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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第三十五章［355］ 对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压力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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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大使努力争取解除何塞·阿森西奥将军的国防部副部长职务的同时，共产党人从其他方面施加压力。我们应当记得，二月十三日，在共产党代表伊西多罗·迭格斯的倡议下，保卫马德里委员会要求清除军队中的“动摇分子和可疑分子”，随后《工人世界报》恶毒地斥责阿森西奥是“造成失败的人”，应当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在几天后举行的一次内阁会议上，共产党人政府部长正式要求罢免阿森西奥。尽管本人相信阿森西奥将军“无疑是共和国军队中最聪明能干的军官之一”，[1]外交部长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仍然坚决支持这一要求。他解释说，“作出决定的主要因素不是通常的个人信任，而是大部分部队对他所产生的怀疑，因此，我是最坚决地支持将其撤职的内阁部长之一。……卡瓦列罗认为这样做对他的副部长不公平，他与之进行的斗争具有某种重要意义。他对我与他采取不同的立场——这是第一次——非常不满，结果让我深感遗憾，从那一天起，我不再是他最信任的部长。”[2]尽管拉尔戈·卡瓦列罗勇敢地保护阿森西奥将军，但是，由于遭到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到左翼共和派政府部长的跨越政治派别的广泛反对，他没有成功。费德丽卡·蒙特塞尼在战后写给我的一封信中证实了这一情况。由于她以前的一些内阁同僚不愿向我提供有关他们各自态度的信息，她的诚恳尤其值得称道。[3]左翼共和派政府部长在争论过程中的立场反映在他们的全国性喉舌《政治报》以大字标题刊登于头版的一篇含沙射影诽谤阿森西奥的文章里。[4]同一天，官方公报宣布了阿森西奥辞职的消息。[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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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在这次危机中暗中做了许多削弱拉尔戈·卡瓦列罗地位的事情，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在内阁会议和他们的报刊上对阿森西奥将军所采取的敌视态度也很重要。[6]作为一个严格执行纪律的人，阿森西奥将军在指挥中部前线期间对［356］退却的民兵采取了严厉的措施，而且据一位权威人士说，他还下令处决了几名拒绝执行他的进攻命令的民兵指挥官，[7]长期以来他得不到自由主义者的信任，内战初期，反对职业军官和任何形式的军事化是这些人的一个信条。因此，像在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中所做的一样，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很容易就卷入了反对阿森西奥将军的运动，同样，在不自觉的愿望驱使下，他们对共产党人反对拉尔戈·卡瓦列罗的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前面提到的那封写给我的关于阿森西奥的信中，费德丽卡·蒙特塞尼坦率地承认，她后来认为，自由主义运动反对阿森西奥将军是错误的，不仅因为阿森西奥能力卓越，而且因为这帮助削弱了拉尔戈·卡瓦列罗与共产党人打交道时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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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拉尔戈·卡瓦列罗不会轻易抛弃一个他对其专业能力充满信心的合作者，因此，为了让将军以某种身份在国防部发挥作用，他直接下令要阿森西奥继续留在巴伦西亚。[8]与此同时，受到围绕着阿森西奥展开的斗争的刺激，他对国防部中的共产党势力采取了有力的行动。卡瓦列罗把担任国防部副部长战术参谋部门负责人的共产党员安东尼奥·科登中校派往科尔多瓦前线；[9]解除了自己的副官曼努埃尔·阿雷东多中校的职务，因为他同情共产党；[10]然后把他与埃莱乌特里奥·迪亚斯·滕德罗上尉一起派往巴斯克前线，后者是重要的情报监控部门负责人，战前是左翼军官组织共和国军人反法西斯联盟的主要组织者。[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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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些人和另外一些人被清理出国防部，当时在战术参谋部门担任安东尼奥·科登的助手的马丁·布拉斯克斯写道：“无论是因为我的工作被认为更加重要，还是因为我被认为不太同情共产党，反正我没有像许多人那样被清理出国防部。……我的一些同事被派往毕尔巴鄂的北方军队，其中包括卡瓦列罗的副官阿雷东多和迪亚斯·滕德罗。我承认，我担心自己可能被人出于恶意派往那里。我对前线的形势非常悲观。我曾一再要求向毕尔巴鄂供应物资，但这些要求均遭到拒绝。‘我们不应当给北方的军队运送任何东西。’我被告知，‘让巴斯克人自己照顾自己吧！他们凭什么成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考虑到这种目光短浅的政策，被派往北方的军队去显然意味着很可能以面对法西斯分子的行刑队而告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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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在这次清洗中的最大损失无疑是迪亚斯·滕德罗，他掌管的情报监控部门在每个人参军之前审查他们的政治背景。[13]认识他的社会党左派议员玛加丽塔·内尔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改换门庭加入了共产党，据她说，实际上不是共产党员的迪亚斯·滕德罗“为党做了一些了不起的事［357］情”。[14]他为共产党谋取利益的能力无疑因为他在一个特设的军官分类委员会中所起的主要作用而有所增强，据斯坦利·G.佩恩证实，该委员会的任务是，根据所有可以使用的军官政治上的可靠性将他们分类。[15]M.特蕾莎·苏埃罗·罗卡写道：“对他特别有用的是汇集了战前所有军队指挥官的卡片索引以及他设法弄到的右翼军官组织西班牙军人联盟[UME]的部分档案。”[16]就这样，他拥有了相当大的自主决定权，因此，他被拉尔戈·卡瓦列罗解除职务对西班牙共产党谋求支配地位的计划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更何况，据阿森西奥说，在其他党派代表的支持下，迪亚斯·滕德罗此前已被推荐接替他的高级职务。[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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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解除迪亚斯·滕德罗等人所担任的关键职务之外，任命了六名均为可靠的社会党左派的监察人员[18]详细检查部队的将领、低级军官、未授军衔的军官以及总政治部的高级官员[19]和各级政治委员的工作。[20]此举对共产党人控制军队的计划造成了更大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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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这种激烈反应的威慑而暂时变得小心谨慎的共产党人只是鼓足勇气对后一项措施提出了温和的批评，[21]他们克制住自己没有在报纸上谴责卡瓦列罗解除他们的人所担任的国防部的关键职务，以免给后者的愤怒火上浇油。由于迪亚斯·滕德罗的足智多谋，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既谴责了解除这些人职务的行为又使卡瓦列罗不能以任何身份把阿森西奥留在国防部。作为情报监控部门的负责人，迪亚斯·滕德罗与所有党派组织都有联系，因此，由于在国防部以外几乎没人知道他效忠于共产党，他可以利用钢铁纵队的喉舌《我们》的版面。[22]政治考虑限制了那些不太偏激的自由主义报刊的言论，尽管它们攻击阿森西奥并且在战前敌视社会党领导人卡瓦列罗，但是，如今它们意识到他作为反共盟友的现实价值。然而，《我们》对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反感并没有因为政治考虑而减弱。二月二十五日，由迪亚斯·滕德罗授意并且使用他所提供的材料，《我们》发表了一篇题为《军队的清洗在如何进行》的文章，文章包括一份“忠诚的共和国军官”的名单和另一份被任命接替他们的军官名单，人们“从来没有听说过”后面这份名单上的人“同情共和国”，他们“或者不向共和国效忠，或者只是保持中立”。第一份名单包括前面提到的被解除国防部职务的那几名共产党员和亲共军官：安东尼奥·科登、曼努埃尔·阿雷东多和迪亚斯·滕德罗；在第二份名单上，费尔南德斯上校的名字赫然在列，他接替迪亚斯·滕德罗负责情报监控部门，据《我们》说，他是阿森西奥的好朋友。然而，这份报纸断言，比所有这些事实更有趣的是，尽管已经给人造［358］成阿森西奥将军被撤职的印象，但是实际上，他被免去了所有责任并被当作国防部长和新任副部长的技术顾问安排在幕后。“而且，他的安排已经由一道简单的部长令确定了，可是，对于将军的委派和任命，无论他们是什么身份，都应当由政府提出并经政府首脑签署的法令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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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拉尔戈·卡瓦列罗曾经下达过这样一道部长令，当然，阿森西奥本人后来也否认了它的存在，[23]但是，就像将军本人同时承认的那样，国防部长肯定希望得到他的帮助。[24]尽管如此，并没有做出那种正式宣布的任命，而且可以有把握地认为，这一指控为的是阻止任何恢复阿森西奥在国防部的权力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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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迪亚斯·滕德罗所授意的这篇文章之外，《我们》还对国防部长进行了下面的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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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尔戈·卡瓦列罗……老了，太老了，不具备解决某些问题所必需的灵敏的脑力，而我们自己的生活以及全体人民的生活和自由取决于这些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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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所有报纸——除了由国防部长本人操纵的报纸之外——都在指责一个人时；当人们在战壕里、军营里、委员会里、大街上以及政府本身的部门里私下或者公开地说阿森西奥将军不是因为无能就是因为背叛……而屡战屡败时；当尽人皆知现在担任拉尔戈·卡瓦列罗顾问的这位将军在得知马拉加失陷的消息那天晚上像一个自贬人格在泥沼里打滚的人一样在一家夜总会喝得烂醉时，国防部长不应当给报纸写信并且采取可悲的姿态企图使人们对这些事情保持沉默。”（这涉及拉尔戈·卡瓦列罗所写的两封公开信，一封写给左翼共和派政府部长卡洛斯·埃斯普拉，另一封写给左翼共和派全国执行委员会，对左翼共和派的喉舌《政治报》在二月二十一日的第一版上用下面这句话含沙射影地攻击阿森西奥的继任者卡洛斯·德·巴赖瓦尔表示抗议：“如果我们可以通过将某人撤职而胜利在望的话，那么，不要让我们因为任命某人而导致失败。”在第一封信中，拉尔戈·卡瓦列罗质问埃斯普拉，《政治报》是不是准备开展“一场新的破坏运动，使我不得不失去一位能干的合作者”，同时强烈要求埃斯普拉利用其影响力阻止这件事情继续发展。[25]他在写给左翼共和派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公开信中宣称，他不打算容忍一个人民阵线党派的官方喉舌开展一场可能给他信赖的合作者造成“不愉快的局面”的运动。[26]《政治报》在回应时有些委曲求全地辩称，拉尔戈·卡瓦列罗表示不满的那部分内容是在不知道阿森西奥继任者的名字时排印的，[27]而左翼共和派全国执行委员会同样显得局促不安，它声称，它在这部分内容中看不到任何攻击卡洛斯·德·巴赖瓦尔的意思。[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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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以充满敌意的目光发现，他们正在被愚弄。”《我们》继续对卡瓦列罗进行抨击，“阿森西奥的辞职是一个骗局，因为背着人民他受到吹捧，被提拔到部长身边的一个更受信赖的位置上。……国防部长拉尔［359］戈·卡瓦列罗同志应当记住他老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正在变得老态龙钟，老态龙钟的人不应当管理国家，也不应当允许他们管理国家。”[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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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这种辱骂性的语言和关于安排阿森西奥的指控——为了避免受到无视公众舆论和内阁意愿的指责，这一指控使他不得不放弃了让将军在国防部帮助他的所有想法，即使是以非正式的方式——所激怒，拉尔戈·卡瓦列罗让社会党左派内政部长安赫尔·加拉尔萨暂时禁止《我们》出版发行。[30]同一天，国防部长宣布，一名涉嫌授意发表几篇文章的正规军军官已经被捕，在他家里发现了大约两百份《我们》，没有提到迪亚斯·滕德罗的名字。[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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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对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攻击使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全国领导人颇为尴尬。在几天后举行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加泰罗尼亚地区特别代表大会上，当全国委员会书记反对并且成功地否决了加泰罗尼亚地方组织提出的应当对禁止《我们》出版发行表示抗议的提案时，这种尴尬显而易见。[32]几个月后，关于其他自由主义报纸发表的攻击拉尔戈·卡瓦列罗的言论，全国劳工联合会加盟的国际工人协会驻巴塞罗那代表赫尔穆特·吕迪格写道：“我们都知道卡瓦列罗的过去，但是，全国劳工联合会各省报纸的编辑们并不是全都知道，几个月前，卡瓦列罗已经成为共产党势力的反对者，因此，要求他下台可能帮了共产党的忙。”[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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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尔戈·卡瓦列罗一九三七年五月下台几个月后，当西班牙共产党进一步加强自己的地位时，阿森西奥被控没有及时向马拉加前线供应必要的武器弹药并被监禁起来等待审判。[34]一九三八年五月，他被释放并恢复名誉，这部分是因为一些有影响的朋友的干预，其中包括共和国副总统迭戈·马丁内斯·巴里奥和当时的总参谋长比森特·罗霍，后者个人相信阿森西奥是无辜的；[35]部分是因为他能够提出有力的事实反驳主要控告他的人；部分是因为——由于当时共产党人不希望进一步扩大他们与社会党左派之间的隔阂——在不指控其上司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情况下对阿森西奥进行审判成为问题，作为国防部副部长，他直接服从卡瓦列罗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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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事件是共产党人使拉尔戈·卡瓦列罗受到的最大侮辱和伤害。几个月来，他注意到他们对社会主义运动和武装力量的暗中渗透，这种渗透已经使他失去了大量追随者，包括许多亲密的战友。然而，肯定是因为担心失去苏联的援助，而且还担心让外界知道共产党在共和国的门面背后对政府事务的严重渗透，尤其担心让英法两国——他仍然希望可以诱［360］使它们解除武器禁运——知道，[36]他被禁止公开发表任何针对其不知疲倦的对手的言论。实际上，直到一九三七年十月，即他的政府下台五个月后，他才敢公开指责共产党。他声称，他之所以等了这么长时间是因为，他不希望人们说，他发表的言论对西班牙在日内瓦的地位造成了不利影响或者使前线的士兵士气低落。“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他接着说，“我一生中所做的最大牺牲之一是过去这五个月我保持着沉默。但是，我并不遗憾，因为，尽管诽谤者凶狠地撕咬我的肉体，我的良心使我确信，我是为西班牙的利益而沉默，为赢得战争的胜利而沉默。”[37]显然，这些因素也解释了他执政期间的克制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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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被《我们》事件激怒的他再也无法克制自己的愤怒。二月二十六日，他从沉默中爆发了，以公开发表声明的方式进行回击。他在声明中所谴责的“法西斯分子的代理人”显然指的是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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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二月十四日，星期天，代表着反法西斯主义的西班牙的浩荡队伍在巴伦西亚的街头游行，证明他们对政府和共和国宪法的支持。（这里说的是马拉加失陷后在他的支持下由社会党左派所控制的劳动者总工会巴伦西亚省书记处组织的一次示威游行。在一份邀请巴伦西亚省的所有工会、政党和文化组织参加的告示中，该书记处声称，它想通过示威游行让政府看到，它拥有劳动人民的支持。共产党人接受了邀请，而且由于马拉加失陷所造成的有利气氛，他们在一次当地各组织领导人的会议上成功地使一项建议得到采纳：在示威游行的当天向拉尔戈·卡瓦列罗递交一份包括十点要求的请愿书。除了其他要求之外，请愿书要求实行义务兵役制并且清理所有负有责任的军事岗位。根据示威游行前一天拉尔戈·卡瓦列罗派社会党人在他们的报纸上所发表的一篇社论中表明的以下观点来看，他们显然对这份请愿书不满：“我们不应当要求实行义务兵役制，而应当在被征召时去军营报到。……我们不应当要求什么，而是应当付出一切。”[38]由于共产党人的参加并且用请愿书玩弄了一个大花招，社会党左派未能按计划利用这次示威游行巩固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权力。相反，共产党人却非常成功地利用它得到了许多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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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尔戈·卡瓦列罗继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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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示威者]表达他们无条件支持政府的愿望时，当西班牙共和国及其合法政府的地位因这场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在世人的心目中得到加强时，法西斯分子的代理人竟然变本加厉到如此程度，以致他们的目的和阴谋在传统的共和派和工人阶级组织中得到了某种响应甚至帮［361］助。他们乔装打扮混入我们中间，骗取我们无产阶级和共和派的好心支持，在我们的队伍中制造混乱、煽动狂热、怂恿不守纪律的行为。……当局知道，持有共和派各政党、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党员证以及劳动者总工会和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会员证的法西斯分子代理人正在共和派控制区里自由活动，他们的罪恶行径已经成功地迷惑了许多共和派军人甚至平民，这些人过去的清白历史和自我牺牲证明了他们的高尚信仰和忠诚。……一部分报纸和反法西斯的党派组织、这些组织中的一些负责人以及心地善良但缺乏思考的人民已经卷入了敌人的阴谋，配合了敌人的活动。敌人费尽心机地在我们中间组织了间谍活动，因此，我可以非常坦诚地断言，阴谋和激情像蛇一样盘绕在我们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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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完整的组织楔在人民与政府之间，腐蚀了许多人的良心，激起最阴暗的欲望，这是一个有意无意地——我认为两种可能性都有——破坏我们事业的组织，结果，就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在那些应当前进并且准备走在民主和工人队伍前列的人脚下，盘绕着背叛、不忠和阴谋的毒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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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容忍这种事态不打算超过一个小时。[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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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共产党人在政治局委员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发表的一次谴责性演说中公开将对他们的这种含沙射影的攻击称为“癞蛤蟆和蛇”的宣言，但是，三个月后，在这位社会党左派领导人已经下台的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八日，他们也如法炮制。[40]当二月底拉尔戈·卡瓦列罗发表他的声明时，共产党人谨慎地没有公开承认自己是卡瓦列罗攻击的对象，并在他们的报纸上发表声明作出得体的反应。[41]他们还与其他组织一起参加了总理召集的一次确保得到这些组织公开支持的会议。[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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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据埃尔南德斯在他脱离共产党多年以后所写的《我是斯大林的一个部长》一书中说，三月初，一次“意义深远的”政治局会议在巴伦西亚举行，由斯特凡诺夫、柯多维拉、杰罗和陶里亚蒂组成的莫斯科代表团以及国际纵队的组织者马蒂出席了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西班牙的负责人奥尔洛夫和苏联代办盖基斯。埃尔南德斯提醒注意，后两个人是第一次出席西班牙共产党的政治局会议。“总之，”他讽刺地说，“外国人比西班牙人多。”他说，在会议上，推翻卡瓦列罗被陶里亚蒂作为首要的短期目标提出来。在身为政治局委员的热情之花的赞助下编撰的共产党官方内战史无视埃尔南德斯对这次会议的记述，[43]而它遭到奥尔洛夫的激烈批评并且至少包含一处严重的错误。[44]本书将呈现这一记述，因为它是我们拥有的唯一证据，证明在幕后围绕着推翻卡瓦列罗的建［362］议存在着与莫斯科代表团的不同意见。当时已是共产党员的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领导人费尔南多·克劳丁证实，确实存在这样的不同意见。[45]不过，无论是他还是他的亲密战友圣地亚哥·卡里略（政治局候补委员），都没有出席这次历史性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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