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408885 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1706399312]

1706408886 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第四十三章［447］　五月事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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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888 五月五日，星期三，继续进行的激烈战斗使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早早地来到自治政府宫。“射击在继续。”巴伦西亚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喉舌《社会熔炉报》写道，“巴塞罗那的街头在流血。我们的后方土崩瓦解的危险一小时一小时地增加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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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890 “随着上午时间的推移，”《工人团结报》报道说，“战斗在城市的各个地区继续进行，而且在加泰罗尼亚广场[电话局位于该广场]、克拉丽丝大街、莱埃塔那大街[已更名为杜鲁蒂大街，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之家与治安总署在这条大街上令人不舒服地紧挨着]全面打响，在自治政府宫和四月十四日林荫大道附近，受伤的人越来越多。……在一些地方，……被认为是奸细的人成群结队，……他们开枪射击并逮捕平民，抢走平民的工会会员证。……这些奸细最恶劣的行为之一……[是从屋顶上狙击路人]以使恐慌在那些基本上平静的地区蔓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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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892 来到自治政府宫后，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坚决主张应当抓紧时间组成新政府。他们意识到，卡瓦列罗与对手的抗衡坚持不了太长时间，因此，如果不能通过调停解决问题，他将被迫采取前一天他同意采取的措施。“上午十一点半会议休会时，我们的努力还没有效果。”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发表的一份报告说，“……我们再次开会以后，在三小时的时间里，共产党人……坚持认为不应组成[新政府]。得知中央政府已经决定接管社会治安和防务时，[3]我们[还]在进行商议。……我们明显发现，所有人都以隐而不露的满意心情欢迎中央政府的决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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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894 有必要在这里插入一段具有纠偏作用的议论。尽管全国劳工联合会指责“所有人都欢迎中央政府”接管加泰罗尼亚地区社会治安的“决定”，但是，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与只是派遣增援部队——就像艾瓜德在战斗开始时所要求的那样——相比，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或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更喜欢这种直接导致加泰罗尼亚失去自治权的极端措施。当［448］然，事实应该是，迫于中央政府的压力和对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恐惧，孔帕尼斯主席宁愿牺牲加泰罗尼亚地区的自治也不愿冒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控制该地区的风险，但是，这并不表明他欢迎中央政府的决定。同为事实的还有，根据前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执委会成员、胡安·科莫雷拉的好友米格尔·塞拉·帕米埃斯战后提供的可靠证言，科莫雷拉对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据塞拉·帕米埃斯说，这些领导人“心慌意乱”，“不知所措”并且“认为大势已去”——说，他们应当坚持战斗，直到巴伦西亚的增援部队前来镇压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为止，[5]但是并不确定这位强硬的政客实际上宁愿牺牲加泰罗尼亚地区的自治。相反，本质上拥护中央集权的西班牙共产党人并不考虑加泰罗尼亚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因此，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他们竭力敦促中央政府接管加泰罗尼亚的社会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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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896 当组成一个新政府的谈判仍在自治政府宫进行时，普列托与阿萨尼亚用电传电报进行了下面的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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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898 普列托：十一点召开内阁会议听取加西亚·奥利韦尔[他已返回巴伦西亚]的汇报。无论他可能报告什么情况——我估计他会淡化局势的严重性——我都将捍卫关于社会治安的法令并坚决要求使其生效。……我不认为阁下应当留在那里。……政府迫切希望您转移到巴伦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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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900 阿萨尼亚：我非常怀疑“勒班陀”号舰长[他受权指挥普列托派去转移总统的两艘驱逐舰]能够到达我这里，因为所有进入港口的通道都被封锁了。飞机仍然没有出现，局势也没有什么变化。枪声彻夜响个不停。已经证实叛乱分子在帕拉莱洛一个被共和国国家卫队占领的电影院前面部署了大炮。……昨天晚上，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人通过广播告诉他们前线的同志，做好准备在他们需要援助时向巴塞罗那进军。……我转移到巴伦西亚的主意不错，但是肯定无法实现。这是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因为不可能走出我的住处的围栏。到处都有人用机关枪和来复枪射击，手榴弹也在不停地爆炸。自从星期一下午以来，我一直是这种处境。就此我必须告诉你，这个问题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这是一次无政府主义叛乱，尽管我不必向你指出它的严重后果和恶劣的影响。另一方面，这使国家元首不能自由行动从而无法履行他的职责。第一个问题本身就很严重，因此要求尽快作出有力的决定。第二个问题增加了第一个问题的严重性，因此，可能产生无法预测的后果。从星期一下午开始，……我一直在等待我有理由期待的［449］情况出现，即，政府集中充分的强制性力量控制局面并将共和国总统从他的困境中解放出来。……所有这些因素促使我通知你，我不能容忍政府在采取决定性措施解决这些问题方面继续拖延。由于共和国总统无法凭借保护他的六十个装备低劣的士兵亲自镇压叛乱，他将不得不亲自解决这个问题的另一个方面。你具有的政治智慧和敏感足以意识到，无论是我个人的颜面还是我的职位的尊严，或是这种形势正在全世界引起的流言蜚语，都不能允许国家元首在目前的困境中再待一天。……等会儿我将争取与议会议长[迭戈·马丁内斯·巴里奥，如果阿萨尼亚辞职他将继任总统]取得联系，由于他担任的重要职务，我认为我应当把这里发生的一切向他作一个正式而且准确的描述。[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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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902 普列托：[我]对失去的时间感到遗憾。我认为，政府的基本职责是不惜一切代价确保国家元首的绝对行动自由。至于反叛的部队从前线回来加入叛乱分子的队伍，我保证，除非他们夜间行动，否则他们不可能得逞。……我不认为没有办法使共和国总统获得自由。这只是一个决心问题。我们拥有足够的手段。我劝阁下冷静几个小时。我马上要去参加内阁会议，我将让您知道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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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904 阿萨尼亚辞职的威胁对普列托并非没有产生作用，毫无疑问，他立即把它告诉了内阁。显然，它对拉尔戈·卡瓦列罗同样产生了作用，因为普列托回来以后说：“内阁会议开了不到六分钟。……总理说，因为兹事责任重大，不能继续拖延了。他建议，在《[共和国]官方公报》的特刊上颁布昨天通过的法令，然后，国防部长、内政部长和海军部长采取必要的措施恢复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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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906 总统似乎对这种安抚性的保证并不满意，因此，他再次向普列托发出了辞职的威胁：“局势正在继续恶化。正如我[对你]说过的那样，‘勒班陀’号的舰长仍然到不了我的住处。……实际上，自从星期一下午以来，共和国总统失去了履行职责需要的自由。由于我已向海军部长[普列托]说明了原因，我只须提醒他请他们注意，以防事态迫使我做出无法改变的决定。政府只有立即采取不可抗拒的行动，才能避免这种情况。”[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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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908 在内战期间阿萨尼亚所发出的几次辞职威胁中，主要由于普列托的努力而化解的只有这一次，尽管他鄙视总统的胆小怯懦，但仍看重其在宪法层面掩饰革命的作用。这不是普列托第一次见证阿萨尼亚的胆小怯懦。一九三六年十月，当时由于首都受到愈益严重的威胁，总统一直强烈要求政府撤离马德里，他问普列托：“难道政府想让法西斯分子在这儿抓住［450］我？”被阿萨尼亚急于离开的慌乱以及对自身安全的担忧所激怒，普列托对空军司令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说：“那个胆怯的小白脸表现得像个歇斯底里的妓女。”[8]作为共和国公认的最雄辩的演说家之一，普列托还有喜欢在私下谈话里使用污言秽语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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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910 “普列托非常警觉，严重关切[巴塞罗那发生的事情]。”阿萨尼亚在日记中写道，“他尽一切力量帮助我，但是即便如此，他也不太了解形势。证据是，就在今天上午他还告诉我，在政府看来，我动身前往巴伦西亚是明智的做法。……‘问题不是我不愿意去巴伦西亚，’我说，‘而是我到不了大街上。’马丁内斯·巴里奥去电报室收看电传电报。他得到了某种印象，以致不等谈话结束便匆忙去见卡瓦列罗。很快他就回来说，政府正在做这做那，而我应当保持镇静。我作了相应的回答，然后不再继续讨论。”[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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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912 根据普列托与阿萨尼亚晚上八点的电传电报提供的信息，此时拉尔戈·卡瓦列罗显然决定，他不能再承担拖延的后果了：“总理通知我，他会见了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代表。他们前来要求他既不要派遣援兵也不要动用军队。”卡瓦列罗明确拒绝接受这些要求并且告诉他的客人，他们应当让他们的同志明白，“认为他们能够战胜政府是愚蠢的，因为他们将遭到镇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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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914 时间已经到了中午，普列托发给阿萨尼亚的电传电报中提到的那次短暂的内阁会议一结束，政府立即向新闻界发表声明，颁布前一天通过的接管加泰罗尼亚社会治安和军事事务的法令，[11]但是仍然没有使其立即生效。共和国国家卫队的安东尼奥·埃斯科瓦尔上校被任命为社会治安代表，同时任命我们知道已经投靠了共产党的塞瓦斯蒂安·波萨斯将军担任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军事指挥官，正式职务是第四军区司令，并且指挥在邻近的阿拉贡前线——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在那里占据优势——作战的所谓东路军。这些任命剥夺了加泰罗尼亚防务委员会和内务治安委员会的权力，并与这些权力一道，剥夺了该地区宝贵的自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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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916 尽管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在一九三七年六月召开的代表大会上指责巴伦西亚当局没有立即响应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增援的要求并将它的拖延斥为逼迫加泰罗尼亚放弃自治权的“花招”，[12]但是，当时没有任何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领导人提出抗议。实际上，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官方公告的语气表明，孔帕尼斯主席和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的其他领导人如释重负地接受了巴伦西亚当局的决定，他们对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担忧一时超过了他们对地区自治的忠诚。“共和国政府主动接管了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社会治安。”公告声称，“由于拥有自治政府无法企及的资源优势，共和国政府能够对付目前出现的危急局面。没有时间对此予以置评。如果我们希［451］望为反法西斯战争出力的话，我们可以奉献而且将会奉献的只有与共和国政府合作的忠诚和决心。共和国万岁！……我们强烈要求大家，放下手中的武器，结束街头的混乱。”[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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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918 当然，像塔拉德利亚斯一样，孔帕尼斯更愿意逐步削弱无政府主义者的权力而不影响加泰罗尼亚自治，可是，一旦战斗爆发并且求援遭到拒绝，他只能毫无异议地同意巴伦西亚当局接管社会治安的决定。尽管他在关于五月事变的笔记中承认迅速着手平息边境地区的战事是中央政府的“任务”，但是仍然对其接管社会治安表示了温和的反对。[14]孔帕尼斯担心自己将在历史面前承担放弃加泰罗尼亚自治权的责任，被随后几个月变成一种梦魇的这一担忧所困扰，[15]在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力量瓦解后，他多次试图收回社会治安管理权，但是一直没有成功。[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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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920 在五月事变之前，无政府工团主义领导人对孔帕尼斯的信任基本上没有任何问题。“他的所有言论和行动中，”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写道，“只有一种态度，一种与我们差不多完全相同的道德精神目的。几乎没有什么共和派人士如此正确地认识到七月十九日造成的形势，几乎没有人如此清晰有力地表示支持工人控制的新的社会制度。……五月事变突然使他以一种不同的面目出现在我们面前。从那时起，我们开始对主席过去行为的诚意产生怀疑。他是否参与挑起了流血事件？……当我们采取一切手段努力结束兄弟相残的流血时，自从七月的日子以来，我们第一次失去了孔帕尼斯的支持。……假如孔帕尼斯在五月的挑衅以及随后对自治区的入侵中扮演了同谋或者傀儡的角色，他应当向在非常困难的时期支持他的加泰罗尼亚工人阶级作出解释。”[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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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922 根据全国劳工联合会星期二晚上提出的建议，一个临时政府终于在星期三组成了，它包括四名成员：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的卡洛斯·马蒂·费塞德，全国劳工联合会地方委员会书记巴莱里奥·马斯，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控制的劳动者总工会加泰罗尼亚地区联合会总书记安东尼奥·塞赛和加泰罗尼亚农夫联合会的华金·波乌。虽然中央政府接管社会治安自动解决了解除阿特米奥·艾瓜德内务治安专员职务的问题，但是，罗德里格斯·萨拉斯继续负责治安总署，直到巴伦西亚当局任命的社会治安代表安东尼奥·埃斯科瓦尔到达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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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924 新的呼吁立即通过广播从自治政府宫发出了。全国劳工联合会书记马里亚诺·巴斯克斯再次恳求工人离开街头。“我们告诉你们，这种局面必须结束。……我们又希望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背这个黑锅。……面对横陈［452］街头的尸体，现在不是讨论谁对谁错的时候。最最重要的是，你们带上武器从街头消失。……我们不要等着别人这样做。我们自己必须这样做。然后我们可以讨论。当我们再次开会讨论我们的行为时，如果你们认定我们应当被枪毙，那么，你们可以向我们开枪，但是，现在你们必须响应我们的号召。”[18]然而，巴斯克斯洪亮的声音说服不了被激怒的普通工人，战斗继续在巴塞罗那以及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一些城镇和乡村激烈进行，例如塔拉戈纳、托尔托萨和新莫拉，在这些地方，作为对首都传来的消息的反应，潜在的敌意公开化。[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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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926 与此同时，阿拉贡前线的民兵中间出现了恐慌，一些民兵准备立即开赴巴塞罗那。传来的消息零零星星，而且有时相互矛盾。据一位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消息提供者说，第二十九师的军官和政治委员分成了两派，一些人赞成带领部队去巴塞罗那，另一些人赞成向党请示。接着收到消息说，在位于通往巴塞罗那的交通要道上的莱里达，部队已经包围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地方总部。带着一个突击营的部分士兵，师长何塞·罗维拉前往（距莱里达二十六英里的）比内法尔。在那里，他发现全国劳工联合会的第一百二十七混成旅旅长马克西莫·佛朗哥正要率领一百名士兵出发前往巴塞罗那。两人决定一起去莱里达与地方和军队的领导人谈判。谈判达成一个妥协方案：民兵返回前线，围在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全国劳工联合会地方总部外面的部队撤退。[20]在一段多少有些不同的描述中，胡利安·戈尔金说，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全国劳工联合会派使者从巴塞罗那带去了要求民兵返回前线的命令，民兵“以绝对的纪律性”服从了这些命令。[21]在全国劳工联合会方面，阿瓦德·德·桑蒂连证实，全国劳工联合会的自治政府防务副专员胡安·曼努埃尔·莫利纳“竭尽全力”设法阻止“一大批乘坐汽车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民兵去巴塞罗那。“我们通知[莫利纳]把军区司令的职务和我们的民兵的指挥权交给[刚刚被任命为第四军区司令的]波萨斯将军。[22]我们不能指望我们组织的领导人采取任何对抗巴伦西亚当局法令的决定性行动。”[23]（自由主义运动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所作的这种多少有点含糊不清的表态目的显然是把决定向巴伦西亚当局交出控制权的责任推给其他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因为没有客观公正的证据表明，他本人当时反对他们这样做。）至于共产党人对部队离开前线的描述，热情之花说，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两个营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一个营在前往巴塞罗那途中受到担任阿拉贡前线空军部队指挥官的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成员阿方索·雷耶斯的阻止，他威胁说要轰炸“逃兵”，除非他们返回前线。“这几个营的士兵返回了他们的部队，”伊巴露丽证实，“只有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人到达巴塞罗那。”[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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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928 在巴伦西亚，星期三下午晚些时候，政府颁布接管加泰罗尼亚军事事务和社会治安的法令几小时后，共产党的喉舌《红色阵线报》发表了下面这篇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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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930 在加泰罗尼亚煽动骚乱的那些人不是我们的兄弟。……他们既不［453］是无政府主义者，也不是社会党人、共产党人或共和派人士，他们不是任何一类反法西斯主义者。……他们是我们的凶恶敌人。他们是没有理想、没有良心、为侵略者卖命的人。……对于那些被法西斯分子所驱使的人，我们能有什么怜悯？他们企图在后方制造混乱局面，这种局面可能破坏我军的抵抗并帮助外国干涉者。对于杀害我们的工人和士兵、杀害那些以英勇的自我牺牲精神保护人民的人的刽子手，我们能有什么怜悯？没有，什么怜悯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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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932 不应当有片刻的犹豫。政府已经接管了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社会治安。……那些挑起[冲突]的人应当承担造成的后果。但是，法令不可能只是一纸空文。我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和无情的力量立即采取行动。在彻底清理加泰罗尼亚的环境之前，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无论跳出来与人民作对的是谁，无论血腥残忍地与敌人勾结的是谁，都应当让他感受一下民意的力量。在加泰罗尼亚完全恢复秩序之前，在所有正直诚实的反法西斯人士为赢得战争并推动人民革命向前发展而重新开始工作和战斗之前，为了不再浪费一天时间，必须采取一切行动，是的，一切行动。[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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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934 与此同时，在巴塞罗那，战斗继续进行。三起严重的事件促使政治气氛进一步恶化：刚刚代表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劳动者总工会出任临时政府成员的安东尼奥·塞赛在前往自治政府宫时遭到枪击遇害。[26]尽管出现各种各样的指控，谁应当对此负责却始终不得而知。“据说有人从[全国劳工联合会]公共娱乐业工会向他开枪，”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宣称，“[但]随后证明，夺去他性命的子弹不是从公共娱乐业工会的楼房里射出的。”[27]共产党人指责说，他是被“为法西斯卖命的托洛茨基分子挑衅者”暗杀的，[28]而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代言人阿古斯丁·索奇则声称，子弹是“从塞赛自己党内的同志所占据的街垒射出的”。[29]同一天，刚被任命为社会治安代表的埃斯科瓦尔上校在到达巴塞罗那履新时遭到枪击身负重伤。[30]结果，巴伦西亚当局任命阿尔韦托·阿兰多中校为新的社会治安代表。[31]接着，在星期三夜间至星期四凌晨的某个时候，著名的意大利知识分子、活跃的无政府主义者卡米洛·贝尔内里与他的同胞和同事弗朗切斯科·巴尔别里被几个无名刺客谋杀了。[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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