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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2564 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1706399335]
1706412565 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第六十一章[650] 英-法干预的希望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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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2567 虽然英法两国克制着没有在西班牙与意大利和德国进行对抗,但这并不是因为它们看不到自己的战略利益受到威胁;[1]这是因为它们担心,在西欧打一场全面战争,无论胜利或失败,都只能使苏联获益。这一点已经在前面的一些章节里面强调过,[2]但它重要得足以进一步加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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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2569 在一份政策总结报告中,起草报告的格拉德温·杰布写道,集体安全的问题是,它可能“引发无论战败与战胜均造成灾难的战争”。[3]杰布是一九三八年一月以来担任英国外交部常务副大臣的亚历山大·卡多根的私人秘书,这份报告依据的文件部分来自英国政府中心部门负责人威廉·斯特朗,他们三个都是内维尔·张伯伦首相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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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2571 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召开的一次法国国防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国防部长爱德华·达拉第说:“如果看不到干涉西班牙将引起一场全面战争,那就一定是个瞎子。”[4]至于他所想象的全面战争,读者应当记得,他在三个月后用启示录式的语言向冯·韦尔切克伯爵作了陈述:“一场现代战争所造成的可怕的灾难性后果将为人类前所未见,那将意味着欧洲文明的彻底毁灭。一上战场,赤裸裸的破坏者——哥萨克和蒙古人——就会源源不断地大批涌现,给欧洲带来一种新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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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2573 因此,西班牙内战期间英法两国的不干涉政策不仅是由它们对社会革命以及共产党人随后的优势地位——它们通过其外交官和秘密特工充分了解这些情况——的敌视决定的,而且是由它们的恐惧心理决定的,它们担心一场全面战争将使共产主义在整个欧洲登堂入室。所以,在掩饰或者引导无效的情况下,相继几届西班牙政府在约束或者压制革命方面的无所作为可能影响了英法两国的政策。为了证明这种看法并非牵强附会,有必要再来探讨我们在前面的一些章节里谈论过的外交博弈,[5]以便读者了解斯大林在西班牙导演的“民主”骗局为什么注定要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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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2575 我们已经看到,内维尔·张伯伦从一九三七年五月接替斯坦利·鲍德[651]温担任英国首相之时起即以更大的力量对德国采取绥靖政策,新首相认为苏联对英国的利益和西方世界构成主要的长期威胁。由于这个原因,与德国达成政治和解是张伯伦外交政策的基石,所以,认为英国终究将会冒着在西欧引起一场战争的风险援助西班牙共和派不切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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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2577 我们在前面某一章已经看到,一九三八年春天一些共产党员开始怀疑英法两国最终将被卷入这场冲突的假设,[6]但是,如果想要保持斗志,尤其是保持前线的斗志,那就必须消除共产党人不能接受的这种怀疑。一九四〇年,曾在内战期间担任国际纵队第十五旅副政委、当时已与共产党人断绝关系的英国作家拉尔夫·贝茨说:“我从不认为西班牙政府将会得到英法两国的真正帮助。”他说,他受到在马德里处理这个问题的英国共产党代表的“严厉指责”,国际纵队的刊物《自由志愿军》——他是这份刊物的编辑——甚至拐弯抹角地“指责”他“可能使年轻战士们的头脑里产生这种想法”。“如果我们为了集体安全遏制革命的话,那我们就失算了。我认为必须面对这个事实。我们始终没有放松[把英法两国]争取到我们这边来的努力。如果不大幅度减少这种努力,我们怎么可能从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那里得到更多的支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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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2579 哈利法克斯勋爵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九日与阿道夫·希特勒举行的一次会谈明确显示出张伯伦及其支持者打算对德国采取绥靖政策到什么程度。时任掌玺大臣的哈利法克斯后来作为外交大臣[8]与塞缪尔·霍尔爵士和约翰·西蒙爵士一起成为张伯伦的“内阁决策委员会”成员。根据德国外交部的一份备忘录,哈利法克斯承认,希特勒“不仅已经为德国做出巨大的贡献”,而且可以“通过不许共产主义进入他的国家阻止其向西方继续发展”。哈利法克斯说,英国方面“不一定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维持现状”。他接着谈到“欧洲秩序可能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变化也许注定将会发生。在这当中突出的问题是但泽、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英国关切地认为,任何变化都应通过和平演进的过程实现,因此应当避免采用可能引起影响深远的动乱[即西欧战争]的方式”。[9]由于奥地利是通往捷克斯洛伐克的门户,但泽是进入波兰的要冲,这些话必定促使希特勒认为,他对东欧的领土野心几乎不会遭到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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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2581 “如果说哈利法克斯这些话具有什么实际意义,那就是,”英国历史学家A.J.P.泰勒写道,“它们引诱希特勒鼓励但泽、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652]利的日耳曼民族主义分子制造动乱;同时还向希特勒保证,这种动乱不会遭到来自外界的反对。”[10]希特勒也得到了法国政府的类似保证。“[我]吃惊地注意到,”访问巴黎归来的德国驻奥地利大使弗朗茨·冯·巴本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日告诉希特勒,“像[外交部长]博内一样,法国总理[卡米耶·肖当]认为可以对重新确定法国中欧政策的方向进行完全不设障碍的讨论。……[他]也不反对通过演进的方式明显扩大德国对奥地利的影响。”[11]此外,冯·巴本在十二月四日写给德国外交部负责政治部门的国务秘书冯·魏茨泽克的信中说:“我饶有兴趣地注意到,对于德国……在重建一个民族国家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影响,博内和肖当都没有表示任何反对。”[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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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2583 为了推行其绥靖政策,张伯伦撤除了外交部中最有力地倡导反德主张的常务副大臣罗伯特·范西塔特爵士的职务,将其安排在新设立的“首席外交顾问”的位置上。在这个位置上,据伯肯黑德伯爵说,“他发现自己被关进了一只镀金鸟笼”,“对外交事务不再能施加任何实际的影响”。[13]张伯伦在写给妹妹的信中批评斯坦利·鲍德温几个月来“白白浪费时间而没有”把范西塔特赶出外交部,他写道:“说来有趣,我用三天就办成了这件事。……我担心他出于本能根本反对我的政策。……我猜测,罗马和柏林将欢欣鼓舞。”[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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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2585 由于绕开了外交部,更有力的推行绥靖政策的道路如今已经畅通无阻。据与张伯伦密切合作的其首席外交政策顾问霍勒斯·威尔逊爵士说,对于首相与那位独裁者达成谅解的政策,外交部代表着一种障碍。[15]“对于威胁着欧洲的这场危机来说,”坦普尔伍德子爵(塞缪尔·霍尔爵士)在他发表的关于那个时期的回忆录中写道,“[张伯伦]似乎觉得外交部这部老式机器运转得不够迅速。”[16]更能表达霍尔爵士对外交部的真实态度的是他在斯坦利·鲍德温辞去首相职务之前不久的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七日写给内维尔·张伯伦的那一封直言不讳的信。在建议张伯伦不应仿效“鲍德温敷衍了事、逍遥自在的无为态度”之后,他继续写道:“在你控制局面之前,不要让国际政治事务中发生任何无法挽回或损害严重的事。我说这话是因为我相信外交部对德国(以及意大利和日本)有严重的偏见,因此它们不自觉地几乎永远不可能达成任何形式的和解。我个人认为,一旦你成为首相,很可能改变欧洲的气氛。”[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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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2587 一九三八年三月三日,可以绕过正常的外交部渠道直接给首相写信并登门拜访的英国驻柏林大使内维尔·亨德森爵士[18]告诉希特勒,英国政策旨在“为与德国建立一种真心诚意的友好关系奠定基础”。亨德森补充说,哈利法克斯勋爵已经确认,可以认为欧洲“极有可能”发生变化,只要这[653]些变化是“高度理性”而非“随意使用武力”的结果。[19]威廉·N.梅德利科特在他为《英国外交政策文件,1919—1939》第二辑第十八卷所写的序言中断言,这一政策肯定不是亨德森通过对绥靖政策的某种“修正主义”解读“自己制定出来的”。[20]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基思·米德尔马斯和伊恩·科尔文所指出的那样,亨德森是张伯伦的追随者及其政策的主要鼓吹者之一。[21]梅德利科特通过引述亨德森本人的说法而作出的推断更引人注目,这位前驻柏林大使在他的回忆录《失败的使命》中写道:“张伯伦先生和我之前注意到的鲍德温先生都同意,我应当把希特勒和纳粹党当做目前的德国政府尽最大努力与之合作。……张伯伦先生向我概述了他关于对德总体政策的看法,我认为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始终遵循他为我制定的总路线,由于这一路线非常符合我个人的职业观念,因此,我可以在德国更从容、更忠实地为我的国家提供最好的服务。”[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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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2589 关于这一点,值得引述一下亨德森一九三七年五月十日提交外交部的一份备忘录。他在这份备忘录中写道:“[东欧的地位]从来没有明确确定,它也不是英国的重大利益之所在,另外,德国人肯定比斯拉夫人更开化,因此,如果处理得当的话,他们最终对英国利益的潜在威胁也更小——人们甚至可以断言,假如德国的准备工作足以使大英帝国相信这不是同时针对它的,那么,实际上并没有充分的理由竭力阻止德国完成它的统一,或是阻止它为与斯拉夫人打仗做准备。”[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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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2591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日,希特勒吞并奥地利之前两天,德国外交部长冯·里宾特洛甫在访问伦敦期间向希特勒报告说,哈利法克斯勋爵告诉他,“张伯伦和他——哈利法克斯勋爵——决定与德国达成某种谅解”,“在英国人看来”,为了推行这种政策,“张伯伦承担着重大的责任,同时冒着巨大的风险”。里宾特洛甫回应说:“德国希望强大而且必须强大。……为了对付苏联的进攻,德国必须武装起来。……元首开始不想要求西方大国提供帮助,除非某一天世界革命的压路机驶向德国。”哈利法克斯勋爵这时插话说:“英国非常清楚德国的实力,因此,它无论如何都不会反对德国。”接着,里宾特洛甫继续说:“德国希望得到生活在靠近德国东部边境——即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一千万日耳曼人的民族自决权。……关于这一点……当哈利法克斯勋爵在贝希特斯加登对此表示理解时,当他声明东欧的现状不可能无条件地永远保持下去时,元首感到非常满意。”[24]第二天,里宾特洛甫报告说,张伯伦“极其郑重地要求”德国外长告诉元首,“他最真诚地希望与德国达成某种谅解”。[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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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2593 [654]希特勒吞并奥地利在伦敦没有引起什么反应——实际上,这被认为不可避免,[26]因此,张伯伦继续镇定自信地推行他对德国的绥靖政策。不过,希特勒通过和平手段实现其下一个领土目标至关重要,免得英国因对法国的条约义务卷入一场欧洲战争。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日益加剧的五月二十二日,哈利法克斯勋爵指示内维尔·亨德森把出现这种危险的可能性告诉里宾特洛甫:“如果非得采取暴力手段不可的话,我或他均无法预测随之可能产生的后果,因此,如果由于在那里采取鲁莽的行动引发了一场欧洲大火,我请他不要期待本国将会袖手旁观。只有那些希望看到欧洲文明毁灭的人才会从这样一场灾难中得到好处。”[27]九月初,相互理解出现了。德国驻伦敦大使馆代办特奥多尔·科尔特向迪克森大使报告了与张伯伦和霍勒斯·威尔逊爵士会谈的情况:“会谈在一种非常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威尔逊]明显受到感动(就一个英国人在任何情况下可能流露出的此类情绪而言),最后他握着我的手说:‘如果我们两国——英国和德国——就解决捷克问题达成一致意见的话,我们只须清除法国或捷克斯洛伐克自己的决定所造成的阻力。’”[28]九月底,作为英国逼迫捷克斯洛伐克割让苏台德地区的结果,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慕尼黑协定。[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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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2595 到这时,斯大林肯定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自从一九三四年苏联加入国际联盟以来他怀着摆脱德国威胁的希望积极推行的集体安全政策可能已经失败了,英法两国将会冒着战争的风险干涉西班牙的微弱希望正在破灭。因此,为了使德国军队把攻击的目标转向西方,他重新开始对通过谈判与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可能产生了兴趣。我们已经看到,他的贸易代表达维德·坎杰拉基在内战初期就开始为达成一项协议与德国谈判,但是,这些试探性的努力遭到希特勒的断然拒绝。实际上,直到一九三九年三月六日胡安·内格林被推翻[30]以后,斯大林才最终放弃了使英法两国因西班牙内战而卷入一场与德国的战争的全部希望,恢复执行与希特勒签订一项条约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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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2597 这一时期重要的是预测西班牙的事态发展,甚至调查欧洲列强之间除了结束西班牙内战之外还会玩弄什么外交阴谋,以便充分了解将要参与的危险游戏以及英国的政策制定者本身在战争期间真正担忧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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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2599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日,在向苏联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斯大林痛斥英法两国鼓励德国与苏联进行一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它们将作为有生力量出现……为两败俱伤的交战双方强行规定停战条件”[31]——如果西班牙内战发展成为一场西欧的战争,这正是斯大林为苏联预留的仲裁人角色。同时,他还对与德国和解的愿望第一次作出了公开的暗示。“一九三九年三月,斯大林元帅发表了一次讲话,”第三帝国外[655]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在纽伦堡审判期间作证说,“他在这次讲话中对他与德国建立更加友好的关系的愿望作了某种暗示。我把这个讲话交给阿道夫·希特勒,并且问他我们是否应当设法查明这个暗示背后是不是有什么真实的意图。希特勒起初不愿这样做,但是后来逐渐接受了这个想法。关于商务协定的谈判开始进行,经元首同意,我在谈判期间对莫斯科进行了试探,以确定在国家社会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之间建立某种沟通渠道的可能性以及两国的利益是否至少可以协调。”[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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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2601 正如在德国外交部档案中发现的文件所显示的那样,[33]从斯大林发表讲话开始,双方在讨论政治和解问题时均采取了极其谨慎的态度,这种态度无疑源于下述事实:德国和苏联均担心对方利用为政治和解提出的具体建议加强其与英法两国谈判的地位。实际上,这些文件表明,直到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十日为止,事情的进展没有超出暧昧试探的范围,此时距离(八月)签订导致德国进攻波兰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苏联互不侵犯条约和秘密协定不到三个月。就在五月三十日当天,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魏茨泽克打电报给德国驻莫斯科大使:“与此前制定的策略相反,我们现在已经决定与苏联进行明确的谈判。”[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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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2603 尽管斯大林直到一九三九年年中还没有开始与希特勒进行正式谈判,但在西班牙内战期间,除了通过坎杰拉基作出的姿态之外,他还想方设法让希特勒知道,把他当作合作伙伴而不是敌人对德国有利。亚历山大·奥尔洛夫的说法证实了这一点。“苏联情报机构的第四种方法是所谓传递错误信息。……传递错误信息不只是为了说谎而说谎;同时还想把它当作一种微妙的手段,诱使某个外国政府去做克里姆林宫希望它做的事情。……西班牙内战期间……传递错误信息部门奉命向德国军事情报机关传递信息:在西班牙作战的苏联飞机不是最新设计的,苏联的武器库里停放着数千架新式飞机,都是飞行速度更快、飞行高度更高的第二代和第三代战斗机。这并不是事实。(尽管数量不足)苏联向西班牙提供的是它所拥有的最新、最好的飞机。这一误导他人的情报严重影响了德国最高统帅部。……显然,斯大林想给希特勒造成深刻的印象:苏联比他认为的强大得多,武器装备也更优良,因此,对于德国来说,把苏联当作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比较明智。”[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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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2605 八月在德国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四个月前,瓦尔特·克里维茨基声称,斯大林对西方的外交政策以对“孱弱的”民主国家的极度蔑视为[656]基础,因此,他的国际政策是由一系列花招组成的,这些花招的唯一目的是使他与希特勒打交道时处于一个有利的位置。[36]情况不一定是这样,因为斯大林不可能把他的外交政策完全建立在与希特勒达成一项有问题的协议的基础上。由于这个原因,他小心翼翼地保留着集体安全的选择权,希望西方列强最终与希特勒在西班牙或捷克斯洛伐克发生对抗,从而使苏联边境摆脱德国入侵的威胁。正是因为斯大林拥有两种选择权,所以,就像我们稍后将会看到的那样,即使在加泰罗尼亚地区失陷之后,他仍然期待英法两国改变它们的中立政策,命令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在西方潜在的对抗最终转化为战火的希望越来越小的情况下继续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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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2607 认为只有斯大林、内格林和西班牙共产党把赢得内战的希望寄托于最终爆发一场欧洲战争的看法是错误的,因为正如我们所知,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一些领导人也怀着这种希望。[37]有一段时间某些著名的社会党人同样抱有这种希望。谈及一九三七年夏天和秋天佛朗哥将军占领巴斯克各省和阿斯图里亚斯地区时,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支持者、在其政府中担任安全总局局长的文塞斯劳·卡里略写道:“不过,共产党和内格林政府告诉我们,胜利的希望并没有破灭,它取决于可能爆发的世界大战。它们坚持认为,英法两国不可能允许法西斯主义在西班牙取得彻底的胜利,因为这将使它们在地中海的地位岌岌可危。由于我准备说出全部真相,我不想隐瞒这一事实:当初我也有这种看法。……但是,我没有打算从战争中获得好处;除了我的祖国之外,我也没有为别的什么人的利益效力。”[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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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2609 另一方面,像希望通过谈判结束内战的社会党右翼领导人胡利安·贝斯泰罗一样,阿萨尼亚总统对期盼导致一场欧洲战争表示不满。他曾在答复支持内格林的社会党执委会成员胡安—西梅翁·比达特时说:“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人认为,一场世界大战将会拯救共和国的正义事业。这场大战将会成为一场浩劫,它的规模无法想象,因此,对于我们来说,试图通过牺牲成百上千万人的性命得到拯救是错误的。……我发现,你们都受内格林的论调影响。……试想一下,就像上一次大战结束时共产主义输入了东欧一样,当这一次大战结束时,共产主义将输入西欧。大多数共和派人士——我猜想,还有大多数社会党人——对这种结果深恶痛绝。”[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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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2611 如果说一场全面战争终将爆发的希望落了空,那么,这不是因为英法两国决定政策的那些人对意大利和德国的势力在地中海的扩张不太在意;这是因为两国外交政策所考虑的范围超越西班牙问题涵盖整个欧洲。如果英法两国不愿在西班牙与德国对抗;如果它们还要牺牲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如果内维尔·张伯伦最终将像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的那样秘密[657]建议与德国达成某种将使英国摆脱其对波兰所作保证的政治解决方案,那么,这是因为它们知道,阻挠德国实现它在这一阶段的目标,即使不会导致战争,也将削弱纳粹政权从而增强苏联对欧洲大陆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影响英法两国政策的那些人希望在西方避免战争,直到德国在东方削弱了自己的实力为止。在德国入侵苏联折损自己的利齿之前与之对抗将使苏联成为欧洲大陆的仲裁者,与不得不承担作战主力的重任相比,苏联将因此拥有更加巨大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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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2613 当然,归根到底,英法两国能够容忍德国完全控制的欧洲地区不可能大于他们容忍苏联控制的欧洲地区。它们不希望任何人拥有支配地位。德国领导人非常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如果德国在占领波兰之后首先入侵比利时、法国和荷兰而不是进攻苏联的话,那是由于德国人认为征服西欧并且控制其海岸线是与苏联交战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因为,尽管英法两国鼓励德国对东欧的野心,但是,德国并不能确定,一旦它在苏联领土上陷入一场消耗战,这些大国不会尝试恢复有利于它们的平衡。毫无疑问,在英法两国那些反对采取让德国在东欧自由行事的政策的人心中,德国将在袭击苏联之前进攻西方的看法根深蒂固。[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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