔舍夫斯基的关系良好，但是有一次（当时他任财政部长），他告诉另一名苏联人，不要试图对西班牙的内部事务指手画脚。否则的话，内格林接着说，‘门在那边’。”[37]在一九七七年版的《西班牙内战》中，托马斯把这一段内容删掉了。[38]这一桩轶事的提供者是共和国驻伦敦大使巴勃罗·德·阿斯卡拉特，他是内格林的激赏者，[39]不过，据他以前的朋友和国际联盟同事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说，他后来“背离了寻求真理的严谨路线，堕落成为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走狗”。[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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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托马斯删掉了这桩轶事，但他实际上仍然保留了下面的论断：“内格林与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没有什么密切关系，而且他非常讨厌热情之花。”为了支持自己关于内格林总体上对共产党人保持了独立的论点，他在两个版本的《西班牙内战》中均引用了前西班牙共产党中央政局委员赫苏斯·埃尔南德斯的话，承认“时间将在必要的时候‘清算’内格林”。[41]但是，埃尔南德斯的话实际上支持的是相反的论点：“为了除掉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我们主要依靠内格林，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依靠普列托。为了除掉普列托，我们利用内格林和另外一些著名的社会党人。如果内战持续下去，只要内格林妨碍了我们，我们将会毫不犹豫地与魔鬼结盟除掉他。”[42]事实上，如同我们将在本书的叙述过程中看到的那样，直到必须除掉内格林时，他也没有妨碍过共产党的政策。此外，与托马斯的论断相反，内格林不仅与某些重要的共产党人保持着密切关系，例如贝尼尼奥·罗德里格斯、桑切斯·阿尔卡斯以及我们将在后面看到的另一些人，而且与苏联贸易特使阿尔图尔·斯塔舍夫斯基保持着密切关系，后者是内格林非正式的经济顾问，据苏联派往西欧的高级情报特工瓦尔特·克里维茨基说，斯大林交给斯塔舍夫斯基的任务是，“掌握西班牙共和派控制区的政治和财政控制权”。[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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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的胡安·马里查尔教授是另一位著名的内格林的辩护士，他写道：“不能把内格林看成一个自愿追随苏联政策的人。……我相信，我并非武断地断言……在最近一个半世纪的欧洲历史上，几乎没有人显示出这种智慧与性格、高尚品德与知识能力的珠联璧合。”[44]形成对照的是，克里维茨基断言，斯塔舍夫斯基发现内格林是“其财政计划的一个心甘情愿的合作者”。[45]尽管这种说法只有克里维茨基的一面之词，但是，四位见多识广的内格林的支持者证实了两人之间的密切关系。本人认识苏联派往西班牙的大部分要人的路易斯·费希尔——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将其称为内格林在国外的“主要宣传代理人”，另外，根据他从内格林那里得到的“大笔金钱”来判断，普列托还认为他“可能”是内格林宣传方面的“财务总监”[46]——肯定地说，斯塔舍夫斯基“不仅安排西班牙购买苏联武器［143］事宜，而且在许多经济问题上是内格林的亲密顾问”。[47]内格林的坚定支持者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承认，内格林交往最多的俄国人是斯塔舍夫斯基，他们建立了“真正的友谊”。[48]马里亚诺·安索是内格林政府的一名部长，他注意到，内格林的“才能和不可抗拒的魅力”给苏联贸易特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49]此外，被内格林任命为军事调查局（SIM）负责人的圣地亚哥·加尔塞斯·阿罗约说，内格林与斯塔舍夫斯基“相处得非常友好”，“他们天天一起进餐”；[50]另一方面，研究共和国财政问题和西班牙黄金储备问题的权威安赫尔·比尼亚斯同样是内格林的坚定支持者，他认为内格林是整个共和国时期“最清醒、最非凡的政治家之一”，而且是“共和国伟大的国务活动家”，[51]不过，在确认斯塔舍夫斯基是一个“向西班牙共和派提供最初援助的关键人物”，并且在与购买苏联武器有关的重大财务活动中直接影响了内格林[52]的同时，比尼亚斯对克里维茨基关于斯大林派遣这位苏联贸易特使前来扮演操控角色的说法表示怀疑。[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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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维茨基还宣称，斯塔舍夫斯基提议将西班牙的巨额黄金储备——估计当时位居世界第三——运往苏联以换取供应马德里的武器弹药。“通过内格林，”克里维茨基说，“他与卡瓦列罗政府达成协议。”[54]另一方面，从一九三六年起到一九三八年叛逃美国为止一直担任苏联在西班牙的特工负责人的亚历山大·奥尔洛夫[55]肯定地说，“意识到[军事]形势正在恶化”的内格林向斯塔舍夫斯基提出将西班牙的黄金存放在苏联。“特使电告莫斯科，”奥尔洛夫补充说，“于是，斯大林迅速抓住了这个机会。”[56]我们将会看到，奥尔洛夫受斯大林的委托具体安排黄金运送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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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尔戈·卡瓦列罗总理给苏联大使马塞尔·罗森堡写了两封信，正式请求苏联政府同意把黄金运往莫斯科，这至少在表面上看来排除了斯塔舍夫斯基干预的嫌疑。三十四年后，内格林的多年好友、战时担任西班牙驻莫斯科大使的马塞利诺·帕斯库亚[57]公布了这两封信，当年是他亲自把它们带到苏联首都的。[58]在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五日所写的第一封信中，拉尔戈·卡瓦列罗表示，他以总理的身份决定请求苏联大使询问“贵国政府是否欣然同意存放大约五百吨黄金的建议，准确的重量待移交时确定”；[59]在十月十七日所写的确认苏联接受了他的建议的第二封信中，拉尔戈·卡瓦列罗声明：“我们打算兑付一些国外存款的汇票……同时转让一些外汇以凑足贵国政府同意接受存放的黄金。”[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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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些正式信件似乎使斯塔舍夫斯基的作用成为问题，但是，它们并没有排除下面这种可能性：这两封信是苏联贸易特使与西班牙财政部长初步讨论的结果，只不过随后把它们交给拉尔戈·卡瓦列罗总理批准签［144］字而已。据帕斯库亚说，两封信都是内格林起草的。[61]信中字斟句酌的词语——第一封请求、第二封确认苏联同意运送黄金的建议——很可能是根据斯塔舍夫斯基的建议用来掩盖斯大林对占有西班牙财富的特殊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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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我的回忆：致一位朋友的信》，第212页，另请参阅拉尔戈·卡瓦列罗《我的回忆》，第230页；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共产主义与西班牙内战》，第8页；阿拉基斯塔因写给迭戈·马丁内斯·巴里奥的信，载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五日《自由之路》；卡洛斯·德·巴赖瓦尔发表在一九四〇年六月号《方向盘》（布宜诺斯艾利斯）上的文章；文塞斯劳·卡里略发表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号《方向盘》上的文章；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发表在一九四三年七月十日《阿斯图里亚斯邮报》上的文章。阿拉基斯塔因写给马丁内斯·巴里奥的那封信的手稿保存在马德里国家历史档案馆，阿拉基斯塔因文件，卷宗33/M6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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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见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光明报》。另请参阅文塞斯劳·卡里略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向工党及社会党国际提交的报告，载（一九三九年六月？）《独立新闻》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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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见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发表在一九三五年十月五日和十一月九日《光明报》上的文章；另请参阅一九三六年三月二日《泰晤士报》（发自马德里的报道）；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巴伦西亚《真理报》所刊登的他的演说表明了他战前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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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见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发表在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九日《红色阵线报》上的文章和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巴伦西亚《真理报》所刊登的他的演说；另请参阅多洛蕾丝·伊巴露丽在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七日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所发表的演说中关于他的内容（载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一日《红色阵线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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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最后一个乐观主义者》，第323页。“《民族》堕落时期的魔鬼是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及其对[主编和出版人]弗蕾达·柯奇韦的致命影响。”为《民族》撰稿十三年的刘易斯·科里写道，“此人推销苏联共产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所有乌七八糟的东西。”（见彼得·维雷克《知识分子的耻辱与荣耀》，第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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