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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第五十七章［611］ 加泰罗尼亚与八月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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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内格林政府从巴伦西亚转移到巴塞罗那，这加剧了地方当局与中央政府的不和，尤其是在社会治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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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一九三七年五月爆发公众骚乱以来，对中央政府控制警察部门的不满不断郁积。尽管孔帕尼斯主席承受着舆论的敌意同意巴伦西亚方面接管社会治安并向加泰罗尼亚地区派遣数千名突击卫队士兵，但他仍然相信加泰罗尼亚很快将会恢复它所失去的自治权。[1]七月二十九日，在一九三七年六月组成的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中担任财政专员的何塞·塔拉德利亚斯向阿萨尼亚总统抱怨说，中央政府派遣了“一支占领军，以牺牲地区的利益为代价驻扎下来”。他的不满表达了孔帕尼斯和大多数加泰罗尼亚人的烦恼，不过，他没有得到总统的鼓励。[2]几周后，司法专员佩德罗·博什·希姆佩拉以同样的话语向阿萨尼亚总统表示不满。对自己在五月事变期间的痛苦经历[3]耿耿于怀的共和国总统在日记中写道：“博什无视这一事实：如果加泰罗尼亚地区驻扎着一支‘占领军’（他们喜欢这样称呼它）——合法政府派来的一支最终把加泰罗尼亚……从暴徒的魔爪下拯救出来的军队——的话，那么，几个月来，在占领军巡逻、‘管制’、私设法庭等等情况下，该地区的大多数加泰罗尼亚人应当感到愤怒、耻辱并备受折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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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转移到巴塞罗那不仅加剧了加泰罗尼亚当局与中央政府的不和，它还激起了加泰罗尼亚国家党的分离主义者和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温和的自治论者强烈的地方主义情绪。尤其让人备受刺激的是部长和官员及其家人和朋友显眼招摇的存在，他们希望并且要求受到优待。“我告诉[内格林]，”共产党军事指挥官恩斯特·利斯特写道，“包括某些部长在内的相当一部分政府高级官员滥用职权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所有人都知道，这些官员带来了情妇和家人，为他们征用豪华住宅。政府的行政机构同样［612］要求，并不考虑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难处。这当然让加泰罗尼亚人感到愤怒。”[5]前共产党人安全总局局长爱德华多·奎瓦斯·德拉·培尼亚也证实：“人们用最不正当的手段抢占住房而不受惩罚。”[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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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帕尼斯主席的愤怒既有个人原因，也有政治原因。本人是个热情的加泰罗尼亚独立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执委会成员霍尔迪·阿克尔与这位心烦意乱的主席多次谋面。一九三四年巴塞罗那反勒鲁—希尔·罗夫莱斯右翼政府的政变失败后，尽管政治观点不同，他们在监狱里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关系。阿克尔说：“孔帕尼斯向我抱怨随着政府来到加泰罗尼亚的那些中央官僚机构的不法行为；新闻审查以不公平的方式进行；武装袭击属于自治政府和巴塞罗那市政委员会的公共建筑；干扰[加泰罗尼亚的]警察和司法机构。……[他]告诉我，每天晚上他必须清空自己主席办公室办公桌的抽屉，因为那些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人警卫人员或其他雇员搜查他的每一件东西并把他们感兴趣的东西拿走。”他还告诉阿克尔，他不得不更换派给他的警卫人员，“因为他们不是来保护他的，而是来暗中监视他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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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泰罗尼亚地区领导人对中央当局的抱怨持续不断。佩德罗·博什·希姆佩拉说，中央政府“在司法问题上完全不尊重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无视[根据加泰罗尼亚自治法令]属于地方的权力”。他说，典型的事例包括在巴塞罗那设立了一个国家监狱；任命法官；建立特别法庭，加泰罗尼亚当局经常对这些法庭的程序和判决提出抗议；占用自治政府管辖下的监狱。[8]加泰罗尼亚经济学家何塞·马利亚·布里卡利指出，中央政府从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开始控制了对外贸易，从一九三八年一月开始控制了食品供应和固定税收。[9]也就是说，加泰罗尼亚不仅被剥夺了加泰罗尼亚自治法令赋予它的权力，而且被剥夺了作为革命结果它收归自己的特权。无政府工团主义领导人、前司法部长胡安·加西亚·奥利韦尔列举了另外一些不满：“征用结婚戒指、情人耳环、祖母胸针之类的家族所有物；把库存的纺织品运往苏联；根据斯塔舍夫斯基的指示抢走我们制造中心的机器和设备。……还有上千件其他事情加深了敌意和怨恨。”[10]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半岛委员会在一九三八年九月为供自由主义运动内部传阅而写的一份没有公开发表的报告中说，共产党“积极帮助[苏联]以最荒谬的价格获得我们的库存商品，同时帮助苏联间谍窃取我们的工业秘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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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经济［613］专员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评论说：“谁也不知道西班牙银行黄金储备的情况，不知道它们是否还在或者已经消耗殆尽。不过，可以明确说出一件事情：苏联已经得到加泰罗尼亚库存的价值亿万比塞塔的纺织品和其他商品，而且有人怀疑，只需支付保证金，苏联就得到了这些商品。由于内战爆发，共和国政府以一种史无前例的秘密方式执行它的财政政策，即使在帝王专制统治时期也没有见过这种方式。”[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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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毫无疑问的是，所有这些不满，加上中央政府机构以及随着政府转移到巴塞罗那的大批西班牙共产党官僚令人讨厌的存在，刺激了加泰罗尼亚人强烈的地方主义情绪。这同样激怒了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那些具有加泰罗尼亚独立主义倾向的领导人，他们在内心深处对被迫服从共产国际领导人和西班牙共产党不满，[13]也对西班牙共产党企图占据完全属于加泰罗尼亚人的职位不满。[14]在一九三八年六月举行的一次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创始人之一拉斐尔·比迭利亚严厉告诫了本党那些桀骜不驯的党员。他宣称，为了赢得战争，只能有一个政治和经济领导核心。对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来说，为了保证与共和国的其他部分团结一致，“我们必须纠正自己的缺点，同时与我们党内存在的某些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残余和影响作斗争。如果考虑到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年轻幼稚以及它是[四个加泰罗尼亚党派组织]合并而成这一事实，存在这些思想残余和影响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他警告说，必须与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作斗争。“[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必须动员起来，让党的所有积极分子和骨干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正确路线，因为，如果连自己都不理解这一真理，党就无法使人民群众理解它，而且，如果不能确保加泰罗尼亚与共和国的其他部分紧密团结，党随时可能卷入加泰罗尼亚与西班牙其他部分之间的冲突。”[15]去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术语，这一警告的意思是，所有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应当忘记他们与加泰罗尼亚的亲密关系，服从西班牙共产党所控制的国家政权的统治。[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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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加泰罗尼亚人被一支“占领军”的存在和大批政府及共产党官员的“入侵”激怒是事实的话，那么，中央集权主义者被地方主义情绪的高涨激怒也是事实。本人是个中央集权主义者的内格林忧心忡忡地看待加泰罗尼亚人的不满，任何地方主义——他更喜欢称之为分离主义——的表现都让他焦躁不安。一九三八年七月，当他的朋友、内政部副部长拉斐尔·门德斯请他就在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的活动中注意到的“强烈的民族主义复苏迹象”作指示时，他咆哮道：“我与佛朗哥继续作战不是为了看到愚蠢狭隘的分离主义复活。我是因为西班牙并且为了西班牙而战，因为［614］它的伟大并且为了它的伟大而战。不这样认为的那些人错了。只有一个民族：西班牙！不能允许这种活动暗中持续进行下去，必须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只要我继续引导政府的政策，这就是一项民族政策。”[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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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内格林是否愿意承认，加泰罗尼亚社会各阶层最愤恨的是本书前一章已讨论过的军事调查局及其特别法庭和共产党控制的警察机构无处不在的恐怖活动。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写给共和国总理的一封篇幅很长的信件中，路易斯·孔帕尼斯附上了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内务治安专员和司法专员提交的报告，报告谴责了某些“损害后方士气和信心”的事件。有必要将其中一部分重要内容陈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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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司法专员的那份文件，它应当清楚地表明，揭发涉嫌滥用职权行为的那名官员第二天被人发现死亡了，据说他是自杀的，可他实际上是被三颗子弹打死的。法院调查了这件事情，但是，我必须抗议共和国政府的某些警察部队所采用的简单方式，这些装备着机关枪的警察闯进[自治政府管辖下的]菲格拉斯监狱，并且一直待在那里。这一暴行是藐视自治政府的行为，它是在未经事前协商、通告或合法申诉的情况下实施的。[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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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内务治安专员的报告所概述的事态，除了许多反复不断发生的暴力事件之外，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另外一些事件可能大量增加了。我不得不以悲伤的心情强调事态在某些方面的严重性，公众逐渐意识到，它已经发展到动荡的程度，在我们的人民当中引起了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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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周前，在锡切斯的市郊发现了十九具尸体。他们都被捆绑着，尸体上携带的文件显示，他们是来自“马德里重镇”的囚犯。以前在伊瓜拉达发现过其他被捕者的尸体，后来发生过一些与囚犯和其他失踪者有关的孤立的案件。只是在昨天我才被告知，塞尔韦拉警察局负责人给一帮有前科的人员配备了武器，由他们搜查、逮捕并且处决所谓嫌疑犯。几周前在巴塞罗那市区和另外一些地方采取了这种给某些人配备武器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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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和那些由中央政府直接授权在加泰罗尼亚地区行使审判职责的所谓特别法庭……采用由共和国政府法令确定的简易程序完成它们的任务。结果，这一周强制执行的死刑判决几乎达到了一百例。这种简易程序和无情的审判……增加了可能的痛苦以及对如此大规模滥用权力的反感。[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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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文化专员卡洛斯·皮·苏涅尔把自治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关系的不断恶化归咎于“军事调查局的滥用职权”、“死刑判决的数量增加”和“不法分子的犯罪行为”。[20]不过他还强调说，政府中央集［615］权的欲望成为双方分歧的焦点。“不可否认的是，”他断言，“共和国政府实行的是一种处心积虑、一意孤行的逐步中央集权的政策，这令人怀念政府过去对加泰罗尼亚的政策。”[21]实际上，正是这种中央集权的趋势，加上对削减或者取消加泰罗尼亚地方权力的其他种种不满，促使中央政府中的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人士海梅·艾瓜德提出辞职。正如英国研究西班牙历史的重要权威雷蒙德·卡尔所说：“由于自治政府的职权已经降低到‘民间组织’的水平，[这位]加泰罗尼亚人部长从中央政府辞职以抗议不断削减自治政府的权力。在一个像其所有前任一样讨厌加泰罗尼亚独立主义者的由共产党主导的中央集权政府统治下，西班牙多元化的梦想最终化为泡影。”[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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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艾瓜德和巴斯克民族独立党人政府部长曼努埃尔·德·伊鲁霍一起提出辞职的直接原因是三项法令在八月十一日的内阁会议上获得批准：由中央政府对战争工业（这基本上是一个在自治政府参与的情况下由全国劳工联合会管理的加泰罗尼亚人的势力范围）、港口和法院实行军事化。[23]“尽管是因为战争的持续以及为了战争的胜利而采取的临时措施，”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记述道，“……但是，这些法令削减了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的权力，从而加深了许多加泰罗尼亚人的疑虑。”[24]在同一次内阁会议上，据何塞·希拉尔说，经过“非常激烈的争论”，批准了六十四个人的死刑判决。[25]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财政专员何塞·塔拉德利亚斯打电话给阿萨尼亚，请求他不要在这些死刑判决书上签字，但是，据财政专员的传记作者说，阿萨尼亚“没当回事”。[26]事实上，阿萨尼亚爱莫能助，因为，当塔拉德利亚斯八月十二日告诉他这个情况时，五十八个人已于前一天被处决了，总统在日记中作了以下批注：“令人发指！我怒不可遏。谈论怜悯和宽恕[这指的是大言不惭地向全国发表题为《怜悯、宽恕与和平》的讲话]之后只过了八天，他们没有告诉我任何情况或者征求我的意见就处死了五十八个人。我只是看了报纸才知道。自从[一九三八年]七月十八日以后，我没有见过总理，他也没有给我打过电话。”[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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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格林对于总统的这种漠视肯定使阿萨尼亚痛苦地想起五月事变期间前总理拉尔戈·卡瓦列罗对他显示的“冰川式的冷淡”。这也是从内格林执政初期就感到的一种强烈失望，当时，新总理以其自信和才智迷住了总统，因而使他产生了——就像他愿意相信的那样——不再“对一具尸体说话”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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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找不到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和巴斯克民族独立党成员——两个自治地区的传统代表——接替艾瓜德和伊鲁霍以维持“民族团结政府”的假象，内格林召集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开了个会，与会者包括党的书记胡安·科莫雷拉、米格尔·巴尔德斯和拉斐尔·比迭利亚。[28]据保存于西班牙共产党档案馆的比迭利亚的回忆录记载，（希望避免出现一场全面内阁危机的）内格林说：“我认为，一个加泰罗尼亚人和一个巴斯克人［616］可以由另一个加泰罗尼亚人和另一个巴斯克人来接替。我请你们给我一个代表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部长，因为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不是代表加泰罗尼亚的唯一党派。你们的党也能代表它。”[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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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进行的对话被比迭利亚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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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德斯：我们一致认为应当由科莫雷拉作为我们的代表担任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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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格林（显出某种不满的神态而且根本不考虑这个建议）：噢，不！科莫雷拉和比迭利亚都不行。他们作为共产党人太有名了。就是因为我想对那些认为共产党的代表过多的人作出让步，我把前政府中的两名共产党人调走了一名。[30]因此，如果现在我用加泰罗尼亚的名额在政府中安排另一名共产党人，他们就会说我在欺骗他们。给我一个不出名的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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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莫雷拉：莫伊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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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格林：莫伊克斯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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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莫雷拉：你问他是谁实际上就表明他不是一个著名的共产党人。他是一个工会人士。[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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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格林：同意。[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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