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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第六十四章［702］ 塞希斯孟多·卡萨多、西普里亚诺·梅拉与自由主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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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结束内战运动中心的人物是塞希斯孟多·卡萨多上校，内格林和西班牙共产党的各种对手被吸引到他的周围。尽管共产党人和苏联军事顾问不喜欢卡萨多，[1]但是，在内战期间，他的专业能力及其对于共和国的忠诚从来没有受到过非议。内战爆发时，卡萨多是一名坚定的共和派人士，担任曼努埃尔·阿萨尼亚总统卫队的指挥官，由于内战初期的冲突，他对西班牙共产党持敌视态度。实际上，因为他对苏联武器分配不公的批评，在共产党的坚决要求下，他被国防部长拉尔戈·卡瓦列罗解除了总参谋部军事行动负责人的职务。不过，卡瓦列罗以挑战的姿态很快便将他官复原职，接着，一九三六年年底，卡瓦列罗委派他在一名苏联将军和两名苏联上校的协助下组建人民军的混成旅。[2]一九三七年五月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执掌国防部以后，卡萨多先后被派去指挥第十八军、第二十一军和安达卢西亚地区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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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卡萨多从未被共产党的甜言蜜语所迷惑，但是，在内格林担任总理兼国防部长并将共产党人安东尼奥·科登任命为实际控制地面部队的国防部副部长之后的一九三八年春夏时节，他与共产党保持着还算不错的关系。实际上，他在一九三八年五月被任命为威名远扬的中路军司令。[3]中路军由第一军、第二军、第三军和第四军组成，前三个军分别由职业军官路易斯·巴尔塞洛、埃米利奥·布埃诺和安东尼奥·奥尔特加指挥，这三个人都是西班牙共产党党员；[4]第四军则由著名的无政府主义民兵武装指挥官西普里亚诺·梅拉指挥。当军事历史学家拉蒙·萨拉斯·拉腊萨瓦尔说卡萨多在一九三八年春夏时节“考虑的不是投降而是胜利”时，他无疑是正确的。[5]马德里的共产党喉舌《工人世界报》为任命卡萨多而喝彩，赞扬他“忠于共和国和人民”，称他为“反法西斯主义者和自由战士”，并且说他“早在军事叛乱之前就反对那些统治着我们国家的反动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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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随着共和派内部残酷斗争的持续加剧，卡［703］萨多与西班牙共产党的关系不断恶化，结果，他对共产党的敌意成为使他与反对共产党的派别结盟的黏合剂。“在内战期间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当时身为共产党员的第十五军军长曼努埃尔·塔圭尼亚后来写道，“许多社会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和共和派人士基于对共产党人的敌意支持卡萨多。”[7]于是，两个重要因素结合起来使卡萨多在内战达到高潮的那几个星期成为决定历史命运的人：他担任的中路军司令这一关键职务以及他对西班牙共产党的敌意。正如社会党温和派人士、前安全总局局长加夫列尔·莫隆所说，发动反叛的任务不一定是别的什么人所能完成的，[8]因为没有看到既愿意又能够承担这一责任的人。虚构的马德里英雄何塞·米亚哈将军——他现在晋升为中将并且是中南部地区武装力量的最高指挥官——肯定不是这个人，因为他不具备与共产党在马德里地区仍然完好无损的政治军事组织对抗的心理素质。出席二月十六日（57）洛斯利亚诺斯会议的另外那几位对政府不满的部队指挥官也不可能承担这一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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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还在内格林返回西班牙之前，卡萨多已经决定亲自掌控事态发展。他写道：“我们不能继续犹豫不定袖手旁观。”[9]他与部队的指挥官和各个党派——“当然除了共产党之外”——的领导人进行磋商。“他们一致同意应当尽快结束战争，但是他们不愿意出头，希望由别人来完成这个任务。”[10]二月二日，他会见了米亚哈、马塔利亚纳和梅嫩德斯几位将军，告诉他们他决定推翻内格林，同时告诉他们他还打算尽快与民族主义政府建立联系。“没有讨论，”他接着写道，“三位将军表示同意这一决定并且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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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萨多还记述了第二天他与右翼社会党人胡利安·贝斯泰罗会见的情况。贝斯泰罗是学院派马克思主义者，此时是西班牙最德高望重的社会党领导人。作为重建马德里委员会主席——一个纯属象征性的职务——他在整个内战期间一直留在首都，几乎完全置身于党派斗争的漩涡之外。他是一位典型的和平人士，曾于一九三七年六月作为阿萨尼亚总统的使者出席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的加冕典礼，（58）向英国人传达了总统关于通过谈判结束内战的愿望。尽管在战前以及内战的前两年与卡瓦列罗派和普列托派社会党人不和，然而，随着战事的缓慢变化以及对于和平的强烈呼声逐渐形成压倒之势，他获得了巨大的威信和声望。当卡萨多请求他予以合作时，他回答道，他将“无条件”支持卡萨多，但“只是为了实现和平”。[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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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萨多最重要的盟友是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马德里的地方组织以及西普里亚诺·梅拉指挥的第四军，政变的成功有赖于它们。“尽管共产党的力量不断增强并且大有吞噬自由主义运动之［704］势，”著名的西班牙历史学家和文学人士路易斯·罗梅罗写道，“[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仍然保持着一定的活力，它们的队伍没有受到开小差的困扰，而开小差已使社会党和资产阶级共和派深受其害，这些党派被内格林富于个人色彩的政策所诱惑，它们不是壮大了西班牙共产党的队伍，就是被纳入共产党的轨道。……在卡萨多与自由主义运动之间……惺惺相惜之情油然而生，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上校与共产党人的对立。”[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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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萨多与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关系中，特别重要的是他与西普里亚诺·梅拉的和谐默契。正如我们在前面某一章所看到的那样，梅拉早已放弃了其反对纪律和军事化的传统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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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罗梅罗说：“西普里亚诺·梅拉[是]从民兵队伍中成长起来的最著名的指挥官，是西班牙人民——真正而不幸的西班牙人民——的历史中不时涌现出来的具有独特个性的人物之一。由于梅拉的自由主义信仰，没有什么知名作家为他撰写过令人满意的传记，他可能也不希望有。[14]他也没有像另一些人那样受到天花乱坠的宣传。他生于一八九六年，尽管年龄并不大，寥寥几幅发表过的照片上显示的却是一张饱经沧桑的面孔，由于劳动艰苦，生活贫困，历尽苦难，他的脸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不过，激励着他的理想使他容光焕发。”[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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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同一本书前面的段落中，罗梅罗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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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之前，西普里亚诺·梅拉……曾经担任建筑工人工会的书记。由于大家公认其为人正直，他逐渐在民兵队伍中脱颖而出，一直晋成为指挥镇守瓜达拉哈拉和昆卡前线的第四军的中校军官。作为一个专业泥瓦匠，一个几乎没有什么文化的人，他成功地把显示出忠诚的职业军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为了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他潜心研究军事技术，因为他知道，与敌军作战最重要的是拥有一支作战的军队。像我国过去那些深受民众拥护的杰出领导人一样，他是一个具有军事天赋的勇敢好斗而又清心寡欲的理想主义者。第四军主要由自由主义运动成员所组成，但是，梅拉坚决要求自己和部下严守纪律。……尽管卡萨多与梅拉的家庭出身完全不同，……但是，他们在军事观点、对战局发展的看法以及严于律己的行为方面非常一致。……他们彼此尊重，因此，在这两个分别来自职业军队和民兵武装的军人之间，产生了一种基于相互信任的友谊。[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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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他们怀疑抵抗政策的合理性。我们已经看到，卡萨多在二月十二日与内格林会见时并未掩饰自己的悲观。内格林对法国将会允许存放在法国的战争物资和扣押在法国的士兵重返西班牙所抱有的模糊希望也没有对他产生影响。在二月底与内格林进行的一次类似的没有结果的会见中，西普里亚诺·梅拉同样表达了悲观的看法。有必要把与梅拉有关的谈话内容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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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拉：你非常清楚，内格林先生，留在法国的士兵不会回来，法［705］国当局控制的武器也不会重新运回西班牙。此外，你还清楚，没有哪国政府愿意帮助我们，我们也不可能收到来自任何国家的武器。……由于失去了加泰罗尼亚地区，我们的悲惨处境变得更加糟糕了，因为我们再也不能指望它的工业，也不能依靠埃布罗河流域的部队和东路军的支援了，它们已被彻底消灭。我们中路军仍然完好无损并严阵以待，但是，我们没有必要的武器装备，而且已经几个月伙食供应不足了。……由于老百姓的失败主义情绪和共和国政府——如果它实际上还存在的话——的瘫痪，部队的士气持续低落。你必须意识到，我比正常情况下更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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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格林：……我已经尽一切可能准备与敌人进行谈判，包括请求英国政府充当调停人，但没有达到任何目的。因此，除了全力进行抵抗之外没有别的政策可行。为了执行这一政策，我们还有数以千计的大炮、机关枪和迫击炮，五百多架飞机以及大量各种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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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拉：可是，内格林先生，这么多战争物资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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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格林：在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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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拉：噢，当然，在法国。但我们是在西班牙。你真的相信你能把它们运到马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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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格林：我认为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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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拉：你说你“认为是这样的”，这意味着你也不是很有把握。[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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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地区的绝大多数自由主义运动成员具有与梅拉同样的担忧。在二月底于马德里举行的一次全国劳工联合会特别全体会议上，这种担忧显而易见。无政府工团主义报纸《全国劳工联合会报》的负责人何塞·加西亚·普拉达斯出席了会议，并且尽管语焉不详，他还完全公开地向我们说明了会议的情况以及全国劳工联合会马德里地区领导人随后的活动。他描述了普遍存在的担忧情绪：“我们认为形势非常糟糕，以致看来抵抗与和解都不可能。”大家一致同意，必须防止“出现马拉加、桑坦德、阿斯图里亚斯和加泰罗尼亚那样的情况：绝望和恐慌所导致的疯狂使我们后方因担心军事惨败而发生混乱”。[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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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彻底崩溃，会议决定建立一个由军队、警察和宣传部门组成的具有“特别权力”的地方防务委员会。委员会成员包括书记爱德华多·巴尔和曼努埃尔·冈萨雷斯·马林、曼努埃尔·萨尔加多、曼努埃尔·阿米尔、何塞·加西亚·普拉达斯，均为马德里地方组织中著名的全国劳工联合会积极分子。“两三天后我与巴尔和阿米尔交谈。”加西亚·普拉达斯说，“我告诉他们，我们正在失去时机……我们正在冒险，内格林和共产党人蠢蠢欲动，可能准备镇压我们……一场军事政变即将发生，因此，除非我们先发制人，否则我们将为人所制。”[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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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最担心的事情是西班牙共产党抢先［706］发动政变，因为，读者应当记得，共产党人控制着组成卡萨多的中路军的四个军中的三个军。据加西亚·普拉达斯说，全国劳工联合会地方防务委员会向卡萨多提出这个问题以便决定“起义的方法，起义正变得一天比一天更加迫切和不可避免”。[20]委员会还与其他党派组织的领导人接触。“我们与何塞·德尔·里奥以及共和联盟的其他领导人——他们为他们的头头迭戈·马丁内斯·巴里奥先生[留在法国]的行为感到羞耻——进行协商，我们就所有问题达成一致。我们还与左翼共和派在马德里的代表进行了同样的协商，他们不能原谅阿萨尼亚的辞职及其发表的哀怨、虚伪的声明。两个党派的成员讲述了关于内格林的可怕事情，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推翻他。”委员会还会见了社会党最大的地方组织马德里社会主义者团体领导人伊拉里奥·德拉·克鲁斯和戈麦斯·埃希多。“他们认为我们正在走向一场灾难，没有什么人和物将在这场灾难中幸存。……他们表示他们毫无保留地赞成我们的计划，并且小心翼翼地鼓动我们举行一场他们没有办法举行的起义。……他们在我们自由主义运动身上看到了唯一一支能够成功举行一场起义的力量。……巴尔和萨尔加多每天与卡萨多通话两三次，把我们的决定告诉他，在通话的过程中，他们制订出起义计划的所有细节。塞希斯孟多[·卡萨多]——我们叫他塞希斯——负责联络我们认为有必要联络的军方领导人。由于他的专业才能，他的共和国资历，他的敏锐和聪颖，他对所有反对人民和破坏反法西斯阵营团结的阴谋诡计的抵制，他在军方领导人中享有崇高的威望。”[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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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卡萨多上校一直在与佛朗哥将军派到马德里的情报人员进行结束内战的秘密谈判，已经取得初步的进展。深受人们尊重的军事历史学家何塞·曼努埃尔·马丁内斯·班德上校记述了谈判的过程，他在马德里的军事历史部门查阅了民族主义方面的有关文件。[22]下面对一直进行到一九三九年三月第一周的谈判过程的简要描述，完全建立在上校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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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身为民族主义情报机构宪兵情报局（SIPM）特工的马德里大学教授胡里奥·帕拉西奥斯的一份报告，一九三九年一月底，同为大学教授的宪兵情报局特工安东尼奥·德·卢纳接到一项特殊的任务，“试探卡萨多上校的想法”。很快，在一次试图把卡萨多争取过来的过程中，这名特工告诉他，“佛朗哥将军愿意向放下武器以及没有犯过普通罪行的军人提供安全保证”。[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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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一日，帕拉西奥斯收到了卡萨多对这一姿态的简要答复：“知悉，同意，越快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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