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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第三十八章［386］ 加泰罗尼亚：军事叛乱与社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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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与社会党温和派就推翻拉尔戈·卡瓦列罗达成协议——一些左翼共和派领导人也参与达成这个协议——而实力大增的共产党人只需要一个合适的机会，以便使他们与卡瓦列罗的矛盾发展到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当一场武装冲突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首府、伊比利亚半岛最大的工业中心巴塞罗那爆发时，这个机会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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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九至二十日军事叛乱在巴塞罗那失败以来，随着由无政府主义者所主导的工会组织全国劳工联合会及其意识形态指导者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它们显然是加泰罗尼亚地区最强大的工人阶级组织——成为该地区实际上的控制者和革命的推动力量，巴塞罗那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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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一直声称挫败巴塞罗那军事叛乱的大部分功劳是他们的。作为这一戏剧性事件的主要参与者之一，胡安·加西亚·奥利韦尔断言，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民兵部队“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在两天令人难忘的战斗中挫败了军事叛乱，四百多人在战斗中丧生，其中包括著名的无政府主义积极分子弗朗西斯科·阿斯卡索，他在攻打阿塔兰萨纳斯兵营时战死。[1]另一方面，军事叛乱时担任加泰罗尼亚治安总署署长（comisario general de ordén público）、主张地区自治的温和共和派人士费德里科·埃斯科费特少校则声称，尽管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如果没有“治安部队的英勇奋战”，这些组织并不足以阻止巴塞罗那驻军占领这座城市。[2]他所说的治安部队就是突击卫队和国民卫队，后者由何塞·阿朗古伦将军和安东尼奥·埃斯科瓦尔上校指挥，两人均为忠诚的共和派人士。[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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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在挫败军事叛乱的过程中各自作出了什么贡献，它们的参战[4]——尽管费德里科·埃斯科费特［387］拒绝向它们提供武器[5]——对于负责指挥叛军的曼努埃尔·戈代德将军投降[6]以后巴塞罗那和整个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政治局面立即发生的彻底改变具有决定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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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埃斯科费特拒绝向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提供武器这件事，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证实，七月十九日约凌晨三点，巴塞罗那爆发军事叛乱一小时前，加西亚·奥利韦尔去治安总署要求得到武器。据阿瓦德·德·桑蒂连说，埃斯科费特少校答复道，他对自己的人马有信心，同时也不能将任何武器分发出去。几小时前，突击卫队奉命重新配备一些步枪，结果，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在停泊于港口的船只上发现了这些步枪并将其夺走运到全国劳工联合会所属的运输工会。“要不是[著名的无政府主义领导人]布埃纳文图拉·杜鲁蒂从中斡旋……一场屠杀可能在运输工会发生，他说服工会会员交出了一些明显有所磨损的武器。于是，在叛乱的兵营已经进入战备状态的紧要关头，一场冲突得以避免。”[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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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泰罗尼亚温和共和派人士、军事叛乱期间在埃斯科费特身边担任警察局长的比森特·瓜内尔描述了挫败军事叛乱后革命者的兴高采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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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拿着他们抢来的武器涌上街头，其中大部分人没有参加过战斗。……不可能恢复秩序。我们也无法使自己的队伍保持纪律，包括国民卫队。热情高涨的国民卫队队员被街头的气氛所感染，他们身穿衬衣开着卡车，车上插着许多旗帜，旗帜上写着各种组织的名称，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组织占大多数。像加泰罗尼亚历史上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群众开始焚烧教堂和修道院，焚烧著名右翼人士的住宅以及其他私人建筑。……我们下令警察分局以及突击卫队和治安部队收缴枪支，……但是，在人力所及的范围内不可能收回群众抢走的步枪、手枪和各种武器，由于担心再也找不到这些武器，迄今为止一直否认它们被抢走了。驻军部队的新老士兵被马德里政府颁布的一项奇怪的法令免除了[效忠服从其军官的誓言的]义务[8]……他们加入了民众的队伍或者试图通过各种可以利用的交通方式返回故乡。我们无法解决的这种绝对混乱状态是军事叛乱所造成的许多灾难之一。警察部门和政府当局似乎逐渐恢复正常运转，但实际上是工人阶级夺取了政治上的领导权，他们占有了大量战争物资并且表现出某些方面的组织才能。[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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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左翼共和派人士、巴塞罗那市市长卡洛斯·皮·苏涅尔写道：“在[战斗的]结局还没有确定时，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就不顾一切地忙着抢夺败军丢弃在街道上和兵营里的武器。这在随后那个可怕的时期成为决定性的因素。……但是，［388］市长的责任……有赖于军队，[军队没有预见到]，军人被打败可能意味着他们为保证秩序领取的武器将成为制造恐怖和混乱的工具。”[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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挫败军事叛乱之后，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工人占领了邮政局和电话局并在巴塞罗那以及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其他城镇和乡村组成了治安巡逻队和民兵小分队，同时通过他们的工厂、运输工具和食品委员会对该地区的大部分经济生活确立了他们的支配地位。[11]在巴塞罗那，飘扬在已经更名为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之家的前雇主协会全国就业促进会总部上方的全国劳工联合会的红黑旗帜见证了他们的权力和革命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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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就读于剑桥大学的英国诗人和共产党员约翰·康福德在西班牙的所见所闻鼓舞了他，后来他在战斗中死去。“在巴塞罗那，”康福德写道，“人们可以切身了解无产阶级专政意味着什么。……实际控制权掌握在民兵委员会手里。……大街上到处都是武装的工人和民兵，他们还坐在过去属于资产阶级的咖啡馆里。雄伟的科隆酒店俯瞰着城市的主要广场，它被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所占据。再往前走，位于西班牙银行对面的一座大楼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总部。……武装的工人控制着街道，仿佛身在伦敦一样。……这才是真正的多数人专政，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支持。”[12]“在我们这个地方，”中产阶级党派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的著名成员海梅·米拉维特列斯断言，“资本主义已不复存在。管理大型冶金厂和纺织厂以及公用事业公司的是工会。”[13]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还控制着法—西边境的大部分地区，这本来是中央政府所保留的诸多权力之一。一九三二年九月颁布的加泰罗尼亚自治法令的第九条，授权马德里政府在国家利益受到威胁时负责维持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社会秩序，但是，由于其本身已经成为革命的牺牲品，它既没有行使权力的意愿，也没有行使权力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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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一九三一年的共和国宪法由于革命已经成为一纸空文一样，加泰罗尼亚自治法令也已成为一纸空文。自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38）以来，加泰罗尼亚就没有如此彻底地摆脱过马德里的控制；然而，这种自由并不能使鼓吹加泰罗尼亚自治的主力军中产阶级感到满意，因为，革命在摧毁马德里的强权的同时，也破坏了自由企业制度和私有财产安全赖以存在的政治结构。自治法令使加泰罗尼亚拥有了一个自治政府，它由议会和行政委员会所组成，以中下层中产阶级为主的加泰罗尼亚最强大的党派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在其中处于支配地位，但是，在革命的疾风暴雨中，这两个机构的实际作用几乎已经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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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9］七月二十日，刚刚挫败军事叛乱，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和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领导人路易斯·孔帕尼斯就向包括加西亚·奥利韦尔在内的一群得意洋洋的无政府工团主义领导人发表了下面一番安抚性声明：“今天，你们是这座城市和加泰罗尼亚的主人……因此，如果我提醒你们你们并不缺乏我党的忠诚党员——无论他们人数多少——的帮助也不缺乏国民卫队、突击卫队和青年卫队（Mozos de Escuadra，自治政府的特别警卫部队）的帮助的话，希望你们不要见怪。[14]……你们取得了胜利，一切由你们来决定。如果你们不需要我或者不想让我担任加泰罗尼亚的主席，现在就请告诉我，我将立即成为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又一名士兵。另一方面，如果你们认为在这个位置上……我和我的党员……能够对这场斗争有所帮助，……你们可以信赖我和我的忠诚，无论作为一个人还是作为政治家，我相信，今天，可耻的过去已经结束，因此，我真诚地希望加泰罗尼亚将会走在社会发展最先进的国家的前列。”[15]尽管孔帕尼斯主席这番声明的真实性曾经受到埃斯科费特少校——正如我们所知，当时他是加泰罗尼亚治安总署署长——的质疑，[16]但是，在其所写的为孔帕尼斯歌功颂德的传记中，共和派法官安赫尔·奥索里奥—加利亚多对这番声明毋庸置疑地予以确认；它还得到共产党作家曼努埃尔·贝纳维德斯和巴塞罗那市长、孔帕尼斯主席亲密的政治伙伴卡洛斯·皮·苏涅尔的确认。[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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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工团主义领导人应孔帕尼斯主席的邀请前往自治政府宫。“步枪、机关枪、左轮手枪，这些武器把我们武装到了牙齿。”加西亚·奥利韦尔回忆说，“孔帕尼斯站着接待我们，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很快不再拘泥于礼节。我们坐了下来，步枪放在两腿之间。”[18]“在会见的过程中，”同样在座的阿瓦德·德·桑蒂连说，“自治政府的一些成员脸色苍白，不停地发抖。”[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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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孔帕尼斯第一次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打交道。在君主制时期，他曾作为他们的辩护律师赢得声誉。他与他们几乎毫无共同之处，因为他与他们在所有基本特征上有天壤之别，就像他放弃法律专业组织中下层中产阶级政党所表明的那样。作为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和农夫联合会的创始人之一，他代表了该地区的小工厂主、手艺工匠、商人以及佃户和佃农。这使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不喜欢他，无政府工团主义喉舌《工人团结报》一九三三年的一段评论概括了他们对他的看法：他“与其他政客是一路货色”。[20]一九三四年孔帕尼斯当选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主席以后，这种关系并没有改善，结果，在社会动荡的关键时期，自治政府查封了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总部并将它们的报纸停刊。“尽管《工人团结报》实际上是当地发行量居第二位的报纸，”阿瓦德·德·桑蒂连写道，“但在一九三四年，它长达几个月不能印行。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工会积极分子在完全秘密的情况下继续出版。整个一九三四年，我们的［390］地方组织、我们的俱乐部和我们的文化中心不能公开活动，自治政府唯一关心的事情是，搞垮全国劳工联合会，消灭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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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现在，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控制了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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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埃纳文图拉·]杜鲁蒂、[全国劳工联合会地方委员会书记马里亚诺·]巴斯克斯和加西亚·奥利韦尔与自治政府主席的交谈过程中，”巴塞罗那市长回忆说，“当孔帕尼斯表示，由于他们事实上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主人，他打算辞去自己的职务时，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场面出现了。……他这样做的原因是，他担心，如果他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关系破裂，他们将完全控制这座城市，这将不可避免地造成最可怕的混乱局面，造成并肩战斗的各派之间统一战线的崩溃，最终导致一场军队和长枪党的残酷镇压。只要不发生这种情况，局面就可能逐渐改善，政府就可能重新确立其当权的地位。”[22]简单地说，正如警察局长比森特·瓜内尔所指出的那样：“除了维持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的‘政府门面’并且一点一点地努力恢复政府的控制之外别无选择。”[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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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加西亚·奥利韦尔的话说，孔帕尼斯在其安抚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的声明中表现出“灵活”和“务实”的姿态。“作为一个意识到国家的重大时刻已经来临的加泰罗尼亚人，作为一个并不害怕剧烈社会变革的进步开明人士……[他]使用环境要求的语言并以自尊和宽容的独特姿态从容应对非常困难的局面。”[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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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孔帕尼斯过去给予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法律援助现在有助于使他们对他产生好感。同样毫无疑问的是，他后来的声明加强了他们有所恢复的对他的信任。他在十月的一次公开集会上宣称：“工人积极分子当然是那些最关心革命工作的人。我们这些肯定受到尊重和倾听的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应当为工人阶级排忧解难。我们必须与他们同行或支持他们，但是，归根结底，发号施令的必须是他们。企图通过策略或力量防止工人阶级赢得未来将毫无意义。”[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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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以煽情著称但是仍对弱者怀有些许真正同情心的随遇而安的政客，他很快适应了当时的气氛。“在共和派人士中，很少有人如此准确地理解了七月十九日以后出现的局面，”阿瓦德·德·桑蒂连写道，“同时，也很少有人如此明确而有力地对工人管理之下的新的社会制度表示支持。”[26]显然，当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达到胜利的高潮时，作为一名曾经反对它们的政客，孔帕尼斯过于精明。他知道，反抗将是危险的，面对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浪，在恢复自己的影响力之前，他的党派必须在沉没与独自忍受之间做出选择。但是，对其追随者的忠诚以及某种保护他人——甚至保护那些被怀疑同情佛朗哥将军的人——的人性冲动使他无法默默忍受革命引发的暴力行为。实际上，他的大部分公开声明均含有呼吁制止暴力行为并且谴责暴力行为的内容，[27]而且，他的亲自干［391］预还使许多生命受到威胁的人离开了这个国家。“一九三六年七月以后，当[路易斯·孔帕尼斯]被革命弄得不知如何是好时，”一位加泰罗尼亚科学家告诉安赫尔·奥索里奥，“当我们大家不得不向自治政府请求保护我们的朋友和机构时，我看到他竭尽全力挽救他所能挽救的一切，尽管有时没有成功。我听说，多亏[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文化专员本图拉·]加索尔和[内务专员何塞·马利亚·]埃斯帕尼亚的干预，许多右翼政界人士，例如阿瓦达尔、本托萨—卡尔维尔、普伊格—卡达法尔奇、蒙特塞尼伯爵，以及大量教会上层人物还有无数神父和工厂主得以逃走保住了他们的性命，两位专员是应孔帕尼斯的要求并且完全按照他的指示采取的行动。”[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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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帕尼斯还谨慎地谴责了以革命名义的过激行为和目无法纪，但他克制住自己没有评论革命所造成的变化。这也是内战初期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其他领导人[29]及其舆论工具《人道报》的态度，[30]因此，即使敢于对革命提出批评，他们也是旁敲侧击而不是直接表明不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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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二十四小时，一度看似顽固不化的头脑发生了惊人的改变。”费德丽卡·蒙特塞尼写道，“在精神上与我们相去甚远的人们表现出一种明显的适应能力，他们不加反抗地接受了事物的新秩序。”[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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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够取得至高无上的地位实行某种绝对的专政表明自治政府已经过时，在它的地盘上建立了人民的真正权力。”西班牙自由主义运动的主要理论家和积极分子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写道，有些人认为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是，当别人对我们实行专政时我们不承认专政，我们也不想以别人为代价实行我们的专政。[我们决定]以孔帕尼斯主席为首的自治政府应当继续留在它的岗位上。”[32]他在另一篇文章里写道：“有人说，选择实行我们的专政将更可取，这话说得太轻巧。不错，它可能对那些想当独裁者的人更可取，但是对劳动人民不可取。……且不论实际上我们将会走向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主张的反面，对于西班牙来说，无政府主义专政就像法西斯或共产党的独裁一样邪恶。”[33]几个月后将违背其反政府、反国家的原则成为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司法部长的加西亚·奥利韦尔也断言：“加泰罗尼亚在自由共产主义与民主之间的选择正在决定西班牙的命运，前者相当于无政府主义专政，后者意味着各种力量的合作。……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决定支持合作和民主，放弃必将导致革命被无政府主义专政所扼杀的革命的极权主义。”[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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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挫败军事叛乱之后召开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加泰罗尼亚地区特别会［392］议上，无政府主义者作出了放弃极权主义解决方案的决定。[35]曾经被认为是个“无政府主义布尔什维克”的加西亚·奥利韦尔说，他建议全国劳工联合会应当“攻占那些重要的政府建筑”，但是布埃纳文图拉·杜鲁蒂回答说，在占领萨拉戈萨之前不应发动政变，那里是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一个据点和毗邻的阿拉贡地区的首府。他说，占领萨拉戈萨“用不了十天”。加西亚·奥利韦尔对此回答道，革命不应当“停留在街上等待占领这座或者那座城市”。[36]不过，根据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正式报告，这次会议一致同意放弃“极权主义解决方案”，因为无政府主义专政将会导致七月十九至二十日合力战胜叛军的人全被消灭，因为它将由于外国的干涉被“镇压”。[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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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往往用反对专政的意见和外国入侵的威胁作为理由解释他们为什么决定不在巴塞罗那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人，[38]但是，他们经常在农村地区借助于民兵小组和革命法庭建立某种形式的社区专政。不过，虽然他们在某些乡村不惜以武力强制实行农业集体化和自由共产主义，但是他们并没有像马克思主义者那样有计划地将政府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内战爆发前一年，老资格的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费德丽卡·蒙特塞尼的父亲费德里科·乌拉莱斯在论述这个问题时写道：“[尽管]我们不谋求权力或独裁，但是我们并没有解决在社会革命发生与基于所有人经济平等、权利相同的自由政治制度建立之间需要运用什么力量的问题。”[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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