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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章［483］ 内格林政府与自由主义运动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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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内格林一九三七年五月上台到内战结束的这个时期分为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西班牙共产党和内格林政府努力收紧权力的缰绳以及革命持续处于低潮为特征；第二个阶段的特征是拉尔戈·卡瓦列罗从政坛消失、新任国防部长因达莱西奥·普列托试图结束共产党控制军队的局面以致他在一九三八年四月被逐出政府；第三个阶段以内阁重组、内格林集总理和国防部长于一身以及共产党人的权力达到巅峰为标志；第四个阶段的特征是派别斗争和幻灭感不断加剧、政府争取英—法支持的枉费心机以及不可阻挡的军事溃败；第五个阶段的标志是共产党的权力和影响力崩溃以及一九三九年三月内格林及其共产党盟友被一个左派和温和派联合政府推翻，这个政府试图与佛朗哥将军通过谈判达成一个不进行报复的停战协议，但白忙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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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七日组成的内格林政府的成员如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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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安·内格林 社会党 总理兼财政部长 因达莱西奥·普列托 社会党 国防部长 胡安·苏加萨戈伊蒂亚 社会党 内政部长 赫苏斯·埃尔南德斯 共产党 教育和卫生部长 比森特·乌里韦 共产党 农业部长 何塞·希拉尔 左翼共和派 外交部长 贝尔纳多·希内尔·德洛斯·里奥斯 共和联盟 公共工程部长 曼努埃尔·德·伊鲁霍 巴斯克民族独立党 司法部长 海梅·艾瓜德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 劳工和社会福利部长 ［484］与由十八个人组成的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相比，新政府只有九名成员，它排除了社会党左派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相对加强了共产党的力量。“与拉尔戈·卡瓦列罗不同，”苏联驻英国大使伊万·迈斯基回忆说，“新总理知道与共产党合作的极端必要，而且对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拒绝加入他的内阁并不感到特别忧伤。他大胆地将部长的数量从十八人减少到九人。这使政府更加精干和有效，而且最重要的是，共产党人在政府中的比例大幅度提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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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组成的当天宣称，它是所有党派的真正代表，它对争取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加入内阁的努力失败表示遗憾，它不会允许任何组织采取暴力行为，无论其意识形态是什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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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人士的反应充满了火药味。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报纸纷纷斥责政府是“反革命”。[4]五月二十五日，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把西班牙共产党描绘成“反革命政党”，称其“与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党以及社会党右派狼狈为奸”实现了以“巴塞罗那挑衅”和组成新政府为高潮的“政治阴谋”。它还指责共产党人是“一个国家和国际阴谋的代理人”，并且宣称，最重要的是，人民应当考虑对共产党的罪行“进行清算的那一天”。不过，他接着说，“无论出现了什么人，无论发生了什么事”，革命将会继续进行。“工人群众在这里准备重申他们的革命意志和反对新的红色耶稣会士以巧妙的手法玩弄的花招的坚定决心。”[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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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二十九日，全国委员会书记马里亚诺·巴斯克斯发表了一份关于刚刚结束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地方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报告。这次全体会议特别作出决议，不与政府“直接或者间接”合作；在军队中广泛进行反对“反革命政府”的宣传；与劳动者总工会达成协议，以便开展一场联合抵制运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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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大胆的决议被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对手看作虚张声势；因为，仅仅两天之后，以马里亚诺·巴斯克斯为首的全国委员会代表就登门拜访内格林，“讨论使合作成为可能的条件”。[7]这种一百八十度大转变的原因显而易见。由社会党温和派和共产党人控制的劳动者总工会全国委员会刚刚发表声明放弃了社会党左派控制的执委会在内阁危机期间采取的立场。[8]人们应当记得，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宣称，它只支持由拉尔戈·卡瓦列罗担任总理兼国防部长的政府，这一立场得到了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大力声援。由于担心在政治上陷于孤立，全国劳工联合会决定转变立场，谋求加入政府。在六月八日发表的一份“最低限度方案”中，全国委员会提出，在所有关于国防、经济和社会治安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者、共和派与自由主义者权力平等。它还建议在另外一些领域设立“咨询委员会”，［485］由数量相同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代表组成。[9]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些“过分的要求”[10]——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这样形容它们——根本不切实际，因此，不出人们意料，它们化为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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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被视为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意识形态堡垒的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也愿意背离它战前作出的不问政治的承诺，结果，内格林政府的组成所产生的直接作用反映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召开的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全体会议所通过的一项决议上。在四天的会议期间，与会者一致认为，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应当创建一种“新的组织结构”，联盟的核心——小型的亲和性小组（grupos de afinidad）——将解散，被包括大量成员的地方、区域和地区组织（agrupaciónes）所取代。这样一来，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将变成一个“扩展至西班牙的公众生活”，并且“从形成政权机关普遍基础的所有地方推动革命”的群众组织。[11]正如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巴塞罗那无政府主义团体联合会书记亚历杭德罗·希拉韦特所解释的那样：“关于新的组织结构，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发现自己在那样的条件下既可以确定革命的方向，也可以指导革命的进程。在革命爆发之前，当有组织的无政府主义运动秘密存在于法律与违法的边缘时，当它有时不得不在与资产阶级和国家的斗争中有组织地使用暴力时，建立在亲合体基础上的旧的组织结构非常有效。如今，面对为我们提供了光明前景的新形势，对于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来说，维持在当前现实中的边缘地位是荒谬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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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拉韦特没有提到，以其新的组织形式，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实质上将变成一个政党，因此，这项建议无论如何必须提请半岛代表大会批准。[13]建议联盟进行改组遭到那些反对自由主义运动政治化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严厉批评。例如，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著名成员费利佩·阿莱斯将这个不问政治的中坚力量称为“新的参政党”。在他看来，这决定性的一步相当于抛弃了无政府主义所主张的一切：“通过把自己组成一个新的政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是在宣称，人民没有能力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正是[一九三六年]七月在战壕里和街垒后面做了政府做不到的事情的那些人。……[他们]同样也是耕种这片土地的人，也是运输货物、改良土壤、在陆海空战斗中牺牲的人，可是现在，他们只是一群土包子。”[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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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准确地估计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内部对改组的抵制究竟到了什么程度。从亚历杭德罗·希拉韦特的言论判断，阻力很大，以致“意见分歧达到了以分裂相威胁的程度”。[15]面对这个“严重的问题”，任命了［486］一个委员会，以“寻找一个使对立的意见统一起来的解决方案”。委员会决定，“大量反对者”将被允许继续作为亲和性小组的成员，“但是，他们提出的关于组织性质的建议只能按照他们的小组所代表人数的相应比例加以考虑”。[16]不过，这一妥协方案必须提请半岛代表大会批准，由于没有记录显示曾经召开过代表大会，因此，这一变通从未获得正式批准。[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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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五月三十一日，阿萨尼亚总统——一年后他在日记中悲哀地记载，内格林总是不与他商量便采取行动，所以告诉他的都是既成事实[18]——做出了下面的乐观评论：“新政府普遍让人感到满意。人们松了一口气。他们期待活力，决断，管理的意志，恢复处理国事的正常方法，遏制无秩序的状态。由于相信政府很快就会结束后方的混乱，公众的忧虑……有所缓解。这是最棘手的问题。新总理对他的计划、他的权力充满信心。他断言，战争将会长期继续进行下去（再打一年！），他正在为此做好准备。极少为人所知而且仍然年轻的内格林聪明、有教养，他认识到问题并了解它们。……人们也许同意或者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是，现在我对政府首脑说话时，不再觉得自己是在对死人说话。经过这样几个月后，对我来说这是一种新鲜的快乐。”[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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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内阁具有温和的表面特征，共产党人实际上也只占据着与在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中数量相同的两个位置，不过，它的组成是骗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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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虽然普列托派社会党人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被任命为内政部长，但是，共产党人不仅保留了他们以前在警察部门占据的所有关键岗位，而且共产党员安东尼奥·奥尔特加中校[20]被任命为安全总局局长，取代了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支持者文塞斯劳·卡里略。在内格林的要求下，普列托派社会党人、社会党执委会成员胡安—西梅翁·比达特接任内政部副部长。在劝说其接受这一职务时，据比达特说，内格林讲了下面这段话：“喂，比达特，我让苏加[苏加萨戈伊蒂亚]担任内政部长，因为普列托要求我这样做。实际上，这就好像普列托同时担任两个部长。我对苏加不甚了了；他不是我的朋友。他是普列托的人。另一方面，共产党人要求我让奥尔特加中校担任安全总局局长，他无条件地支持他们。……我在这个部门还有谁？我不是向你提供一个职位，我是在请求你支持我。”[21]苏加萨戈伊蒂亚在他的书中谈到奥尔特加“从温和的共和派人士迅速转变成为狂热的共产党人”，说他是自己“理论上的下属”；苏加萨戈伊蒂亚还声明，他没有任命奥尔特加担任安全总局局长。[22]这一点得到了卡瓦列罗派社会党人、曾任阿尔瓦塞特省省长和巴伦西亚社会主义者联盟书记的胡斯托·马丁内斯·阿穆蒂奥的证实。马丁内斯·阿穆蒂奥说，当苏加萨戈伊蒂亚接［487］管内政部时，内格林已经“按照共产党人的吩咐”将奥尔特加中校安排在安全总局局长的位置上，而且还任命了马德里、巴塞罗那和巴伦西亚的安全部门负责人。整个警察部队经历了一场“大规模的剧烈动荡”，他补充说，“结果，它完全被共产党人控制了”。[23]关于共产党人在警察部门处于支配地位的更加令人信服的证据是内格林的朋友比达特提供的，他援引上司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的话说，内政部和安全总局是“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和亲信的老窝”。[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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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共产党人并没有公开承认他们对警察机构的渗透，但是，在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中，他们对警察机构的控制不言自明。内战史写道，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以加强社会治安，把所有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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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表面的温和特征还在另一个方面让人受骗。虽然由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担任国防部长，亲共的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仍然留在总政治部主任的位置上。正如普列托六月二十九日向阿萨尼亚抱怨的那样，这个部门“几乎全都是共产党人”，而“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充当的是稻草人”。[26]另外，拉尔戈·卡瓦列罗颁布的遣散所有到五月十五日其任命和级别没有得到确认的政治委员的行政命令被搁置，使共产党人牢牢地控制了这个至关重要的机构。人们还会记得，共产党加入新政府的条件之一是，在所有与政治委员的任命和政治方针有关的问题上，总政治部应当享有自主权。据比达特说，当记者问内格林，拉尔戈·卡瓦列罗的私人朋友是否将加入他的政府，内格林回答道：“当然不，除了总政治部主任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之外。”比达特评论说：“大家知道……拉尔戈·卡瓦列罗当时最讨厌的就是他曾在内阁无情训斥过的这位前外交部长。但是，内格林把科学家的严肃与人间的幽默结合了起来。”[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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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被拉尔戈·卡瓦列罗免去国防部战术参谋部门负责人职务的共产党员安东尼奥·科登中校被再次委任这一职务；[28]同为共产党员、被拉尔戈·卡瓦列罗从国防部总参谋部调走的曼努埃尔·埃斯特拉达少校重新出现在国防部；被从高度敏感的情报监控部门免职的亲共军官埃莱乌特里奥·迪亚斯·滕德罗上尉官复原职；米亚哈那位才华出众、政治态度暧昧却左右逢源的参谋长比森特·罗霍少上校被任命为总参谋长。[29]毫无疑问，作为普列托担任国防部长的条件之一，所有这些安排都是根据他与共产党人之间事先达成的协议作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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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8］与此同时，将缺乏战斗力和纪律性的民兵武装改编成为人民军部队的工作也在普列托的领导下加快进行，这主要是因为共产党的努力，它认为，新军队的凝聚力、战斗力和纪律性不仅是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而且是控制政府的基本前提。六月二十三日，取缔最后一些民兵指挥部的法令颁布了。[30]“这样一来，”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写道，“所有武装力量都在各个前线参谋部的控制之下，因此也在总参谋部的控制之下。由于内格林博士的政府所采取的这些措施以及另外一些措施，各个前线的民兵部队均被整编成为正规军，于是，在整个共和派控制区，确立了纪律和统一指挥。”[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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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尽管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在外交部被阿萨尼亚的好友、前总理何塞·希拉尔所取代，然而，他离开后在外交部及其所属机构——包括负责对外宣传的西班牙通讯社和对外新闻司——留下了一批共产党人工作人员。另外，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加入共产党的费德里科·梅尔乔被任命为宣传总监。[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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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有充分的理由为事态发展欢欣鼓舞。实际上，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三十日提交莫斯科的一份报告中说，推翻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无疑冲昏了某些同志的头脑”。他写道，他们认为他们的成功完全应当归功于党，忘记了温和派与普列托一起“在策划和解决危机的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接着说：“这种错误的判断使他们认为，党已处于可以提出控制权问题并为夺取政府和国家的控制权公开进行斗争的地位了。”[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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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共产党此时应当摆脱一切束缚公开夺权的想法不符合斯大林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给拉尔戈·卡瓦列罗出的主意：“为了防止西班牙的敌人说它是一个共产主义共和国”，应当尽可能争取得到阿萨尼亚及其中产阶级共和派的支持。这一政策没有改变，因此，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保证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遵循克里姆林宫的路线是陶里亚蒂的任务。“只要与我们的同志交谈并且听一听他们的讨论就能发现，”他在提交莫斯科的报告中继续写道，“时至今日（一九三七年八月）他们仍然没有完全弄清这个问题。我们的任务之一是向他们解释这个问题并帮助他们理解它。”在加泰罗尼亚地区，“糊涂认识”非常严重，以致有些同志提出，他们的首要任务是“为消灭一切资本主义因素而斗争”并且“防止它们死灰复燃卷土重来”，他们还得出结论，“只有一个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的政府”才能实现这一方针。“显然，”陶里亚蒂评论说，“这些具有如此糊涂认识的同志不可能懂得，在卡瓦列罗下台之后，他们的任务是向政府施加压［489］力敦促其执行人民阵线的政策[即，共产党可以用来掩盖其控制目的的政策]，同时通过开展适当的政治工作分化瓦解无政府主义者和卡瓦列罗派社会党人的队伍来扩大政府的基础。”[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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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在后面的一些章节里看到，在共产国际神秘的政治王国中，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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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九三七年五月十八日《共和国官方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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