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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第九部分 怀疑、分歧、灾难激增，共产党的影响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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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八章［623］ 祸起萧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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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场政治闹剧仍然在巴塞罗那上演，自由主义运动的作用却微不足道。由于对理论与实践的矛盾看法不一而导致分裂，它失去了影响事态发展的团结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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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八年早些时候，当全国劳工联合会因塞贡多·布兰科接替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担任教育部长而重新加入政府时，以马里亚诺·巴斯克斯书记为首的全国委员会流露出很大的希望。它在四月八日向地方工会发出的一份通报中断言，通过与内格林政府合作，全国劳工联合会可以恢复一九三七年五月失去的政治地位并且结束对自由主义运动的镇压。它要求所有积极分子遵守纪律接受政府的决定，这些决定可能显得“束缚手脚或独断专行”，但是，鉴于严峻的军事形势，它们都是必要的。虽然全国劳工联合会只有一个部长职位，它声称，这是为了“安抚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防止法国关闭其边境不许战争物资通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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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委员会越来越包容的倾向与自由主义运动中更加激进的精神氛围发生了冲突。结果，全国委员会决定对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主要喉舌《工人团结报》负责人哈辛托·托里奥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在没有经过任何程序的情况下于五月七日突然解除了他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八日以来就担任的这个职务。托里奥进行了激烈的反击，他痛斥“所谓上级委员会令人难以置信地冷漠”对待逮捕无政府工团主义积极分子和破坏全国劳工联合会最好的集体农庄的局面。他说，《工人团结报》受到“无法忍受的”审查，并且在什么也没有做的情况下被这些委员会以“阻止政府采取不公正措施”为借口停刊没收。因此，为了让自由主义运动了解真实情况，他在四月三十日决定把经过删改的文章校样发给各个工会组织，以使它们能亲眼看到，“报纸的问题是它无法控制的外力的结果”。他说，这是他被“突然解除”报纸负责人职务的原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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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罢免托里奥之后，《工人团结报》采取了一种无条件与政府合作的政策，[3]但它表现得绝不像马里亚诺·巴斯克斯的导师、全国劳工联合会前任书记奥拉蒂奥·M.普列托那样一反传统。奥拉蒂奥·普列托宣称，不问政治的倾向寿终正寝，自由共产主义只是一个未来的目标。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成员、马德里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报》负责人何塞·加西亚·普拉达斯认为奥拉蒂奥·普列托是一个“道德非凡、天资聪颖的人”，是“全国劳工联合会最有头脑的人之一”，但是，他“对我们的运动是危险的”。[4]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奥拉蒂奥·普列托推动全国劳工联合会加入了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在一次全体会议上，他反对全国劳工联合会发起的用一个国防委员会取代中央政府的运动，强烈要求代表们“抛弃诸多顾虑、诸多道德和政治偏见、诸多夸夸其谈”。[5]如今，他认为曾经是自由主义运动神圣的意识形态领路人的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只是一个“幻影，一个口号，一种革命幼稚病的特殊形式”，并且指责它言行不一。他说，它为“无产阶级武装”和“控制经济”辩护，成员当中既有军官也有监狱看守，基层国家机关中有它的代表，但在承认这一切的同时，它认为它“因没有加入政府得以保持自身的纯洁”。他还批评一九三七年七月召开的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全体会议所通过的建立“一个新的机构”的决议只是“一个含糊不清的东西”，并且指责半岛委员会因“智力低下和精神虚弱”而否认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政治性”。他坚持认为，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应当成立一个自由社会主义政党以便加入所有国家机关。[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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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危机期间，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试图通过劝说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让塞贡多·布兰科退出政府来维持它那受到严重削弱的权威，但没有奏效。信仰坚定的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成员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写道：“他们坚持在政府中保留一个不起作用的部长，没有人与他商量或者告诉他利益攸关的事情。……[那些]自以为是的全国劳工联合会代表不顾他们受到的所有羞辱坚持自己的主张。”[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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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根据塞贡多·布兰科针对自由主义运动的批评所做出的多少有些自辩性的反应[8]判断，他似乎作了某种保全面子的尝试，反对将战争工业、港口和法院军事化的法令，但是，他没有成功，因为，正如阿萨尼亚在日记中简单明了地指出的那样，“内格林制服了他”。[9]这是可以预料的，因为布兰科不是一个具有坚定的无政府主义信念的人，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说他只是“又一个内格林的人”。此外，当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在三月份与共产党控制的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签订联合协议时，它已经主动承认了政府的最高权力和权威。因此，它不可能轻易转变立场，所以，它在公共场合对这些法令保持沉默。正如无政府主义历史学家胡安·戈麦斯·卡萨斯所指出的那样，这种沉默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因为全国劳工联合会与劳动者总工会签订的协议“为政府鲸吞一切和中央集权的各种心血来潮开了绿灯”。[10]在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方面，半岛委员会谴责政［625］府的三项法令“侵犯了人民取得的民主成果”，这些成果是“防止公然走向一党专政的最低保障”。[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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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泰罗尼亚地区陷落两个月前，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六日至三十日于巴塞罗那召开的自由主义运动全国大会上，两派之间的根本分歧激烈爆发。经历过布尔什维克革命并且见证了无政府主义运动毁灭的美国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埃玛·戈德曼应邀出席了这次大会。她阅读了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半岛委员会预先准备的材料，材料“表明，它反对内格林政府逐步蚕食自由主义运动成果，并且对[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的怯懦立场持批评态度”。然而，戈德曼不想根据一面之词作出判断，她用很长时间倾听了马里亚诺·巴斯克斯书记的解释。“我意识到，”她当时写道，“他与半岛委员会的同志们的关系已经变得非常紧张。我对争论双方同志们的个人诚信不可能有须臾的怀疑。我发现他们全都具有优秀的品质、发自内心深处的真诚和投身斗争的激情。当然，他们的性格差异肯定对这场争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巴斯克斯同志粗暴的方式和吼叫的声音容易激起对立情绪。[12]最初，在我了解了他粗鲁外表背后的真诚和优良品质之前，我自己对它们也很反感。……[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同志们]准备了一批令人叹服的文件材料，有力地证明了某些针对自由主义运动成员的暴行。……我必须承认，我们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同志的批评和要求有充分的理由。尽管如此，我仍然觉得自己像一只守护着它的小鸡的母鸡一样。我为他们担忧。”[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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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奥拉蒂奥·普列托和马里亚诺·巴斯克斯与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佩德罗·埃雷拉使大会充满了火药味。根据何塞·佩拉特斯在他那两部关于自由主义运动的重要著作中使用过的没有公开发表的辩论记录，普列托“毫不掩饰地”采取了一种“接近马克思主义的改良主义”立场，他“傲慢地贬低克鲁泡特金的学说”，并且“断言真正有效的行动”只可能来自“权力机构”。最后，他宣称，自由主义运动所犯的错误是“幼稚”以及“缺乏具体计划”造成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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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克斯同样吹毛求疵：“为了在未来掌握控制权，我们必须抛弃我们的经典和哲学包袱。我们现在[在军队中]几乎没有掌握任何职权的原因是我们的同志拒绝接受[民兵武装的]军事化。……如果听从政府的指导，集体农庄的情况应当更好。它们已经得到了八百万比塞塔的贷款，贷款会比我们的同志决定利用的多得多。”接着，巴斯克斯为内格林政府“勇敢地对付共产党”及其军事上的成功进行辩护，他声称，没有人能够取代内格林。[15]佩拉特斯讽刺地说：“以巴斯克斯为首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像蚂蟥一样吸附在内格林一伙身上。”[16]“[在]那时，”戈麦斯·卡萨斯写道，“[巴斯［626］克斯]已经远远偏离了他担任建筑业工会书记时所曾采取的立场。政治合作对他产生了某种毁灭性的影响。”[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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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在大会上对无政府主义所推崇的信条的抨击激怒了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代表佩德罗·埃雷拉，他立即进行了反击：“我们必须挫败那些贬低我们的原则的人。那些没有思想的人不应成为我们运动的领导者。……仍以身为无政府主义者而自豪的人们肯定不会贬低这些人所谓的‘哲学包袱’和‘过时经典’。如果某人贬低我们的信条的话，……他就应当离开我们。……内格林的政策不值得我们信任。我们不止一次表示了对它的担忧，但是，没有人倾听我们的意见。……我们一刻也不应当忘记我们真正的革命目标。”[18]对于有人提出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应当“加入政府机构以便消灭它”的建议，另一名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代表回应说：“这等于说，为了消灭卖淫嫖娼，我们应当把妻子和恋人送进妓院。”[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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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他们坚持认为与政府合作是一项丧失原则的政策，但是，这种异议对大会的结果几乎没有任何影响。最终，大会通过的一项决议重申，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承担“间接政治合作”的义务。[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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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使读者误以为巴斯克斯及其全国委员会的支持者有意与内格林和共产党人生死与共。就连陶里亚蒂都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写给莫斯科的信中说：“不幸的是，我党无法从内部直接影响无政府主义工会组织。……巴斯克斯的团体决不希望把它与我们联系起来，以免被人指责为共产党工作。”[21]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半岛委员会成员费德丽卡·蒙特塞尼认为全国劳工联合会对内格林政府的支持正在导致一场“灾难”，她为巴斯克斯的立场寻找理由时说：“马里亚诺认为我们应当继续抵抗，因为他觉得世界大战即将爆发，这将造成一种有利于我们的形势。即使他在这个问题上与内格林和共产党人看法一致，那也不表示他向他们屈服了。……直到今天我仍在自问，究竟谁是正确的：是我们，还是他。如果世界大战不是在一九三九年九月而是在年初爆发，马里亚诺的地位将会得到彻底的挽救。然而事实却是，西班牙人民当时再也无力抵抗，因此，任何旨在挽救人民的生命和利益——至少是最低限度的人民利益——的解决方案看上去都像是一次集体救赎。多么不可思议呀！在那些日子，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阿萨尼亚和因达莱西奥·普列托，他们的看法竟然一致。”[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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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内战爆发以来，自由主义运动为了生存必须参与权力的争夺，可是，这样做又必须否定神圣的无政府主义原则，陷入这种难以化解的困境后，运动内部逐步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分歧。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召开的自由主义运动大会上发生的全国劳工联合会与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上层领导人之间的那场争论，并不能使这种矛盾和分歧表现得更加引人注目。但是，在内战进行了二十八个月之后的今天，在代表半数工人［627］阶级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持续衰落的今天，对于运动的普通成员来说，教条之争已经明显变成了空谈。“饥寒交迫的人民在心理上越来越厌倦战争。”佩拉特斯写道，“为了使他们重新振作起来，必须通过将内格林解职导致根本的政治变化。”[23]阿瓦德·德·桑蒂连写给我的下面几行文字表明了对于总理的敌意：“[如果]战争由内格林及其政府的同伙来结束，我们肯定将被打着共和国旗号而不是打着法西斯旗号的人所消灭。”[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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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可能解除内格林的总理和国防部长职务，这不仅因为自由主义运动内部意见分歧，而且因为社会党人虚弱无力——社会党及其工会组织不可挽回地分裂成为敌对的派别；因为中产阶级的共和派政党苟且偷安，软弱不堪。内战进行了两年多以后，最大的中产阶级党派左翼共和派的喉舌《政治报》承认：“中产阶级……已经靠边站了，他们在战争中被淘汰出局并走向毁灭。他们只能怪自己，因为他们没有设法建立一个足以保护他们生存的组织。”[25]的确，共和派中产阶级名义上的领导人阿萨尼亚拥有解除内格林职务的宪法权力，但是，据佩拉特斯说，当一个拜访他的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代表团极力劝说他 “除掉这个独裁者时，……他立即吓得魂飞魄散”。[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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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谁可以取代内格林？哪一个重要的共和派人士或社会党人享有莫斯科和西班牙共产党人的信任而且愿意接受这个并不令人羡慕的任务，像斯大林希望的那样把战争进行到底？左翼共和派领导人、阿萨尼亚的好友何塞·希拉尔像总统本人和社会党领导人胡利安·贝斯泰罗与因达莱西奥·普列托一样，只想通过谈判结束内战。至于拉尔戈·卡瓦列罗，当一群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请求他与“政治上诚实可靠”的人们一起“增强”政府的权威“……以免输掉战争”时，他答复说，他们是在请求他去参加一个“葬礼”，所以他不能去。他告诉他们，战争已经失败了，他们像他一样清楚这一点，因此，他也帮不了什么忙，“事情毕竟已经发生，与内格林和大家伙一起分担灾难责任的时候就要到了”。[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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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对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情况作进一步考察，不仅因为它可以使人了解内战最初十个月共和派阵营中最显赫的政治人物的个人悲剧，而且有助于说明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严重分裂的程度。一九三七年五月被赶下台继而报纸被没收、所有职务被剥夺之后，他拒绝与对手合作并且拒绝参加西班牙社会党或劳动者总工会的任何正式活动。他说：“新出炉的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设宴招待各国代表，给我送来了一份请柬，我没有理睬。难道他们认为请我赴宴吃饭我就会忘记他们对我做的那些事情吗？面对美味佳［628］肴，觥筹交错（cuchipandas）之间我将会是什么心情？我要求的是尊严，他们要的是得意和傲慢。”[28]另一次，执委会的几名成员邀请他在西班牙社会党成立纪念集会上发表讲话以“显示党的团结”。“我对邀请表示意外[并且]告诉他们我不能讲话，因为，在谈论党的历史时，我将不得不谴责政府现在的丑恶行径，并将不可避免地把政府总理斥为[社会主义运动内部]不和的制造者和共产党的支持者。此外，在我可能发表讲话之前，他们必须收回所有针对我的蠢话和谎言，以使我们看上去不像鲜廉寡耻或者丧失尊严的人。”[29]第二天，卡瓦列罗给组委会寄去下面这封信，确认他不参加集会并且进一步说明了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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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可能已经忘记……我是一八九三年三月入的党，也就是说，四十五年零五个月前。我加入劳动者总工会时间更早，是在一八九〇年，四十八年之前。我没有把这当做特别的功德说起过，但这表明我从不是一个消极的人；从我加入的第一天起，我就把整个生命献给了社会党和劳动者总工会的事业。两个组织都把我安排在责任最重大的岗位上，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我的行为从来没有受到过指责。尽管如此，尤其是在一九三七年五月由社会党执委会引发的那一场政治危机以后，在共产党的大力协助下，该执委会所控制的社会党的主要报纸最近开展了一场针对我的诽谤宣传。在西班牙劳工运动的历史上，这是前所未有的事。如果特定报纸的文章或者官方在集会和会议上发表的正式声明或演说可信的话，我就是一个破坏纪律的人，一个麻烦制造者，一个不合格的社会党人，一个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一个企图分裂社会党和工人阶级的阴谋家——简直就是一个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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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来，我一直默默地忍受着这些侮辱和诽谤，接着，当我终于决定公开出来说话时，我被允许举行了第一次公众集会，因为有人预料它将以失败而告终；但是，由于结果恰恰相反，某个得到执委会支持的社会党人政府部长禁止我继续发表讲话。[30]我甚至受到限制不许离开我的住所，以防我与社会党人接触。此外，在警察和突击卫队的协助下，反对这样滥用职权的社会党报纸和组织被强行接管。[31]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我被随意解除了劳动者总工会书记的职务，我是在一九三二年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被一致选为劳动者总工会书记的。我还被解除了社会党少数派议员团主席和议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的职务。……[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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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采取的是一些只能对不合格的社会党人采取的措施。我是一个不合格的社会党人吗？这么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事情竟然是在［629］我不能参加的情况下策划的。另一方面，如果我是一个应当受到党的领导阶层信任的优秀社会党人的话，那就对外公开声明这一点并且预先纠正针对我的诽谤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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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可以发现，问题比乍看起来更严重。……由于这些原因，而且由于我可以列举的许多其他原因，我必须真诚地对你们说，我不能参加你们计划举行的集会。此外，我确信，我的缺席决不会对战争的进程有任何影响。[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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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派人士、社会党人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政治上的无能为力使他们更加灰心丧气，同时加深了他们对内格林和西班牙共产党的敌意。他们的反抗在受到严重删改的报纸上似乎始终不太明显，不过，这却是党派和工会地方组织无法回避的谈论话题。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写给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的报告中，陶里亚蒂提到“[一九三八年年中]大部分共和派、社会党和无政府主义领导人越来越强烈的敌意”，同时强调了“共产党是唯一一个真心实意支持内格林的政党”这一事实。[34]就连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那样小心谨慎的内战编年史作家也不打算掩盖这种敌意的普遍程度。他写道，批评内格林的人声称，他与共产党人有一个秘密协议，因此，他为他们效力，“全然不顾公共利益。……据[他的]反对者说，他的行为完全像一个独裁者，他在每一次危机中想方设法吓唬阿萨尼亚，扼杀其意愿，让其重申对他的信任。议会仍然存在，只是简单地按照宪法程序召集开会，但它无法鼓起勇气否决内格林的权力。……内格林的政治对手说，他的力量根本不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他持续掌权应当归因于他的独裁手段。他严重依赖共产党人控制的军队”。[35]苏加萨戈伊蒂亚还在后面接着说：“共和派被激怒了；巴斯克人和加泰罗尼亚人同样被激怒了，社会党中有一个决非无足轻重的派别愿意支持任何旨在击败内格林的行动。他们憎恶他的政策，指责那是共产党的政策。”[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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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是一九三八年年中巴塞罗那的气氛的话，那么，马德里的气氛怎么样？据何塞·希拉尔说：“马德里的风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致到了必须制止人们断绝与共产党人的所有关系并且不许他们宣称自己是共和国的敌人的程度。这种印象普遍存在，从中部地区过来的部队向我证实了这一点。”[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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