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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414]第四十一章 加泰罗尼亚走向公开交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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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危机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后果是,全国劳工联合会在政府中的地位被削弱了。由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顺从地同意将其逐出政府并且没有意识到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这一胜利对他们自身意味着一种明显的威胁,全国劳工联合会唯一可能的盟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感到忧虑。作为日益临近的危险的证据,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喉舌《战斗报》并不令人意外地转载了从越洋通讯社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发自莫斯科的一则消息中摘录出来的以下内容,这则消息刊登在墨西哥的《环球图片报》上:“苏联报纸表示,希望以与苏联同样的力度将加泰罗尼亚地区的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和托洛茨基分子收拾干净。”[1]尽管苏联驻巴塞罗那总领事斥责这则报道纯属捏造——《消息报》或《真理报》确实没有刊登过这种消息[2],但是,它无疑使全国劳工联合会深切地感到自身的危险日益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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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全国劳工联合会在政府中的地位下降之外,十二月危机的另一个重要后果是,加泰罗尼亚地区最大的中产阶级共和派政党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领导人的自信心和好斗性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心的恢复惹得《战斗报》在一月二十八日轻蔑地宣称:“五个月来,共和派一直委曲顺从。他们举起握紧的拳头严肃地听取‘国际’的指示。有时他们表现得比真正的革命者还要革命。……[但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现在开始再次感觉强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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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领导人有意避免对驱逐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公开表示幸灾乐祸,但是几乎可以肯定,他们认为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逐出政府是整个革命运动的重大挫折。这一点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举行的一次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的公众集会上得到了证明。他们的演说极其好斗,充满了对未来的革命隐晦甚至公开的威胁,[3]以致路易斯·孔帕尼斯主席觉得有必要插话发出警告,他仍然认为,只要将自由主义运动“驯化”并逐渐剥夺其武装力量,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在政府中的合作必不可少。尽管指责“各种各样的委员会盘根错节混乱不堪”,强烈要求将所有行政管理权集中在自治政府手里并[415]且警告说,“如果没有一个训练有素、充满活力而且负责任的政府的话,革命注定要失败”,孔帕尼斯仍然对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进行了下面这一番安抚:“一些共和派人士相信甚至梦想,今后将会建立一种与七月十九日以前相同或者相似的社会政治制度。这不过显示了他们的盲目和缺乏忠诚,因为这是不可能的。而且它既不正确也不合法。我曾经说过,我还要再说,工人阶级掌握政治权力的时候到了。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应当对监督政府的廉洁、效率和工作才智最感兴趣。”[4]这番话似乎使自由主义领导人感到欣慰,他们坚信孔帕尼斯当初对于革命的承诺。《工人团结报》写道:“路易斯·孔帕尼斯现在与无产阶级组织意见一致……尤其是与全国劳工联合会意见一致,他显示出一种比他的某些同志更敏锐、更真诚、更忠实的政治目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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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无论孔帕尼斯主席或安抚政策的主要设计师何塞·塔拉德利亚斯总理的治国之术多么精明,对待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方式多么巧妙,都不能安抚更加焦急的中下层中产阶级追随者,他们已经或者即将面临经济破产。他们渴望立即剥夺无政府主义者的权力,同时在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有力的领导和大胆的政策中看到了从革命的灾难中挽救自己的部分财产的一线希望。怪不得他们继续成群结队地加入这个人数不断增加的竞争党派。另一方面,正如一位仰慕者对其想法的概括那样,塔拉德利亚斯确信,“当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因政治上的天真幼稚而自取灭亡时,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的机会就将来临”,因此,至少在最初的时候,采取一种与无政府主义领导人和平共处的政策比迫使他们站在不妥协的立场上要明智得多。[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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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个原因,尽管坚决要求将所有行政管理权集中在自治政府手里并强制实施政府的法令,塔拉德利亚斯仍然经常保护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免遭共产党人的攻击。例如,有一次,当格拉诺列尔斯市出现了爆发武装冲突的危险时,他竭力阻止政府派部队增援。[7]另一次,当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指责无政府主义者控制的战争工业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塔拉德利亚斯主持——时,他站在全国劳工联合会一边。[8]还有一次,针对共产党人关于全国劳工联合会的自治政府防务专员弗朗西斯科·伊斯格莱亚斯及其副手胡安·曼努埃尔·莫利纳拖延执行政府法令的指责,他为他们进行了有力的辩护。[9]由于经常保护自由主义者,塔拉德利亚斯受到他们的热情赞扬。[10]并不令人意外的是,他很快发现自己与党内那些更加好斗的领导人产生了矛盾,例如内务治安专员阿特米奥·艾瓜德,后者喜欢大胆地冒险并且支持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不妥协政策。“[我]知道,”塔拉德利亚斯多年以后坚称,“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416]的某些重要人物为了解决全国劳工联合会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与共产党人串通一气,有人相信这个问题可以在一个下午得到解决而且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我从来都不这么认为。这不诚实,一点也不诚实。”[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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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谨慎策略最初得到孔帕尼斯的支持,还得到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另一些领导人以及加泰罗尼亚的一个小型中产阶级政党共和行动党的支持。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讨厌这种策略,但是直到战后才公开批评了塔拉德利亚斯总理。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一份文件写道:“资产阶级领导人与无政府主义的反革命政策相勾结,暗中希望加快无政府主义思想体系的崩溃瓦解,然后将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权力掌握在他们手中。”[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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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许多人对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领导人感到失望,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利用塔拉德利亚斯的谨慎策略不仅可以将比较焦虑的那一部分城市中产阶级吸引到自己一边,而且可以将加泰罗尼亚农夫联合会的大量佃户和佃农以及工商业雇员自治中心(办公室职员和零售业营业员的工会组织,简称CADCI)的大量追随者吸引到自己一边,内战爆发之前这两个组织均属于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不可侵犯的势力范围。[13]如今,一九八四年出版的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书记胡安·科莫雷拉的传记已经告诉我们,加泰罗尼亚农夫联合会主席、历届战时自治政府的农业专员何塞·卡尔韦特不仅“与科莫雷拉密切合作”,而且是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一名积极分子。[14]因此,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在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各个部门的真正影响力比他们的正式官员数量所显示的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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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二月改组政府的过程中达到目的之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立即将注意力转向那些在革命初期夺取了食品批发业控制权的委员会。为了削弱全国劳工联合会在这个生死攸关的领域里的权力并且重建自由贸易,在新政府中担任物资供应专员的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书记胡安·科莫雷拉颁布了解散这些委员会的法令。他在颁布法令之前不久声称,这些委员会取代经纪人“不利于社会”,它们对食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负有责任。[15]尽管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坚称这些委员会防止了富人从事损害工人利益的投机买卖,但是,从全国劳工联合会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报纸上可以明显看出,这些委员会“在‘自由与革命’的名义下”也犯了“不少错误”,[16]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延续了老板们的恶习并像他们一样做投机生意”。[17]然而,双方争论的实质问题与其说是这些腐败行为,不如说是委员会掌握的经济权力。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书记安德烈斯·宁断言,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政策的目的在于“重新建立自由贸易并且破坏前[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政府物资供应专员多梅内奇同志针对投机商人所开展的整个革命工作”。[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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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只要革命者的武装力量完好无损,科莫雷拉的法令从颁布到实施就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为了逐渐削弱革命者的地位,十二月危机之[417]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采取措施不断施加压力以结束该地区治安力量的二元状态。正如我们所知,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治安力量被一分为二,一方面是全国劳工联合会所控制的治安委员会手下的巡逻队,另一方面是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的政府内务治安专员阿特米奥·艾瓜德控制下的突击卫队和共和国国家卫队。十二月危机的一个重要的附带后果是前共产党员艾瓜德[19]任命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成员欧塞比奥·罗德里格斯·萨拉斯为治安总署署长即警察署长,取代了不太好斗而且惧怕无政府主义者的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成员马蒂·罗雷特。继科莫雷拉之后,罗德里格斯·萨拉斯很快成为自由主义者主要谴责的对象。作为一名前无政府主义者,罗德里格斯·萨拉斯在内战之前早就放弃了自己的自由主义信仰,加入了毛林的工农集团,最终成为人数不多的加泰罗尼亚共产党党员,将其具有无政府主义积极分子特征的大胆鲁莽带到了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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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危机过后不久,在自治政府中代表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劳动者总工会加泰罗尼亚地区联合会[21]建议,解散所有治安力量——巡逻队以及突击卫队和共和国国家卫队——并将它们合并组成一支统一的内务治安部队。[22]全国劳工联合会拒绝了这个建议。“巡逻队不仅应当继续保留,而且应当扩大规模。”《工人团结报》写道,“对它们的一切攻击实质上都是对我们的革命事业的攻击。”[23]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执委会也宣称:“我们肯定不同意这个建议。同意它就等于把自己五花大绑交给资产阶级,就等于帮助建立用来镇压我们的军队。社会治安必须继续由工人阶级来控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治安部队必须建立在巡逻队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革命的秩序。”[24]然而,由于得到劳动者总工会—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和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的政府专员的支持,政府通过了一系列要求解散各种治安力量的法令,包括解散工人和士兵委员会,然后将它们重新组建成一支统一的内务治安部队。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支部队中,指挥岗位将由被解散的突击卫队和共和国国家卫队的军官所占据。[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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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自由主义运动——它在政府中的代表不是同意了法令中的某些条款,就是在另一些条款的表决中被多数击败,[26]但是他们仍然恪守政府团结的原则——没有谴责这些法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宣称:“如果其他党派组织没有看出事态发展的趋势因而没有做出形势需要的反应的话,那么,它们将承担历史的责任。……革命的前途处在危急之中。那些天天向革命表示忠心的党派组织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它们所奉行的那[418]种无论对革命多么有害也要保持团结的政策只有利于改良主义。……关于这些法令我党只有一个任务:不停地公开谴责它们,坚持不懈地为废除它们而努力,从而保证工人阶级利用自己的治安力量强行维护革命秩序。”[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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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团结报》对这一指责给予了回应:“我们以明确的语言而不是旁敲侧击地公开表示,我们对关于社会治安的法令并不满意。我们在自治政府行政委员会的代表竭尽所能,试图通过消除那些革命的特征完善它。他们只达到了一部分目的。尽管作为一个遵纪守法的组织我们尊重这项法令,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放弃了用一项更加切实地反映了本地区真正的革命政治形势的新法令取代它的努力。……我们认为,建立一支与劳动人民的斗争和愿望格格不入的统一的治安部队是错误的。”[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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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几天时间里,围绕着这些法令展开的公开和私下的争论达到非常激烈的程度,以致全国劳工联合会加泰罗尼亚地区委员会为了减轻普通会员的忧虑于三月十六日宣布,政府已经同意推迟讨论这些法令。[29]这让塔拉德利亚斯措手不及。“在所谈论的这些无疑受到公众舆论广泛欢迎的法令被政府批准并由三月四日的《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官方日志》颁布之后,”他说,发生了“一些误会”。实际情况是,他解释说,政府同意推迟任命新的治安部队中的关键职务。[30]事实的确如此。实际上,由于出现了激烈的争论,这些主要局限于对突击卫队和共和国国家卫队成员的任命不了了之,相关的法令也成为《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官方日志》的纸上谈兵,加泰罗尼亚地区治安力量的二元状态没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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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也在为采取其他措施煽风点火。党的中央委员会宣称:“我们曾经反复说过,没有正规的军队,没有统一的指挥,没有纪律和革命秩序,就不可能取得胜利。”[31]虽然加泰罗尼亚已于一九三六年十月批准动员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的应征者入伍,[32]这项措施并没有落实,因为全国劳工联合会认为,“将我们的部队完全交给政府控制非常幼稚”,而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会员只能由全国劳工联合会征召加入自由主义运动的部队。[33]即使在当年十二月全国劳工联合会接管了防务委员会之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继续反对征兵并且努力保持由其革命领导人所控制的他们自己的武装力量的完整性和纯洁性。因此,当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迫切要求把民兵部队合并成为“效力于共和派政府”的正规军时,[34]全国劳工联合会强烈要求把民兵武装组织成为一支“效力于革命”的军队,[35]并且极力主张国防部以下的所有指挥岗位应当由“革命的工会组织牢牢控制”。[36]总之,对立双方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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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争论中,拥有自己的民兵武装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立场鲜[419]明:“就革命的前途而言,工人阶级所能得到的唯一保证是自己的军队。工人阶级的军队只能是……一支征召民兵组成的军队。……它必须绝对保持在革命组织的控制下。……总之,我党坚定不移地表示支持正规军,不过,我们支持的是一支活生生地体现了革命精神的正规军。”[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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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强建立一支由政府控制的正规军的鼓动宣传,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成立了一个包括除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之外的所有党派组织在内的支持人民军委员会。二月二十七日,委员会提出一系列建议:立即将民兵部队改编成为正规军,征召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的应征者入伍,公布征兵中心的地址,解散一切没有政府官方身份的军事委员会,向人民军的所有部队委派“拥有足够权力”的政治委员。[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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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十八日,支持人民军委员会在巴塞罗那街头举行了一场示威游行和军事检阅。在全国劳工联合会看来,这场力量的显示是一次严重的挑战。由于委员会侵犯了他的权力,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政府防务专员弗朗西斯科·伊斯格莱亚斯威胁说要辞职。为了避免出现政府危机,在主张安抚的塔拉德利亚斯的敦促下,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强烈要求支持人民军委员会暂停一切活动,因为这些活动可能对“完全属于自治政府行政委员会的职能和权力”构成某种“侵犯”,尽管它们的“愿望良好”。[39]各方达成一个妥协:支持人民军委员会被正式指定为防务委员会的附属机构,由伊斯格莱亚斯担任副主席,孔帕尼斯担任主席。[40]不过,这是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一次胜利。由于委员会被承认为一个官方机构,它可以加强党的鼓动宣传工作,甚至可以对防务委员施加更大的压力。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主要舆论工具《土地与自由》断言,在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为建立正规军而开展的宣传活动背后,隐藏着“一种敌视无政府主义的政策”。[41]这反映了自由主义运动的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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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伊斯格莱亚斯处在中央政府不断加大的压力下,后者早就反对加泰罗尼亚民兵在邻近的阿拉贡前线独立行动并且阻挠加泰罗尼亚地区因革命获得军事上的独立。但是,直到一九三七年三月初,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才因为渴望得到武器和资金而同意接受中央政府在巴伦西亚颁布的军事法令,并且答应促使加泰罗尼亚的民兵武装服从国防部的指挥。[42]结果,三月十八日,与塔拉德利亚斯一起代表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参加了达成财政和军事协议的谈判的伊斯格莱亚斯被迫确定了征兵日期,不仅征召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的应征者入伍,而且征召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年的应征者入伍。[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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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二十三日,《战斗报》发表恩里克·阿德罗埃尔撰写的文章,阿德罗埃尔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负责宣传工作的书记,而且是该党在以伊斯格莱亚斯为首的、由全国劳工联合会所控制的防务委员会中的代表。阿德罗埃尔的文章谴责了巴伦西亚当局对加泰罗尼亚的军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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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迫使我们在军事上服从,巴伦西亚当局明确拒绝向加泰罗尼[420]亚提供经济援助。巴伦西亚当局拒绝为阿拉贡前线提供武器弹药以防止我们无产阶级的军队取得胜利,[44]同时避免激励西班牙工人的革命意志。……当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被迫恳求中央政府提供资金以向民兵支付拖欠了一两个月的十比塞塔薪水时,巴伦西亚当局收买了军官,正式提拔他们并且立即给他们发薪水。……从现在起,加泰罗尼亚军队的所有开支将由巴伦西亚当局负担,包括军事指挥部门、人民战争学校和军事行动的开支。加泰罗尼亚失去了军事上的独立性。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失去了它的军队。……自称民族主义者甚至分离主义者[这是提到主张自治的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人士和主张独立的小型政党加泰罗尼亚国家党人时使用的称呼]的那些人如何面对加泰罗尼亚人民?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政府专员如何面对正在阿拉贡战场上战斗的他们的同志?他们如何为这么可耻地向中央政府投降进行辩护?……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人士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改良主义者的态度可以理解,符合逻辑。他们当然更愿意看到军队由巴伦西亚当局控制而不是掌握在革命的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手中,看到前一种情况他们要高兴一千倍。但是,全国劳工联合会那些政府专员的投降让人感到无法理解。不可思议的是,宁可被杀也不许别人抢走他们的左轮手枪的无政府主义的同志们竟然心平气和地同意把军队交出去,归根到底,军队是工人阶级真正的武器。我们已经把我们解放社会的军队交给了巴伦西亚当局,交给了民主共和国的支持者,交给了坚决要扼杀革命的人。[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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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所有无政府主义者都像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这篇文章所说的那样“心平气和地”屈服于巴伦西亚当局的要求;因为,在三月初,像本书已经讨论过的钢铁纵队的情况一样,驻扎在阿拉贡前线赫尔萨的将近一千名民兵为了抗议政府的军事化法令离开前线,他们担心这些措施将把民兵武装变成政府严密控制下的国家机器。在巴塞罗那,他们成立了以去年十一月死在马德里前线的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布埃纳文图拉·杜鲁蒂的名字命名的“杜鲁蒂之友会”(Los Amigos de Durruti),旨在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层的“反革命”政策作斗争。该组织正式成立于一九三七年三月,由费利克斯·马丁内斯和海梅·巴柳斯(后者当时担任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报纸巴塞罗那《晚报》的社长或主编)分别担任干事和副干事,[46]据巴柳斯说,到五月初时,其成员增加到四五千[421]人。[47]巴柳斯肯定地说,杜鲁蒂之友会的成员没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尽管许多人的说法正好相反——例如,《曼彻斯特卫报》驻西班牙记者弗兰克·杰利内克声称,正如共产党人所说,这个组织被托洛茨基分子“渗透并控制”。[48]不过,成员寥寥无几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小组领导人G.穆尼斯(曼努埃尔·费尔南德斯·格兰迪索)承认两个组织具有一种同志式的关系:“不仅我们与杜鲁蒂之友会的工人友好协作,他们也帮助我们出售分发我们的报纸。”[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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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确定这么一大批民兵撤离前线对无政府工团主义领导人是否产生了什么影响,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一批应征者应当遵照军事法令出现在征兵中心之后仅一天,以弗朗西斯科·伊斯格莱亚斯为首的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政府专员退出自治政府,引发了一场政府危机。[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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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在所有关键问题上都陷入了僵持状态。自由主义运动曾经试图通过敷衍应付或假装接受政府的法令保持其武装力量的独立性;但是,虚与委蛇无法继续,政府的公开分裂不可避免。作为解决危机的一个条件,自由主义者要求,由于关于社会治安的法令“经历了如此根本的变化以致徒有其名”,因此,应当授权防务委员会“以其拥有的一切手段”制止“军事游行和示威以及任何不利于或者损害革命士气和战斗意志的行为”。[51]另一方面,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宣称,它没有引起政府危机而且竭尽全力防止出现这种危机。“必须组成一个不会允许任何部门或团体经常阻碍[其]开展支持战争的工作的政府。必须组成一个将会履行其职责并将贯彻执行那些已获一致通过却仍未付诸实施的法令的政府。”[52]此外,它还坚决要求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签署一份保证书,对“不作修改地”执行前任政府通过的军事和社会治安法令并且落实新政府的所有措施做出承诺。[53]但是,全国劳工联合会不打算签署可能在今后会被用来反对它的任何文件,因为在它看来,这“不仅与激励我们工会组织的思想原则背道而驰,而且与革命的本质和七月十九日以来劳动大众所取得的胜利成果水火不容”。[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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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很快进入了第二周,仍然看不到解决的可能。四月三日,作为最后一着,孔帕尼斯主席拼凑了一个由六名专员组成的临时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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