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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在我们心中：西班牙内战中的美国人，1936-19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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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眼泪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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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万西班牙人哭泣着，欢呼着，挥舞着双手，将鲜花、五彩纸屑和写着感谢话语的字条扔向他们。人们站在拥挤的人行道上，趴在道路两旁建筑物的窗边，站在悬挂着国旗的拥挤阳台上，有些人爬上了路边的梧桐树和街灯，在上面摇摇晃晃地倚靠着。[1]这是1938年10月28日，来自国际纵队的2500名残兵[2]正沿着对角线大街（Diagonal）——这是巴塞罗那的一条宽阔主街——行进，他们要将这场阅兵当作一场正式告别。在这条林荫大道的两旁，四处的标牌上写着志愿兵们曾经参加过的战役的名字。国际纵队的士兵们经历过太多次战火的洗礼了，在国际纵队，士兵的死亡率是共和军其他部队的三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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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身在西班牙的国际志愿兵中很多人都还躺在医院，但这支由来自26个不同国家的人们组成的队伍最终还是完成了阅兵。从上往下看去，队伍中面容憔悴的士兵们被为他们喝彩的人群遮挡得严严实实，几乎很难被人看到。在参加阅兵的200多名美国人中，除了少数来自医疗分遣队的护士，剩下的都是男性，他们身上穿着寒酸破旧的军装，脚上穿着不成对的鞋袜，右肩膀上挎着背包。他们九个人一排地向前走，不时会踏进及踝深的花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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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在学打仗之前没学过怎么进行阅兵……他们的步伐和队形似乎都跟不上趟。”赫伯特·马修斯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当天就在巴塞罗那，但《纽约时报》没有刊登他发回的夸张报道，这也很好理解，因为他无视现实地在报道中写道，国际志愿兵们“以无敌的姿态离开，埃布罗河战役是他们最后的胜利”。[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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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城市街道行军的时候，志愿兵们能看到化为残垣断壁的建筑和表皮脱落的公寓住宅，这些都是墨索里尼在这一年早些时候发动的猛烈空袭的铁证。共和军的战斗机从人们头顶飞过，提防敌军发动新的空袭。乐队演奏着军乐，但几乎没人能够听见。“女人和孩子们扑进了我们的怀抱，”一名纽约来的志愿兵回忆道，“他们管我们叫儿子，叫哥哥，嘴里喊着‘一定要回来’……我从未经历过这样的场面……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场的男子汉们都是坚强的战士，有一个算一个，他们全都哭了。”米尔顿·罗伯逊（Milton Robertson）是名医学生，在埃布罗河负伤，当时，他就在由专程从医院赶来参加阅兵的人们组成的队伍当中。“人们欢呼的吼声持续不断，”他在第二天给家里的信中写道，“就像永不停息、翻涌不止的海浪……有个小男孩，九或十岁的样子，站在角落里，眼泪从他脏兮兮的小脸上淌了下来，泪痕成了两条黑杠儿。看到我们的卡车开过来，看到我们身上的绷带，他冲了过来，跑向卡车，在我两边脸颊上各亲了一口。亲他的时候，我尝到了眼泪的味道。”[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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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队伍停止前进，站好队形，现场演奏了西班牙共和国国歌，共和国的各位领袖发表了讲话。饱含激情的总理内格林向志愿兵许诺，只要在战后重返西班牙，他们就将被授予西班牙国籍。在他之后，这个国家最伟大的演说家，“热情之花”多洛蕾斯·伊巴露丽站到了演讲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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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们！妇女们！”她以此作为开场，“有朝一日，历经岁月流转，战争的伤口已经愈合……有朝一日，当每个西班牙人都能同样感受到生在一个自由国度的荣耀——到时候，请告诉你们的孩子。告诉他们国际纵队的事迹，告诉他们，这些人，是怎样漂洋过海，翻山越岭，穿过刺刀把守的国境线，来到我们的身边，成为捍卫我们自由的十字军战士的。他们放弃了一切，他们的挚爱，他们的祖国、家园和财富……他们来到这里，并告诉我们：‘我们在这里，你们的事业，西班牙的事业，就是我们自己的事业。’此刻，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成千上万人，已长眠在西班牙的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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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她对志愿兵们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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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纵队的同志们！政治上和国家间的一些原因使你们要离开出这个国家，有些人将回到自己的祖国，其他人则要被迫流亡。你们可以带着骄傲离开。你们就是历史。你们就是传奇。你们是民主主义广泛联结和团结一致的高尚例证。我们绝不会将你们忘记，当西班牙共和国最终取得胜利之时，当和平的橄榄树生出新芽之时，到时候——记得回来！”[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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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之花”的讲话成了传奇与历史，被后世作品引用，被镌刻在纪念碑上。这场对国际纵队的告别演说标志着一段几乎前所未有的时期的终结。从来也没有过如此之多的人，来自不同国家，忤逆母国政府的意志，为了心中的信念，来到异国他乡为之战斗。一份英国报纸在报道中一本正经地写道：“就连黑人志愿兵也得到了人们的亲吻。”每一个当天身在巴塞罗那的人都将对这一天铭记终生。“这是属于我们的一天，”约翰·盖茨写道，“女人们冲进我们的队伍亲我们。男人们与我们握手，拥抱。孩子们骑上了我们的肩头。”[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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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志愿兵们在巴塞罗那街头行进的时候，海明威与盖尔霍恩正身在巴黎，虽然没有采访任务，他们依然最后一次踏上了前往西班牙的旅途。共和国政府将国际纵队撤出的消息对海明威打击巨大。“他一向把自己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可在西班牙内战期间，这一惯例被打破了，在他一生当中，这是唯一一次。”盖尔霍恩后来说。在他们巴黎酒店的房间里，盖尔霍恩发现海明威靠在墙上，嘴里不断地喃喃自语：“他们不能这么做！他们不能这么做！”[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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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她唯一一次见到海明威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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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到如今，已经没有什么能拯救共和军在埃布罗河西岸辛苦夺下的桥头堡了。国民军此时的兵力已高达百万，令人数处于劣势的共和军不断后撤。德国的斯图卡轰炸机在成群结队的士兵挤成一团准备撤退过桥时对他们持续进行俯冲轰炸。告别游行结束数星期后，共和军士兵炸毁了最后一座浮桥。随着雪花代替了夏季难忍的酷暑，为期113天的埃布罗河战役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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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四个月的时间里，拥挤在桥头堡的共和军士兵平均每天要遭到13500发炮弹的轰击。根据估算，共和军的死亡人数高达30000余人。[9]伤者的数字一如既往地大得多。国民军炮兵部队这些天动用的火力强度是自一战以来最高的。以后几十年里，在当地生活的西班牙农民还将会因在耕地时不小心碰到或是用铲子不小心挖到尚未爆炸的炮弹而被炸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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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尼黑会议结束后，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佛朗哥已经清楚地看到了前方通往胜利的道路。之前，希特勒并不急于让西班牙内战尽早结束，因为这场战争能够将西方各国的注意力从他对东方的勃勃野心上分散开。如今，慕尼黑会议令希特勒底气十足，既然佛朗哥给予了德国其他任何外国公司都无法得到的采矿特许权，希特勒就又向国民军输送了大批新式武器装备作为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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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并不是慕尼黑协定的缔约国。罗斯福总统还在继续释放信号，暗示人们他将重新考虑对西班牙的军售问题。在大量就此问题向他展开游说的信件中，有一封是这样写的：“看在上帝的份儿上！解除对西班牙的武器禁运吧，看看在我们身上都发生了些什么！”[10]信的署名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幽灵”。然而，经过了随后举行的1938年中期选举，民主党在众议院的席位丢掉了超过70个，在这些落选议员中，有些正是西班牙共和国最坚定的支持者。罗斯福不想因为冒险对美国对外政策的改弦更张而进一步丧失在选民中的支持。当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也改变了对此问题的看法后，在她写给玛莎·盖尔霍恩的一系列个人语气亲切友好、谈到政治却有所保留的信件中，罗斯福所担忧的，便是她想要表达的唯一观点。“亲爱的马蒂，”她在信中写道，“我不单看了你的报道，还把报道拿给总统看。我希望有一天你能写一些看完不让人觉得那么惭愧的东西。”[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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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之花”向国际纵队发表告别演说两星期后，佛朗哥的德国盟友释放出了信号，向世人展示了纳粹统治下的欧洲将面临的遭遇。11月9日夜，纳粹冲锋队[12]同时在德国、奥地利以及如今已由希特勒控制的捷克斯洛伐克占领区发起行动，袭击了超过1000座犹太教堂和7000处犹太人拥有的商业设施。他们到处放火，用斧子和大锤打破那些建筑的窗户，并杀害了超过90名犹太人。犹太人的民宅、学校和医院遭到肆意破坏，犹太公墓的墓碑要么被砸得粉碎，要么被连根拔起。满脸狞笑的纳粹分子将犹太教祈祷书和写有经典的卷轴尽数投入火堆当中。在这个由于碎玻璃碴随处可见、拥有几个世纪历史的犹太教教堂安装的彩色玻璃也未能幸免而被后世称作“Kristallnacht”（水晶之夜）的晚上，消防部门接到命令，任由建筑物燃起的大火肆虐，只有在邻近的“雅利安人”财产受到威胁时，他们才能去灭火。几天以后，所有犹太儿童被禁止进入德国学校就读，大约30000名犹太人被运往设在达豪（Dachau）及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等地的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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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六个星期，在一个飘雪的清晨，佛朗哥发动了他的最后一次攻势。他的陆军此时拥有大量德国军械装备，空军则在400名经德国训练的飞行员和他们从秃鹰军团接收的梅塞施米特战斗机的武装下力量得到进一步增强。内格林孤注一掷前往巴黎，恳请法国外交部部长以及英美两国的驻法大使能够对西班牙共和国提供援助，结果无功而返。内格林也一直在试图通过梵蒂冈的罗马教廷和其他渠道与佛朗哥妥协求和，但佛朗哥对此不感兴趣。对于减少由战争导致的伤亡，佛朗哥同样不感兴趣。当英国派出特使劝说双方停火时，西班牙共和国爽快地同意了，并在大约四个月的时间里命令部队停止了一切军事行动。而在关押着多达数千名正面临死刑的政治犯的国民军方面，同样的建议却遭到了拒绝。[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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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步枪到飞机无不严重短缺的西班牙共和国派出空军司令前往莫斯科请求支援。尽管已基本对西班牙丧失了兴趣，斯大林还是对西班牙共和国即将战败的前景表现出了关切，并向后者提供了一批军火。由于地中海直航航线依旧危机四伏，运输船不得不先前往一座法国港口进行货物中转。法方故意延迟了这批武器的交货，直到一切为时已晚，才将货物发出。当一名共和军军官最终来到位于法西边境一片空地上的交货地点检查货物时，他发现这批穿越边境送达的武器中竟然还有分解完毕的苏联新型战斗机和轰炸机。但此时此刻，西班牙共和国已经没有一座属于他们的飞机场能让他们将这些飞机组装完成了；同时，他们也没有足够多幸存的飞行员驾驶它们了。[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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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德里，普通居民每日摄入的食物热量不到800卡路里。由于没有煤炭，冻得瑟瑟发抖的老百姓只能拆掉家具、门和窗，与树枝一起扔进壁炉燃烧取暖，公寓里的照明要靠蜡烛。新招募的士兵被告知他们需要自己携带靴子与毛毯。在巴塞罗那，难民数量急剧膨胀，坏血病肆虐，官方提供的每日口粮是3.5盎司小扁豆。幸运些的人也许还能找到一小条干鳕鱼果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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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赫伯特·马修斯的报道中，这些物资匮乏的局面却很少出现。“大体上，这里的人们并未感到灰心丧气。”1939年1月1日，马修斯在巴塞罗那这样写道。而当他不得不对共和军在两周之后进行的另一次撤退行动进行报道时，撤退则是“迅速且高效的”。那之后又过了几天，他终于不得不承认共和军失去了对几座城镇的控制。但他坚称，共和军的士气“看起来很不错……这里没有人怀疑政府是否具备继续坚持抵抗许多个月的能力”。而当国民军部队不断迫近巴塞罗那时，他在1月25日发送给《纽约时报》的文章中提醒读者，1936年的时候，共和军曾经“在马德里创造过奇迹，也许这次他们还能创造另一个”。[15]结果就在第二天，佛朗哥的部队进入了巴塞罗那外围的几个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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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座加泰罗尼亚的首府城市，人们正忙着毁掉一切可能招致国民军报复的物证，撕得粉碎的党员证和工会证纸屑丢得满街都是。成千上万人带着行李箱和成捆的衣物逃向了法国边境，运气好些的人则坐着汽车逃命。20000名因伤无法离开城市的共和军士兵此刻最为恐惧，因为他们缺胳膊少腿的样子和弹片造成的伤疤将成为向佛朗哥的军队出卖自己的铁证。“我永远都忘不了那些从瓦尔卡卡医院（Vallcarca hospital）爬出来的伤兵的样子，”一名女士这样写道，“他们的身体残缺不全，缠着绷带，上身半裸，尽管天寒地冻，他们还是努力往路上爬，痛苦地大喊着，乞求不要扔下他们……没有腿的人在地上爬，少了一只胳膊的人举起另一只拳头紧握的胳膊，年纪小的吓得痛哭流涕，年纪大的则愤怒地高声咆哮，诅咒着我们这些自己逃命而抛弃了他们的人。”[16]不过，就算有机会加入迈着沉重步伐逃向法国的队伍当中，他们的下场或许也不会好到哪儿去。就在暴雪和冻雨肆虐过程中，衣衫褴褛的人们组成的庞大队伍遭到了国民军飞机残忍的轰炸和扫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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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领巴塞罗那后，国民军首先来到城中一座位于大广场的教堂进行跪地祷告，久违的钟声在教堂响起。随后，他们开始了为期数天、肆无忌惮的洗劫。玛莎·盖尔霍恩在写给埃莉诺·罗斯福的信中说，巴塞罗那的失守，“就像家中有人死去一样，而且只比那感觉更糟”。国际纵队三个月前曾经走过的大街被重新命名为大元帅大道（Avenida del Generalissmo）。一名国民军将军宣称，巴塞罗那是“一座罪孽深重的城市，现在，它必须受到清洗”。[17]监狱里塞满了人，禁书被成堆点燃，几千名教师丢掉了工作。与此同时，在欧洲的另一边，被慕尼黑会议的成果刺激到胃口的希特勒无视之前在会上达成的协议，派军队挺进了布拉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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