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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第五十四章［570］ 将因达莱西奥·普列托赶出国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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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与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全国领导人建立了友好关系，同时由于拉尔戈·卡瓦列罗在政治上陷入穷途末路，共产党人倍受鼓舞，现在他们感到自己强大得足以与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放手一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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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针对国防部长采取的行动中，军事形势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共和派占领了特鲁埃尔，这是他们自内战爆发以来第一次在重大攻势中取得胜利。但是，仅仅两个月之后，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二日，经过一场在冰天雪地里进行的艰苦战斗，他们被迫撤出这座城市，短暂地弥漫于共和派阵营并且提高了国防部长地位的欢乐气氛突然消失殆尽。[1]接着，三月九日，凭借空军四比一的绝对优势，[2]佛朗哥将军在阿拉贡地区发动了迄今为止内战期间所见过的最强大的攻势。“三月份是灾难性的一个月。”内政部长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记述说，“我们的防线崩溃了。敌军的摩托化部队毫不费力地向前推进。随着时间一小时一小时过去，我们失去了阵地、制高点和村庄。……东路军政委……发给普列托一份报告，报告认为形势已经没有希望：由于食品和弹药的补给难以为继，由于来自空中的威胁，部队的士气一落千丈。”[3]（第四十四师）第一百四十四混成旅第一政委圣地亚哥·阿尔瓦雷斯三月十八日向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报告说，人们“冷漠”、“麻木”，“大多数职业军官恐惧惊慌”而且“极其缺乏优秀的中层骨干”。在许多部队，他补充说，情况类似于早期那些既没有军官也没有编制的民兵武装。[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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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与西班牙部队混编的国际纵队如今的状况也好不了多少。第十五旅的美国政治委员桑多尔·沃罗斯写道：“恐怖行动在国际纵队中继续进行。为了阻击法西斯军队的进攻，我们需要飞机、大炮、坦克、装甲车、运输车辆，需要训练有素的军官、军士和士兵。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想的不同；尽管他们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物资，但是，他们主要依靠恐怖行动。［571］军官和士兵被无情地下令处决了。波兰人、斯拉夫人、德国人和匈牙利人的死亡人数特别多，尤其是从莫斯科来到西班牙的那些人。经常草率地枪毙人，大部分情况下由军事调查局秘密执行。”[5]沃罗斯关于大规模逮捕和枪毙国际纵队成员的说法得到了前国际纵队加里波第旅旅长卡洛·彭基耶纳蒂的证实。彭基耶纳蒂说，当时“‘契卡’一直在满负荷运转”。[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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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恐怖行动只是长期以来发生在阿尔瓦塞特的恐怖行动的某种延伸。据曾经担任国际纵队第十二旅政委的前德国共产党人古斯塔夫·雷格勒说，国际纵队的组织者、以“阿尔瓦塞特屠夫”著称的安德烈·马蒂在那里设立了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的指挥部。“结果，”雷格勒告诉我，“法国旅——它的政委是马蒂教导出来的一个野心勃勃的年轻共产党人——将所有持不同意见的人送到基地，他们在那里被监禁，有些人被枪毙了。向我的旅提出的同样暗示[原文如此]遭到断然拒绝，就连共产党人卢卡契·保罗将军都拒绝了——一九三七年这位将军死在我的身边。阿尔瓦塞特的统治是实施恐怖行动的统治；那里甚至出现了一个惩罚团，耶夫·拉斯特[一名荷兰共产党人]短时间在团里干过；我从他那里得知的详细情况证明，阿尔瓦塞特被用来当作一个刑场，到最后，除了共产党人之外，那里的工作人员没有其他党派的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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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坚定地代表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社会党左派的部队里，派系斗争和打击革命对它们的士气的影响比对其他部队更大，它们缺乏斗志不能只归咎于军事原因。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半岛委员会四月一日的一份没有公开发表的报告认为，阿拉贡前线的崩溃同样应当归咎于“暗中激烈进行的党派斗争”。它断言，有些党派团体的唯一目标是“谋求自己的霸权地位”。“在这种环境下，不难理解人民战士为什么实际上丧失了勇气和斗志。……极其可悲的是，我们的战士感到他们被一群叛徒指挥着，被一群人民事业的敌人指挥着，他们不得不带着这种感觉迎战一支最强大的敌军。”[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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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五日，发动攻势不到六个星期，敌军到达地中海海岸，将共和派控制区一分为二。“至今仍然没有人解释，”阿萨尼亚总统在内战结束之后不久写道，“三月十八日[敌军]占领莱里达后，它为什么不攻占[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以后的政府所在地]巴塞罗那。[9]两个城市之间根本没有军队。”[10]对民族主义者没有利用其军事优势的一种解释我们已经提到过：希特勒决心拖延西班牙内战并且鼓励墨索里尼在西班牙投入大批军事力量以便将意大利与德国更紧密地绑在一起。这将转移墨索里尼对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注意力，把这两个国家并入德意志帝国对于实现纳粹德国在东欧的目标至关重要。绝非巧合的是，三月十三日，发动阿拉贡攻势——［572］德国的飞机、坦克和大炮在这场攻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四天后，希特勒在墨索里尼没有提出任何抗议的情况下占领了奥地利，而在一九三四年，墨索里尼曾为保卫奥地利而抵抗德国进攻做好了准备。但是，直到一九三八年九月签订了墨索里尼支持希特勒对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要求的慕尼黑协定之后，元首才决定尽快结束西班牙内战，将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东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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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共和派控制区，甚至还在民族主义军队发动进攻的三月九日之前，有人已经决定了因达莱西奥·普列托的命运。“必须为他挖掘一个深深的墓坑，”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写道，“把他为反对共产党控制军队所玩弄的全部花招埋葬其中。把他赶出国防部后，共产党人不直接掌握的所有军事指挥手段将被集中在内格林博士手里，他是莫斯科信任的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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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怎样才能赶走普列托？”第四十四师师长“农夫”在逃出苏联之后所写的一本书中问道。“他的威望很高，尤其是在特鲁埃尔的军事行动成功以后。”这位前共产党人说，“克里姆林宫的代理人”决定，牺牲这座城市以使普列托名誉扫地。他还宣称，当他的师被包围在特鲁埃尔时，作为使普列托名誉扫地的阴谋的一部分，共产党人军事指挥官恩里克·利斯特和胡安·莫德斯托故意抛弃了他，不过，他与他的大部分士兵一起设法逃了出来。[12]而利斯特则声称，“农夫”是在特鲁埃尔还没有被［573］包围时逃出来的，他“胆怯地”抛弃了自己的部队。[13]因为两人对立的政治立场，所以必须谨慎地对待他们的说法。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农夫”一九五〇年十月写信告诉普列托，为了罢免国防部长，他被当作替罪羊。收到“农夫”这封信以后，普列托说，当时有一些军队负责人告诉他，共产党人决定放弃特鲁埃尔以除掉他。“但是，”他断言，“尽管许多迹象表明他们的说法具有充分的事实依据，我并不相信这种说法，因为我不能相信它。不可能！如今，‘农夫’在他一九五〇年十月十日的来信中似乎证实了这种说法。那么多我曾经认为不可能的事情结果证明是事实！”[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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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共产党人是否曾以极端的方式下令放弃特鲁埃尔以便除掉普列托仍有争议，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座城市的失陷使他们开始了驱逐他的行动。正如他们曾经发动的诋毁拉尔戈·卡瓦列罗的运动——在民间暗中散布卡瓦列罗“愚蠢”、“无能”、“虚荣”、“老迈”之类的流言蜚语——那样，他们也是采用他们所能采用的一切手段败坏普列托的名誉。“整个前线和后方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谣言。”埃尔南德斯说，“‘普列托是个投降派’，‘普列托不想让苏联飞行员参加我们的战斗’，‘普列托说在没有法国援助的情况下继续把仗打下去是愚蠢的’，‘普列托为了逃往英国要求英国政府派一艘驱逐舰’，‘普列托以加强我们在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力量为借口，打算把共和派控制的整个中南部地区让给佛朗哥’，等等，等等。”[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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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利用特鲁埃尔的失陷除掉普列托，”埃尔南德斯声称，共产国际代表佩德罗在西班牙共产党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这样说，“刚刚火速去了一趟莫斯科回来的斯特凡诺夫带回了明确的指示并且发表以下讲话支持[佩德罗]：‘“家里”[莫斯科]的同志建议，用新的后备力量补充军队可能延长抵抗的时间。[16]这就能把斗争继续进行下去，以便引发一场可能改变战争全貌的世界性冲突。抵抗！抵抗！抵抗！这是“家里”的指示。……你们认为在普列托掌管国防部的情况下有可能这样做吗？’”[17]提出这个问题纯粹是为了产生语言效果，因为，正如陶里亚蒂所说，普列托的悲观情绪是全力抵抗政策的主要障碍。[18]他说的当然不错，因为普列托的悲观主义众所周知。空军司令和普列托曾经的好友伊格纳西奥·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在内战结束以后告诉我，他不得不经常警告国防部长，不要当着下属的面发表悲观言论。他说，“普列托认为，一个负责任的悲观主义者比一个不负责任的乐观主义者更有价值。他说话像个悲观主义者，但做事像个乐观主义者。这是他的矛盾性格之一。”[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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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列托的悲观情绪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一九三七年五月，内格林政府组成几天之后，他拒绝发表广播演说。“向西班牙人民发表演说，”他告诉内阁，“任何人都能比我做得更好，因为，无论我怎样努力试图隐瞒［574］我的想法，对于我的听众来说，它们总是显而易见。”[20]还有一次，他的悲观情绪让他考虑向德国宣战。五月三十一日，为了报复对参与国际巡逻计划的德国袖珍战列舰“德意志”号的轰炸，德国海军炮击了共和国的阿尔梅里亚港。在一次内阁会议上，普列托建议对德国舰队实施大规模的空中打击，“即使可能引发一场战争进而点燃一场欧洲战火也在所不惜”。“我的内阁同僚和政府首脑认为我的主意是蛮干，”他证实，“因此拒绝了这个建议。这是一个悲观主义者的建议，他看不到赢得战争的可能性。”他说，西班牙的半个国家正在与另外半个国家作战，后者不仅得到意大利、德国和葡萄牙的帮助，而且得到其余欧洲国家冷漠态度——如果不是敌视态度的话——的帮助。“通过向德国宣战，”他接着说，“我试图找到一种利用国际冲突的解决办法，因为，面对意大利和德国公然侵占西班牙领土的危险，西方国家有可能决定进行干预。”[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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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能会认为，考虑到克里姆林宫希望英法两国卷入西班牙内战，[22]普列托的建议将会受到莫斯科的欢迎。情况并非如此。据埃尔南德斯说，内阁会议因等待应邀前来主持后半程会议的阿萨尼亚总统暂时休会，休会期间，共产党的机器“在五分钟之内全部运转起来寻找‘对策’。柯多维拉前往苏联大使馆。陶里亚蒂来到巴伦西亚附近一个名叫埃尔贝达特的小村庄，在那里的一个隐藏在美丽柑橘林中的‘农庄’，苏联代表团设立了一个功率非常强大的电台，它通过这个电台与法国和莫斯科直接联系。……莫斯科的指示明确：‘必须不惜任何代价阻止普列托向德国挑衅’”。声称自己像普列托一样认为战争是“一场毫无希望的痛苦”的埃尔南德斯说，他“非常失望”，他的良心在服从莫斯科与忠于西班牙的矛盾情感中挣扎，不过，服从莫斯科的意识占了上风。[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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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顺便说一下，对“德意志”号袖珍战列舰实施轰炸的是一名苏联飞行员（Г.К.利文斯基）。这是共和派的苏联空军顾问Г.普罗科菲耶夫少将透露的。“我有机会与他一起飞行过几次。”少将在二十八年之后写道，“[利文斯基]是一名出色的轰炸机驾驶员，没过多久，直接命中德国战列舰‘德意志’号证明了他的技能。”[24]显然，人们不能根据这一陈述毫无疑义地断定利文斯基是奉克里姆林宫的具体命令对当时在伊维萨岛沿海抛锚的“德意志”号进行了轰炸，然而，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问题出现了，有意使英法两国卷入西班牙内战的莫斯科为什么要反对普列托的建议？答案也许是，看到英法两国对德国炮击阿尔梅里亚作出了谨慎和不安的反应，克里姆林宫可能断定，如果采纳普列托的建议，将会产生相反的效果，肯定将会导致德国对佛朗哥的援助大幅度增加，而英法两国的不干［575］涉政策不会发生任何变化，同时，这样做还会被指责为蓄意在西欧点燃战火。谈到专门设立的不干涉委员会在德国炮击阿尔梅里亚当天召开的一次会议，苏联驻英国大使伊万·迈斯基写道：“委员会应当提出抗议，……[但是]所谓‘民主’国家的外交官怕得要死，以致整个‘不干涉’闹剧立即像一座纸板搭成的房子一样坍塌了。”[25]实际上，决定英法两国外交官行为的与其说是恐惧，不如说是怀疑。五月三十一日，英国大使要求德国外交部长“不要帮助赤色分子把西班牙内战扩大成为一场世界战争”；[26]六月三日，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对美国大使说：“苏联政府似乎想让英国为它火中取栗，于是，一旦德国与英法两国打起来，苏联不会受到怀疑，使它可以比较从容地隔岸观火。”[27]这暴露了英国政府的真实想法。法国政府同样满腹狐疑。据德国驻巴黎大使说，听说社会党政府总理莱昂·布鲁姆告诉苏联代办，“此类事件的重演将会遭到法国政府最严厉的反对，这将造成一种非常严峻的局面”。[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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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莫斯科反对普列托轰炸德国舰队的建议，它与他的关系并没有受到这件事情的影响，也没有受到他本人公开承认的其悲观情绪的影响，只要他不是那么桀骜不驯，它可以容忍他的悲观。更让人感到极为不安的是他削弱共产党在军队中的优势地位的决心。[29]在认为他的悲观性格“众所周知而且有时接近失败主义”的同时，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也承认，他对国防部的管理“具有毋庸置疑的积极作用”，但是，“使正规军非政治化的倾向构成了他工作中最消极的一个方面”。[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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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问题上，应当提醒读者回忆埃尔南德斯的以下陈述，这一段陈述有关共产党对担任国防部长之前的普列托的看法，曾经在前面的某一章里引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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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政治局讨论是否同意普列托担任国防部长时，我们考虑了他在国内外温和派政界人士当中的巨大声望。在这方面，普列托对我们具有利用价值。我们也考虑了他性格中消极的一面。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对胜利没有信心。把进行战争所应负的最重要的责任委托给他不合常规。……各位政治局委员对支持他作为国防部长的候选人犹豫不决。陶里亚蒂给了我们以下指点：‘通过支持普列托作为候选人，我们可以把他置于我们的控制之下。只要他不同意为我们效力，我们就应在对我们有利的时候利用他那臭名昭著而且自己承认的悲观主义把他除掉。……[我们]可以设法让他陷入声名狼藉的重重迷雾，以使身为著名社会党领导人的他变得毫无用处。于是，我们的敌人少了一个。’”[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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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6］因此，特鲁埃尔的失陷为向国防部长发动一场全力进攻提供了一个合适的机会。像曼努埃尔·阿萨尼亚和右翼社会党人胡利安·贝斯泰罗一样，普列托越来越期待通过调停结束内战。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间曾经多次进行过试探，[32]但是，得到德国和意大利的全面支持因而确信将会获得最后胜利的佛朗哥将军除了无条件投降之外别的什么都不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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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十七日，特鲁埃尔失陷五天后，热情之花首先向普列托开火。欧塞维奥·西莫拉一九三六年在共产党的喉舌《工人世界报》编辑部里做撰稿人，后来到教育部担任埃尔南德斯的政治秘书，他在内战结束之后写道：“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对于热情之花——她认为普列托禁止政治委员劝诱人们改变政治信仰的措施是一种针对共产党人的恶毒政策——来说，特鲁埃尔军事行动的失败是一个可以轻松地使国防部长名誉扫地的机会。”[33]没有对普列托指名道姓，也没有提到人们所知赞成调停的其他社会党或共和派人士的名字，热情之花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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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布失败主义言论并且声称我们的军队没有战斗力的都是一些什么人？……他们是无能之辈和胆小鬼，他们为上帝点燃一根蜡烛，接着为魔鬼点燃另一根，他们一只脚站在这里，另一只脚站在叛军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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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告诉他们，我们的战士不是为了保护地主和银行家的特权上前线的；我们必须告诉他们，我们的女人把她们的儿子贡献出来不是为了回到旧的奴隶社会。……那些企图毁掉我们的人民在英勇牺牲的十九个月中所赢得的革命成果的人没有资格谈论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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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总政治部实行……将那些因英勇行为受到嘉奖……并且享有士兵信任的政治委员撤职的政策时，……只是被赢得战争从而打败法西斯的愿望所激励的我们必须说，我们不会允许这种政策继续下去。[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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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几天时间里，共产党人对普列托的攻击毫不放松地持续进行，当佛朗哥将军的军队闪电般地向地中海沿岸推进，谁也不知道共和派军队将溃退到哪里为止时，这种攻击加大了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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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十六日，在一种大难临头的气氛中，法国大使埃尔里克·拉博纳拜访了内格林，他告诉后者，他的政府愿意充当西班牙内战的调停人。同一天，大使向巴黎报告说，内格林政府中赞成调停的那些成员主要依据的论点是，意大利和德国的干涉势不可挡，以致外界无论提供什么帮助，共和派也没有获胜的希望。因此，他们认为，最好是在还来得及时放弃抵抗，“因为，对于捍卫理想甚至生存来说，调停为共和派提供了可能出现的最好机会”。另一方面，拉博纳报告说，内格林总理的答复是，西班牙人民以前表现出来的顽强抵抗精神将为国际形势朝着更有利的方向发展争［577］取时间。内格林说，调停注定要失败，因为，即使佛朗哥同意，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也会强行否决，所以，唯一的结果只能是动摇军队的信心，削弱后方的士气。“这时，”拉博纳叙述道，“总理情绪激昂、目光炯炯地大声说：‘抵抗没有犹豫的余地！我可以控制局面。无论反对抵抗的人可能担任多高的职务，他们都将受到镇压。’”[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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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格林召集了一次内阁会议，“有传言，”前巴塞罗那市市长、现任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文化专员的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成员卡洛斯·皮·苏涅尔回忆说，“和平问题将被提出，一些部长将要求，应当开始进行谈判，尤其是普列托。由于这些传言，而且仿佛执行一道口令似的，军队的电报纷纷发到总理办公室，要求发生动摇的部长辞职。”[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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