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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第二十章［212］ 遏制革命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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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工团主义领导人希望，自由主义运动加入内阁将使其能够更有效地保护自己的革命成果，与此同时，在另一方面，目光转向西方民主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则希望，通过提高政府在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普通成员当中的威信，自由主义运动加入内阁将会促进被破坏的国家机器的重建，进而使他们能够在某种民主性质的上层建筑的掩护下，把内战爆发时被革命委员会篡夺的各个部门的国家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此外他们还希望，全国劳工联合会加入政府将使正规的管理机构更快地取代这些委员会。除了篡夺国家权力之外，这些委员会还接管了市政当局以及其他地方管理机构的日常职能；而从革命的第一天起，正规的管理机构不是被强迫靠边站，就是不再行使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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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曾经在一九三四年左派在阿斯图里亚斯暴动时呼吁用革命的权力机构取代共和国的共产党人[1]来说，这种政策体现了某种根本的改变。它也与俄国布尔什维克一九一七年奉行的政策截然不同；因为后者在革命初期致力于用苏维埃取代旧的政府机构，而在西班牙革命中，共产党人则致力于用正规的管理机构取代革命委员会。“形形色色的专门委员会像瘟疫一样突然流行起来，它们执行人们完全意想不到的各种职能。”共产党的喉舌《工人世界报》在内战初期不满地写道，“我们声明，我们每一个人应当关心如何保卫民主共和国，由于这个原因，所有机构都应当准确地反映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的成员结构并促进实现该政府的目标，我们大家全都承诺支持并且捍卫这些目标。这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它是由诸多因素造成的，具有我国和国际的特点，我们必须采取与其相适应的措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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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共产党的意见是，这些委员会——它们大部分被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中比较激进的成员控制着，而且在各自的地区它们的权力实际上不受任何约束——应当被正规的管理机构所取代，组成政府的所有党派应当在这些管理机构中拥有代表，它们的权力应当受到国家法律的限制。社会党人和共和派人士的意见相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则恰恰相反，他们坚持认为，这些革命机构应当成为新社会的基石。“这些委员会是人民创建的反对法西斯叛乱的机构。”马德里的主要自由主义报纸《全国劳工联合会报》宣称，“……如果不用这些委员会取代省市各级管理部门以及许多其他资产阶级民主机构，就不可能抵抗法西斯主义。它们是人民为了发动革命而创建的革命委员会。……我们这并不是说西班牙应当被数以百计分散在各地的委员会的工作弄得四分五裂。我们希望以这些从人民中间产生的机构为基础……重建西班牙社会，因此，我们应当达成一致，希望它们发挥作用。我们保护它们的主要目的为的是防止在七月十九日被非常可悲地摧毁的那些资产阶级机构和准则死灰复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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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内阁中，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政府部长受到对手的步步紧逼，后者以安抚外国舆论进而增加政府从西方国家得到武器的可能性为由，不断施加压力要求终止委员会的权力。四名无政府工团主义内阁成员之一的费德丽卡·蒙特塞尼写道：“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共和派人士的论点始终一致：必须使西班牙共和国具有一种合法的外表，以消除英国、法国和美国的担忧。因此，国家恢复了它曾经丧失的地位，而作为国家的组成部分，我们革命者帮助它做到了这一点。这就是把我们拉进政府的原因。虽然我们并不愿意加入政府，我们还是加入了，因此，除了在这种恶性循环中被人束缚住手脚之外，我们别无选择。但我可以明确声明，尽管最终我们失败了，我们仍然寸土必争地捍卫了我们的利益，而且从来没有在不经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其中有一名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常任代表——事先授权的情况下支持过任何破坏革命成果的事情。”[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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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二月，担任工业部长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胡安·佩罗承认自己担心英法两国不会根本改变它们在向西班牙政府提供武器问题上的立场，但他认为，“在我们打仗而不是闹革命的情况下”，胜利取决于这两个大国。他接着写道，这并不意味着放弃革命。“前进的路线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打仗，而在打仗的同时，我们应当通过小心谨慎地控制工厂仅限于为革命做准备，因为，这相当于站在革命的立场上，用切实有效的方式为在内战结束之后给资本主义社会以致命的一击锻炼自己。”[5]一位著名的自由主义运动左派成员写道：“这是害怕那些‘民主’国家看到我们［214］推进革命将使我们失去它们的‘帮助’，政客们还用这一论点成功地使那些为西班牙的自由发动革命的人踌躇不前。”[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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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得到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默认的政府通过了法令，非但没有如全国劳工联合会加入政府时所希望的那样给予各种委员会以合法地位，[7]反而规定必须解散它们并以正规的省市行政当局取而代之，在这些行政当局中，追随人民阵线的所有党派和工会组织均有代表。[8]另外还颁布了一项法令，要求撤除由地方委员会以及政党或者工会组织在公路沿线和村庄入口设立的一切检查站，并由内政部下属的警察部队接管它们的职能。[9]所有这些措施都对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在数不清的城镇和乡村所取得的支配地位产生了威胁，并且实际上导致他们在某些情况下被排除在村委会之外，[10]自然而然地使敌视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主导地位的情绪更加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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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拉尔戈·卡瓦列罗内战之前立场革命，而且实际上他所控制的劳动者总工会在许多城镇和乡村的委员会中占据着某种支配地位，但是，如果只是因为对于外国舆论的担心，他在解散这些委员会的问题上与共产党人以及政府的其他成员达成共识是可以理解的。当他在上台之后不久宣称必须放弃革命口号以便赢得民主国家的友谊时，他想必已经意识到，他为确保英法两国的支持所做的努力不能仅限于对共和国宪法的口头拥护，因此，必须解散行使国家职能的革命权力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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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左派历史学家坚持认为：“共产党人的压力……和生怕激怒英法两国的担忧使拉尔戈·卡瓦列罗相信，必须尊重共和国的合法地位，[因此]他最终接受了西班牙共产党的论点：首先让我们赢得战争，然后我们再进行革命。尽管坚守着自己的革命信念，但他认为现在不是夺取政权的适当时机，那应当推迟到战争结束以后。……不过，共产党人、社会党改革派和共和派人士希望走得更远。[他们想要]重新夺回当年七月小资产阶级失去的权力并将革命镇压下去。”[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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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开外国舆论的问题不说，拉尔戈·卡瓦列罗及其内阁的大部分成员还有其他具有说服力的遏制革命委员会的动机，主要是因为许多革命委员会事实上被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所控制，它们影响政府的权威而且几乎全面干扰政府的工作。[12]“目前，”拉尔戈·卡瓦列罗的舆论工具《光明报》评论道，“这些机构只能对仅属于人民阵线政府独家所有的职能造成妨碍，全国的所有党派和工会组织均以充分负责［215］的态度加入了这个政府。”[13]而共产党的《工人世界报》写道：“关于内战之初在西班牙共和派控制区的城镇和乡村建立的诸多机构是否必要可能存在着一些疑问。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它们现在……严重妨碍了政府的工作。”[14]在这一点上对委员会的指责不仅来自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就连担任工业部长的胡安·佩罗也公开承认它们妨碍政府履行职能。在前面提到的那些法令颁布的几周前，他在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一次公众集会上说：“政府颁布了一项法令，可是地方委员会却把它们的指示塞了进去。当政府试图依法办事时，它们把所有事情搅得乱成了一锅粥。（听众开始低声议论。）不是政府多余，就是委员会多余。（听众高喊‘对！’）这些干预是什么意思？委员会是多余的？（更多人高喊‘对！’‘不对！’‘对！’）……委员会不是多余的，但它们必须成为政府的附属机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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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自由主义运动内部在解散委员会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从法令的颁布到它们的落实还有很长一段距离，结果，在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占据绝对支配地位的许多地区，甚至在不那么激进的劳动者总工会占优势的一些地区，革命委员会不顾政府的反对继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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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应当指出的是，据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说，新的市政当局迟迟无法建立的原因是人民阵线的各个党派试图得到与它们的实力不成比例的代表权。“自从要求组成新的市政当局的法令颁布以来，”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喉舌《卡斯蒂利亚自由报》在谈到利夫雷城省（原雷阿尔城省）的情况时写道，“尽管时间一点点过去，可是只有三四个地方建立了新的市政当局。并非代表某一个党派的人民阵线想要占据大多数职位。我们希望按比例代表制分配。”[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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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告诫大家：“那些为像一张大网一样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委员会进行辩护的人们忘记了一个重要问题：对于我们来说，现在没有什么事情能比权力分散危害更大。我们知道支持委员会的同志们并不希望西班牙被这些数以百计的委员会的各自为政弄得四分五裂。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共和国的]民主机构现在没有用处了。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令人费解的是，当我们因为国家的民主体制适合革命的现阶段并且是赢得战争的重要条件而必须捍卫它的时候，有人竟然想把这种体制和机构变成一种纯粹的装饰。”[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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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仅仅劝说并不能保证这些法令贯彻执行。只有通过重建共和国的治安力量，政府才能强制推行它的意愿，从而把被革命委员会篡夺的各个部门的国家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正如我们马上就将看到的那样，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内阁早已意识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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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例见《西班牙的苏维埃：西班牙共和国的工人和农民为权力而进行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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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九三六年九月九日《工人世界报》。另请参阅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巴伦西亚《真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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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此处引述的这一段内容转译自（在巴塞罗那出版的）德文无政府主义期刊《社会革命》一九三七年三月第五至六期。找不到这篇文章的西班牙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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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蒙特塞尼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一日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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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胡安·佩罗发表在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三日《政治报》上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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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索拉诺·帕拉西奥发表在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八日《新时代》上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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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见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九日《社会熔炉报》所报道的担任商业部长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胡安·洛佩斯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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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见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和一九三七年一月七日《共和国官方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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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见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共和国官方公报》。应当指出的是，这些法令均不适用于半自治的加泰罗尼亚地区，那里的事情采用的是不同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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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实例见玛蒂尔德·巴斯克斯和哈维尔·巴莱罗的《马德里的内战》，第289—2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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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霍安·埃斯特鲁奇，《西班牙共产党史，1920—1939》，第一卷，第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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